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記》是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軍事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抗戰期間的日記。該書記錄了1942年5月到1945年11月期間，作者在延安的見聞和感想。內容涉及延安整風、中共七大、種植和販賣鴉片，以及中共領導人與日本占領軍司令部如何秘密保持直接聯係。
八路軍新四軍，早已停止了對侵略者的主動出擊和反擊。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作主要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國民黨控製的地盤。中共中央嚴令八路軍和新四軍各部隊不得對日本人采取任何有力的作戰活動。
延安到處都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柴陵，在後方的第120師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運往市場。政治局批準，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與貿易”。同時決定，作為緊急措施，要在一年內為國民政府所轄各省的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鴉片。
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貨物都是由淪陷區倉庫直接供應的。在第120師師部裏，討論的中心不是戰鬥任務、作戰和其他軍事問題，而是怎麽做買賣和賺錢。
周恩來的眼睛總是盯著毛，（在毛說話之前）不發表任何明確的意見。
任弼時隻要一開口，就是談他的病，說他需要到蘇聯去治療。至於談到政治問題，他毫無獨立見解，事事都附和毛澤東。
康生的成功在於他看透了毛澤東的真正欲望，而成為實現他的欲望和要求的人，成為他須臾不能離開的人。
毛善於在一些聽起來無害的口號的掩飾下，把各種政治陰謀和政治活動作為運動來搞。
訪問延安的外國記者有充分的行動自由，還有同當地人民的交談自由。一些模範村莊正在匆忙地進行打掃，老百姓事先練習怎麽談話。這種“交談”自由將按預定計劃進行。
毛對任何個人或千百萬人都不感興趣，重要的是抓權。至於說，抓權究竟要付出多大犧牲，這個或那個步驟是不是冒險主義的，是不是可以用較小的損失取得較大的勝利，他是很少關心的。確切地說，他對這一切根本就不關心。對他來說，人民隻是完成他的計劃的工具而已。有時，我覺得他說起話來，儼然是個救世主。他淩駕於人類、法律、道德和苦難之上。
毛澤東喜歡聽奉承話，這在中共七大上從他對代表們的發言的反應中看得特別清楚。每個發言者都一定要對中共中央主席歌頌一番。
提出重慶難以接受的要求和條件！“這是我們對付蔣介石的帶戰略性的政治計劃！絕不要提出任何使他有後退餘地的條件！”毛澤東的立場是最清楚不過的了。主要問題就是要“逼得蔣介石走投無路”，就是要逼得他來發動內戰！此外，要操縱輿論，以便給共產黨充份動員的時間。
實質上，中共的全部政策，都是從及早打一場無法避免的內戰這一事實出發的。這一點有下列情況為證：新四軍第七和第二步兵師的戰鬥行動；在陝西的備戰活動；從特區調出部隊；一批軍隊和黨的幹部同時調離特區，往同一方向調動；以及共產黨在湖南和河南兩省的活動。所有這一切，都隻是在為內戰作準備。延安發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八路軍、新四軍、遊擊隊和民兵，開進了日本占領區。延安發布了秘密指示：消滅一切堅持向前推進的國民黨部隊。而且，不管在什麽地方，隻要可能，就把他們從新占的地區趕出去。
我看到了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和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持著聯係。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係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葉劍英告訴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總部發來電報的內容。毛跟我解釋了好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麽決定要與日本占領軍司令部建立聯係。談話表明了所有這一切做法是如何不體麵。與日本司令部的關係早已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建立了，中共領導中隻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有一個原籍日本的聯絡員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他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之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和新四軍總部之間。毛澤東將情報，發給新四軍總部，由這個聯絡員送給日方。這個聯絡員帶來的情報，在新四軍總部總是很快就譯成密碼，發往延安。
毛澤東再度要求證實，蘇聯政府是否準備保障他在重慶的人身安全。他要求，如果他的安全受到威脅，他就到重慶蘇聯軍事代表團駐地去避難。我明確對他說，他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證的，同時讓他放心，必要時可以到蘇聯軍事代表團去避難。可是，所有這些顧慮都是多餘的，因為蔣介石還不敢侵犯他的生命。這是莫斯科可以堅決擔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