五月的陽光灑在成都北麵的新都桂湖公園，湖麵波光粼粼，柳枝輕拂水麵，泛起陣陣漣漪。那天，太座與我正好有空，臨時起意，一起坐地鐵過來。幾十年前，新都還是個縣，離成都二十多公裏，來一趟多半得坐火車，折騰半天才到。現在好了，新都已經成了成都市的一部分，從高新區出發，地鐵加一趟公交，一個多小時就能到。

踏進桂湖，陽光灑在水麵，微風吹過，人也跟著慢了下來。

夏天的桂湖有自己的熱鬧。岸邊石徑彎彎曲曲，幾座小亭子倒映在湖裏，遊人走走停停，有的拍照，有的坐下歇腳，整個地方都慢了下來。荷花開得正旺，綠葉鋪滿湖麵，粉白花點綴其中，風一吹，水麵亮閃閃的。湖邊常常有幾群老人，吹拉彈唱，唱老歌、跳小舞，很是熱鬧，好像整個湖都跟著節奏動起來。

長廊裏掛著一些有意思的匾文，有的寫著“讀書養心”，有的調侃“走累了歇歇腳”，走在裏麵忍不住會心一笑。

桂湖不大，但湖光樹影、古樹花香，讓這裏成了新都人最喜歡的去處。夏天的陽光、荷香、歌聲，再加上長廊裏的趣味匾文，讓人覺得既安靜又熱鬧，是個能慢慢走、慢慢坐、慢慢看世界的地方。坐在湖邊，看著人來人往，聽著歌聲和風聲，微風帶來荷香和笑聲，整個夏天仿佛都被溫柔地裝進了桂湖裏，讓人真切感受到這片湖不僅是風景，更是新都人生活裏的溫暖所在。

桂湖的文化底蘊，從明代狀元楊升庵（楊慎）開始便深深植根於此。楊升庵，字用修，號升庵，新都人，正德年間中狀元，官至翰林院修撰，是明代三才子之一。他博覽群書、通曉經史，著述極豐，其中《臨江仙》為《三國演義》開篇詞，更是千古傳頌的佳作：“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他的才情與正直，使他卷入“大禮議”，被貶雲南戍邊三十年。即便身處困頓，他仍潛心治學，著述等身，推動滇地教育文化發展，成為後世學者景仰的楷模。

桂湖原為楊升庵的書苑，他沿湖遍植桂樹，建祠立亭，園林典雅而不失氣度。尤其是湖畔那兩株紫藤樹，堪稱桂湖的靈魂：一株為“五百年古藤”，據傳是楊升庵衣錦還鄉時親手栽下，主幹粗壯，枝蔓蔓延成百米長廊，覆蓋麵積四百二十平方米；另一株約二百年，是後人為紀念才女妻子黃娥而種，被譽為“夫妻紫藤”，二株相對而立，仿佛佳偶長伴。春日花開，紫藤如瀑垂下，香氣清雅；夏日綠意盎然，蔓延成蔭；秋冬則落葉滿地，仍舊幽靜而有生命力。桂湖不僅是園林，更是文化的沉澱，是新都學子與文人的精神象征。

楊升庵一生立誌“好學窮理”，他對學問的執著和人格的高潔，成為桂湖文化的重要精神內核。新都升庵中學便以其精神為校訓，提醒後來者：無論身處何境，心中應常懷一份對學問與品格的尊重。湖水潺潺，紫藤長廊下的石徑，仿佛依舊回蕩著楊升庵講學與書寫的回聲，讓人感受到一種跨越數百年的文化共鳴。

行走湖邊，舉頭四望，突然，王銘章將軍墓碑映入眼簾。桂湖水麵在晨霧中輕輕蕩漾，似乎映照著曆史的身影，也承載著英烈精神的寄托。王銘章將軍，1893年生於新都，字之鍾，少年聰慧，早年參加保路運動，立誌振興中華。考入成都四川陸軍小學堂第五期之後，師從一代宗師劉客舟、官榮三，與日後的中共元帥劉伯承、朱德等同為榮州招鳳山內丹功宏道學會會友。其後升入川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逐步晉升，成為國民革命軍第41軍第122師師長。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王銘章毅然請纓，率部出川抗日。他所在的第41軍與第45軍、第47軍組成第一縱隊，沿川陝公路開赴前線。在徐州會戰中，他被任命為前方總指揮，堅守滕縣（今山東滕州），誓死保衛，爭取寶貴時間為台兒莊大捷奠基。1938年3月14日，滕縣保衛戰爆發，王銘章指揮官兵奮戰兩天兩夜，親自登上城牆指揮反擊，不幸中彈殉國。滕縣失守後，部隊官兵大多數戰至最後一刻，以手榴彈自盡，誓不投降。百萬莊大俠高度評價的電影《血戰台兒莊》中，有王銘章與日寇決戰的慘烈畫麵，充分展示了王將軍英勇抗敵舍身殉國的壯烈場景。

王銘章遺像（網絡圖片）

王銘章將軍以身殉國後，忠骸自滕縣運抵徐州，再經徐州輾轉至武漢，最後到達四川成都。國共兩黨均派代表前來悼念，撰贈挽聯，社會民眾路祭絡繹不絕，英、法在長江上的船舶都下半旗，鳴炮致哀致敬。1938年6月15日，成都八萬多人到牛市口迎接亡靈，8月30日將忠骨運至新都安葬。次日在新都舉行數萬人公祭，數架飛機在空中散發宣傳他事跡的傳單。事後在成都少城公園（即今日的人民公園）鑄造了將軍騎馬銅像，表達了四川人民對抗日英雄的崇敬。遺憾的是，這座寶貴的雕像在文革中被紅衛兵砸毀。

王銘章將軍雕像（網絡圖片）

蔣介石追贈王銘章為陸軍上將，並題寫挽聯：“執幹戈以衛邦家，壯士不還，拚將忠誠垂宇宙；聞鼙鼓而思將帥，國殤同哭，忍標遺像肅清高。”毛澤東也題寫挽聯：“奮戰守孤城，視死如歸，是革命軍人本色；決心殲強敵，以身殉國，為中華民族爭光。”國共兩黨領袖同時為王銘章將軍題寫挽聯，極為罕見，彰顯王銘章忠誠與英勇的崇高評價。桂湖石徑與湖水，仿佛默默銘記這份不朽的忠烈。

王銘章將軍的遺孀葉亞華生活軌跡卻充滿坎坷。40年代後期她享受著烈士遺霜的美譽與待遇，在解放後卻成了反革命家屬，所有的待遇全部取消並被宣布5項罪狀，與子女經曆了流離失所的困境。葉亞華1951年帶著兒子王道綱潤往澳門，謀生困難，不得已在街頭乞討，並寫下“我是抗日名將王銘章遺孀”的字句，引起社會關注。蔣介石得知後，急忙安排人將其接往台灣。到台灣後，四川大學畢業的葉亞華擔任了空軍文學課程的教官，軍銜是準尉。

葉亞華舊照（網絡圖片）

1984年9月1日，四川省政府追認王銘章為革命烈士，14日，中國民政部對其遺屬頒發了烈士證書。2005年，年近百歲的葉亞華和兒子王道綱返回四川成都定居。2009年，王銘章的子孫一行14人來到成都大邑縣建川博物館，代表王銘章98歲高齡的遺孀葉亞華向博物館捐贈了7塊從台灣帶回來的詞匾，其中3塊有蔣介石的親筆題詞，分別書寫“民族光榮”、“死重泰山”、“烈比睢陽”。

（網絡圖片）

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先生與葉亞華在博物館（網絡圖片）

建川博物館（網絡圖片）

桂湖邊的古藤低垂，湖水微波蕩漾，一尊田家英的雕像悄然隱現。田家英，原名曾正昌，1922年冬天誕生於成都一個普通商人家庭，自幼聰慧好學，沉迷於文史典籍。少年時期，他就展現出敏銳的思考力與卓越的文字能力。抗戰開始，田家英踏入延安，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與任教。他在延安的歲月，是學術磨礪與思想升華的時期：課堂講授、文稿整理、與核心領導交流，他逐漸顯露才華與忠誠。建國後，他被調入中共中央辦公廳，主持整理毛澤東文稿、編纂《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曾稱他“像肚子裏的蛔蟲”，亦即他能從老大平日裏的隻言片語和零碎閑話中精準揣摩思想意圖，並將其轉化為嚴謹文字，把複雜表述化為條理清晰的篇章。田家英最為人稱道的是，針對最高領導發動的大躍進運動導致農村餓死數千萬農民，經深入調查之後於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與李銳周小舟等共同向聖上進言，憂國憂民，冒死相諫。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田家英因長期掌握大量機密文稿而被懷疑思想複雜，遭遇不公待遇。5月中央辦公廳的戚本禹帶人來到他的住所，強令他24小時之內搬出中南海。麵對高壓與指控，他無處申辯。5月23日清晨，44歲的田家英在家中自縊身亡。他的才華、忠誠和努力，在政治風暴中化為永恒的沉默。他的人生，折射出那個年代知識分子命運的曲折與無常。成都少年走到紅色心髒，最終卻死於革命內部的鬥爭，這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注腳。（戚本禹幾天以後進入5月28日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第2年在人民日報發表批判劉少奇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成為大紅人，不過很快被老毛拋棄。）

由於工作關係，家父曾與田家英交往頻繁，兩人性格相近成為好友。得知噩耗，父親仰天長歎，既感歎時代的無常，也慶幸自己文革前已被貶至成都，躲過北京的瘋狂局麵。桂湖湖水輕輕蕩漾，古藤低聲搖曳，仿佛在為田家英默哀，也守護著他的精神與才華。

田家英的兒子曾毅，1969年從北京下鄉插隊到四川農村，70年代初招工至成都一家工廠，其地址就在如今的寬窄巷子附近。該工廠生活設施非常簡陋，其洗澡間沒有明確的男女之分，而是隔成不同的時段分期進入。曾毅有一天在錯誤的時間進入到了浴室，造成很大的尷尬，雖然及時地退出，但是仍然在全廠引起軒然大波。背後的指指點點以及當麵的明嘲暗諷，讓曾毅難以承受。幾天以後，他選擇了走與父親相同的道路，一根繩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曾毅的母親董邊時任中國婦聯副主席，聞訊急忙趕來成都。第一時間來到我家，和家父談起此事憤憤不平。老公去世，兒子又以相同的方式去世，老人家沒法接受。當時誓言要與工廠討個說法，爭回公道，其結果卻是不了了之。

桂湖的湖水靜謐而深遠，微風吹過，水麵泛起粼粼波光，映照著曆史的影子。古藤沿湖蜿蜒成長廊，每一株古藤、每一片桂葉，都看過歲月，也裝過那些曾在這裏生活、奮鬥、哭笑的人們的記憶。湖邊那條石徑慢慢延伸，好像帶你走進曆史深處。楊升庵的學問風骨在這裏低聲說話，田家英的才華和悲劇在這裏凝住，而王銘章的墓碑靜靜矗立，提醒人們過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