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新民（625）
不久前，有一位網友寫了篇學習英語的回憶。由此開頭，好幾位網友接二連三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學習英語的故事。看來，對身在海外的人，學習英語都是一段不能忘記的經曆。這些故事不免勾起了我關於自己同英語之間結下的不解之緣的回憶，這一段緣份決定性地改變了我的人生。我這裏說的改變人生不是指學習英語對於升學、出國一般意義上的影響。而是指五十年之前國家采取的一項英語教育措施以及此後的一係列事件波及到本人，使我走上一條獨特的漫長而曲折的道路，相信在同齡人中也是不多見的。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人到晚年，確實是回顧的時候了。
從高中開始學英語
和大多數年輕的網友不同，我在1956年進初中的時候，沒有外語課，全中國的初中都不設外語課，無論英語還是別的外語，都沒有。當時沒有什麽感覺，少一門課還不好嗎？倒是家裏的大人有些嘀咕，因為高我幾屆的鄰居孩子都是初中就學英文的。不久前，我問了比我低幾屆的校友，才發現兩三年以後，他們進初中的時候是有外語課的，不過大多是學俄語。這才意識到，我前後的幾屆學生恰好經曆了中國近代史上少有的初中沒有外語課的時期。似乎沒有人注意到這一點，不知道研究教育史的人有沒有探討過當時中國的教育當局為什麽有如此決策。以我現在的回想，大概是因為上世紀五十年代正是中國執行學蘇親蘇、反美仇美政策最高潮的時期，1957年許多人被打成右派，就是因為說了一點美國的好話，或者對蘇聯專家有些微詞。顯然英語這種敵人的語言是不適合在青少年中普及了，老大哥的語言才應該是第一外語。但是要在全國的中學裏全部開俄語課，師資是個問題。當時，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剛剛實行了幾年，學校裏還沒有培養出那麽多俄語老師，於是幹脆停了初中的外語課。直到 1958 年的時候，中國的大學和師範院校的俄語係終於培養了足夠的俄語師資，才開始在初中恢複開設外語課。畢竟，外語還是需要的，馬克思說過：“外國語是人生鬥爭的一種武器。” 既然是武器，長矛不時興了，那就換成大刀。
所以，我的外語是從高中開始學的。不過，我進高中時學的卻是英語，大概是為了解決原來的英語教師的就業問題，教育當局將他們集中到少數幾個學校教授英語課，其餘的大多數學校則教授俄語。我瞎貓撞上死老鼠，進了一所教授英語的高中。記得當時的英語課還是比較重的，大概是為了彌補初中的缺課，同語文、數學一樣，英語課幾乎是天天都有的。不過我當時對數學、物理課的興趣更大一點，開始閱讀各種科學幻想小說和科普讀物。當時有一套 “趣味物理學”、“趣味幾何學” 和 “趣味天文學” 等適合中學生閱讀的書，都是從俄文翻譯過來的。另外還有一本名為“知識就是力量”的科普期刊，實際上是蘇聯同名刊物的中文譯本，每一期都有蘇聯科學院這院士那院士的文章。這讓我有點羨慕人家學俄語的同學，覺得要是學俄語的話，就可以直接閱讀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文章了。
理工科大學裏的文科生
待到進了大學，就輪到學俄語的同學來羨慕我了。我是1962年考入中國科大近代力學係的，學校的圖書館、資料室裏的科技文獻大部分都是英文的。學校的教授，嚴濟慈、錢學森、郭永懷、華羅庚、貝時璋，哪個不是歐美回來的？蘇聯回來的教授一個也找不到。這才知道對於科學技術專業的學生，英語是遙遙領先的第一外語。入學第二年我們係有了第一屆畢業生，被錢學森留在學校裏多讀了半年書，原因之一就是英語太差。這等於給全校各係各年級裏學俄語的同學一個嚴重警告。當時學校裏學俄語的學生大大超過了學英語的學生，拿我們係我們年級來說，六十個同學裏隻有九個人是中學裏學英語的，按十個人一組編組，我們九個人連一個小組都不夠，係裏把我們的學號編在全年級的最前邊，讓其餘五十多個學俄語的同學隱約感到了“歧視”。每到上外語課的時候，我們九個人就在同學羨慕的眼光中去英語“快班”上課。因為每個係都隻有屈指可數的幾個人是在中學裏學英語的，所以這種“快班”要由三、四個係的同學湊合而成。當時學校的政策基本上是原來中學裏學什麽語言，進大學就繼續學下去，隻有少數係科允許從俄語改學英語，稱為“慢班”，大概是因為這些專業完全沒有俄語的文獻。快慢之分明白顯示那些學俄語的同學——用今天的話說——“輸在了起跑線上”。
從中學到大學，英語和俄語的地位顛倒了過來，還同當時的國際形勢有關。就在我讀中學的三、五年間，中蘇兩國共產黨的爭論由隱蔽轉向公開，1960 年的時候，蘇聯撤走了在華的全部專家，蘇聯已經不再是老大哥了，成了同帝國主義並列的修正主義，俄語的地位原來就是由政治原因支撐起來的，這時自然就一落千丈。想想中國當局花了十年左右的時間，在全國的中學裏普及俄語教學，這期間費心費力培養新時代的俄語教師，淘汰和安置舊社會過來的英語教師，雷厲風行，效率不能說不高，成果不能說不大——有些網友的學英語回憶都提到在邊遠小城幸遇優秀的英語教師，大概也可以歸功於這樣的安置。到我們進大學的時候，我所在的科大力學係 62 級大體上是全國的一個縮影：80%以上的中學生已經以俄語為第一外語，剩不到 20%的英語學生全都來自上海、北京和江蘇這三個地區，或許是因為這些地方“帝國主義殘餘影響”不易肅清，如果再接再厲，全國中學 100%俄語化也是指日可待。然而就在這個時候，風向掉了個頭，英語教員又成了稀缺資源。當時科大的學生幾乎全部都要求改學英語，那些歐美歸國的教授大約也都有此要求，然而學校當局卻隻同意少數係科開設英語慢班，主要原因就是英語老師不足，俄語老師過剩。早幾年要是知道有這樣的局麵，何必費心培養那麽多俄語教師，又何必費心淘汰那麽多英語教師？今天回顧往事，隻能用兩個字來概括——折騰。這一折騰，浪費了多少教師的才智，耽誤了多少學子的時光，似乎沒有人算過這筆賬。不過比起我們經曆的那些更大的折騰，像土地分給農民後又收歸集體、右派分子戴帽後又改正、私人企業國營後又重新扶植、人民公社建立又解散，這點小折騰實在微不足道。
不過對我本人來說，這個小小折騰卻實實在在地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1964 年秋天，我在力學係讀書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當時學製是五年）。按規定，這是基礎課學習的最後一個學期，學完之後，就要分專業了。這時係裏的領導找到我，向我提出了一個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光榮任務”——立即停止在力學係的學習，轉到學校新成立的英語專修班全職學習英語，歸外語教研室領導管理，準備畢業後留校當英語教師。後來到了專修班，領導給我們這樣解釋事情的原委：1964 年一月份，戴高樂總統領導的法國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是西方大國中第一個這樣做的國家。外交部預計今後幾年內將有一係列國家跟進，甚至美國也在做這樣的考慮，為此外交部門將要求大量英語人才，而前些年恰恰是英語教學受到嚴重削弱的時期。因此外交部向中央打了一個報告，提出今後幾年內，包括師範院校在內的所有大學英語專業畢業生統統歸外交部分配，從事外交工作。至於當時各個高等院校也正處在第一外語由俄語向英語的轉變之中，師資問題請自行解決，勿謂言之不預。要是擱在民國時期，教育部長蔡元培或者那些很“牛”的大學校長胡適、劉文典、傅斯年大概不會買外交部的賬。不過蔣南翔部長盡管打右派時毫不手軟，這種事一點脾氣都沒有，要不怎麽叫“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呢？於是教育部向全國各個高校發出一個通知，讓它們利用自己的英語師資從在校學生中培養英語教師。我們的英語專修班就是根據這個通知成立的。我就是這樣不幸“被光榮”了，毫無思想準備，從理科生一夜間轉行成一個文科生，確實有一番猶豫和思想鬥爭——今天稱為“糾結”。要知道，當時普遍重理輕文，一般隻有數理化成績差的學生才會報考文科。1962 年的高考更是史無前例的嚴格和艱難，中國科技大學又是科學家的搖籃，在我們同學眼裏，比清華“工程師的搖籃”更勝一籌。想不通的是，我當初背井離鄉、不遠千裏為考上科大而用功讀書，最後卻落得一個專修英語的下場！將來不理不文，專修班畢業算個什麽學曆呢？早知今日，還不如輕輕鬆鬆報考一個家鄉的師範學院英語係，畢業時還算是正規的英語科班出身。但是現在“組織”找到你頭上，如果拒絕“光榮”，即使繼續在原來係科學習，留下“不服從組織安排”、“成名成家思想嚴重” (今天稱為“追求自我實現) 的紀錄，會有什麽好的前途呢？就在這重重“患得患失”的糾結中我接受了“組織”的安排。據說，當時學校要求二十多個學生改學英語，最後隻有八個人同意進了我們的“英語專修班”，看來，成名成家思想比我嚴重的，還大有人在。參加我們班學習的還有本校幾個年輕的俄語老師。
英語專修班的老師
於是，1964 年末，三年級的第一學期還沒有結束，別的同學準備期末考試的時候，我就匆匆告別了那些複變函數和拉格朗日方程，開始了英語學習的第一課——正音。原來學習英語的時候，隻是為了閱讀科技文獻，完全沒有考慮將來會有同外國人對話的可能，出國、留學更加屬於異想天開，所以，沒有人注意發音，現在要當教師了，要求就不一樣了。所以，在最初的一兩個月裏，我們的重點放在糾正以前的不正確發音，課上朗讀葆青編譯的《英語口語日常用句》，課後抱著笨重的錄音機聽“靈格風”。老師是從外語學院調來的劉新。劉老師眼睛不好，幾乎半盲，上課時提一個暖瓶，隨時喝水潤喉，半閉著眼陶醉在自己柔和的倫敦口音中，我們則看著他的嘴形跟著念課文。有時也練一些繞口令 ：“She sells seashells”，“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從那時開始， 直到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後一年半的時間，除假期和短暫的下鄉勞動，我們專修班的同學每天都十幾小時沉浸在英語學習中。學習的課程除語音以外，還有閱讀（又分泛讀和精讀）、語法和口語。這段時間的高強度英語學習，使我們的英語水平確實有很大提高。
這不能不歸功於教我們的那些老師們。由於是培養自己的教員，學校給我們配備了最好的教師。語法課由教研室主任田雨三先生執教。田老先生是延安來的老革命，但是外表完全是一個老學究的樣子，也從來不提他的革命資曆。他是河南人，口音濃重，他跟我們說：“我講英文的時候，誰都不懂：中國人以為我在講英文，外國人以為我在講中文。” 他的專長是語法，用一本原版的英文語法教科書給我們上課。他最推崇的語法學家是丹麥人葉斯珀森（OttoJespersen），引用的文句常常出自作家艾略特（ George Eliot）的《織工馬南傳》（ Silas Marner: The Weaver of Raveloe）和一位歸化為日本人的歐洲人小泉八雲的作品。當時市麵上流行的英語教科書多采用狄更斯和馬克·吐溫的作品片斷作為課文，認為他們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具有進步性——天知道這種階級分析法來自哪裏，多半也是從蘇聯那裏沿襲來的。田老先生不理睬這種“政治正確性”。這或許是因為個人的偏好，或許是因為他本人在“舊社會”就是接受這樣的英語教育，艾略特和小泉八雲是當時主流的英語教材，他隻是把他認為最好的英語典範傳授給我們。
我們的閱讀課主要由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孫瑞禾先生講授，他最推崇的英語權威是複旦大學的葛傳椝教授，對他的《慣用法詞典》和自學成材經曆津津樂道。孫老師講課時解釋詞匯適用的場景，有時配以動作，十分生動，對我們的閱讀理解能力提高極有幫助。“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著《我為什麽在七十二歲的時候來到中國》一書最早就是他翻譯為中文的。文革後還出版了他翻譯的名著《簡·愛》和許多關於英語教育的論著。其中一本《常用漢語虛詞英譯》其實在教我們的時候就已經有了雛形，他把有關講義發給我們的時候一再關照這是他的“獨門秘籍”，隻對我們傾囊相授，但不要外泄。講義中提出的問題是：漢語中有一些加強語氣或表達強烈情感的虛詞，英語中沒有這類詞匯，那麽英語如何來表達這類語氣和情感呢？舉個例子說，“約翰遜沒有料到，竟然是肯尼迪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資格從他手裏奪走了。”這句話裏虛詞“竟然”被用來加強“沒有料到”一詞的語氣，表示約翰遜原來認為肯尼迪是最無競爭力的一個對手。英語中沒有相應的詞匯表達“竟然”這個意思，孫老師認為，這裏可以用 “of all people”這樣的詞組來 表達：“ Johnson never expected that Kennedy, of all people, could take the candidacy from him.” 按字麵翻譯的話是：約翰遜數遍了所有人也沒有料到肯尼迪會贏他，這就把“竟然”、“居然”、“偏偏”這樣的意思表達出來了。
我們的口語老師是著名力學家郭永懷的夫人李佩，她是教研室裏唯一在歐美長期生活過的人，待人和氣，教書認真。有時她還編排一些 “小品” 讓我們練習對話。當時為了提高聽和說的能力，我們也聽英語廣播，不過“敵台”是不能聽的，隻能聽我國對外廣播 Radio Peking。另外還有一些英語電影，不是英美製作的原版電影，而是我國自己譯製的對外宣傳影片，如替我國民族政策辯護的《農奴》和《天山上的紅花》等，可以想象，這些廣播和電影充滿了政治詞匯和“中國特色”的英語。李老師不同，由於她本人在國外的經曆，所教的口語更貼近外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真實使用的語言。
為了讓我們有機會接觸真正以英語為母語的人，記得學校還曾設法安排一位訪問中國的澳大利亞科學家的夫人來給我們上課。當時來訪的外國科學家很少，來自西方國家的尤其少見。這位科學家夫人的弟弟是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的主席希爾，現在很少人知道他了，需要作一點說明——當時中蘇兩黨的爭論已經公開化，世界各國共產黨大多站在蘇共一邊，也有少數人從其中分裂出來，成立“馬列主義共產黨”，在自己的共產黨名稱後加一個括弧“（馬列）”，以示區別於修正主義的正統共產黨。希爾大概是這類“馬列主義共產黨” 中最堅定的一位，每年都要來中國幾次，每次來訪都出現在《人民日報》的頭版上，接待規格同外國的領導人訪華一樣，從而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大概是受到希爾的影響，他的姐姐和姐夫決定來中國做較長時間的訪問，由科學院負責接待。科大屬科學院領導，而科學家的夫人也提出要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作貢獻，正好可以安排她來給我們上英語課。我們從來沒有同外國人接觸過，對此十分期待，然而最後還是落空了。不是別的原因，而是——文化大革命來臨了。
如果說從力學改行到英語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急轉彎的話，文革的爆發讓我的人生道路發生了第二次急轉彎。文革的經曆不在這裏細說了。總而言之，從１９６６年六月初開始，全國所有學校的課程都停了，我們的英語課也停了。本來，由於英語教師的緊缺，教研室的領導已經決定讓我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提前一年畢業，以便在秋天開學的時候可以上崗教書。假如文革沒有發生，那我就可能在一個多月後，成為中國科大的一名新出爐的英語教師，並從此“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終老於北京八寶山旁邊的科大校園，眼看著原來的同學們成為我國航空航天事業的骨幹，心裏或許還會帶點兒“羨慕嫉妒恨”的醋意。
工廠裏的用武之地
曆史沒有假如。文革不僅打斷了我的英語學習，也打斷了我原來力學係同學和全中國所有在校學生的學業。於是到１９６８年畢業分配的時候（因為文革，推遲一年畢業），本來似乎已經注定要當教師的我們又麵臨了何去何從的問題。原因是文革不僅中斷了所有學生的學習，也中斷了中國的外交進程，似乎沒有多少國家急於同中國建交，英國的代辦處都給燒了，英語人才的需求也不那麽緊迫了。至於學校，連要不要辦下去都是個問題，有誰還關心是不是要開英語課？又有誰還需要我們這幾個半路出家、半生不熟的候補英語教師呢？麵臨不確定前途，各個學校的英語專修班同學於是按照文化革命所提倡的“自己解放自己”的口號，串聯起來到教育部去“造反”，控訴開設英語專修班是教育部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結果，要求“解散英語班，徹底鬧革命”。教育部這時泥菩薩過江，也沒有人在乎這麽一小撮人的前途，就同意了造反者的要求：解散英語專修班，各自回原來係科參加分配。就這樣，我的人生在兩個急轉彎之後表麵上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我又回到了原來的同學中。回顧分別的這段時間裏，我的那些老同學們在我離開力學係不久，就中斷了專業課程，到北京郊區參加農村“四清”運動，直到文革爆發，因為偉大領袖說，參加階級鬥爭是大學生的“主課”，不上不能畢業。跟他們比起來，我錯過了階級鬥爭這門主課，掌握了一門敵人使用的語言，“生活鬥爭的武器”。
１９６８年離開學校後的幾年裏，經曆了雲南邊疆軍隊農場的“再教育”，我被分配到昆明鋼鐵廠當了一名燒鍋爐工人。這期間我都按畢業證書上寫的力學專業向單位報到，除了信得過的朋友，盡量避免告訴人家專修過英語的經曆，一是為了減少“偷聽敵台”的嫌疑；二是怕廠裏把我分配到子弟學校去教英語——文革中教師受到學生批鬥的遭遇使人人將教師視為畏途。再說，英語在農場和工廠裏除了教書也確實沒有什麽用處，事實上，力學專業也同樣沒有用武之地，“夾緊尾巴做人”才是我們知識分子的本分。如果從１９６６年文革爆發算起，整整七年時間，我幾乎沒有再碰過書本，無論是科學還是英文的。不過到第七個年頭時，我的人生道路又發生了一個轉折，這一次竟然還是同英語有極大關係。
跟第一次一樣，轉折是從與本人毫不相幹的事件開始的：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後，文革已成強弩之末，工廠的生產逐漸走上正軌，當時工廠還是由軍隊幹部掌權，不過也開始重視提高產品質量以及對知識分子“落實政策”。據說在一次研究提高我廠鋼鐵產品質量的會議上，廠裏的一些技術人員向省裏的軍代表提出了購買質量檢驗儀器的建議，我們廠是雲南省數一數二的企業，軍代表很大方，請技術人員把需要購買的儀器開列出來。出於我至今也沒弄明白的原因和心理，那些技術人員在清單中提出要從日本進口“掃描電子顯微鏡”。其實，鋼鐵企業作日常產品檢驗有金相顯微鏡足矣，完全沒有必要用這樣高檔的科研儀器，當時全國的研究機構也沒有幾家有這樣的儀器。可是省裏的軍代表居然同意了，可能是把它錯當成了平常醫院裏見到的顯微鏡同一類的東西。等到發現這玩意兒那麽昂貴，全省一年的外匯指標都不夠買一台，才知道被“臭老九”忽悠了。隻好硬著頭皮，挪用下一年度的外匯，把它買了進來。成套設備到了廠裏，才發現它隻有日文和英文的說明書，沒有人知道如何安裝和使用。廠裏唯一的一位有相當英語水平的人是民國時期公派到美國實習的“海歸”工程師，因為“特嫌”的原因，還在學習班裏接受審查。廠裏隻好臨時將我們這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找去，詢問有誰能勝任翻譯這些說明書的工作。沒有想到，我這個半路出家、半文半理的人在這裏顯示了“雜交優勢”：我的英語比一般的理工科大學生好一些，另一方麵，那些物理和電子光學的原理和術語讓文科生頭痛，對我卻沒有困難。
以上所說隻是我的人生道路發生改變的“微觀”原因，直接聽說或者從當時的經曆中感受到的。現在翻閱那幾年的曆史，發現它也許還有“宏觀”的原因。那就是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全麵主持政府工作，他的決策之一就是從國外進口一批工業設備。當時廣為人知的是進口了幾套化纖製造廠設備，以解決國內棉花產量不能滿足人民穿衣需求的問題，“的確良”等化纖產品就是從那時開始在中國普及的。另一方麵，中美關係的解凍和中日邦交的建立也在那個時期發生，為進口成套設備提供了可行性。於是，史冊記載，在 1972 年後形成了一個進口工業設備的小高潮。很可能當時各個省都獲得一些進口工業設備的外匯，這些錢不用白不用，到了雲南省就被掌權的軍人們用來優惠幾個大企業了。回想起來，當時我所在的鋼鐵廠進口電子顯微鏡，也應當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發生的。換句話說，同第一次一樣，國內和國際形勢的微妙變化通過一種無法預知的方式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第一次是戴高樂總統在愛麗舍宮內的一個決定，這一次是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裏的一個決定。現在人們常說，亞馬遜叢林裏的一隻蝴蝶扇動了一下翅膀，就在地球另一邊的太平洋上掀起了一場風暴。說的是，一個微小的擾動會觸發複雜動力學係統的不可預知的巨大變化。套用到本人的經曆來說，戴高樂、周恩來這樣的人物在世界政治叢林中可不是小蝴蝶，算得上是大象級別吧。是不是可以這樣比喻：大象晃動了一下鼻子，就在太平洋上掀起了一場風暴，這風暴中的一朵小浪花，把幾個小魚和蝦米永遠衝離了原來的覓食路徑，我就是其中的一隻蝦米。
於是在１９７３年，我這隻蝦米就從車間調到總廠技術處，擔任專職的科技情報翻譯。同第一次從專攻力學轉為專修英語時不一樣，那一次是勉為其難，這一次是欣然赴任。因為經過這八九年間的動蕩，社會環境和個人境遇有了很大不同：第一次是全國一流大學的學生，本來有希望成為航空航天專家，卻從那個“兩彈一星”的接班人隊伍裏被拽了出來。這一次是邊遠工廠裏的鍋爐工，背著“臭老九”和“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包袱，看不到什麽前途。另一方麵，目睹當時出現不久的工農兵大學生基礎太差，不堪造就，這種局麵似乎看不到終結的日子，不免覺得自己這一代人，雖然大學的學業被文革打斷，若幹年後或許就是中國最後一代還懂得微積分、讀過莎士比亞的人了。從而相信自己的英語和科學知識，盡管隻有大學裏的基礎水平，終有一天會有派上用場的機會。沒有想到，大象鼻子的晃動，加上軍代表被幾個別有用心的“臭老九”一忽悠，機會就這麽早早降臨到了我頭上。
雖然大學裏的那些課程已經荒廢了七八年，又沒有什麽工作經驗，靠著四年文理兩方麵的訓練，尤其那一年半時間的高強度英語學習打下的基礎，我就這樣幹起技術翻譯來。那位海歸工程師在經過一段時間隔離審查後，也被釋放回家，但是屬於“控製使用”，被分配來同我一起做科技情報的翻譯工作。他對於鋼鐵生產業務的熟悉，給了我很大幫助。我們一老一少兩人，從事領導看不懂的業務，除了同技術人員往來，沒有人檢查我們的工作，竟有點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中一般。在那些年裏，我們除了翻譯電子顯微鏡的說明書，幫助實驗室的人員安裝和調試以外，還負責廠裏其他同外語有關的一切事務，包括翻譯各種進口設備的說明書，大到運輸礦石的重型卡車，小到廠醫院裏的牙科設備，以及根據各車間技術人員的要求，幫助查找和翻譯有關的外文資料。那是一段值得回憶的美好時光，有幾件事不能不提：
我接管了文革前廠裏的科技資料庫，驚奇地發現了一批的英語和日語科技資料，從文革開始大約已經塵封了七八年，雜亂地堆放在一間小屋子內。這些資料大部分是 1967 年之前大約十年時間內的外國科技期刊，由一家名為“光華出版社”的神秘機構影印出版。後來了解到，民國時期確有一家私人辦的“光華出版社”，1949 年後就消失了，實際上是搬到北京，成了內部機構，專門從事發行影印的外國書刊的工作。當時全國的科研機構、企業和學校，都沒有訂閱外國刊物的外匯和權力。所有中國需要的外國書刊，都由“光華出版社”對外訂購少數幾本原版，然後大量影印供國內讀者使用。這種做法當然是無視“知識產權”的行為，不過在那個年代，對於中國的有關人員了解國際科技發展動態還是有著正麵的作用。我發現，文革開始後不到一年，所有期刊幹脆都中斷了，也許是廠裏沒有人去訂購了。也有可能是光華出版社停止出版了——有那麽幾年連國內的學術刊物也都全部停刊鬧革命了，光華停業也不算奇怪。
不論如何，到我開始在技術處工作的時候，光華出版社也逐步恢複了業務，每年年底，就會寄來一本征訂目錄，廠裏每年給我們一千元的限額，可以訂閱幾十種期刊書籍。此時就由我和老工程師二人一起確定訂閱的書刊名單，大部分當然是跟生產有關的采礦、冶金、機械、煉焦刊物，也有一些學術性高的刊物如晶體學報，金屬學報之類，也有動態性的刊物，如“Science News”和一些學術團體的會刊，以及科普性的刊物如“Popular Science” 和“Scientific American” 等。反正領導也看不懂那些名稱，完全是我們說了算。這些刊物，每隔幾天就會從郵局成包送來，成了我天天閱讀的材料。除了從事翻譯任務以外，工作之餘也會瀏覽一下各種科技新聞。由於個人的基礎知識所限和興趣愛好所致，美國物理學會會刊《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和科普雜誌《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是我經常閱讀的刊物，有時還到庫房中查找舊刊來讀。它們為我打開了一扇前所未有的窗口，猛然發現，就在我國人民——包括自己在內——緊跟偉大領袖一心一意鬧革命的那些年裏，世界的科學技術取得了許多進展，可以用突飛猛進來形容。例如“誇克”粒子的理論就是在文革爆發前兩年的 1964 年提出來的，1968年誇克就在實驗中發現了，使得物理學家對物質結構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反觀我們自己，1964 年，我的同學們——不管是學火箭導彈，還是學基本粒子的——統統被送到農村上“階級鬥爭”的主課去了，我因為學英語得以幸免。而到 1968 年，中國的所有大學已經連續三年沒有招生，我和同學們則被分配到工廠、農村和部隊“接受工農兵再教育”。
我們訂閱的影印刊物當然都是科技資料，沒有什麽政治和社會方麵的內容。在這方麵，出版者是小心把關的。我在閱讀那些舊刊時注意到，光華出版社的出版物在文革之前隨著形勢日益嚴峻，有一些醒目的變化：早期的影印刊物還算完整，隻是彩色圖像都印成了黑白圖像。後來那些插在期刊中的廣告照片——免不了有風景和男女人像——都不印了，留下一塊塊空白。再往後，所有的插入廣告全都成了空白，隻剩下科技文章的正文，這時已經接近文革了。即使是這樣嚴密，有時也能讀到一些科技以外的內容。例如在六十年代的一份物理學會的會刊中，我看到一則楊振寧到紐約州立大學任教的消息。其中說當時的紐約州長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後來當過福特的副總統）在競選時承諾，要把紐約的州立大學辦得跟加州大學一樣好，所以在他上任後，以全紐約州政府雇員的最高薪水聘請楊振寧到紐約州立大學的石溪分校任教授。這一類的報道對於今天的中國公眾來說也許習以為常，但是當時對於隻知道“調動工作要經組織批準”、正在為解決“夫妻兩地分居”而找門路的我來說，則是大開眼界：原來世界上還有這樣辦大學的，還有這樣換工作的。當我把這條消息告訴老工程師時，他笑笑說“我們國家，解放前也是這樣的。”
從1973到1978年，我天天同英文打交道，閱讀和翻譯這些影印的外文書刊。回想起來，這五年時間對我後來的人生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它讓我在荒廢了七年的學業之後又回到了學習的軌道上，使我在那個“讀書無用”和“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難得地獲得一張平靜的書桌，又有機會在中國的邊陲地區接觸到世界上最新的科技進展，仿佛蝦米飄泊到一個食物豐富的小海灣。尤其重要的是，我在這幾年時間裏，揀起了已經丟掉了七年的功課，包括在大學裏頭兩年半的科學基礎和後一年半的英語，還直接用英文書本自修了一些物理學和電子光學的課程。同時我還學會了閱讀日文資料，因為廠裏的進口的設備，從電子顯微鏡到“五十鈴”卡車，都來自日本，而且當時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鋼鐵生產國之一，有著世界上效率最高的鋼鐵企業。日文的科技資料，三分之一漢字，三分之一是片假名拚寫的英文字，隻有餘下的三分之一要花點功夫學習，相對來說容易掌握。不過自從 1978 年離開了那個工作崗位，日文再也沒有用過，現在已經忘得差不多了。然而其他方麵的學到的東西，卻讓我此後的人生受益無窮。由於我在工作之餘還為重慶科技情報研究所出版的《科學》（最初是《科學美國人》的中文版）翻譯了若幹篇文章，並為科大老師編輯的《現代物理學參考資料》擔任翻譯和校對，從而使我同母校恢複了學術上的聯係。當1978年來臨的時候，恢複了高考招生的科大亟需各個科目的教師——學校在 1969 年搬遷到安徽的過程中了流失了許多教師——就把我調回了學校作物理教師。
接待外賓的經曆
1978 年秋天，我回到了闊別十年、“人是物非”的母校——老師和考回學校的研究生中有許多熟悉的麵孔，校園景象卻完全變了——從北京的西郊搬到了陌生的合肥市。我雖然是在物理教研室教書，仍然剪不斷同英語的關係，時常被拉差去從事同英語有關的事情。那個時候西方的科學家來華訪問開始多起來，而由於五十年代中國教育界的全麵俄語化和文革期間教育的中斷，教師學生的英語水平還不足以聽懂他們的學術報告和講座，需要現場翻譯，而外語教研室的老師又不懂起碼的科技詞匯和概念，不願意在這種場合難堪和鬧笑話，於是為來訪的科學家擔任翻譯成了我的一項經常性任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為一位來自西德慕尼黑的天體物理學家當翻譯，不僅為他講課時作口譯，還為他遊覽黃山作翻譯兼陪同。那是 1980年秋天的事，當時對於外賓的接待政府有一套非常詳細的規定，還 是更早的年代留下來的。這裏寫下我本人所感受到的那些規矩，曬一曬那個時代國門欲開未開的尷尬，為曆史記錄下一點可作談資的“軼事”。
首先，科學家未到，上麵就有內部文件到了，我沒有見到過文件本身，但是領導在交代我翻譯和陪同任務時會提到一些文件內容。其中有關於這位科學家的介紹，學術地位和職務，國際影響等等。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文件規定了他到安徽後的接待規格——住什麽樣的賓館、日常夥食標準是什麽級別、有幾次宴請、宴請時我們由什麽級別的官員陪同：係主任級、副校長級還是校長甚至省裏的高幹，什麽級別的教師可以出席宴會，等等。都有詳細的規定——所謂“外交無小事”嘛。後來我陪同他前往黃山，學校派小車送我們過去，省裏又有文件下達沿途停留的各地，如中午到蕪湖過長江，之前在哪家賓館招待午飯，夥食標準幾何，夜間留宿黃山哪家賓館，都已安排妥當。我們的小車開進蕪湖的賓館，他們看見車到，也不“驗明正身”，就上菜招待，吃完後上路，也不用付賬——那個時候，凡是坐小車的人，都有一定的級別，都由單位事先作好安排。那位德國科學家當然是不知道的，隻是感受到 “中國人民” 的熱情招待。到了黃山下榻賓館，他發現了問題，問我們陪同和司機為什麽不同他住一個旅館？我們不得不如實相告：我們的級別不夠，不能跟他住一樣的賓館。同樣是文件規定，我們陪同在路上可以“沾光”，同客人在一桌用餐，到達目的地後就不能享受這樣的超規格待遇了，客人的飯菜標準有文件規定，我們隻能吃普通的客飯。所以他隻能獨自一人享受大餐，即使在同一餐廳，我們也隻能在另外的飯桌上互相遙望著用餐，這讓這位來自資本主義德國的科學家見識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平等”，隻覺得不可思議，一點也沒有榮耀感，反而十分不自在。不過除此之外，他的旅行還是十分愉快，當時已是十一月份，山上已經下雪，我們替他雇了一個當地的老鄉給他背成套的照相器材，他走遍各個景點，拍了很多黃山雪景。他回國後給我來信，說他的黃山遊記和照片刊登在德國的旅遊雜誌上，是當年最佳風景照片。他是遊覽黃山的第一個德國人，在旅遊界也成了名人。
當時學校有許多出國訪問的機會。我剛剛回到學校，雖然算是物理教師，不是科班出身，沒有上過物理係的課，力學係的課也沒有學完。半文半理，不文不理，始終是我自己的心病，所以不好意思爭取這樣的出國名額。終於 1980 年有了留美物理學研究生考試的機會，可自由報名，我貿然報名參加考試僥幸得中，在1981年來到美國重新開始學生的生活。（那次考試的英語考題，of all people，是李佩老師出的。）此時離開我扔下書本，響應偉大領袖號召投入文化大革命已經整整15年了。如果從當年在大學裏由理科生一夜之間變為文科生算起，再到美國又成了一個理科學生，則經曆了17 年的光陰。其間幾經曲折，除了文革的爆發，每次曲折都同英語脫不開幹係——先是因為“國家需要”，被動地從理科生轉為專修英語的文科生，後來又借助英語的優勢，主動爭取從事翻譯工作，開通了回歸自然科學的學習道路。從我對於科學的向往和追求的角度來看，說得上是“敗也英語，成也英語”。假如早知道英語的學習對我後來大有幫助，當初何必那麽糾結？再一想，假如不是文革的爆發，我又有何可能離開原已注定的英語教師的職業？可是再一想，假如不是那台進口電子顯微鏡，我又怎麽可能獲得重新學習的機會，從而在十幾年後來到海外回歸自然科學？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世事難料，人生無常。誠哉斯言！
2013 年 12 月 16 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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