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無信仰國家”。這句話乍聽刺耳，卻難以反駁。我們不是沒有信仰，而是把“信仰”簡化成了“信念”，再削成了“需求”，最後蒸餾出了“欲望”——而金錢恰好成了最合乎邏輯的圖騰。
在現代中國的祭壇上，供奉的不是菩薩、不是耶穌，也不是孔子，而是一串帶有人民幣符號的數字。它有時藏在PPT裏，有時鑲在GDP的年度增長率裏，有時化作“上市”“上車”“上岸”的全民奮鬥口號。
我們這個時代的“信仰革命”並非從靈魂出發，而是從口袋開始。錢能買車、買房、買醫療、買教育，更可以買安全、買體麵、買未來。在金錢的引力麵前，信仰這類“抽象資產”毫無抵抗力。於是，整個社會成了一台為“更好生活”狂奔的功利機器。
現代中國最常見的一種人生哲學是：“別跟我談主義，主義不能當飯吃。”這句話表麵是現實，其實是絕望。在這個語境下，信仰金錢是一種極為聰明的選擇：不需要儀式、不用苦修、不講戒律，還能即時反饋。信佛得靠來世，信錢隻需今晚。就像買一張彩票，中獎幾率不高，但人人都有幻想的權利。
然而，金錢不能指引人如何做人，隻能指引人如何得利。它不能解釋苦難的意義，也無法賜予靈魂安寧。沒有信仰的社會，人就像水泥中的沙礫，彼此摩擦但無法凝結。權力腐敗、商業欺詐、教育浮躁、家庭冷漠，無一不是精神斷層的後果。最危險的並非人性之惡，而是整個社會默認“人之初，利本善”。
試想，一個人若沒有內在的道德標準，沒有高於法律的精神尺度，隻信他自己、隻服他錢包，那這個人還是“人”嗎？他或許活得光鮮，卻絕不會活得高貴。更可怕的是，這種“信仰真空”並非個體偶發，而是製度性蔓延。一群沒有信仰的人組成了家庭、社區、公司和政府，於是整個國家就成了一個巨大的精神真空場，裏麵滿是欲望的回音壁。
中國古代講“禮崩樂壞”，今天我們講“底線崩潰”。這底線，不隻是道德，更是信仰。沒有信仰的民族，就像失去了骨骼的身體，任憑外部裹挾、內裏腐爛。
有人會問：我們難道真的從未有過信仰？當然不是。從儒家到道家，從佛教到法家，中國傳統思想千頭萬緒，從未斷流。問題在於，我們從未確立過“唯一的真神”，從未形成一個穩定的、普世的、內化的信仰係統。
儒家講仁義禮智信，道家講順應天道，佛家講放下執念，可這些係統都不是“宗教意義上的信仰”，更像是哲學、倫理或生活方式。它們講規矩，卻不講信服；講修身，卻不講靈魂。林語堂說得好：“中國人得意時信儒教，失意時信道教，絕望時信佛教。”——這不是信仰，而是情緒化地選擇藥方，是“用信仰”而不是“信信仰”。
到了現代，幾經戰亂和改朝換代，連這些“文化性信仰”也被打成封建糟粕。在“破四舊”的年代裏，神像砸了，佛經燒了，孔廟改成了廁所，群眾口號喊得震天響，靈魂卻找不到安頓的地方。而替代信仰的，是一種集體幻覺：“科學萬能”“人定勝天”“主義至上”——結果發現，科學不能解釋痛苦，主義無法填飽肚子。信仰的神壇空了下來，站上去的是權力與資本。
為什麽西方社會在經曆工業化、資本主義、兩次世界大戰後，依然保持某種製度韌性和文化生命力？因為他們有兩根繩子：宗教和法律。宗教是他們的良知，法律是他們的規範。上帝管你有沒有惡念，法官管你有沒有惡行。總統如果在靈魂上犯錯，要向神懺悔；如果在行為上越界，要向民眾道歉。
尼克鬆因為監聽事件下台，克林頓因為婚外情成了全國笑柄——這不是矯情，而是文明。因為他們信：錯誤就是錯誤，公權力代表不了私德，法律和信仰高於一切。反觀中國，“錯隻要不被發現就不是錯”，“被抓才是錯”。這種沒有“原罪意識”的民族，缺乏真正的內疚機製。人們不是因為羞恥而止步，而是因為“怕被抓”才暫時停手。
中國的教育係統，從來沒有係統培養過“信仰能力”。我們重視智商、分數、競爭，卻從未教導孩子如何建立內在信仰。“思想政治”教的是意識形態，“品德課”教的是禮貌行為，至於“宗教教育”？從未進過課堂。從小學到大學，我們接受了成堆的概念，卻沒上過一堂“靈魂課”。長此以往，人們漸漸認為：信仰是迷信，是弱者的幻想，是落後的象征。
我們並非呼籲全民信教，而是要重新認識“信仰”這個概念的本質意義。真正的信仰，是一種超越自我、約束自我、升華自我的精神力量。它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哲學，是文學、藝術、正義，甚至是一種不可言說的終極信念。如果一個人堅信“真理比利益重要”，那他即便窮困潦倒，也不會去偷去騙；如果一個民族普遍認為“有些事就是不能做”，那他們就不會集體沉淪、互相傷害。
信仰不是讓你變得富有，而是讓你在貧窮中也能挺直腰杆；信仰不是讓你獲得權力，而是讓你在無權時依然不卑不亢。它是一種“看不見的秩序”，維係的是一個社會的氣質，是一個民族的骨氣，是一個時代的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