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介紹過六位終身未嫁的老海歸，今天再介紹一位：關懿嫻
關懿嫻，1918年出生於廣東省南海縣九江鎮，客家人。父親年輕時到美國打工，27歲回國結婚生子，不久回美國，寄錢回家。以後母親和兒子也跟著去了美國，又生了三個孩子。母親擔心孩子太多，父親負擔不起，堅持要回國。於是跟父親回到老家，並生了關懿嫻和一個妹妹。
關懿嫻念了一年私塾，父親去香港作生意，全家人跟著去了香港。關懿嫻後來回到廣州上中學，酷愛文學，數學常常不及格。畢業後考上湖南國立第一師範學院，父親不滿意，決定第二年再考。1939年考上西南聯大外文係，自己說學習很一般，畢業後在幾所中學教書。1948年父親去世後，按照父親的遺囑，在美國的哥哥把母親和關懿嫻姐妹接到美國。在密西根大學讀了一年研究生，找到聯合國的一份工作，省吃儉用，兩年節餘五千多塊美金。關懿嫻入了美國籍，卻拿著這筆錢跑到英國，在倫敦西北理工學院讀圖書館係。畢業後全班20人考英國圖書館學會，隻有兩人通過，關懿嫻是其中之一，獲得普通會員資格。
1954年，母親回香港，關懿嫻也回到香港看母親，並在香港大學圖書館工作。後來母親又回美國，關懿嫻決定回國，1955年10月8號與錢學森和其他留美學生坐同一趟火車，從香港到深圳，再從深圳到廣州。
回國後被分配到衛生部圖書館，因得罪了館長，隻負責借書還書工作，最低的職位，最低的工資。同事們看不過去，建議她去北大教書。1957年通過關係，入北大圖書館係任教，曆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因回國時沒有帶海外留學證書，評職稱總是在別人之後。
剛到北大不久就下放勞動，有一位北大同事以後回憶關懿嫻，講的很有趣，分享如下：
對關先生的耳聞，是在1958、1959年。那兩年，北大先後有兩批青年教師下放到京郊門頭溝區的齋堂公社，每批百人左右，在那裏同農民一樣幹活、吃飯。去的多半是二十多、三十歲的人，都是滿懷熱情地去擁抱農村。關先生那時候四十歲出頭，在下放幹部的隊伍裏幾乎是年齡最大的。當地的老鄉一般稱呼我們“老張”“老李”。對女老師，按照當地的習俗稱呼“丫頭”。“丫頭”是父母、祖父母一輩對子女、晚輩的愛稱，裏麵包含的是親昵、熱乎、關懷等等。對下放幹部來說，這是雙方處到一定程度才能得到的稱呼。在當地農民眼裏，下放幹部個個都是皮白肉嫩，從長相上分辨不出年齡。大概出於這個緣故，四十出頭的關先生也得到了“丫頭”這個稱呼，甚至村裏五十歲的人也這樣稱呼她。得到這個稱呼，反過來要回稱“大爺”“大娘”，這就成了一件挺尷尬的事。關先生一點沒有為難，處理得非常大方、自然。
在齋堂，另有讓關先生為難的事，那就是如何跟自己的家人說話。關先生當時從美國回來沒有幾年，一個北大的教師放下手裏的課不教，到農村去，去一整年，幹的事完全與自己的業務無關，就是去改造思想，可又絕對不是因為犯了什麽錯要受處罰。這裏麵一層又一層的關係，對身居海外的家人，就成了怎麽說也說不清的事，用齋堂老鄉的話，就是怎麽說也說不“亟糜”，何況是在書信之中。關先生當時的辦法是幹脆不說，家裏的來信，還像以前一樣寄到北大，再煩人轉寄齋堂。而關先生的回信，寫在齋堂，要托回校辦事的人捎到海澱，投入信筒，免得家人看到郵戳有變，產生疑惑。
齋堂在山區，運輸要靠牲口馱，牲口不能走的地方要靠人背。背簍有大有小，大的叫花簍，背起來，高出人一頭。一花簍剛打下來的核桃，帶青皮的，分量很重。山路難走，腳下一歪，核桃就滾到山溝裏。像這樣的事，對關先生，到了收核桃的季節就是每天的功課了。我們年紀輕能對付，多半也是靠咬牙；對年紀大、從國外回來、還有許多我們想象不到的難處要應對的關先生，我們心裏佩服、尊敬、同情等等，幾種滋味都混在一起。下放幹部在齋堂開全體大會的時候，大家都指指點點，找那個年紀差不多最大的人。我最早聽說關先生，就是在那裏—靈山腳下、永定河畔、如今成了北京旅遊勝地的齋堂。各位朋友，當年那可是個很苦很苦的地方。
關懿嫻終身未嫁，於2020年在北京逝世，享年102歲。
終身未嫁的老海歸
帕格尼尼 (2025-07-05 07:22:20) 評論 (0)以前介紹過六位終身未嫁的老海歸，今天再介紹一位：關懿嫻
關懿嫻，1918年出生於廣東省南海縣九江鎮，客家人。父親年輕時到美國打工，27歲回國結婚生子，不久回美國，寄錢回家。以後母親和兒子也跟著去了美國，又生了三個孩子。母親擔心孩子太多，父親負擔不起，堅持要回國。於是跟父親回到老家，並生了關懿嫻和一個妹妹。
關懿嫻念了一年私塾，父親去香港作生意，全家人跟著去了香港。關懿嫻後來回到廣州上中學，酷愛文學，數學常常不及格。畢業後考上湖南國立第一師範學院，父親不滿意，決定第二年再考。1939年考上西南聯大外文係，自己說學習很一般，畢業後在幾所中學教書。1948年父親去世後，按照父親的遺囑，在美國的哥哥把母親和關懿嫻姐妹接到美國。在密西根大學讀了一年研究生，找到聯合國的一份工作，省吃儉用，兩年節餘五千多塊美金。關懿嫻入了美國籍，卻拿著這筆錢跑到英國，在倫敦西北理工學院讀圖書館係。畢業後全班20人考英國圖書館學會，隻有兩人通過，關懿嫻是其中之一，獲得普通會員資格。
1954年，母親回香港，關懿嫻也回到香港看母親，並在香港大學圖書館工作。後來母親又回美國，關懿嫻決定回國，1955年10月8號與錢學森和其他留美學生坐同一趟火車，從香港到深圳，再從深圳到廣州。
回國後被分配到衛生部圖書館，因得罪了館長，隻負責借書還書工作，最低的職位，最低的工資。同事們看不過去，建議她去北大教書。1957年通過關係，入北大圖書館係任教，曆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因回國時沒有帶海外留學證書，評職稱總是在別人之後。
剛到北大不久就下放勞動，有一位北大同事以後回憶關懿嫻，講的很有趣，分享如下：
對關先生的耳聞，是在1958、1959年。那兩年，北大先後有兩批青年教師下放到京郊門頭溝區的齋堂公社，每批百人左右，在那裏同農民一樣幹活、吃飯。去的多半是二十多、三十歲的人，都是滿懷熱情地去擁抱農村。關先生那時候四十歲出頭，在下放幹部的隊伍裏幾乎是年齡最大的。當地的老鄉一般稱呼我們“老張”“老李”。對女老師，按照當地的習俗稱呼“丫頭”。“丫頭”是父母、祖父母一輩對子女、晚輩的愛稱，裏麵包含的是親昵、熱乎、關懷等等。對下放幹部來說，這是雙方處到一定程度才能得到的稱呼。在當地農民眼裏，下放幹部個個都是皮白肉嫩，從長相上分辨不出年齡。大概出於這個緣故，四十出頭的關先生也得到了“丫頭”這個稱呼，甚至村裏五十歲的人也這樣稱呼她。得到這個稱呼，反過來要回稱“大爺”“大娘”，這就成了一件挺尷尬的事。關先生一點沒有為難，處理得非常大方、自然。
在齋堂，另有讓關先生為難的事，那就是如何跟自己的家人說話。關先生當時從美國回來沒有幾年，一個北大的教師放下手裏的課不教，到農村去，去一整年，幹的事完全與自己的業務無關，就是去改造思想，可又絕對不是因為犯了什麽錯要受處罰。這裏麵一層又一層的關係，對身居海外的家人，就成了怎麽說也說不清的事，用齋堂老鄉的話，就是怎麽說也說不“亟糜”，何況是在書信之中。關先生當時的辦法是幹脆不說，家裏的來信，還像以前一樣寄到北大，再煩人轉寄齋堂。而關先生的回信，寫在齋堂，要托回校辦事的人捎到海澱，投入信筒，免得家人看到郵戳有變，產生疑惑。
齋堂在山區，運輸要靠牲口馱，牲口不能走的地方要靠人背。背簍有大有小，大的叫花簍，背起來，高出人一頭。一花簍剛打下來的核桃，帶青皮的，分量很重。山路難走，腳下一歪，核桃就滾到山溝裏。像這樣的事，對關先生，到了收核桃的季節就是每天的功課了。我們年紀輕能對付，多半也是靠咬牙；對年紀大、從國外回來、還有許多我們想象不到的難處要應對的關先生，我們心裏佩服、尊敬、同情等等，幾種滋味都混在一起。下放幹部在齋堂開全體大會的時候，大家都指指點點，找那個年紀差不多最大的人。我最早聽說關先生，就是在那裏—靈山腳下、永定河畔、如今成了北京旅遊勝地的齋堂。各位朋友，當年那可是個很苦很苦的地方。
關懿嫻終身未嫁，於2020年在北京逝世，享年10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