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內卷”這一原本形容學術或組織無意義競爭的術語，已廣泛滲透到中國的製造業與服務業。從外賣騎手到新能源車，從服裝加工到高端芯片，中國企業之間日趨激烈的價格戰、效率戰、資源戰成為常態。表麵看似市場選擇、資本競爭，實則背後有一套更宏大的結構性邏輯：債務壓力 + 產能過剩 + 消費疲弱 + 政策工具受限 = 製度化內卷。
讓我們從總債務水平、產能狀況、消費結構與政府政策邏輯四個層麵，係統分析中國製造與服務業“必然內卷”的深層原因，並揭示政府如何有意引導這種結構性內卷，以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目標。
一、中國的總債務壓力與財政空間緊縮
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與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截至2024年末，中國總債務/GDP比重已超過300%，其中：
政府債務（顯性+隱性地方債）約占GDP的110%-120%
企業債務高達GDP的150%以上（全球最高）
居民債務接近GDP的70%（主要集中在房貸）
在此背景下，中央財政更趨保守，地方政府財政自顧不暇，基本民生支出（醫保、養老金、教育）尚在收緊，對企業與市場的直接補貼能力有限。因此：
政府無法通過“大規模財政刺激”推動全麵就業或普遍產業升級，隻能依賴結構性引導與市場博弈機製。
二、製造業總產能與出口路徑的悖論
中國是全球製造業產能最強國，具體表現為：
2023年，中國製造業總產值超過33萬億元人民幣，全球占比超過30%；
電動車、光伏、家電、服裝、鋼鐵、水泥等多個行業產能遠超內需；
在新能源三大領域（光伏、電池、電動車）中，全球出口占比高達50%-80%。
如此龐大的產能，若依賴國內消費，必然出現滯銷、庫存高企和企業破產潮。但外需也麵臨障礙：
發達國家產業回流、反補貼調查（如美歐對中國電動車/光伏關稅）
地緣政治風險與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趨勢
發展中國家低價競爭者崛起（如印度、越南）
因此，在出口空間趨緊的情況下，政府選擇推動企業內卷式競爭，通過不斷壓縮成本、提高效率，保持全球價格優勢，即使是微利甚至虧損出口。
三、居民消費疲弱：拉不動的內需
盡管中國的GDP和人均收入持續增長，但真實消費能力卻呈現以下趨勢：
中位數收入停滯：大量城市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甚至下降；
高儲蓄率與低消費傾向：因對未來就業、養老、醫療的不確定，家庭傾向於儲蓄；
房貸負擔沉重：居民可支配收入大量流向房貸與教育支出；
消費結構分化嚴重：高端消費強勁（如奢侈品、旅遊），但日常消費低迷（如餐飲、服裝、教育培訓）。
這導致政策主張的“以消費拉動內需”難以落地，政府轉而希望通過**“就業優先”+“價格穩定”**維持基本經濟循環。
然而，在需求側疲軟的情況下，要保障就業，隻能讓企業在有限訂單下繼續“卷”下去。
四、政府如何引導“製度化內卷”
政策特征一：對價格戰與效率戰“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例如電動車領域，比亞迪、蔚來、小鵬大打價格戰，政府雖多次“口頭製止”，實則無明確幹預；
平台經濟（如外賣、短視頻電商）中，服務人員報酬越來越低，勞動強度上升，也未出台實質性保障措施。
政策特征二：支持“高內卷、強出口”行業
對光伏、電池、電動車等高技術密集、勞動密集兼具的行業持續補貼信貸、稅收、用地等政策；
鼓勵“出海”與“一帶一路”，讓內卷產能轉向海外。
政策特征三：通過產業政策壓製輸入性通脹
利用低成本製造壓低全球價格，如2024年全球光伏組件價格暴跌，受益者是歐美消費者；
國內物價長期低迷，甚至出現結構性通縮（如CPI低於1%，PPI多月為負）；
抑製通脹有助於壓低社會保障支出、債務利息支出，是政策的隱性目標之一。
五、“內卷”成為穩定物價與壓製通脹的工具
總結上述邏輯，政府在無法大規模財政擴張、貨幣政策空間有限、內需難以啟動的背景下，選擇性容忍甚至鼓勵內卷現象，其背後的戰略意圖包括：
穩定就業：即使低效、微利，也要讓更多人有工作；
維持出口優勢：犧牲企業利潤，換取全球市場份額；
壓製通脹壓力：避免輸入性通脹，確保物價穩定；
節約財政空間：不靠補貼，而靠競爭性壓強來達成宏觀調控目標。
在某種意義上，“內卷”成為一種低成本的穩定工具。
六、風險與後果
這種結構性內卷，雖然在短期內穩定了出口與就業，但其負麵後果日益凸顯：
企業利潤率不斷下降，創新意願和能力削弱；
就業質量惡化，年輕人“上岸難”“考公熱”“低欲望”持續；
資源錯配，優質產能難以脫穎而出；
社會整體活力下降，形成“內需缺乏－產能過剩－持續內卷”的閉環。
中國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內卷，並非偶然或無序競爭，而是在國家整體戰略選擇與宏觀經濟結構壓力下的製度性結果。當財政資源有限、社會保障尚不充分、內需疲弱、出口為王的邏輯持續存在，內卷將不僅是常態，而且可能被政策默許甚至戰略性鼓勵。未來若無法重構財政體係與收入分配機製，這場“內卷之戰”或將長期持續，甚至成為全球經濟的“新常態”一環。
案例一：新能源車（電動車）——國家戰略推動的價格戰
背景：
政府明確將新能源車（尤其是電動車）作為製造業升級和出口新引擎；
通過補貼、免購置稅、信貸優惠、土地優先等政策，短短五年內，數十家車企湧現；
產能迅速膨脹，2024年銷量約950萬輛，遠超國內實際需求。
內卷特征：
價格戰白熱化：2023–2024年間，特斯拉、比亞迪、五菱、零跑等數次降價，部分車型甚至低於12萬元；
利潤極低甚至虧本銷售：中小車企幾乎全線虧損，僅靠規模或出口維持；
出口是維穩策略：2024年中國電動車出口約150萬輛，但受到歐美“反傾銷調查”打壓風險升高；
創新遭抑製：車企更關注價格策略和渠道戰，而非研發和核心技術突破。
政策背後邏輯：
政府意圖打造“電動車版的華為+義烏小商品結合體”：既要高端品牌（如比亞迪海豹/蔚來），又要低價走量的全球市場戰略（如五菱宏光EV）。
案例二：光伏與儲能產業——全球價格屠夫的養成術
背景：
光伏組件、電池片和逆變器是中國“新三樣”出口的支柱；
中國光伏產業鏈幾乎實現完全自給，具備全球最大產能；
政府從上到下推動“光伏下鄉”“整縣推進”等項目。
內卷特征：
全鏈條產能嚴重過剩：2024年矽料和組件產能分別是全球需求的2–3倍；
價格暴跌：矽料價格從每噸30萬元跌至不到8萬元，組件價格從1.8元/W降至0.9元/W以下；
出口壓價：麵對歐洲和東南亞市場，中國廠商寧願低毛利甚至虧損，也要維持出口量和市場份額；
企業大量退出或重組：2024年上半年已有20餘家中小光伏企業倒閉或合並。
政策背後邏輯：
以“價格屠夫”角色壓製全球綠色通脹；
借用出口拉動製造業就業，穩定地方產業園；
提高國際份額，未來謀求高端設備和標準話語權。
案例三：平台服務業（外賣/短視頻電商）——算法下的勞動壓強
背景：
2020後，由於實體服務業受疫情衝擊，平台經濟成為主要就業吸納渠道；
美團、餓了麽、抖音、拚多多等平台主導服務分發與流量控製；
無需門檻，靈活就業崗位（騎手、主播、客服）激增。
內卷特征：
“騎手越多，每單越少”：單價長期維持在5–7元，每公裏單價低於1元；
平台抽成高企，分配極不透明：部分城市平台抽傭比例高達25–30%；
算法強製加速：延遲幾分鍾即扣分、罰款，致騎手高強度工作、交通事故頻發；
主播卷ROI：帶貨主播卷選品、價格、平台傭金，一場直播淨利不如上班。
政策背後邏輯：
不設最低工資線，政府默認其吸納就業的正向作用；
對平台監管更偏向“勸導式”而非“約束式”，維持就業彈性；
平台數據被政府用於“經濟活動活躍度指標”分析，是數字治理的一部分。
案例四：服裝製造與快時尚——低價高頻的全球循環賽
背景：
義烏、廣州、泉州、青島等地的服裝產業具備強大小單快返能力；
TEMU、SHEIN等平台成為中國“數字出海”代表；
利潤微薄，靠壓縮原材料、設計和工人價格生存。
內卷特征：
爆款生命周期極短：3–7天內必須出貨，否則被淘汰；
勞動力剝削嚴重：不少代工廠支付遠低於最低工資的“計件薪酬”；
品牌內卷：打價格戰而非價值戰；
出海成本低，歐美市場被廉價中國產品主導，造成貿易摩擦頻發。
政策背後邏輯：
鼓勵出海賺外匯，提升小微企業就業與活力；
支持“平台 + 工廠 + 供應鏈”模式，強化“中國製造”全球網紅屬性；
低價商品有助於輸入型通脹緩解，對發達國家同樣有吸引力。
總結：內卷不是混亂，而是政策工具的有序表現
從以上案例可見，不同行業的“內卷”並非無序或失敗的市場表現，而是一種結構性壓強與政策引導下的理性應對。其本質邏輯為：
目標 手段
保就業 降本增效，壓縮利潤
保出口 低價高效，打入全球
穩通脹 利用產能過剩壓抑價格
控補貼 靠市場競爭代替財政輸血
從上麵的分析來看，中國的全麵內卷，包括製造業，服務業，員工工作，乃至於內卷外溢化的表現，其實都是中國政府推動，並且默許的，它有其政策必然性和維穩的必要性（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但是同時會在國內造成通縮，消費降級，在全世界形成中國製造的黑洞化，對於世界各個國家的自身產業發展都是毀滅性的打擊，也會帶來巨大的外交和貿易壓力，引發各種矛盾。
中國政府“低福利”體製是如何助推內卷的結構性基礎
一、總體判斷：
中國是典型的“低稅收—低轉移—高儲蓄”型國家
數據概覽：
中國 vs 美國、德國、日本、印度、巴西 主要宏觀社會指標對比表
| 指標 | 中國 | 美國 | 德國 | 日本 | 印度 | 巴西 |
|---|---|---|---|---|---|---|
| 稅收收入 / GDP | 18 | 26.6 | 39.0 | 32.0 | 17.5 | 33.5 |
| 社會支出 / GDP | 12 | 18.7 | 25.0 | 23.0 | 8.6 | 20.0 |
| 公共醫療支出占比（總醫療） | 55 | 49 | 78 | 82 | 42 | 59 |
| 養老金支出 / GDP | 5.0 | 7.1 | 10.3 | 10.0 | 1.0 | 13.0 |
| 居民儲蓄率 | 35-38 | 4-6 | 10-12 | 5-7 | 20-22 | 13-15 |
中國在稅收和社會支出方麵形成了獨特的結構：
| 特征 | 描述 |
|---|---|
| 低稅收 | 中國的整體稅收/GDP比重明顯低於歐美發達國家，但略高於印度。 |
| 低轉移 | 中國的社會保障支出（尤其是養老金、醫保）占比低於歐美日，轉移支付相對有限。 |
| 高儲蓄 | 為彌補“低福利”，中國居民傾向於高儲蓄，尤其是為教育、醫療和養老做準備。 |
| 低政府介入醫療 | 醫療中政府支付占比也低於歐洲，居民自付比例高，造成“看病貴”的問題。 |
中國是典型的**“低稅收—低轉移支付—高居民儲蓄”**型國家。這種結構導致：
- 國家承擔的社會保障責任較低；
- 居民為應對風險（醫療、養老）必須儲蓄更多；
- 消費意願和能力受抑製，影響內需；
- 長期看，在人口老齡化加速的背景下，這種模式麵臨轉型壓力，亟需提高社會支出效率並逐步調整財政結構，以提升消費和民生保障水平。
結論：中國政府在社會保障、公共醫療、教育轉移支付等方麵投入極低，並通過低稅負保持經濟表麵活力。
二、“低福利”如何構成推動內卷的製度性條件？
1. 保障缺失 → 高儲蓄 → 抑製消費 → 依賴出口 → 內卷加劇
居民普遍缺乏對未來的安全感，儲蓄傾向極強；
消費占GDP比重長期在52–55%，遠低於美國的70%、印度的60%；
國內市場不活躍，導致製造業不得不向海外出口傾斜；
出口企業為了維持訂單，必須不斷壓縮成本並卷向效率極限。
形成循環：低福利 → 高儲蓄 → 低消費 → 產能過剩 → 出口依賴 → 內卷競爭
2. 企業福利外包 → 勞動力“可拋棄化” → 強化靈活壓榨機製
社保繳納雖有規定，但大量中小企業與平台企業逃繳或少繳（特別是外賣、快遞等平台行業）；
勞動力非正規化現象嚴重（全國約40%的就業為靈活用工）；
無失業保障、無職業培訓、醫療和養老金靠自己，導致大量年輕人被迫“卷”求生。
例如：
送外賣騎手中，約80%未參加社會養老保險；
平台主播、服裝打版師、短視頻剪輯工，幾乎全部自負盈虧。
3. 政府財政結構導致“激勵地方拚出口、拚產業園”
地方政府財政高度依賴土地財政和產業鏈招商；
福利性支出（醫保、教育、養老金）非優先事項；
地方層麵與企業形成“你建廠、我修路、你出口、我升官”的政績邏輯；
不願增加社會保障投入，反而更傾向於“用就業換穩定”。
例如：
某地政府文件中明確提出：“推動本地製造企業持續擴產出口，作為替代保障型支出的手段，優先支持吸納就業能力強的行業”。
三、對比國際經驗：中國福利低不是發展階段問題，而是製度路徑問題
結論：中國的“低福利”並非暫時，而是係統結構選擇，反過來促進了製造與服務行業的“低保障、高競爭”結構穩定化。
四、宏觀策略總結：低福利=壓通脹+穩財政+控風險的隱性工具
政策目標 低福利所扮演的角色
壓製輸入性通脹 保持商品出口低價優勢，不通過社會支出推高內需物價
降低政府赤字與地方債 少發錢、少補貼，節省財政空間以維持中央債務穩定
控製人口老齡化負擔風險 降低養老金壓力與醫保支出占比，緩解財政長期可持續性問題
降低勞動力成本 讓企業無需承擔高額員工保障，提升全球價格競爭力
換言之，政府以製度化低福利為“宏觀調控穩定器”，將微觀壓力傳導給家庭與企業，讓“內卷”成為緩衝風險的一種替代性製度安排。
五、展望：可持續性與社會成本
盡管這種“低福利—高效率—壓成本”模式短期有效，但長期麵臨以下風險：
消費恢複難、企業創新乏力、人口生育率崩塌；
中產階層焦慮與教育/養老負擔激增；
福利不足激化社會不平等與階層固化；
國家治理轉型壓力與國際形象衝突。
結語：內卷並非孤立現象，而是“低福利發展戰略”的自然延伸
在資源有限、債務高企、人口老齡化與全球去中國化背景下，中國選擇了壓福利保產業、壓內需保出口、壓個體保整體的發展策略。它穩定了宏觀結構，卻加劇了微觀競爭；它減少了通脹風險，卻放大了個人焦慮。
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內卷，或許不僅是一種現象，而是未來十年“中國特色競爭模式”的一種常態機製。
總結：中國經濟模式的核心——大政府、高投入、低福利
這一模式的核心邏輯是：
政府主導資源配置（大政府） → 重資產基建與製造業補貼（高投入） → 控製社會保障開支（低福利） → 保持宏觀穩定、壓低通脹、強化全球競爭力。
一、大政府：政府直接參與經濟資源配置，控製麵廣、職能重
數據對比：
指標 中國（2023） 德國（2022） 美國（2022） 日本（2022）
政府總支出占GDP比例 ~34% ~51% ~38% ~39%
政府控製的國有資產 超過GDP的2倍 極低 極低 極低
國企就業占比（非農業） 近30% <5% <5% <5%
政府調控價格能力 極高 中 中等偏低 中
分析：
中國政府控製著土地出讓、電網、石油、電信、鐵路、金融體係大部分資源；
國企和政策性銀行成為地方經濟和出口補貼的支柱；
財政支出不僅用於基礎建設，還用於維穩、低價信貸、產業扶持。
二、高投入：對製造業、出口鏈條、基建進行持續大規模財政與信貸傾斜
數據示例：
項目 數據
製造業補貼支出（2023） 超過1.3萬億元，涵蓋電動車、芯片、光伏、儲能等
政府直接用於出口退稅的支出 超過1.5萬億元
基建總投資（2023） 超過24萬億元（含鐵路、公路、水利、電力等）
地方專項債支持的製造業/基建項目 約40%專項債投向產業園、高端製造基地
政策性銀行對製造業貸款餘額 超過15萬億元
特征：
高投入不用於社保，而用於強化中國“世界工廠”的產能與出口通道；
支出結構偏重“可計量政績”，如基建裏程、出口增長等；
製造業成為政府主導型“係統工程”，勞動者被置於價格競賽底層。
三、低福利：中國是主要經濟體中最典型的“低轉移支付”國家之一
關鍵數據：
項目 中國（2023） 德國（2022） 美國（2022） 日本（2022）
社會保障支出/GDP ~7.4% ~25% ~19% ~23%
公共醫療支出/GDP ~3.2% ~9.9% ~8.2% ~9.3%
教育財政支出/GDP ~4.0% ~6.5% ~5.8% ~5.3%
公共養老金支出/GDP ~4.2% ~11.2% ~6.9% ~10.6%
失業保險平均替代率 <30% >60% 約50% 約55%
居民自費醫療占比 >33% <10% 約12% <10%
特征：
中國政府鼓勵“家庭自我負責型”保障結構；
醫療、養老、教育等福利結構性不足；
低福利壓低了通脹，但提高了家庭儲蓄、削弱了消費能力。
結語：大政府 + 高投入 + 低福利 = 內卷的製度溫床
要素 描述
大政府 掌握關鍵資源、主導產業方向、操控要素價格
高投入 財政與信貸集中用於基建和製造業，不投向社保或消費激勵
低福利 弱化社會保障體係，推動個人競爭承壓，增強出口價格優勢
製度後果 內需不足、出口依賴、製造業壓價競爭、服務業“卷生卷死”
這種模式短期內有助於穩定財政與通脹，長期則麵臨消費不足、創新乏力與社會分層等嚴峻挑戰。所以，我們說中國的產業和各種內卷，其實是中國政府有意為之，有其必然性（政策推動），也有其統治的必要性（內部維穩），但是它的負麵效應越來越大，以後中國政府的政策轉型也是必然的，但是核心是中國政府是否真正有意願改變現在的“大政府，高投入，低福利”的發展模式，以我個人的觀察來看，短期來說，還是非常困難有大規模全麵的改革，因為那個不符合維穩和統治的利益，但是小範圍，小幅度的改變是有可能的，也是被迫的（可以參見大摩的中國居民痛苦指數）。
（本文主要內容總結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