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大陸全麵實力增強，研究中國正成為一門顯學。中國會在美中競爭中勝出嗎？10年後北京會全麵超越美國嗎？中國在變富變強後將如何行事？（下圖 Foreign Affairs）如果你在最近幾十年間的任一時期造訪過中國大陸，並就此試著預測其未來20年的情況，你的預測幾乎肯定會出錯。1940年，日本帝國的大規模入侵使中國舉步維艱。但沒有人會預測到，誕生於1949年的共產主義中國，到1960年時會成為一個即將與蘇聯鬧掰分裂的共產黨大國。2000年，美國幫助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大張旗鼓地將自由資本主義貿易體係納入麾下。可令包括絕大多數美國人在內的世人大跌眼鏡的是，不到20年的時間北京竟然成為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就貿易問題撕抓拉扯，讓兩國關係陷入僵局。
在與美國龍爭虎鬥的同時，勢頭上升中的中國大陸與臨近地區和國家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在台灣海峽，中國大陸的一中政策可能引發與台灣的衝突，在東海和南海海域還可能與日本和東南亞國家發生衝突。在更遠的地區，北京默許莫斯科入侵烏克蘭。如果北京采取斷然措施，在台灣問題上發動解放戰爭（中國軍方早已為此做好了準備），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糟。 但時間是最好的解藥，台海、東海、南海和美中龍虎鬥的形勢有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二十年後，中共現領導人習近平將逾九十歲，屆時他或許仍會以某種方式掌權，繼續保持相當的影響力。但never say never。誰知道呢，或許20年後，習近平也有可能因某種原因不再發揮作用。
這就是說，20年後存在著另一種可能性 - 一個可與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在一定程度上共存，而無需犧牲基本全球利益或價值觀的中國。誠然，中國大陸或許永遠不會成為許多西方樂觀主義者在冷戰後初期所想象的那種國家：一個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逐漸變得更加自由、更加順從的成員。但20年後，隻要中國大陸和西方政府都避免采取激化矛盾，導致衝突不可避免的政策，一個西方及更廣闊世界能夠與之共存的中國就有可能出現。那種共存或許不會特別溫柔，但它可以消除如今籠罩在兩國關係上的敵意和劍拔弩張。習近平之後的中國領導人，其中許多人成長於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及本世紀頭十年的友好開放時期，他們或許希望讓國家重現那些年代所提供的機會和希望。他們或許也意識到，卷入任何重大的軍事或地緣經濟對抗都將阻礙中國實現其他目標和願景，例如重振經濟，實現國內中產階級的增長，並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一個國家不可能在進行一場大規模戰爭的同時繼續保有經濟安全，就像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一樣。大有大的難處。中國大陸社會老齡化，以及為維持經濟增長而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必要性，使其難以承受一場重大衝突的後果。
哈佛大學教授、畢業於牛津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米特（Rana Mitter）博士認為，中國大陸或許會避免與鄰國和西方引發大規模衝突，但其規模和體量也注定了北京不會簡單地成為日益衰落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一個馴服成員，現在不會，20年後的可能性更小。伴隨其國力的增加，中國的全球影響力正在大幅增強，並會繼續下去，如果沒有黑天鵝或灰犀牛事件發生的話。米特指出，正是北京這種持續走強的趨勢，讓西方國家和自由民主國家相當焦慮。米特相信美國及其盟友必須對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作出困難的判斷：一個比當前更加溫和的中國，是否應該被視為不斷變化的全球秩序中合法一分子，還是仍然被視為對西方的威脅。米特這篇關於20年後的中國的文章登載在《外交事務》5/6月合期上。以下為《The Once and future China》的主要內容。
富國強兵之道
19世紀末清朝不得不與歐洲列強抗衡時，政府官員們製定了兩句口號來應對西方的挑戰：“富國強兵”和“中體西用”（下圖 picryl/THE COLLECTOR/THE CHINA PROJECT）。清朝覆滅，但關於如何實現這兩個國家目標的爭論卻並未結束。中國共產黨始終認為，建設一個軍事強大、經濟安全的中國是其根本目標之一。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共開始思考是否應該效仿新加坡的模式：一個贏得全球讚譽的國家，同時擁有穩定的治理，在共識與脅迫之間取得平衡，並且表麵上堅持其長期領導人李光耀所稱的“亞洲價值觀”，即尊重權威和社群主義。
這些口號的雙重願望在今天依然清晰可見。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渴望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但直到現在才接近實現這一目標；它如今擁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二大軍事力量。成為一個強國與強調中國偉大本土根源的需求不謀而合。至少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共就培育了一種現代化、威權主義版本的儒家文化，強調“和諧”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這種品質與毛澤東在1949年至1976年去世期間統治時期的動蕩革命大相徑庭。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大量資源投入到儒家經典項目等項目中。該項目在2023年達到了20年的裏程碑，對來自中國文化傳統的超過2億字的文本進行了分類。
“富國強兵”的核心目標 - 富裕且軍力強大 - 將決定中國未來數年乃至數十年的政策。但對北京來說，實現這一目標頗具挑戰性。理性的中國發展壯大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供應鏈的擴張、在其他國家的投資以及不斷拓展新市場的追求。在互聯互通的21世紀，炫耀軍事實力可能會危及對繁榮的追求。如果北京采取令他國擔憂的軍事行動，其經濟雄心很容易化為泡影。如果北京貿然實施在台灣、南海以及中印爭議邊界沿線的領土主張，可能會讓現有和潛在的合作夥伴懷疑他們是否真的能夠依賴中國大陸。但如果北京動用武力改變其區域格局，它將改變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看法。中國或許會辯稱，其野心有限，台灣或南海隻是其總體不對抗政策的例外。但鄰國將更難信任一個未約束自身實力、憑借武力自行劃定邊界的中國。中國這樣做可能不會陷入孤立，但卻難以與他國建立信任，更難讓其他國家政府接受它想要定義世界的準則：不受約束的國家權力，經濟和發展目標高於公民權利和自由。
台海、南海、王道
如果中國選擇發動收複台灣的戰爭，這場戰爭的動機是出於政治考量，而這種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經濟理性和其他戰略考量的影響。武力奪取台灣很難，但憑中國現在的實力北京是可能成功地（下圖 SCMP/Dailyt Mail/CSIS）。然而，這一戰爭將給所有人帶來雙輸的局麵，將對北京造成深遠的破壞。動用軍事力量以及暴力造成的人員和經濟損失，將使整個亞洲國家對中國在區域海上航線上的意圖感到不安，並促使許多亞洲國家加強安全措施，拒絕進一步推進區域一體化的機會。亞洲國家會擔心中國可能會像俄羅斯2022年全麵入侵烏克蘭做的那樣，認定某些國家擁有超越其他國家的主權，鄰國的國內行動和政治偏好會構成對自己（俄羅斯/中國）主權的侵犯。北京官員或許不願將其解放台灣與俄羅斯的侵烏或美國入侵伊拉克的行動相提並論，但東南亞的決策者將很難信任北京。
即使收複台灣不會招致更廣泛的地區對抗，北京可能受到諸如美國和歐盟一類的強大經濟體的製裁，從而對中國乃至整個亞洲的經濟造成傷害。如果北京對收複後的台灣實施類似新疆或西藏那樣的意識形態脅迫或“再教育”，台島的高科技、出口導向型經濟將因失去與外部世界的廣泛互動而被摧毀。收複台灣也將對中國的軟實力造成巨大打擊 - 北京從未能夠和平說服其同胞加入大中華。一個無法說服文化上相似的地區加入的中國，將難以說服其他國家相信它能夠建立一個意義深遠、更廣泛的“命運共同體”（中共語）。在該地區，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將把支出從消費轉向軍事建設，並尋求將其供應鏈與中國脫鉤。
收複台灣後的中國經濟會江河日下 - 富裕國家的製裁將在中長期內擾亂中國經濟。俄羅斯在2022年全麵入侵烏克蘭後，得以有中國這麽一個世界工廠相助，從而減輕了西方製裁帶來的損害。但中國將不會得到類似的援助，無法為其提供新的、可替代西方國家的利潤豐厚的供應鏈或市場，即便它仍能進入大部分全球南方國家。俄羅斯自2022年以來的經曆顯示，一個處於戰爭狀態、即使隻是部分地與全球資金流動隔絕的國家，常常會遭受嚴重的通貨膨脹？。20 世紀90年代，拒絕對後蘇聯俄羅斯實施“休克療法”的中國決策者記得，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20%到30%的溫和通貨膨脹引發了大規模示威活動，最終導致了1989年6月的天安門廣場政治抗議活動。如果北京攻打台灣，它將麵臨災難性通貨膨脹的風險，並對社會穩定產生類似1989年春天的影響。
中國不會放棄對台灣的主權，正如習近平在2025年新年賀詞中所說：“國家統一的曆史潮流，無人能夠阻擋。” （下圖 Youtube/netivist） 然而，中共對媒體和宣傳的控製意味著，政府可以很容易降低統一的急迫性，從而給北京帶來巨大的利益。對中國大陸公民來說台灣很重要，但老百姓更關心攸關幸福生活的經濟穩定和就業機會。如果中國淡化其與台灣及其在南海的海洋權利主張相關的言辭和行動，明確表示這些問題在未來某個時候能夠得到解決，那麽北京在台海和南海地區的地位將得到加強。緊張局勢的降低將在相當程度上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意圖的擔憂。
寄希望於下一代
伴隨實力的增長，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變得更加威權，在與鄰國的交往中更敢於維護北京的利益，也更加直言不諱地挑戰美國霸權。但下一代中國大陸領導人可能會改變國家的方向。20年後，如今40多歲的中共官員將構成領導層的主體？（下圖 ie/The Washington Post）。屆時年過九旬的習近平或許仍有影響力，很可能是唯一一位青少年時期受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影響的領導人，這段經曆似乎賦予了他始終如一的秩序至上主義。而剩下的高層領導人將是那些在20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頭十年成長起來的人。在他們年輕的時候，中國大陸的廣播和新聞界比現在開放得多，大膽的新聞報道有時是可能的，而且關於中國大陸如何改革政治體製的真正辯論仍然存在。
正如文化大革命塑造了當今的最高領導人一樣，未來幾十年，對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的記憶將對領導人產生深遠的影響。中國大陸這些未來領導人包括黨內高官，商界、媒體以及像中華全國總工會這樣替代公民社會的半官方組織的人物。這些領導人中的許多人並非西方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所以，如果西方期待中國領導層中出現堅定的親美派，那會是一廂情願。但是，這其中的一些人的思想可能遠比他們今天公開承認的要開放得多。事實上，私下裏，商界、媒體界和智庫界的許多人都對中國大陸現在的氛圍感到沮喪和失望。與他們的前輩一樣，這些人可能會繼續對美國保持警惕，但他們可能不會像前輩那樣對與俄羅斯合作感興趣，因為俄羅斯不會為中國提供任何重要的經濟機會。習近平的父輩熱愛俄羅斯，是因為俄羅斯的文化和政治影響了在1949年將中共推上執政的那場革命。如今，許多中國大陸公民也因為俄羅斯強烈反西方而容忍俄羅斯，但大陸民眾與俄羅斯的聯係並不緊密。2024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約有12萬中國人正在學習俄語；而同一段時間學習英語的人超過3億。
權力移交給“九零後”一代，或許會促使中國的決策者認識到“少而精”。中國的這些未來領導人會發現，緩和中國的威權主義形象是有價值的？（下圖 SCMP/facebook/X）。北京擴張影響力的努力因其對其他國家的侵犯以及在國際外交中缺乏透明度和尖銳性而受到損害。相比之下，印度、卡塔爾、土耳其和阿聯酋等國家即使在國內政治走向非自由主義方向時，也努力在國際舞台上展現自己作為合作參與者的形象。這些國家經常追求與西方國家不一致的目標，例如印度購買俄羅斯的石油和武器，但人們認為它們並不試圖重塑世界秩序以適應自身利益，這實際上放大了它們的影響力。
未來的中國領導人很可能會懷念上世紀90年代末的中國大陸，那時的中國大陸在天安門事件後成功地樹立了更有利的全球形象。這樣的中國仍將努力追求繁榮富強，但視相對開放的世界是實現繁榮富強的最佳途徑。未來的中國即使不願追求西方化，也渴望承認中國的身份認同始終是多元的，並汲取著諸多外部影響。未來的中國會認識到，潛在的極權監控國家永遠無法保證其生存 - 例如東德。它會放鬆目前正在加強的各種監控和審查製度，這不僅是為了創造更大的社會和諧與穩定，也是為了向世界展現一個更具吸引力的中國。
一個更加溫和但仍維持威權主義的中國，不會成為西方政客（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以及中共早期高層（如前政治局委員李銳和趙紫陽）口中的多元民主國家。但這或許是一個現實的中期結果。這樣的中國也可能與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區相似，因為全球政治向威權主義的轉變很可能會持續到2030年代及以後。到那時，即使許多西方國家，更不用說世界其他國家了，可能都會在國內采取更加不自由的政策，限製個人自由和人員流動。很少有國家，甚至美國，會急於在未來幾年推動全球自由民主運動。在這種環境下，一個不那麽尖銳激進的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很可能看起來更能與未來的國際體係相兼容。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更加不自由的全球氛圍可能會讓中國在某些領域放鬆政策，從而擴大其全球影響力，並使中國不再感到容易受到自由主義的反擊。
未完待續
* 本文作者米特（Rana Mitter）現為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美亞關係李世石講席教授（S. T. Lee Chair in U.S.-Asia Relations），著有《中國善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如何塑造新民族主義》（China’s Good War: How World War II Is Shaping a New Nationalism.）。
參考資料
Mitter, R. (2025). The Once and future China.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once-and-future-china-xi-jinping-rana-mi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