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與川普從同台歡呼到對罵
馬斯克與川普同台歡呼是為買選票贏得大選獲得政權，這時候的馬斯克與川普是親密無間的，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取得美國政府的執政權。這個共同的目標是建立在一旦獲取政權之後，馬斯克與川普都是有利可圖的基礎上的，所以就聯手了。結果是達到了，獲取了美國政府的執政權。
獲取了美國政府的執政權之後，又為什麽反目成仇罵戰不休呢？是因為：川普威脅削減馬斯克相關企業的政府補貼和合同，特斯拉市值立即蒸發超1500億美元。兩人就因為一項被冠名“大而美”的法案，走向徹底反目。
利益使然，或者說目的不同，道不同，不相為謀。
《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意思是：誌向、思想或追求不同的目標的人們，就無法在一起謀劃事情，也無法合作共事。這句話強調了誌趣相投的重要性，也體現了“道”的不同，就無需強求合作的理念。
這裏的“道”指的是誌向、理想、人生觀、價值觀等。
“不相為謀”的意思是不能在一起商量、策劃，不能一起共事。
這句話常被用來比喻意見、誌趣不同的人，無法合作或相處。
《世說新語》中“管寧割席”的故事，就很好地詮釋了“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含義。管寧和華歆曾是好友，但由於兩人誌趣不同，最終管寧主動與華歆絕交。
總而言之，這句話表達了在人生道路上，誌同道合的人才能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而誌趣相異的人，即使勉強在一起，也很難取得成功，甚至會產生矛盾和衝突。
這是一個普通的道理，常見的現象。不足為奇，也無可厚非。古今中外，宗教團體，黨派甚至家庭中都可發生。
例如：一個上帝的子孫們，分為天主教，基督者，伊斯蘭教。三個子宗教中又各自分為幾個不同的派別。
又如：加拿大聯邦保守黨一分為二後很難贏得大選，之後又聯合起來才又贏得大選。作為一個黨的領袖如新民主黨的後又轉當自由黨的頭了。這說明萬事萬物都在變化著的。
曾經的好友或戰友，在之後的時間內可能會成為了自己的敵人。
再比如：拿中國共產黨來說，中國共產黨剛成立時隻有58人。二十多年後，58人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軌跡：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從上海石庫門登上了北京天安門。李大釗、張太雷、鄧中夏等15人為信念捐軀，名垂青史。李達、李漢俊等20多人因各種原因退黨脫黨，後來有的恢複黨籍，有的轉而從教為文，有的成為愛國民主人士。但也有的走上了背叛人民、背叛民族的道路，如周佛海、張國燾、陳公博。
其間多少人做出了犧牲！僅58人中就有15人犧牲在戰場和刑場。令人敬佩的是，他們在槍林彈雨、敵人的嚴刑拷打、絞架和屠刀麵前，視死如歸，堅貞不屈，凜然大義，用鮮血染紅了黨旗。李大釗被捕後，在《獄中自述》中表達了對革命的無限忠誠：“釗自束發受書，即矢誌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第一個走向敵人的絞架，從容就義。鄧中夏、何孟雄、李啟漢等臨刑時大義凜然，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趙世炎麵對敵人的屠刀，慷慨激昂地表示：“誌士不辭犧牲，共產黨必將取得勝利！”劊子手被他高喊的口號嚇得驚呼：“砍，快砍！”張太雷在指揮廣州起義第二天的戰鬥中就壯烈犧牲，隻分享了一天中國共產黨在城市中建立的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實現了他年少時的誓言：“願化作震碎舊世界驚雷。”
回顧曆史，有多少共產黨員為了革命勝利流血犧牲。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難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工農群眾和其他革命人士就達30餘萬；至1932年，達100萬人以上。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黨員人數接近440萬，犧牲的黨員烈士也將近400萬。
革命自有後來人。一批又一批革命精英前赴後繼走進共產黨行列，續寫了更長的名單。
為國捐軀的英烈，如：蔡和森、瞿秋白、向警予、陳延年、惲代英、蘇兆征、方誌敏、趙一曼、張思德、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
在新中國建設中做出突出貢獻者，如：錢學森、鄧稼先、焦裕祿、王進喜、雷鋒、孔繁森、林俊德、張超、袁隆平……。
在新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中，從文革前走資派劉少奇和鄧小平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時就開始，那時新中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高層內就存在著兩個司令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堅持以自力更生為主，以進口為輔的精神建設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而以走資派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主張複辟資本主義，名曰，補資本主義的課。在文革大革命中走資派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受到了批鬥。毛澤東逝世後，走資派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篡權複碎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之後，走資派鄧小平就推行了他的複辟資本主義全麵推行私有化來。
走資派右派們為了證明篡權複辟資本主義要比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好。也就是用新中國的後三十年來否定前三十年。走資派右派們掌權後用盡一切下作的話語權造謠說謊來抹黑毛澤東時代。尤其是用“窮“來說事。說社會主義，“窮“！那麽請問：中國有幾千年的曆史中的工人農民中的大多數人何時富過？民國時代不遠吧，那時的工人農民中的大多數人何時富過？不但沒富，還是文盲又無人來管理成為一盤散沙。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將一盤散沙的農民組織了起來，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這就如一個初創公司一切從頭開始，當然不會一夜暴富。
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是在毛澤東時代打了近三十年的工業化係統的完整形成，和農村人民公社的農業水利化良種開懇荒地等基礎上的改革開放。就是這樣在走資派鄧小平和走資派江澤民時期也沒有能讓少數人大富大貴了走來。而是到了走資派胡錦濤溫家寶的時期再讓少數人先富了。其中走資派溫家寶一家先富了。當時美國紐約時報的揭露，走資派溫家寶一家先富27億。可真是一石擊起千層浪。直接打了“中國共產黨“的高層官員們名譽掃地，威信盡失。加上這些走資派特色黨內鬥把薄熙來搞的那麽臭。使全中國勞動人民覺得走資派特色黨內沒有一個好人。這麽一個腐敗的走資派特色黨的特色政府的官員們，以後說話，還有誰要聽呢？
文革後期，這些走資派官員從中央到地方都恢複了官位，到毛澤東逝世後就全麵接管了各級政府各行各業的執政權，走資派官員上台後就迫不及待地爭先富撈錢，以及安排自己的子女到各級崗位上工作。有了權就有光發財的機會。這一大批走資派的子孫後代有一個統一的稱號就是：紅二代。之後又有紅三代等。而走資派自稱紅一代。這是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的專用語。
《紅一代》就是走資派鄧小平胡躍邦趙紫陽等那一代。真正的名稱應該叫走資派一代，他們自己認為不好聽。所以就開始自稱為自己是“紅一代“。而他們的兒女輩叫“紅二代“。之後的孫子輩叫“紅三代“。
自走資派江澤民朱裕基之後，包括走資派胡錦濤溫家寶這二任都稱之為：官一代。他們還沾不上“紅“字。他們的子孫後代稱為：官二代，官三代等。
到了習近平這任應該稱為皇一代。子孫應為皇二代皇三代了。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為革命的一代。他們的子孫稱為革命的後代。包括幾千萬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將士們，都是革命的一代。他們的子孫都是革命的後代。
後代們是不是繼承了祖父輩等的信仰和意誌就另當別論了。
不過，紅二代中大多數是先富了，繼續了走資派先富的意誌。
紅二代不是隨意給人扣上的，得先搞搞清楚。
毛澤東的昔日的戰友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等是《道不同，不相為謀》而己。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等不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了，隻想自己先富了，所以才有了文革。
馬斯克與川普從同台歡呼到對罵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共產黨滅亡了，資本家不裝了。
在全世界各國中沒有真正的共產黨執政。全球的全人類的共產主義運動，也己被資本家聯合想當資本家的人，利用執政權力聯合在一起進行了幾十年的剿殺之後，己將共產主義運動全部滅亡了。沒有了製衡和對抗，沒有了將一盤散沙的低層勞動者組織起來的能力，資本家們可以不裝了。
中國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新型的資本家們就玩起了《996》，強行打工人加班，不給加班費之後，嚐到了甜頭，錢賺得多了。慢慢地影響到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們。所以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們也不裝了。這就是將共產黨滅亡了，資本家們也不裝了。
轉載：《，不拚=出局! 加拿大雇主"不裝了": 要求每周工作80小時 加班成常態》
發布：2025年08月03日
來源：加國無憂 51.CA
作者：51.CA 堅果兒
還記得幾年前HR口中的“工作–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嗎？那個被無數 LinkedIn 帖子和企業文化掛在嘴邊的“美好詞匯”？
如今，它被無情宣判死亡。
越來越多的加拿大公司也不再掩飾這一點，反而在招聘廣告裏直接表明：我們要的是拚命三郎！
他們公開兜售的是競爭、犧牲和專注。而對於員工來說，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新的職場常態。
加班成為常態：不拚=出局
過去，企業至少還會在台麵上喊“平衡”。現在，他們直接撕掉偽裝。例如嗎，Shopify、Solace和Rilla等公司都在公開招聘裏強調：長時間工作是常態，平衡不是。
Rilla的招聘廣告上寫著：“我們沒有嚴格的工作政策，但我們傾向於每周工作60到80小時。”企業文化更直接：在紐約工作的員工可以獲得租房補貼，以便住在辦公室附近。其CEO已經連續8年沒有休過假。
Shopify曾經宣揚“工作與生活平衡”，如今也在找能“跟上高壓節奏”的產品經理。
Solace這個醫療平台更加直白：“如果你想要工作–生活平衡，這裏不適合你。”
這類招聘廣告直接篩選了人群——他們隻要把高強度工作當作日常的員工。
至於科技巨頭？Google、Microsoft、Amazon和Meta也不再玩“靈活辦公”的溫柔牌，紛紛強製員工返回辦公室，並期望員工的工作時間遠超“朝9晚6”。
穀歌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甚至公開表示：“每周工作60小時，是生產力的最佳區間。”
在各行各業，英偉達CEO黃仁勳也說自己每周工作7天，幾乎沒有任何“工作/生活”界限，並直接將英偉達衝到4.2萬億美元市值歸功於這種工作習慣。
為什麽公司敢這樣？答案很殘酷
在加拿大，這類招聘廣告可能觸及《就業標準法》中對最長工作周和加班薪資的規定，無論員工是否“自願”。即便是自願的員工，也未必能長期承受這樣的強度；雇主若提出這類要求，也麵臨殘障索賠甚至因精神或身體崩潰而被指控疏忽的風險。
同時，還有社交媒體的輿論反噬，甚至可能遭到現任或前任員工的公開指責。
這些招聘信息篩選了他們想要招募的人。他們想要的是那些將長時間在辦公室工作視為日常慣例的員工。
然而，回報遠超這些風險，包括擁有一支更敬業、更高績效的員工隊伍，從而能用更少的員工創造更多的產出。這些招聘廣告篩選掉了那些沒有準備好迎接挑戰的人，這樣公司就可以避免日後的解雇麻煩。
而且，這些企業文化所帶來的高績效表現也使其客戶有目共睹，從而創造了營銷優勢。但將這些要求和文化直接列在招聘信息中，本身就是對任何基於過度工作或不合理工作條件而提出的“變相解雇”索賠的一種辯護。這一點應該通過職位描述、績效計劃、年度評估和內部備忘錄來加以強化。公司必須能夠證明他們是透明的，並已披露了他們的期望。
如今的雇主已經“不裝了”，你會接受每周60–80小時的工作來換取“高薪+高位”嗎？還是寧願保住生活平衡？
在全世界各國中沒有真正的共產黨執政。全球的全人類的共產主義運動，也己被資本家聯合想當資本家的人，利用執政權力聯合在一起進行了幾十年的剿殺之後，己將共產主義運動全部滅亡了。沒有了製衡和對抗，沒有了將一盤散沙的低層勞動者組織起來的能力，資本家們可以不裝了。
中國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新型的資本家們就玩起了《996》，強行打工人加班，不給加班費之後，嚐到了甜頭，錢賺得多了。慢慢地影響到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們。所以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們也不裝了。這就是將共產黨滅亡了，資本家們也不裝了。
轉載：《，不拚=出局! 加拿大雇主"不裝了": 要求每周工作80小時 加班成常態》
發布：2025年08月03日
來源：加國無憂 51.CA
作者：51.CA 堅果兒
還記得幾年前HR口中的“工作–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嗎？那個被無數 LinkedIn 帖子和企業文化掛在嘴邊的“美好詞匯”？
如今，它被無情宣判死亡。
越來越多的加拿大公司也不再掩飾這一點，反而在招聘廣告裏直接表明：我們要的是拚命三郎！
他們公開兜售的是競爭、犧牲和專注。而對於員工來說，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新的職場常態。
加班成為常態：不拚=出局
過去，企業至少還會在台麵上喊“平衡”。現在，他們直接撕掉偽裝。例如嗎，Shopify、Solace和Rilla等公司都在公開招聘裏強調：長時間工作是常態，平衡不是。
Rilla的招聘廣告上寫著：“我們沒有嚴格的工作政策，但我們傾向於每周工作60到80小時。”企業文化更直接：在紐約工作的員工可以獲得租房補貼，以便住在辦公室附近。其CEO已經連續8年沒有休過假。
Shopify曾經宣揚“工作與生活平衡”，如今也在找能“跟上高壓節奏”的產品經理。
Solace這個醫療平台更加直白：“如果你想要工作–生活平衡，這裏不適合你。”
這類招聘廣告直接篩選了人群——他們隻要把高強度工作當作日常的員工。
至於科技巨頭？Google、Microsoft、Amazon和Meta也不再玩“靈活辦公”的溫柔牌，紛紛強製員工返回辦公室，並期望員工的工作時間遠超“朝9晚6”。
穀歌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甚至公開表示：“每周工作60小時，是生產力的最佳區間。”
在各行各業，英偉達CEO黃仁勳也說自己每周工作7天，幾乎沒有任何“工作/生活”界限，並直接將英偉達衝到4.2萬億美元市值歸功於這種工作習慣。
為什麽公司敢這樣？答案很殘酷
在加拿大，這類招聘廣告可能觸及《就業標準法》中對最長工作周和加班薪資的規定，無論員工是否“自願”。即便是自願的員工，也未必能長期承受這樣的強度；雇主若提出這類要求，也麵臨殘障索賠甚至因精神或身體崩潰而被指控疏忽的風險。
同時，還有社交媒體的輿論反噬，甚至可能遭到現任或前任員工的公開指責。
這些招聘信息篩選了他們想要招募的人。他們想要的是那些將長時間在辦公室工作視為日常慣例的員工。
然而，回報遠超這些風險，包括擁有一支更敬業、更高績效的員工隊伍，從而能用更少的員工創造更多的產出。這些招聘廣告篩選掉了那些沒有準備好迎接挑戰的人，這樣公司就可以避免日後的解雇麻煩。
而且，這些企業文化所帶來的高績效表現也使其客戶有目共睹，從而創造了營銷優勢。但將這些要求和文化直接列在招聘信息中，本身就是對任何基於過度工作或不合理工作條件而提出的“變相解雇”索賠的一種辯護。這一點應該通過職位描述、績效計劃、年度評估和內部備忘錄來加以強化。公司必須能夠證明他們是透明的，並已披露了他們的期望。
如今的雇主已經“不裝了”，你會接受每周60–80小時的工作來換取“高薪+高位”嗎？還是寧願保住生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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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廣大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識分子，大多數是與勞動人民相結合的新中國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識分子遭受批判的都是從舊中國民國蔣介石國民黨執政時期過來的死心塌地反共的知識分子，文革中通稱為舊知識分子，這些舊知識分子基本上都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舊知識分子從骨子裏反共反社會主義，在文化大革命廣大的群眾運動中受到了批鬥，在中國人民的四大武器壓力下自殺的，遊街的，批鬥的不少。這就是階級鬥爭。其中部分舊知識分子與廣大的勞動人民結合了，積極參與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這部分舊知識分子與無產階級掌權的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是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代的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這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代的大多數知識分子。
這些大多數知識分子積極參與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才會有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代結束前僅僅二十八年的時間完成了新中國工業體係的建成，農村人民公社將一盤散沙的農民組織了起來，國防力量的強大，原子彈，氫彈，遠程導彈，潛艇，驅逐艦等建成。以及許多工農業科技進入到世界各國中的前十名內。沒有知識分，隻靠工人農民能建立起來嗎？
再說，中國共產黨內的知識分子都是舊知識分子，而中國共產黨內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有一個來源，那就是舊知識分子中背叛了自己剝削階級的家庭，主要是世界觀和政治立場。背叛了屬於剝削階級的家庭的舊知識分子從而成為共產主義者，其中大多數人成為了職業革命家的那部分人。他們在整個舊知識分子中所占比例很小，新中國建立後基本上是各個領域的領導幹部，他們的身份主要是領導幹部而不是知識分子，無論是社會還是他們本人均如是觀。當然，他們有時也被寬泛地視為或自視為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擔任著文教領域領導職務的著名文化人，他們的知識分子身份在需要的時候是彰顯的。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在1956年中共八大期間的一次講話中雖然談到黨內一百萬大中小知識分子“歸到小資產階級範疇比較合適”，但毛澤東講這個話並非嚴格意義上說知識分子黨員屬於小資產階級。他的意思恐怕還是說由於主要接受的是舊社會的教育、大多出身於有產階級家庭等因素，這部分黨員更容易受到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其行為更容易有小資產階級的某些特征等。新中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認識也是會變化的。新中國的學校當然是培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然而由於曆史的和現實的、國際的和國內的複雜因素的影響，仍然可能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著文化界、教育界實權，新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可能性和嚴重性便不言而喻了。新知識分子成為資產階級俘虜或者受到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影響密切相關。所以，在文革中有廣大勞動人民來堅督教育知識分子。
而對於那些頑固不化的不與廣大勞動人民相結合的知識分子，即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不能批鬥嗎？階級立場不同，看法不一樣很正常。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
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把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不要把他們推開。我們一方麵要同他們作鬥爭，另一方麵要團結他們。要向幹部講明這個道理，並且拿事實證明，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是對的，是必要的。這些人中間有許多人過去是我們的敵人，現在他們從敵人方麵分化出來，到我們這邊來了，對這種多少有點可能團結的人，我們也要團結。團結他們，有利於勞動人民。對知識分子，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
對知識分子，要辦各種訓練班，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史、曆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就是那些唯心論者，我們也有辦法使他們不反對我們。他們講上帝造人，我們講從猿到人。有些知識分子老了，七十幾歲了，隻要他們擁護黨和人民政府，就把他們養起來。
全黨都要認真地、謹慎地做好統一戰線工作。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把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不要把他們推開。我們一方麵要同他們作鬥爭，另一方麵要團結他們。要向幹部講明這個道理，並且拿事實證明，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是對的，是必要的。這些人中間有許多人過去是我們的敵人，現在他們從敵人方麵分化出來，到我們這邊來了，對這種多少有點可能團結的人，我們也要團結。團結他們，有利於勞動人民。現在我們需要采取這個策略。不要四麵出擊〔１〕（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
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在這個問題上，拖延時間不願改革的思想是不對的，過於性急、企圖用粗暴方法進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對的。
必須認真地進行對於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的救濟工作，有步驟地幫助失業者就業。必須繼續認真地進行對於災民的救濟工作。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１〕（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培養大批的從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
鑒於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員戰鬥員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況，為了要完成偉大的新任務，就必須提高全體指揮員戰鬥員的文化科學與技術水平，並從軍隊中培養大批的從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因此，中央決定，全軍除執行規定的作戰任務和生產任務外，必須在今後一個相當時期內著重學習文化，以提高文化為首要任務，使軍隊形成為一個巨大的學校，組織廣大指揮員和戰鬥員，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幹部，參加文化學習。 軍委關於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一九五○年 八月一日）
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麵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
在我國的文化教育戰線和各種知識分子中，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針，廣泛地開展了一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這同樣是我國值得慶賀的新氣象。在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閉幕的時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議。現在，這個建議已經逐步地變為現實。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麵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我們預祝這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能夠在穩步前進中獲得更大的成就。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１〕（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由於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隻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
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由於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隻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１〕（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一 《書記動手，全黨辦社》〔２〕一文按語
我們要在黨內外五百萬知識分子和各級幹部中宣傳和獲得辨〈辯〉證唯物論，反對唯心論，我們將會組成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而這是我們極為需要的，這又是一件大好事。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結論的提綱〔１〕（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對於沒有反革命行為的高級知識分子，應該給以充分的時間，耐心等待他們的進步。大批地培養知識分子，以加速我國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
對於隻有嚴重錯誤思想、甚至反動思想、而沒有反革命行為的高級知識分子，不應該將他們作為反革命分子對待；而應該采取嚴肅批評和耐心教育的方針，使他們逐步地認識和改正自己的錯誤。對於這種人，應該給以充分的時間，耐心等待他們的進步。
為了改善對於知識分子的使用，進一步地進行對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大批地培養知識分子，以加速我國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必須加強黨的領導。
過去六年中，各地黨組織都沒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絕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入黨，這是不對的，這是一種關門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必須糾正。中央組織部應當負責訂出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的年度計劃和幾年計劃。根據毛澤東修改件刊印。 對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的批語和修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１〕上發出的號召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在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同誌講了話。他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根據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報》新聞稿刊印。
對資產階級，對知識分子的問題處理不好的話，對革命事業是不利的。
教條主義者沒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他們說中國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資產階級的命。照那樣辦，就搞錯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會主義革命了。這個道理他們沒有搞通。革命辦法沒有搞對，黨內關係沒有搞對，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勝利。對資產階級，對知識分子的問題處理不好的話，對革命事業是不利的。對資產階級的辦法，中國就與蘇聯不同。中國的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人數雖少，但是他們有近代文化，我們現在還是要團結他們。地主階級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幾句舊詩，做幾句桐城派〔６〕的文章，今天用不著。拿工人農民來說，工人比較有文化，他們有技術，但還不能當工程師，比較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就差。農民不能說沒有文化，精耕細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們大多數不識字，沒有現代的文化技術，能用鋤頭、木犁，不能用拖拉機。資產階級在近代文化、近代技術這些方麵，比其他階級要高，因此必須團結他們，並且把他們改造過來。資產階級掌握的文化，有些是舊的、用不到的，但是許多東西用得到。音樂家中的許多人在思想上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我們這些人過去也是這樣。但是我們從那方麵轉過來了，他們為什麽不能過來呢？事實上已經有許多人過來了。團結他們是有利於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的。要團結他們，幫助他們改造，把他們化過來。 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１〕（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
凡是真正願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都應當給予信任，從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關係，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必須解決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積極地發揮他們的才能。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間，最近一個時期，思想政治工作減弱了，出現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麽政治，什麽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都沒有關心的必要。好像馬克思主義行時了一陣，現在就不那麽行時了。
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所謂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
由於我國被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代理人壓迫剝削了一百多年，變成一個很窮的國家，不但農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識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還低。要有幾十年時間，經過艱苦的努力，才能將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來。這樣說“苦”就恰當了。就另一方麵說來是不對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識分子，大多數是與勞動人民相結合的新中國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識分子遭受批判的都是從舊中國民國蔣介石國民黨執政時期過來的死心塌地反共的知識分子，文革中通稱為舊知識分子，這些舊知識分子基本上都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舊知識分子從骨子裏反共反社會主義，在文化大革命廣大的群眾運動中受到了批鬥，在中國人民的四大武器壓力下自殺的，遊街的，批鬥的不少。這就是階級鬥爭。其中部分舊知識分子與廣大的勞動人民結合了，積極參與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這部分舊知識分子與無產階級掌權的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是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代的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這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代的大多數知識分子。
這些大多數知識分子積極參與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才會有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代結束前僅僅二十八年的時間完成了新中國工業體係的建成，農村人民公社將一盤散沙的農民組織了起來，國防力量的強大，原子彈，氫彈，遠程導彈，潛艇，驅逐艦等建成。以及許多工農業科技進入到世界各國中的前十名內。沒有知識分，隻靠工人農民能建立起來嗎？
再說，中國共產黨內的知識分子都是舊知識分子，而中國共產黨內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有一個來源，那就是舊知識分子中背叛了自己剝削階級的家庭，主要是世界觀和政治立場。背叛了屬於剝削階級的家庭的舊知識分子從而成為共產主義者，其中大多數人成為了職業革命家的那部分人。他們在整個舊知識分子中所占比例很小，新中國建立後基本上是各個領域的領導幹部，他們的身份主要是領導幹部而不是知識分子，無論是社會還是他們本人均如是觀。當然，他們有時也被寬泛地視為或自視為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擔任著文教領域領導職務的著名文化人，他們的知識分子身份在需要的時候是彰顯的。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在1956年中共八大期間的一次講話中雖然談到黨內一百萬大中小知識分子“歸到小資產階級範疇比較合適”，但毛澤東講這個話並非嚴格意義上說知識分子黨員屬於小資產階級。他的意思恐怕還是說由於主要接受的是舊社會的教育、大多出身於有產階級家庭等因素，這部分黨員更容易受到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其行為更容易有小資產階級的某些特征等。新中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認識也是會變化的。新中國的學校當然是培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然而由於曆史的和現實的、國際的和國內的複雜因素的影響，仍然可能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著文化界、教育界實權，新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可能性和嚴重性便不言而喻了。新知識分子成為資產階級俘虜或者受到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影響密切相關。所以，在文革中有廣大勞動人民來堅督教育知識分子。
而對於那些頑固不化的不與廣大勞動人民相結合的知識分子，即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不能批鬥嗎？階級立場不同，看法不一樣很正常。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
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把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不要把他們推開。我們一方麵要同他們作鬥爭，另一方麵要團結他們。要向幹部講明這個道理，並且拿事實證明，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是對的，是必要的。這些人中間有許多人過去是我們的敵人，現在他們從敵人方麵分化出來，到我們這邊來了，對這種多少有點可能團結的人，我們也要團結。團結他們，有利於勞動人民。對知識分子，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
對知識分子，要辦各種訓練班，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史、曆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就是那些唯心論者，我們也有辦法使他們不反對我們。他們講上帝造人，我們講從猿到人。有些知識分子老了，七十幾歲了，隻要他們擁護黨和人民政府，就把他們養起來。
全黨都要認真地、謹慎地做好統一戰線工作。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把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不要把他們推開。我們一方麵要同他們作鬥爭，另一方麵要團結他們。要向幹部講明這個道理，並且拿事實證明，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是對的，是必要的。這些人中間有許多人過去是我們的敵人，現在他們從敵人方麵分化出來，到我們這邊來了，對這種多少有點可能團結的人，我們也要團結。團結他們，有利於勞動人民。現在我們需要采取這個策略。不要四麵出擊〔１〕（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
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在這個問題上，拖延時間不願改革的思想是不對的，過於性急、企圖用粗暴方法進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對的。
必須認真地進行對於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的救濟工作，有步驟地幫助失業者就業。必須繼續認真地進行對於災民的救濟工作。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１〕（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培養大批的從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
鑒於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員戰鬥員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況，為了要完成偉大的新任務，就必須提高全體指揮員戰鬥員的文化科學與技術水平，並從軍隊中培養大批的從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因此，中央決定，全軍除執行規定的作戰任務和生產任務外，必須在今後一個相當時期內著重學習文化，以提高文化為首要任務，使軍隊形成為一個巨大的學校，組織廣大指揮員和戰鬥員，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幹部，參加文化學習。 軍委關於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一九五○年 八月一日）
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麵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
在我國的文化教育戰線和各種知識分子中，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針，廣泛地開展了一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這同樣是我國值得慶賀的新氣象。在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閉幕的時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議。現在，這個建議已經逐步地變為現實。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麵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我們預祝這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能夠在穩步前進中獲得更大的成就。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１〕（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由於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隻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
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由於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隻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１〕（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一 《書記動手，全黨辦社》〔２〕一文按語
我們要在黨內外五百萬知識分子和各級幹部中宣傳和獲得辨〈辯〉證唯物論，反對唯心論，我們將會組成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而這是我們極為需要的，這又是一件大好事。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結論的提綱〔１〕（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對於沒有反革命行為的高級知識分子，應該給以充分的時間，耐心等待他們的進步。大批地培養知識分子，以加速我國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
對於隻有嚴重錯誤思想、甚至反動思想、而沒有反革命行為的高級知識分子，不應該將他們作為反革命分子對待；而應該采取嚴肅批評和耐心教育的方針，使他們逐步地認識和改正自己的錯誤。對於這種人，應該給以充分的時間，耐心等待他們的進步。
為了改善對於知識分子的使用，進一步地進行對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大批地培養知識分子，以加速我國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必須加強黨的領導。
過去六年中，各地黨組織都沒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絕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入黨，這是不對的，這是一種關門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必須糾正。中央組織部應當負責訂出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的年度計劃和幾年計劃。根據毛澤東修改件刊印。 對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的批語和修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１〕上發出的號召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在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同誌講了話。他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根據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報》新聞稿刊印。
對資產階級，對知識分子的問題處理不好的話，對革命事業是不利的。
教條主義者沒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他們說中國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資產階級的命。照那樣辦，就搞錯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會主義革命了。這個道理他們沒有搞通。革命辦法沒有搞對，黨內關係沒有搞對，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勝利。對資產階級，對知識分子的問題處理不好的話，對革命事業是不利的。對資產階級的辦法，中國就與蘇聯不同。中國的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人數雖少，但是他們有近代文化，我們現在還是要團結他們。地主階級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幾句舊詩，做幾句桐城派〔６〕的文章，今天用不著。拿工人農民來說，工人比較有文化，他們有技術，但還不能當工程師，比較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就差。農民不能說沒有文化，精耕細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們大多數不識字，沒有現代的文化技術，能用鋤頭、木犁，不能用拖拉機。資產階級在近代文化、近代技術這些方麵，比其他階級要高，因此必須團結他們，並且把他們改造過來。資產階級掌握的文化，有些是舊的、用不到的，但是許多東西用得到。音樂家中的許多人在思想上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我們這些人過去也是這樣。但是我們從那方麵轉過來了，他們為什麽不能過來呢？事實上已經有許多人過來了。團結他們是有利於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的。要團結他們，幫助他們改造，把他們化過來。 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１〕（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
凡是真正願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都應當給予信任，從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關係，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必須解決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積極地發揮他們的才能。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間，最近一個時期，思想政治工作減弱了，出現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麽政治，什麽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都沒有關心的必要。好像馬克思主義行時了一陣，現在就不那麽行時了。
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所謂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
由於我國被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代理人壓迫剝削了一百多年，變成一個很窮的國家，不但農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識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還低。要有幾十年時間，經過艱苦的努力，才能將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來。這樣說“苦”就恰當了。就另一方麵說來是不對的。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立足工農大眾的新秧歌運動掀起
毛澤東當年提出“普遍的啟蒙運動”時，強調第一步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裏送炭”，強調“對於人民，第一步最嚴重最中心的任務是普及工作，而不是提高工作”，可見普及對於邊區文藝工作的重要。
當然，這不意味著毛澤東不重視提高，在他看來，“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
在立足工農大眾，服務於抗日救亡形勢的文藝功能的發揮方麵，以延安為中心形成的“新秧歌運動”無疑最具有代表性。這一樂教新形式，使“五四”時期無法完成的“全民啟蒙，全民教育”到現在成為可能。
“新秧歌運動”是相較於舊秧歌而言的。秧歌本來是流行於北方農村的一種民間歌舞，具有極為廣泛的群眾基礎，是“最普遍集體藝術的一種”。
這一形式的主要表演場所是廣場，因此可以攏聚更多的群眾參與。參與者皆為廣大農村的普通大眾，所表現的也多為普通大眾的日常情感、日常生活，故而更能喚起廣大群眾的認同與共鳴。
能夠與鄉土世界、工農大眾產生情感上的最大共鳴，能夠通過“動作、神情、舞步、語調、唱腔等表演形式上的‘表情達意’，與鄉土世界之間建立起一種‘共情機製’，在怡情與移情的雙重作用下將政治教化蘊蓄其中”，是延安文藝工作者看重秧歌這一形式，並改造而使之成為實現“全民啟蒙”最主要文藝形式的最重要的原因。
不過，對於民間自發的“舊秧歌”而言，無論表現題材、語言使用，還是形象塑造、表演形式，都有相當的局限，甚至有諸多不健康的元素，顯然無法達到革命“啟蒙”工作的要求。
在當時，雖然邊區秧歌“深深地植根在民間，代表著一定的社會階層，展現了其所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盡管民間社會熱衷於此道，但並不能使其真正有所提高和發展，從根本上脫離不了‘自娛’的狹隘性質，走不出小農生產意識，難以上升到社會普遍文化氛圍中來”。
真正使邊區秧歌脫胎換骨而使其成為革命文藝工作最新形式的，正是《講話》的發表。李煥之稱：陝北民間有秧歌舞和秧歌調，這是抗戰初期到延安去的人都知道的……那時還隻是舊式的傳統秧歌，從內容到表演形式都沒有多大改變。可是過了五年，即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文藝工作者好象得到了一把金鑰匙，一下子把民間藝術的寶藏打開了。原來被認為是“粗俗”的舊秧歌，頓時煥然一新……就在一九四三年的春節，陝甘寧邊區的文藝工作出現了一個新的氣象和新的做法，這就是著名的延安新秧歌運動。
“新秧歌運動”對舊秧歌的改造，主要體現在主題內容和藝術形式兩個方麵。
從主題內容方麵說，“戀愛是舊的秧歌最普遍的主題，調情幾乎是它本質的特色”。在舊的社會形態下，這一內容特色是農民群眾抒發情誌甚至表達諷刺的必要手段，但在邊區新風的感召和要求下，秧歌轉而需要大力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群眾對於新的秧歌已經有了他們自己的看法。他們已不隻把它當作單單的娛樂來接受，而且當作一種自己的生活和鬥爭的表現，一種自我教育的手段來接受了”。
這一“自我教育”實質上正是“普遍啟蒙”的某種實現。如此一來，新秧歌不惟在表現內容上發生了重要變化，而且在教化功能上也與舊秧歌有著極大差別。據周揚統計，1944年春節期間演出的《兄妹開荒》《擁軍花鼓》《二流子改造》《減租會》等56部秧歌劇，表現了5個新主題：（1）生產勞動（包括變工、勞動英雄、二流子轉變、部隊生產、工廠生產等），26篇；（2）軍民關係（包括歸隊、優抗、勞軍、愛民等），17篇；（3）自衛防奸，10篇；（4）敵後鬥爭，2篇；（5）減租減息，1篇。
毫無疑問，這些題材是生活在邊區勞動人民新的政治地位和精神風貌的藝術化呈現。在這一過程中，秧歌劇的主人公由過去被醜化的底層農民形象，變成了意氣風發參與抗日救亡及生產勞動的工農兵新形象，也使老百姓通常所說的“騷情秧歌”“溜溝子秧歌”一變而為“翻身秧歌”“勝利秧歌”“鬥爭秧歌”，這是“聲與政通”古典樂教在現代社會的再一次生動體現。
另一方麵從藝術形式方麵說，延安的文藝工作者立足於作為“民間形式”的舊秧歌，使之朝著“集體舞”、“化裝演唱”、“街頭歌舞劇”等方向發展，而且每個方向都經過了用心的藝術加工改造。
比如發展“集體舞”，文藝工作者對其“采用了新的化裝方法，取消了醜角的臉譜，減少了調情的舞姿，全場化為一群工農兵，打傘（秧歌的指揮器）改為鐮刀、斧頭，創造了五角星的舞形”。
這一新形式的改造不僅為了服務於新的主題，而且加入諸多革命象征的元素（如鐮刀、斧頭、五角星），使秧歌表演者在演出過程中不自覺產生革命身份的認同與境界的提升。
從這一意義上說，新秧歌運動不僅大大增強了革命意識與革命內容的“規訓的滲入”，使舊秧歌一變而為“被改寫的狂歡”，而且很好地解決了革命文藝工作“普及與提高”的難題。
在新秧歌運動過程中，不僅實現了“提高指導下的普及”，也實現了“普及基礎上的提高”。
另需注意，舊秧歌原來的歌舞形式較為單一，但經過改造的新秧歌，卻是一種“熔戲劇、音樂、舞蹈於一爐的綜合的藝術形式，它是一種新型的廣場歌舞劇”。
這一新形式的形成是由於“加進了‘五四’以來新文藝形式的要素”。
“五四”時期受“科學”觀念的深刻影響，學者們曾對中國古樂作出深刻反思，甚至興起一股“國樂落後論”。
比如，音樂家黃自認為：“平心而論，西樂確較國樂進步得多，他們記譜法的準確、樂器的精密、樂隊組織規模之大、演奏技術之科學化、作曲法之講求，我們都望塵莫及。”
在這一背景下，西洋歌劇被引入中國並得到一定發展，且直接影響到了40年代的新秧歌運動。
如此說來，新秧歌運動是兩種“啟蒙”的產物，隻不過延安時期“普遍的啟蒙”，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從形式上，均大不同於“五四”啟蒙。
在陝甘寧邊區，在抗日救亡的革命情勢之下，“新秧歌運動”作為最有代表性的音樂的民間形式，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教化作用。它不僅使其他優秀民間藝術形式被賦予新的時代義涵，煥發新的生命力，也使文藝工作真正成為革命工作的重要內容，成為工農兵新的生活方式。
《講話》精神指引下產生的“新秧歌運動”，在中國現代音樂史上占有極高的地位，音樂史家汪毓和先生稱：“它為當時邊區的文藝工作者如何與群眾結合、如何更好地以文藝為武器來為當時的鬥爭服務，提供了具體的途徑，積累了正確的經驗。
它為利用原來民間舊藝術的形式創造新的民族藝術形式，並為後來新歌劇創作的成熟發展，找到了一個真正堅實的基礎，並摸索出了許多實際的經驗。
它為根據地革命文藝的蓬勃發展，訓練了一支新的文藝隊伍，因而對其他各種文藝形式體裁的民族化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另一方麵，新秧歌運動作為“新文藝運動”的生力軍，是“文藝工作者與工農兵結合、工農兵與文藝結合、新文藝與民間形式結合”的“三結合”的典範。
毛澤東當年提出“普遍的啟蒙運動”時，強調第一步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裏送炭”，強調“對於人民，第一步最嚴重最中心的任務是普及工作，而不是提高工作”，可見普及對於邊區文藝工作的重要。
當然，這不意味著毛澤東不重視提高，在他看來，“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
在立足工農大眾，服務於抗日救亡形勢的文藝功能的發揮方麵，以延安為中心形成的“新秧歌運動”無疑最具有代表性。這一樂教新形式，使“五四”時期無法完成的“全民啟蒙，全民教育”到現在成為可能。
“新秧歌運動”是相較於舊秧歌而言的。秧歌本來是流行於北方農村的一種民間歌舞，具有極為廣泛的群眾基礎，是“最普遍集體藝術的一種”。
這一形式的主要表演場所是廣場，因此可以攏聚更多的群眾參與。參與者皆為廣大農村的普通大眾，所表現的也多為普通大眾的日常情感、日常生活，故而更能喚起廣大群眾的認同與共鳴。
能夠與鄉土世界、工農大眾產生情感上的最大共鳴，能夠通過“動作、神情、舞步、語調、唱腔等表演形式上的‘表情達意’，與鄉土世界之間建立起一種‘共情機製’，在怡情與移情的雙重作用下將政治教化蘊蓄其中”，是延安文藝工作者看重秧歌這一形式，並改造而使之成為實現“全民啟蒙”最主要文藝形式的最重要的原因。
不過，對於民間自發的“舊秧歌”而言，無論表現題材、語言使用，還是形象塑造、表演形式，都有相當的局限，甚至有諸多不健康的元素，顯然無法達到革命“啟蒙”工作的要求。
在當時，雖然邊區秧歌“深深地植根在民間，代表著一定的社會階層，展現了其所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盡管民間社會熱衷於此道，但並不能使其真正有所提高和發展，從根本上脫離不了‘自娛’的狹隘性質，走不出小農生產意識，難以上升到社會普遍文化氛圍中來”。
真正使邊區秧歌脫胎換骨而使其成為革命文藝工作最新形式的，正是《講話》的發表。李煥之稱：陝北民間有秧歌舞和秧歌調，這是抗戰初期到延安去的人都知道的……那時還隻是舊式的傳統秧歌，從內容到表演形式都沒有多大改變。可是過了五年，即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文藝工作者好象得到了一把金鑰匙，一下子把民間藝術的寶藏打開了。原來被認為是“粗俗”的舊秧歌，頓時煥然一新……就在一九四三年的春節，陝甘寧邊區的文藝工作出現了一個新的氣象和新的做法，這就是著名的延安新秧歌運動。
“新秧歌運動”對舊秧歌的改造，主要體現在主題內容和藝術形式兩個方麵。
從主題內容方麵說，“戀愛是舊的秧歌最普遍的主題，調情幾乎是它本質的特色”。在舊的社會形態下，這一內容特色是農民群眾抒發情誌甚至表達諷刺的必要手段，但在邊區新風的感召和要求下，秧歌轉而需要大力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群眾對於新的秧歌已經有了他們自己的看法。他們已不隻把它當作單單的娛樂來接受，而且當作一種自己的生活和鬥爭的表現，一種自我教育的手段來接受了”。
這一“自我教育”實質上正是“普遍啟蒙”的某種實現。如此一來，新秧歌不惟在表現內容上發生了重要變化，而且在教化功能上也與舊秧歌有著極大差別。據周揚統計，1944年春節期間演出的《兄妹開荒》《擁軍花鼓》《二流子改造》《減租會》等56部秧歌劇，表現了5個新主題：（1）生產勞動（包括變工、勞動英雄、二流子轉變、部隊生產、工廠生產等），26篇；（2）軍民關係（包括歸隊、優抗、勞軍、愛民等），17篇；（3）自衛防奸，10篇；（4）敵後鬥爭，2篇；（5）減租減息，1篇。
毫無疑問，這些題材是生活在邊區勞動人民新的政治地位和精神風貌的藝術化呈現。在這一過程中，秧歌劇的主人公由過去被醜化的底層農民形象，變成了意氣風發參與抗日救亡及生產勞動的工農兵新形象，也使老百姓通常所說的“騷情秧歌”“溜溝子秧歌”一變而為“翻身秧歌”“勝利秧歌”“鬥爭秧歌”，這是“聲與政通”古典樂教在現代社會的再一次生動體現。
另一方麵從藝術形式方麵說，延安的文藝工作者立足於作為“民間形式”的舊秧歌，使之朝著“集體舞”、“化裝演唱”、“街頭歌舞劇”等方向發展，而且每個方向都經過了用心的藝術加工改造。
比如發展“集體舞”，文藝工作者對其“采用了新的化裝方法，取消了醜角的臉譜，減少了調情的舞姿，全場化為一群工農兵，打傘（秧歌的指揮器）改為鐮刀、斧頭，創造了五角星的舞形”。
這一新形式的改造不僅為了服務於新的主題，而且加入諸多革命象征的元素（如鐮刀、斧頭、五角星），使秧歌表演者在演出過程中不自覺產生革命身份的認同與境界的提升。
從這一意義上說，新秧歌運動不僅大大增強了革命意識與革命內容的“規訓的滲入”，使舊秧歌一變而為“被改寫的狂歡”，而且很好地解決了革命文藝工作“普及與提高”的難題。
在新秧歌運動過程中，不僅實現了“提高指導下的普及”，也實現了“普及基礎上的提高”。
另需注意，舊秧歌原來的歌舞形式較為單一，但經過改造的新秧歌，卻是一種“熔戲劇、音樂、舞蹈於一爐的綜合的藝術形式，它是一種新型的廣場歌舞劇”。
這一新形式的形成是由於“加進了‘五四’以來新文藝形式的要素”。
“五四”時期受“科學”觀念的深刻影響，學者們曾對中國古樂作出深刻反思，甚至興起一股“國樂落後論”。
比如，音樂家黃自認為：“平心而論，西樂確較國樂進步得多，他們記譜法的準確、樂器的精密、樂隊組織規模之大、演奏技術之科學化、作曲法之講求，我們都望塵莫及。”
在這一背景下，西洋歌劇被引入中國並得到一定發展，且直接影響到了40年代的新秧歌運動。
如此說來，新秧歌運動是兩種“啟蒙”的產物，隻不過延安時期“普遍的啟蒙”，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從形式上，均大不同於“五四”啟蒙。
在陝甘寧邊區，在抗日救亡的革命情勢之下，“新秧歌運動”作為最有代表性的音樂的民間形式，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教化作用。它不僅使其他優秀民間藝術形式被賦予新的時代義涵，煥發新的生命力，也使文藝工作真正成為革命工作的重要內容，成為工農兵新的生活方式。
《講話》精神指引下產生的“新秧歌運動”，在中國現代音樂史上占有極高的地位，音樂史家汪毓和先生稱：“它為當時邊區的文藝工作者如何與群眾結合、如何更好地以文藝為武器來為當時的鬥爭服務，提供了具體的途徑，積累了正確的經驗。
它為利用原來民間舊藝術的形式創造新的民族藝術形式，並為後來新歌劇創作的成熟發展，找到了一個真正堅實的基礎，並摸索出了許多實際的經驗。
它為根據地革命文藝的蓬勃發展，訓練了一支新的文藝隊伍，因而對其他各種文藝形式體裁的民族化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另一方麵，新秧歌運動作為“新文藝運動”的生力軍，是“文藝工作者與工農兵結合、工農兵與文藝結合、新文藝與民間形式結合”的“三結合”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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