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留”中的高人

在美國認識了老Z，他是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留美學生，在一所長青藤大學攻讀土木工程。1982年拿到博士學位後，得到組織上同意，繼續讀博士後。1983年妻子來陪讀，老Z萌生了不回國的想法。那個時候的黨員還比較正派，是非分明，知道不回國是錯誤的，必須找一個名正言順的借口，才能心安理得地在美國住下去。

讀博士後的人都不是書呆子，老Z開始規劃自己的未來。他先憑著自己長青藤博士學位和修過的兩門經濟學課程，在世界銀行謀了個差事，即保留了自己的中國護照和中國公民身份，又可以合法在美國居住，還不用交所得稅。另一方麵，讓妻子獲得綠卡後申請入籍，生了一兒一女，一家子除了他，都是美國公民。

老Z還是我黨有自覺性的黨員，主動到大使館向組織交待，提出三點要求：1/保留黨員身份，按時交黨費；2/以中國政府代表身份在世界銀行工作；3/如數交還國家給自己付的學費。使館請示北京後，接受了老Z的要求。

80年代初，常青藤一年學費五六千，在那個時候是不小的數字。老Z開了一個銀行帳戶，每個月往裏麵放錢，並把戶頭帳號也交給了大使館教育處。若幹年後，賬戶裏的錢增加到了幾萬，足夠還清學費。教育處人員更換，沒有人知道這個賬戶的存在。那幾萬在銀行裏一年又一年地生利息，老Z絕對不動，國家什麽時候突然想起來還有這麽一茬，他就把錢取出來，還給國家。

老Z在世界銀行幹得很出色，很快50萬以下的投資項目不必向上級請示，他自己就可以批。他很自豪地說，香港一家自行車廠的經費就是他一人經手的。每年回國探親（世界銀行報銷），他都向組織上匯報世界銀行內部運作情況。十年後，國家發現這個不經意安插在敵人金融大後方的“臥底”很有價值，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把他挖過來。

國家許諾他高薪、房子、工作、待遇，他同時看到了在中國發展的機遇，便向世界銀行打報告辭職，並提出三點要求：1/保留世界銀行顧問職稱；2/保留回世行工作的權利；3/像所有世行員工一樣，孩子的大學學費由世行付。世行接受了他的要求。另一方麵，他讓妻子學怎麽買賣房地產，拿到了“21世紀房地產公司”經紀人執照。

老Z帶著一家人回國了，正值中國一項重大工程設計開工，老Z的工程博士背景又派上了用場。又是金融又是工程，老Z一下子成了風雲人物，整天吃香喝辣，跟隨代表團到處出國“考察”。憑著自己在世界銀行學到的金融知識，在中國金融界摸爬滾打，建立了自己的投資谘詢公司，先後給中國100多個新興企業投資，許多成了今天中國市場上的佼佼者，自己獲利的個人資產上億美元。妻子在北京倒騰房子，搞得熱火朝天，也是腰纏萬貫，收入按“外籍人士”交稅。兩口子經常回美國度假，看望在美國讀書的子女，照料在美國的兩棟房子。

不久前，老Z又回美國度假，順便準備把房子賣掉。孩子們早就畢業了，兒子在新加坡搞金融，女兒在美國是眼科醫生。有近10年沒有回華府了，把老朋友約到一起聚了一次。老Z沒變多少，一眼就能認出來。他還是那麽低調，說話和藹可親，住很普通的旅館，衣著很平民化。妻子倒是有點富婆的樣子，好像做過整容。老Z說他處於半退休狀態，給人當個顧問，具體事務都是別人做。在香港買了一套高級公寓，常年定居香港。把自己國內的巨額資產轉移到了新加坡，並獲得了新加坡國籍。這次來華府的目的之一，是找世界銀行的老部下谘詢，如何合法逃稅。

“學費還了沒有？”我們都問。

“他們不提，我也不提，” 老Z笑眯眯地說。

老Z是高人，高，實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