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安克雷奇的路標(四)不給力的情報

曆史就是思想與行動互為因果的循環過程
打印 被閱讀次數
(四)不給力的情報

2020年4月1日,美國媒體報道,中央情報局從2月初就一直警告白宮:中國嚴重少報了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數。這一警告的依據是中國的統計數字不符合美國建立的預測病毒傳播的模型。美國的新冠疫情正是從2月初開始的。4月1日,中國公布的感染總數是82361,約為當天美國感染總數的一半。美國的情報官員認定中國的數據不可信。報道說,中情局的秘密報告是上個禮拜送交白宮的。也就是說,特朗普給習近平打電話前就應該看到了這份情報。然而,4月1日當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宮的新聞簡報會上卻說:“我們沒有收到”任何顯示中國少報新冠病毒感染數字的情報。奇怪了,媒體明明報道有秘密情報,總統卻說沒收到過。這該作何解釋?

前文提到蓬佩奧在2月份對中國的指責沒有給出證據。現在根據美國媒體的報道我們知道,美國情報機構一直在秘密尋找證據。這也暴露了蓬佩奧的招式:在手中尚無證據的情形下,先指責中國,再回頭找證據。從武漢封城到4月1日,兩個多月過去了,中央情報局宣稱動用了在中國的線人,卻依然沒有獲得他們想要的數字。這份情報的要素本該是中國的感染數字,然而他們認定中國公布的數字不可信,而他們心目中可信的數字又得不到,所以一直隻能口頭警告白宮,到3月底才弄出一份依然沒有具體數字的書麵情報。特朗普是對的:他沒有收到過真正可信的關於疫情的秘密情報:既沒有中國的疫情情報,也沒有疫情可能危害美國的情報。

中國公布的數字與美國建立的感染發病模型對不上。美國人有沒有想過,兩者之間的差異,會不會是中國的數字反映了封城後已經控製了感染增長的勢頭,而美國的數字則是疫情失控的征兆?當然,以當時美國人的心態是絕對不會作此想的。美國人當時處於何種心態呢?

還記得商務部長羅斯說過中國爆發的疫情會把製造業的工作崗位帶回美國的話嗎?這番話展現了許多美國官員的一種心態,即這是隻會發生在中國的傳染病,隔著太平洋的美國不但不會被傳染,反而將因此得益。還記得當時彌漫美國輿論界的這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的斷言嗎?對於那些預言了幾十年中國即將崩潰的各路學者作家而言,這是一個預言成真的時刻,是多年空等無望、卻又突然喜從天降的驚喜。還有,誰都會記得那篇《華爾街日報》上的文章作者和給文章取名“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的編輯,他們毫不掩飾對中國居高臨下的心態,甚至無法克製對中國的憎惡,以致破口大罵。而底層民眾在精英層的心態影響下,也把戴口罩視為對中國的模仿而深惡痛絕。從上到下處在這種種心態下的美國社會,怎麽會有人去辨別中國和美國數字間的差異所隱含的真實含義呢?這種心態主導下編製的情報注定沒有絲毫價值,難怪受到特朗普的奚落。

4月8日,中國解除了對武漢的封鎖,抗疫取得決定性成功。

4月14日,特朗普宣布,美國已經度過了疫情高峰,當日美國的新冠病毒感染總數為63萬。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特朗普的這一宣示實在是匪夷所思。特朗普哪來的自信作此宣布?難道他也潛意識裏受情報的影響,以為中國隻公布了真實感染病例數的十分之一?所以當疫情在中國消退,美國也就到了消退的時候?“十分之一”這一說法並非筆者杜撰。美國著名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也不相信中國公布的數字,隻是認為真實的數字不會超過公布數字的十倍。他也沒有給出這一說法的依據。

下一天,蓬佩奧再次給楊潔篪打電話。根據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摩根·奧塔古斯(Morgan Ortagus)的聲明,蓬佩奧強調了在迎戰新冠病毒以及未來預防潛在流行病時的信息透明與信息共享。蓬佩奧還談到美方極度重視中國輸美醫療物資這一美方關鍵需求。這一次他沒有明著指責中國,是他與中國外交官員接觸中最溫和的一次,但是每句話都圍繞著先前指責中國的話題,好像一隻好鬥的公雞,尋找著啄咬對手的機會。同日,美軍參聯會主席馬克·米利(Mark Milley)在五角大樓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迄今相關證據表明,新冠病毒來自大自然。直到此時,美國政府延續了特朗普與習近平通話的和解氣氛,降低了批評中國的聲調。

4月1日或者之前的那份中情局的情報沒有了下文。但是,這並不說明美國情報機構就此放棄了努力。

中美間的緩和氣氛沒能維持多久。給楊潔篪打完電話後,美國的感染數字連續飆升了四天,蓬佩奧忍不住了,再次公開指責中國政府在疫情初期隱瞞疫情。這一次他給出了指責的依據:中國政府這樣做是為了有時間囤積醫療用品。他還重複先前的另一項指責,新冠病毒起源於武漢病毒學實驗室,他聲稱有重大證據證明這一點,並且信誓旦旦地保證中國共產黨將為此付出代價。此言一出,美國輿論馬上跟進,沸沸揚揚地渲染要剝奪中國的國家主權豁免,使得美國的新冠肺炎受害者可以在美國法庭提告,從中國政府那裏得到賠償。此後蓬佩奧幾乎每天在新聞發布會或者電視訪談節目中重複這兩個指責,顯得有備而來。

4月30日,美國情報總監辦公室頒布了一份聲明,確認情報界“同意廣泛的科學共識,即Covid-19 病毒不是人造或基因改造的”。這等於否定了武漢病毒所泄漏病毒理論。但是幾個小時之後,在白宮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特朗普:你有沒有看到使你高度相信新冠病毒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證據?特朗普回答說:是的,我見過。還重複了一遍回答。特朗普的話顯然與情報部門剛剛發表的聲明相矛盾。於是記者追問是什麽證據?特朗普回答說:我不能告訴你,我不被允許告訴你。

人們不知道特朗普口中的證據是否包括香港大學的生物博士後閆麗夢。閆麗夢於四月到達美國,被特朗普的前顧問班農視為揭露中國政府罪狀的反水證人,結果閆的證詞不為科學界接受,其本人的學術信譽也損失殆盡,已然失去任何利用價值。

據紐約時報報道,情報中有截獲的中國領導人的電子通訊記錄,公開這些記錄會暴露美國如何跟蹤中國領導層的細節。但即便是這些通訊記錄也隻是記錄了中國領導人討論新冠病毒的通話,並不能用來直接證明新冠病毒是從武漢病毒所泄露的。

果然,5月1日,又來一份情報:這一次是來自於美國聯邦政府國土安全部。據美國媒體報道,情報指出中國在1月份大量進口了包括口罩、手術用手套、防護服以及呼吸機等醫療物資,還同時大幅削減了醫療物資的出口。情報由此推斷,中國政府在1月初就知道疫情已經爆發,但是為了爭取時間囤積醫療物資,他們隱瞞不報。這不是直接證據,報道也沒有提供數據來源,而且由於該情報尚未解密,筆者看不到詳細數據以及相關日期,難以置評。但是,這一推斷有一個明顯的缺陷:斷言中國政府掩蓋消息,也就是斷言中國政府推遲武漢封城的日期。1月18日,北京派遣頂級流行病專家組進入武漢考察,20日專家組確定存在人傳人現象,22日北京決定武漢封城。如果北京從1月初隱瞞到22日,時間長達2到3個星期。要知道武漢是中國交通命脈的中樞。哪怕拖延一天封城,就可能讓更多的病毒擴散全國,導致全局失控,何況拖延2到3個星期。任何思維正常的人都不會在決策封城時冒這個險。這種不切實際的分析隻有美國情報部門為了羅織罪名才想得出來。其次,在2到3個星期的時間內,中國能從國外進口多少醫療物資?要知道中國本身是世界上最大的醫療物資生產國。疫情發生前,歐洲50%的個人防護裝備(口罩、醫用手套、防護服)是從中國進口的,美國的數字則為47%。疫情發生後,據保守的統計,美國72%、全球68%的口罩和呼吸機來自於中國。從疫情中恢複後,中國生產的口罩出口同比增長130%,防護服增長272%,醫用手套增長68%。這組數據之後繼續迅速增長。即便從該情報所依據的邏輯,即中國需要囤積大量的醫療物資,那麽早一天宣布封城,就能早一天名正言順地限製出口。隻要中國動員起來,就能生產出數倍於平時生產的醫療物資,其它國家零零星星的剩餘庫存根本滿足不了中國的需求。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武漢封城不僅僅是一紙命令,而是整個國家的動員令。與封城令同步的,是雷神山和火神山兩座方艙醫院的火速開工,以及全國各省市對武漢和湖北其它地區的對口支援,包括醫護人員和醫療物資,充分顯示了這一決策完全立足於中國國內,而不是著眼於進口。

對於特朗普聲稱看到病毒源自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證據,該份情報未作結論。情報官員解釋說不太可能發現武漢實驗室泄漏病毒的證據,實際上再次否定了特朗普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指控。情報官員這麽做也是出於無奈。全球的科學家普遍認同病毒經野生動物傳給人類的途徑。情報分析員不可能推翻科學界的共識。但是,特朗普和蓬佩奧依舊堅稱他們握有重大證據可以證明病毒來自於武漢病毒實驗室。

5月3日,特朗普接受福克斯電視采訪,他在談話中承諾將有一份武漢病毒所泄露病毒的結論性報告。特朗普對采訪者說:“我認為他們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他們不想承認錯誤。”然而他承諾的這份報告一直沒有出爐。



                武漢病毒研究所

蓬佩奧是特朗普政府中反華調門最高的鷹派官員。根據英國《衛報》和美國CNN報道,他也是最積極推動美國情報機構尋找武漢病毒實驗室泄露病毒證據的官員。令人困惑的是作為前任中央情報局局長,他似乎總是在情報未完成之前就迫不及待地發出公開指責,拍著胸脯保證有大量證據。等到情報出具,卻又讓他的許諾落空。但他執念不移,一份情報不行,換個情報機構重起爐灶,然後故伎重演,先指責,再許諾提供證據。蓬佩奧曾經放言要讓中國共產黨付出代價,然而進入五月,中國已然控製住了疫情,而美國的疫情卻完全失控。兩相比較,中國是把爆發後的疫情控製住,而美國卻從沒有疫情的狀態下逐漸失控,特朗普政府處理疫情的糟糕表現受到越來越多的政治對手和公共衛生專家的指責。5月1日的情報一出,世人普遍好奇美國政府究竟如何讓中國政府付出代價。也有美國媒體將這份尚未解密的情報與布什政府當年證明伊拉克隱藏化學武器的情報相比較,表達了對情報被政治操弄的擔憂。

即便在白宮和國務院強烈催促下,情報官員仍未能找到支持武漢病毒研究所泄露病毒的證據,所以有了情報總監辦公室發布的聲明,明確排除了病毒是人造或者經過基因改造的可能性。

5月4日,白宮助理國家安全顧問波廷格公開聲明:“美國沒有尋求對中國實施懲罰措施”。這句話等於承認美國情報機構搞出來的兩份針對中國的情報不足以成為追究中國政府責任的證據。特朗普還專門發推指責美國情報部門未能盡早就新冠病毒爆發的潛在危險性提供更清晰的情報。而他對福克斯電視台承諾的結論性報告,直到他離開白宮的那一天也沒有兌現。

令世人難以理解的是以美國的醫療衛生資源,怎麽會淪為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再怎麽不濟,美國也不應該比同在美洲的南半球大國巴西更差,至少應該與西歐發達國家差不多,甚至更好一些。特朗普指責美國情報部門的推文引人遐想。這固然有他為自己抗疫不力辯護的因素,但也不無幾分真實性:即美國情報部門沒有就新冠病毒對美國的可能危害提供有用的情報。這無疑是情報部門的一大失職。情報部門為什麽會失職呢?隻要看看情報部門在疫情爆發之初忙些什麽就清楚了:美國情報機構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中國。其優先級別最高的任務是盡快找到中國掩蓋病毒流行的證據。有理由認為:正是蓬佩奧不斷給情報部門施加壓力,迫使他們把主要精力放在收集中國的證據,從而忽視了病毒對美國可能造成的損害。

可以想見,在政府的高層會議上,蓬佩奧喋喋不休地宣揚如何借助新冠疫情打擊中國政府的威望,甚至在中國一舉實現政權更替。這樣的話語會在會議室裏產生一種樂觀的氛圍,讓聽者覺得中國政府陷入了麻煩,一個曆史性的時刻正在到來,從而在潛意識裏排除了新冠病毒對美國的威脅。連專業人士德博拉·伯克斯(Deborah Birx)博士也受其影響,以至於認為由於中國少報感染人數而導致美國掉以輕心。美國有眾多世界一流的流行病專家。他們中間有多少人像伯克斯博士一樣因受到政治影響而對疫情做出錯誤判斷,從而耽誤了美國的抗疫?或許美國終究逃不過這場疫情,但是,蓬佩奧引導美國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追究中國政府的責任,陷入政權更替的亢奮漩渦裏,應該離事實不遠。也算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波廷格放話當日,美國的新冠感染總數超過124萬人,死亡總數逼近72000。而中國則從4月17日起不再新增感染病例,4月19日起不再新增死亡病例。

特朗普當局為了擺脫抗疫不力的形象,推動情報機構不遺餘力地編織嫁禍中國的情報,從指責中國政府掩蓋疫情到武漢實驗室泄露病毒,無所不用其極,毫不顧及後果,卻意外揭開了美國在病毒研究領域不為公眾所知的真相一角。

拉爾夫·巴裏克(Ralph Baric)博士是美國頂尖的冠狀病毒學家,他研究冠狀病毒30年,開發出一整套製造新型冠狀病毒、並能修改病毒基因的實驗室方法。這種研究被稱為病毒功能增強研究。巴裏克博士領導的病毒實驗室位於北卡羅來那州教堂山的北卡大學內,是第一家、也是迄今為止唯一公開的能夠對冠狀病毒進行功能增強操作的實驗室。當許多生物學家認為冠狀病毒對人類屬於低風險的時候,巴裏克卻認為自然界中的冠狀病毒僅需幾次嬗變就能攻擊人類。SARS以及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病毒的出現證實了他的預判。於是一個叫做“生態健康聯盟”的非營利組織挑頭實施了一個全球病毒監測項目。該項目在全球範圍內資助各國的病毒學家們尋找自然界中有可能危害人類的病毒,試圖讓科學家們在病毒找到人類之前先找到病毒,研究、開發出針對病毒的疫苗。生態健康聯盟的資金大部分來自於美國政府撥款。2003年中國爆發了SARS疫情,該組織因此資助了武漢病毒所研究蝙蝠病毒的項目。



巴裏克博士

石正麗博士是武漢病毒研究所新發傳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她采集了數千種蝙蝠病毒,其中有一種病毒與SARS病毒相近,但無法在實驗室培養。在2013年舉行的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巴裏克向石正麗索要了該病毒的遺傳密碼,運用他開發的“反向遺傳學”技術將該病毒的冠突基因植入SARS 病毒,實驗結果顯示該病毒的冠突能夠直接侵入人類的呼吸道細胞,說明這種寄生在蝙蝠身體內的病毒具有直接攻擊人類的能力。這一研究成果發表在2015年的《自然》雜誌上。照理說這是中美兩國科學家的一次成功合作,可喜可賀。不過這一實驗把兩種病毒合成一體,實際上是在實驗室裏製造了一種自然界可能沒有的新型病毒,受到了一些病毒學家的批評。這也是後來美國的右翼政客以此為籍口,一口咬定武漢病毒研究所從事功能增強研究。然而,事實是這一實驗是在巴裏克博士位於北卡羅來納州大學的實驗室裏完成的,使用的是巴裏克博士的病毒功能增強研究的方法和工具,石正麗隻是提供了一種蝙蝠病毒的遺傳密碼,並不掌握合成病毒的技術。需要澄清的是這一合成的病毒並非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

美國有新聞媒體稱此後石正麗模仿巴裏克的方法從事功能增強研究,這是為宣揚武漢病毒實驗室泄露病毒理論埋下的伏筆。然而,巴裏克博士認為當前肆虐世界的新冠病毒來自於自然界,是經中間動物宿主變化而來,並非實驗室製造。作為唯一成功開發出製造並改變病毒基因結構技術的病毒學家,他自然能夠辨別新冠病毒是出自自然還是人工製造,可以說,他是這方麵的最高權威。巴裏克博士當然知道石正麗博士從事的並非功能增強研究,後者隻是使用巴裏克博士開發的技術產品,譬如具有人肺受體的轉基因小鼠進行蝙蝠病毒測試。真正開發並掌握功能增強研究所需技術的是巴裏克博士。巴裏克並沒有把相關技術專利授予武漢病毒所。不過巴裏克博士提出了另一種假說:在對SARS類型的病毒進行實驗室培養時,可能會混入某些新的菌株,結果會產生新的混合體。然而這是一種未經證實的假設,要使這種假設成立,武漢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必須犯下這樣一個錯誤:他們未能識別混入的新菌株。他們能識別采集的蝙蝠病毒,卻漏掉附著在采集樣本上的另一種菌株,這種可能性可以說是不存在的。而且如果COVID-19 是這種混合體的話,巴裏克博士應該能夠辨別出來。但是巴裏克博士已經明確表示,他相信COVID-19源於自然,因此他提出的混合體假說以及徹查武漢病毒所的呼籲令人感到困惑。至此,我們已經可以充分相信,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們作出的武漢病毒實驗室極不可能泄漏新冠病毒的結論,是專業的。

巴裏克博士沒有把功能增強技術專利授予武漢病毒研究所或者其它國家的任何一家病毒研究所,但他的確把全套技術專利授予了美國國防部屬下的生物研究部門,其中包括位於德特裏克堡的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那裏的研究處於嚴格的保密之中,曾多次發生事故。最近的一次導致德特裏克美軍生物實驗室於2019年7月5日被關閉。就在美國情報界緊鑼密鼓編製針對中國的新冠病毒溯源情報時,國務院負責軍控的代理助理國務卿托馬斯·迪奈諾(Thomas DiNanno)寫了一份備忘錄,警告他的同事“不要尋求調查COVID-19的起源”,因為這將“打開一罐蠕蟲”。世人不免好奇:被封閉在罐頭裏的蠕蟲指的是什麽?

五年之後的2025年2月,美國熱門網站信息戰爭(InfoWars.com)登載了美國資深記者湯姆·倫茨(Tom Renz)指控前總統奧巴馬於2015年下令製造了新冠病毒(COVID-19)。信息戰爭網站的業主叫亞曆克斯·瓊斯(Alex Jones),他曾因多此虛假指控被起訴、定罪,信譽不加。但是湯姆·倫茨的聲譽似乎並不那麽糟糕。在倫茨的指控中有一點值得關注:那就是2015年這一年份。

前麵提到巴裏克博士與石正麗博士的合作開始於2013年。巴裏克博士向石正麗博士索要了一種蝙蝠病毒的遺傳密碼,運用他開發的“反向遺傳學”技術將該病毒的冠突基因植入SARS 病毒,實驗結果顯示該病毒的冠突能夠直接侵入人類的呼吸道細胞,這與新冠病毒的冠突極為相似。這一研究工作是在巴裏克博士位於北卡大學教堂山的實驗室裏完成的,研究成果發表在2015年的《自然》雜誌上。

這一次新冠病毒的傳染性如此之強,就在於新冠病毒的冠突對人類的呼吸係統具有極強的攻擊性,導致其傳染性遠遠超過SARS病毒。巴裏克博士研究病毒30餘年,沒能發現帶有冠突的病毒,是石正麗博士的樣本給了實驗室裏想象不出、所以製造不了的攻擊人類的秘密武器——病毒冠突。

從時間上分析,巴裏克博士在2015年的《自然》雜誌上刊登了合成病毒的成果論文,那麽這一合成應該完成於論文發表之前。如果美國有意製造一種新型傳染病毒,2015年是一個對得上的年份:這一年美國剛好掌握了製造新型病毒的實驗室技術。

當然,目前科學界依然持新冠病毒產生於自然界的看法。但是實驗室通過功能增強手段製造這一病毒在技術上是可行的,所以美國一口咬定武漢病毒所製造了新冠病毒,盡管眾所周知具備這一技術能力的隻有美國的生物實驗室。從這一點上看,美國指責中國隻不過是懷疑中國也具備了這一能力,玩的是賊喊捉賊的把戲。

smithmaella 發表評論於
有沒有可能是Baric博士把在北卡教堂山大學實驗室增強的新冠病泄漏到武漢的?因為這個病毒首先是在武漢爆發的。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