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的紀念日。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變”（又稱沈陽事變、奉天事變、盛京事變、滿洲事變等）是由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沈陽柳條湖一帶蓄意製造的軍事衝突。日軍以炸毀南滿鐵路為借口，嫁禍中國軍隊，隨後悍然發動對中國東北的全麵進攻。
1946年5月，二戰結束後的第二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在日本東京正式開庭，對28名日本高級軍事與政府官員進行審判。這些被告被指控犯有戰爭罪、反人類罪等嚴重罪行，此次審判史稱“東京審判”。
被起訴的甲級戰犯包括戰爭期間擔任日本首相的東條英機（Hideki Tojo）、曾指揮南京大屠殺的中支那方麵軍司令官鬆井石根（Iwane Matsui）、以及被稱為“中國通”的前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Doihara Kenji）等重要人物。
在日本二戰時期，有一位極具爭議的人物——石原莞爾。他不僅是“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劃者，更是偽滿洲國的核心構建者之一。然而，令人費解的是，這樣一位深度介入侵華戰爭早期的重要人物，卻並未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起訴。他本人對此也深感疑惑，曾坦言：“我要說的話堆積如山……‘滿洲事變’的策劃者就是我石原！但為什麽我不是戰犯！這一點也不符合邏輯！”
石原莞爾1889年出生於日本山形縣一個武士家庭，父親是當地警察署的署長，他自幼接受儒學與軍國教育，深受“忠君愛國”思想影響。
學校期間，他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1905年，他進入仙台陸軍地方幼年學校學習並以第三名的成績畢業；1907年他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以第六名的成績畢業；1915年，他進入日本“將軍的搖籃”陸軍大學。這所學校招生極其嚴苛，平均每年僅僅有54人左右畢業，而他在陸軍大學畢業是第二名。
但在老師和同學的眼中，他不是學霸而是一個異類。他不愛聽老師講課，喜歡讀與考試無關的書籍，到處閑聊，甚至開設賭局坐莊。他的性格惹來了一些麻煩，據稱他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成績是第三名，但因為他和教官的關係不好而扣了品行分，變成了第六名。
1918年，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兩年，他被派往漢口的華中派遣隊司令部，上司就是後來一同策劃九一八事變的板垣征四郎。不久，並被派往德國研究軍事戰略與歐洲戰史。在歐洲的軍事學習生涯讓他認識到，未來戰爭將不再是局部衝突，而是全方位、全社會總動員的現代戰爭。他成為二戰前日本陸軍中最具戰略頭腦、思想最為複雜的一位日軍將領。
他開始思考所謂“東亞應如何在未來的世界秩序中生存”的理論，這為其後來構建“世界最終戰爭論”埋下了伏筆。在他的“世界最終戰爭論”中，他相信世界將不可避免地爆發一場終極性的大戰，這場戰爭將在“正義的東方”（日本）與“物質腐化的西方列強”（美國）之間展開。為了戰勝西方列強，日本必須團結亞洲、擺脫西方殖民壓迫，實現所謂“東亞共榮”。
1928年，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策劃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奉係軍閥張作霖，隨即被解職，臨行前推薦了石原莞爾到滿洲關東軍任作戰主任參謀（中佐）。不久，板垣征四郎也被調到關東軍任關東軍高級參謀。
石原莞爾在曆史上最具決定性的行動，是他策劃並主導的1931年的918事變。其實，當時的日本政府和日本軍方高層並沒有侵占中國東北的命令。
但石原莞爾深信：“滿洲是日本未來大戰的後方基地。” 他認為，麵積是日本國土3倍的滿洲是一塊沃土，為了獲得緩衝地帶，提高日本的生產力，他主張日本必須盡快完成對滿洲的控製，為日後與蘇聯、美國進行“世界最終戰爭”做準備。
當年張學良他手下有四十萬東北軍，裝備也較為精良。而日本關東軍僅有一萬餘人。但石原莞爾卻說：“對付張學良沒什麽難度，戰爭一旦開始，兩天不到就能占領奉天！”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秘密炸毀南滿鐵路柳條湖段，並製造中國軍隊破壞鐵路的證據。日本關東軍以此為借口，在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等人的勸說下，當年擔任關東軍司令僅1個月的本莊繁中將命令關東軍攻擊沈陽北大營，九一八事變因此爆發。
事變發生當夜，張學良命令東北軍“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裏，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張學良曾經事後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占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張學良：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與蔣介石無關
原本被石原莞爾自誇為“兩日攻占”的奉天，其實用了十幾個小時就淪陷了。 關東軍用短短不到3個月的時間，就占領了東北大部分地區。
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兩人的行動未經東京批準，卻迅速占領了整個中國東北。1932年3月1日，偽“滿洲國”正式成立，溥儀成為“國家執政”。當時的犬養毅首相當政的日本政府卻未承認滿洲國。
偽“滿洲國”成立一個月後，石原莞爾頂著“凱旋將軍”的美譽回國。他不僅晉升為陸軍大佐，還得到裕仁天皇的接見，並被授予“金雞勳章”。一時間，這位“滿洲英雄”紅遍日本列島。
九一八事變爆發期間，日本受到經濟危機影響，國會和犬養毅首相等溫和派不是被刺就是下台，以後的文職內閣政府失去權力，軍部主戰派地位上升，從此走上日本軍國主義的不歸之路。
1935年8月至1937年9月，石原莞爾在日軍參謀本部任職，曆任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課長，參謀本部第一部部長。
他在中日全麵開戰前就預言：“如果進入戰爭狀態就一定是長期持久戰，幻想懲罰中國，數月間蔣政權就會崩潰，所以隻需要短期決戰是極大的錯誤。……中國有自古以來的高度文明，而物質生活又極為原始，各個地方有高度的自給自足的可能，這些都成為打持久戰的極為有利的條件。如果開戰，有可能逼迫中國進行決戰，但是會不會變成持久戰則主要取決於中國的意圖。”
1937年3月，石原莞爾晉升為陸軍少將。
77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石原莞爾以日軍陸軍參謀本部參謀總長的名義，對日本的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發布命令：“為防止事件的擴大，應避免進一步使用兵力。” 他極力反對對華全麵作戰，主張速戰速和，而受到日本高級官員的排擠。
他提出了辭職的請求。辭職請求沒有得到同意，而是被調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在滿洲，石原莞爾又遇見了那個被他蔑視為“上等兵”的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持續受到打壓。
1939年8月，石原莞爾晉升中將，並調任京都的陸軍第十六師團的師團長。
1941年，東條英機出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兼陸軍大臣兼軍需大臣兼參謀總長並晉升大將，並擔任執政黨大政翼讚會第2任總裁，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表性人物。
1941年12月8日，東條英機內閣對英美不宣而戰，發動太平洋戰爭。
石原莞爾戰略頭腦清晰，具有相當的前瞻性。他堅決反對中日之間爆發全麵戰爭，更反對日本對美開戰。他主張日本應集中精力鞏固滿洲，避免陷入戰爭泥潭，並對當時軍部的盲目擴張提出強烈批評。他強烈反對對美國開戰，他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的戰略冒險，最終將導致日本走向失敗。他憤怒地稱太平洋戰爭為“亡國之戰”，成為極少數在當時仍堅持“戰略克製”的軍官。
他在日本軍部內部被視為“異類”，甚至被孤立、排擠，在戰爭爆發前被調離一線，遠離權力中心。1941年3月，石原莞爾被免除師團長職務。被擠出軍界的石原莞爾在大學裏教授《國防論》。最終東條英機直接讓大學辭退他，回老家閑居。
戰後盟軍重點追責的是日本在戰爭中掌握實權、推動戰爭決策的人，而石原莞爾在中後期幾乎不具備這些條件。 “九一八事變”是他主要被質疑的曆史事件，但戰後對甲級戰犯的認定主要集中於1937年中日全麵戰爭至1945年這一階段。因為被許多人認為是“有遠見卻無實權”的異端軍人，美國占領軍當局並未將石原莞爾列入甲級戰犯的行列。與他對立的東條英機和他在918事件的同謀板垣征四郎則都於1948年被處以絞刑。
他於1949年8月15日，也就是日本天皇通過廣播發布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的紀念日，因膀胱癌病逝，終年60歲，不知是時間的巧合還是天意？
石原莞爾是一個充滿矛盾色彩的曆史人物。他在日本軍事擴張的時代洪流中，展現出複雜而鮮明的思想與行動軌跡：既是侵略戰爭的策劃者，又是戰爭結果的反思者；既主導了日本在中國的侵略行動，也試圖以“王道樂土”的理念掩飾其擴張本質。他既是加害者，也是體製的犧牲者；既是侵略者，又懷有某種理想主義情懷。正是這種矛盾與張力，使他在昭和軍國主義的曆史進程中占據了一個不可忽視、也難以簡單定性的特殊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