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七秩人生，回望與感悟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 這句古語，在2025年8月我步入古稀之年時，似乎有了新的注腳。它不再僅僅是遙遠的詩意，而是我七十年人生風雨沉澱後的真實感悟。
作為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我與共和國同成長、共命運，我的人生軌跡也與國家波瀾壯闊的曆史緊密交織。從三年困難時期的饑餓與恐慌，到“文革”十年的動蕩與迷茫；從1978年高考恢複的曙光（我考入華東化工學院，今華東理工大學），到1987年再次考研究生的激動（我考入北京醫科大學，今北京大學醫學部）；從1989年“六四事件”帶來的震撼與恐懼，到同年遠赴美國留學，開啟那段“洋插隊”般的博士生涯。這些經曆，如同一幕幕剪影，刻畫了我的七十年。
此後，我的人生跨越多個國家與文化。在美國工作生活多年後，2008年又轉赴新加坡，其間又在2006年和2016年兩次回國工作。從計劃經濟時代的三次“國家統一分配”，到後來的自由擇業與國際流動，我曾取得了四個國家的永久居留權（美國、加拿大、新加坡和中國）。
有句話說得好：“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在我這七十年裏，時代的“灰粒”不斷落下，它們既是壓頂的沉重山峰，也可能是通往遠方的坡道，指引著我不斷努力，不斷前行。而這段旅程的起點，或許正是那張看似尋常卻意義非凡的紙——戶口。
第一章：上海戶籍，我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
（一） 家庭的遷移，我的上海戶口
戶籍（或戶口）製度，這張覆蓋中國大地的無形之網，深刻影響著每個人的生存與發展權利。尤其是上海戶口，自誕生之日起，就如同稀缺的“資源型身份”，即使在七十年後的今天，它依然是無數人夢寐以求、卻難以企及的稀有資源。
上世紀50年代初，戶籍製度尚未嚴格。1954年的憲法甚至明文規定了“公民有遷徙和定居的自由”。然而，隨著農業集體化深入和城市人口的激增，1958年，《戶口登記條例》正式確立了全國戶籍製度。1960年，為應對“大躍進”帶來的嚴重城市糧食短缺，戶口管理再度收緊，全國人民被劃分為“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城鄉之間的鴻溝由此形成，成為一道橫亙在國人之間的階層分水嶺。
幸運的是，就在這道分水嶺形成之前，我的家庭完成了從“農業”到“非農業”的身份跨越，我們擁有了上海市區戶口。這在當時，無疑是一次意義非凡的“躍遷”。
我出生於1955年農曆8月，原籍在上海崇明縣（當時尚屬江蘇南通地區）。我是家中第五個孩子，在我之前有大姐、大哥和兩位姐姐。那時，父親已在上海工作多年，大哥也早早到上海上學，而母親則仍在崇明務農，和照看年幼的我們。我們在崇明有三間祖屋，母親本想翻建新瓦房，卻不料與人多勢眾的叔公家發生衝突，飽受欺壓。
母親比父親大三歲，共育有八個子女。在那醫療條件匱乏的農村，其中兩人不幸夭折。身兼農活與家務的母親，勞累操持，比實際年齡蒼老。而長期在上海的父親，風度翩翩，年輕高大又“多金”，曾一度動過在上海另娶“小老婆”，想“兩地安家、享齊人之福”的念頭。但母親堅決反對，在她的堅韌堅持下，父親最終打消了這個念頭。
1956年，母親做出了一個改變我們全家命運的決定：帶著我們幾個孩子，毅然踏上了遷往上海的旅途。那年，我們乘坐幾輛用自行車加裝木板後座的“二等車”到了崇明堡鎮碼頭，然後乘小火輪渡過長江，前往十六鋪碼頭。航行途中，在長江口時，海風驟起，母親嚴重暈船嘔吐，狼狽不堪。經過兩個多小時的顛簸，我們終於抵達了十六鋪碼頭。父親已在出口處等候，他叫了兩輛三輪車，把我們送到了靜安區康定路一幢石庫門房子的亭子間。那幾平方米的狹小空間，就是我們在上海的第一個家。
此後幾年，我們不斷搬家。1957年，我們遷至盧灣區瑞金一路聖德裏的一間十幾平米的房子，住了近十年。1959年弟弟出生後，因人口增多，房管所為我們分配了更大的空間，我們搬到了錦江飯店斜對麵的長樂路文化裏。正是在這幾次搬遷中，我的戶籍也隨之從靜安區康定路派出所遷到了盧灣區瑞金一路派出所。巧的是長樂路也屬瑞金一路派出所管轄，所以最後我的戶口一直定格在瑞金一路派出所。
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1956年我們登記戶籍時，派出所民警未分清農曆與公曆，誤將我們幾位孩子的農曆生日按公曆登記在了戶口本上。這小小的誤差，讓我的生日被正式登記為1955年8月，實際年齡比戶籍年齡小了一個多月。因此，我恰好踩過秋季入學的年齡門檻，於1962年順利讀上了小學。但也因為這個“意外”，我從小就是班裏年紀最小的學生之一。在那個留級很常見的年代，我因此常被同班的“留級大哥”欺負……但這都是後話了。
回望當年，如果沒有母親那個堅定的決定，我們一家人或許會永遠留在崇明，與城市無緣。正是因為那次艱難的遷徙，我們全家獲得了寶貴的上海市區戶口，才有了後來在教育、醫療、工作、婚姻上的無數可能性。
感恩母親，她是我人生第一個轉折點的締造者。
上海戶籍，我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 （一） 家庭的遷移，我的上海戶口
申城小學生 (2025-08-06 12:10:45) 評論 (2)引言：七秩人生，回望與感悟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 這句古語，在2025年8月我步入古稀之年時，似乎有了新的注腳。它不再僅僅是遙遠的詩意，而是我七十年人生風雨沉澱後的真實感悟。
作為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我與共和國同成長、共命運，我的人生軌跡也與國家波瀾壯闊的曆史緊密交織。從三年困難時期的饑餓與恐慌，到“文革”十年的動蕩與迷茫；從1978年高考恢複的曙光（我考入華東化工學院，今華東理工大學），到1987年再次考研究生的激動（我考入北京醫科大學，今北京大學醫學部）；從1989年“六四事件”帶來的震撼與恐懼，到同年遠赴美國留學，開啟那段“洋插隊”般的博士生涯。這些經曆，如同一幕幕剪影，刻畫了我的七十年。
此後，我的人生跨越多個國家與文化。在美國工作生活多年後，2008年又轉赴新加坡，其間又在2006年和2016年兩次回國工作。從計劃經濟時代的三次“國家統一分配”，到後來的自由擇業與國際流動，我曾取得了四個國家的永久居留權（美國、加拿大、新加坡和中國）。
有句話說得好：“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在我這七十年裏，時代的“灰粒”不斷落下，它們既是壓頂的沉重山峰，也可能是通往遠方的坡道，指引著我不斷努力，不斷前行。而這段旅程的起點，或許正是那張看似尋常卻意義非凡的紙——戶口。
第一章：上海戶籍，我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
（一） 家庭的遷移，我的上海戶口
戶籍（或戶口）製度，這張覆蓋中國大地的無形之網，深刻影響著每個人的生存與發展權利。尤其是上海戶口，自誕生之日起，就如同稀缺的“資源型身份”，即使在七十年後的今天，它依然是無數人夢寐以求、卻難以企及的稀有資源。
上世紀50年代初，戶籍製度尚未嚴格。1954年的憲法甚至明文規定了“公民有遷徙和定居的自由”。然而，隨著農業集體化深入和城市人口的激增，1958年，《戶口登記條例》正式確立了全國戶籍製度。1960年，為應對“大躍進”帶來的嚴重城市糧食短缺，戶口管理再度收緊，全國人民被劃分為“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城鄉之間的鴻溝由此形成，成為一道橫亙在國人之間的階層分水嶺。
幸運的是，就在這道分水嶺形成之前，我的家庭完成了從“農業”到“非農業”的身份跨越，我們擁有了上海市區戶口。這在當時，無疑是一次意義非凡的“躍遷”。
我出生於1955年農曆8月，原籍在上海崇明縣（當時尚屬江蘇南通地區）。我是家中第五個孩子，在我之前有大姐、大哥和兩位姐姐。那時，父親已在上海工作多年，大哥也早早到上海上學，而母親則仍在崇明務農，和照看年幼的我們。我們在崇明有三間祖屋，母親本想翻建新瓦房，卻不料與人多勢眾的叔公家發生衝突，飽受欺壓。
母親比父親大三歲，共育有八個子女。在那醫療條件匱乏的農村，其中兩人不幸夭折。身兼農活與家務的母親，勞累操持，比實際年齡蒼老。而長期在上海的父親，風度翩翩，年輕高大又“多金”，曾一度動過在上海另娶“小老婆”，想“兩地安家、享齊人之福”的念頭。但母親堅決反對，在她的堅韌堅持下，父親最終打消了這個念頭。
1956年，母親做出了一個改變我們全家命運的決定：帶著我們幾個孩子，毅然踏上了遷往上海的旅途。那年，我們乘坐幾輛用自行車加裝木板後座的“二等車”到了崇明堡鎮碼頭，然後乘小火輪渡過長江，前往十六鋪碼頭。航行途中，在長江口時，海風驟起，母親嚴重暈船嘔吐，狼狽不堪。經過兩個多小時的顛簸，我們終於抵達了十六鋪碼頭。父親已在出口處等候，他叫了兩輛三輪車，把我們送到了靜安區康定路一幢石庫門房子的亭子間。那幾平方米的狹小空間，就是我們在上海的第一個家。
此後幾年，我們不斷搬家。1957年，我們遷至盧灣區瑞金一路聖德裏的一間十幾平米的房子，住了近十年。1959年弟弟出生後，因人口增多，房管所為我們分配了更大的空間，我們搬到了錦江飯店斜對麵的長樂路文化裏。正是在這幾次搬遷中，我的戶籍也隨之從靜安區康定路派出所遷到了盧灣區瑞金一路派出所。巧的是長樂路也屬瑞金一路派出所管轄，所以最後我的戶口一直定格在瑞金一路派出所。
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1956年我們登記戶籍時，派出所民警未分清農曆與公曆，誤將我們幾位孩子的農曆生日按公曆登記在了戶口本上。這小小的誤差，讓我的生日被正式登記為1955年8月，實際年齡比戶籍年齡小了一個多月。因此，我恰好踩過秋季入學的年齡門檻，於1962年順利讀上了小學。但也因為這個“意外”，我從小就是班裏年紀最小的學生之一。在那個留級很常見的年代，我因此常被同班的“留級大哥”欺負……但這都是後話了。
回望當年，如果沒有母親那個堅定的決定，我們一家人或許會永遠留在崇明，與城市無緣。正是因為那次艱難的遷徙，我們全家獲得了寶貴的上海市區戶口，才有了後來在教育、醫療、工作、婚姻上的無數可能性。
感恩母親，她是我人生第一個轉折點的締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