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在藝專任教的日子（下）

4、學習給學生上課

      在大學讀書期間，我曾經多次下鄉參加“整風整社”或“四清運動”。在農村生產隊，麵對男女社員，我已經學會給他們宣讀中央文件和滔滔不絕地宣講文件精神。我想，來到藝校給京劇班學生上語文課和數學課，隻要有教材，無非是小菜一碟。

     沒想到，這些京劇班十一二歲的男孩和女孩，他們和農村男女社員不同，農村的男女社員都是成人，和他們打交道，隻要不擺架子，大家都是客客氣氣，如果幹活肯賣力氣，農民對你也很友好；可是和這些京劇班的小孩打交道，我一點經驗都沒有。他們都是小學還沒有讀完，就招來學京劇。這些孩子一般都性格比較活潑，喜歡打打鬧鬧，上專業課都還認真，覺得好玩；而對文化課有些孩子就不太感興趣。所以，上課時，我發現他們精神不太集中，特別是一些男孩子，常常彼此動手動腳，或者交頭接耳，或者彼此丟紙團，有的還離開位子，在課堂上走來走去……

       我把這種情況反映給蔣大鵬，他說，這些京劇班的孩子都是這樣，文革初期，京劇班的學生鬧得最凶。現在，我們接受文革的教訓，隻能哄著教。屠秀珍的看法是，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上課要先整頓課堂秩序，給學生規定幾條，不準亂說亂動，影響別人。我覺得屠秀珍講得有道理，決定要先把課堂秩序整頓好，不然，教學就沒有效果，等於誤人子弟。

       不過，在開始整頓課堂秩序前，我決定先看看蔣大鵬和屠秀珍是如何上課的。經兩個人同意，我分別在他們上課時，坐在教室後排，聽他們二人如何講課，看學生的課堂紀律如何。蔣大鵬給京劇班的孩子上政治課，我發現他對學生就像幼兒園阿姨對五六歲的孩子一樣，的確以哄為主，客客氣氣，婆婆媽媽，一副好脾氣。結果學生聽課不認真，有人在課堂上悄悄講話，有些男孩子離開位子，或借車筆刀，或去掏別人的口袋等等。蔣大鵬隻是平心靜氣地說，請同學們不要隨便離開座位，請同學們翻開第9頁，請同學們注意聽……我想，這是不是文化大革命學生造反留下的後遺症？

       聽屠秀珍給京劇班上課，隻見屠秀珍的講桌上放一個竹條做教鞭，課堂秩序不好，她就用教鞭抽打黑板或講桌，在響亮的教鞭聲中，在屠秀珍淩厲的目光下，學生馬上變得非常安靜。但看得出來，學生對學習內容好像仍然興趣不大。

       聽了蔣大鵬和屠秀珍兩位老師的課以後，我決定要像屠秀珍那樣，上課對學生要嚴格要求。我首先向學生宣布幾條課堂紀律，諸如不準隨便講話，不準交頭接耳，不準隨便離開座位在教室走動，不準在課堂吃東西等等。並且說，誰要是違背這些課堂紀律，我就取消他的聽課資格，讓他出去。講完之後，我問課堂裏的學生：“聽清楚沒有？”回答我的是一片沉默，都不表態，顯然是一種消極抵抗。心想，這些十幾歲的孩子，還有點不好對付。不過，我決定把整頓課堂紀律繼續進行下去。當時還意識不到自己這是專製主義和家長作風，完全談不上教學方法和教學藝術。

        結果，我開始整頓課堂教學秩序，第一個懲罰的竟然是一個小女孩。那天是上語文課，為了活躍課堂氣氛，使學生精力集中，我要求學生輪流讀課文。就是說，課文由學生讀，每人讀一段，從坐在前排的同學開始。為什麽要這樣？我告訴學生，學京劇表演藝術，在台上的功夫包括唱念做打，其中唱功和念功都需要平日訓練，讀課文就是訓練咬字清楚，發音準確，聲音洪亮，聲情並茂。學生聽了以後，開始一個接著一個讀課文。大概是輪到第5個學生時，她說“我不讀”。問她為什麽？她沉默，過了一會，她又說嗓子不舒服，有點感冒。

        事情到此，我本來應該給她一個台階下，課後再找她個別交談，了解她不讀課文的真實情況。但當時我年輕氣盛，沒有經驗，教育理念也有問題，覺得自己的師道尊嚴被冒犯，就厲聲質問她，為什麽不早說？還說，你如果不想上我的課，可以離開課堂。這個女孩個性比較強，她站起來就往教室外麵走，並且邊走邊說，是你叫我走，對吧？我說，是我叫你走，而且你可以永遠不來上我的課。這個女孩就毅然離開教室，出門把教室門哐地關上，揚長而去……

課堂氣氛一下子變得十分尷尬。

5、政治風雲再起

      林彪事件以後，全國陷入一片驚慌和混亂之中，毛意識到自己搞得文化大革命已經破產，在沮喪和痛苦中，他接到鄧小平在江西寫來的信，考慮再三，決定重新啟用鄧小平來收拾爛攤子。於是，1973年3月10日，中央作出《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鄧小平複出後，在聽取了教育部門領導和教育專家的意見以後，對1971年開始實行的推薦和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的規定進行修訂，增加了“文化考試”的內容，試圖重新恢複用知識選拔人才的老辦法。

     “四人幫”一夥不甘心手中權力被鄧小平奪走，於是在中共上層又卷起新的政治風雲，這就是張鐵生事件和黃帥事件發生的背景。

張鐵生事件，我是從教研組的政治學習中知道的。文革初期，大家都關心國家大事，關心全國的運動形勢，每天聽廣播，千方百計找報紙讀，或者互相傳閱紅衛兵印的小報和傳單；而在林彪事件發生以後，大家普遍不再對政治感興趣，除了幹本職工作，除了柴米油鹽和老婆孩子，大家都無心去看報或聽廣播。但有些關心社會政治和國際形勢的人，則千方百計秘密收聽外國廣播電台的廣播……

      大概是1973年夏天，那天，文化課教研組按慣例進行政治學習，內容是由《人民日報》轉載，並加編者按語的張鐵生給領導的信。這封信的主要內容是寫他由於抓農業生產，沒時間準備，所以對許多考試題目回答不出，希望有關領導能夠考慮：究竟是錄取那些埋頭讀書，一心想考大學的人？還是選拔像他這樣熱愛農村勞動生產的年輕人讀大學？等等。

     由於通過網絡可以查閱當年張鐵生事件的真相，因此在這裏，筆者把1973年7月19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發表張鐵生信的編者按引述如下：“張鐵生同誌是1968年的下鄉知識青年，共青團員，現任興城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隊長。他對物理化學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 接著，同年8月10日《人民日報》另加編者按：“7月19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一位下鄉知識青年的信，並為此加了編者按。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

         讀完報上登的張鐵生給領導的信和編者按語以後，主持政治學習的蔣大鵬說，大家可以就報上文章內容議論議論。開始，大家都不發言，沉默一會，心直口快的屠秀珍說，頭兩年是采用“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複審”的方法上大學，聽說在推薦過程中一些幹部子女開後門的情況嚴重；而且那些工農兵學員的文化水平參差不齊，進入大學以後，課都不好上。現在增加了文化考試，又說是資產階級教育路線複辟，那麽今後上大學怎麽個上法？

       屠秀珍講的可能是大家心裏的共同想法，誰也無法回答。過了一會，李曼蘭說，咱們中專老師，招生考不考試是領導的事情，我們隻管上課就行。接著，大家開始議論藝術專科學校招生應該怎麽招？如果京劇班取消文化課的考試，學生會不會更不願意學？等等，而對什麽是無產階級教育路線，什麽是資產階級教育路線這些抽象理論問題，大家不再感興趣。

       沒過幾個月，中國又出了一個黃帥事件。這個事件和我們文化課教師的教學就有直接關係了。那是1973年底，北京海澱區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班主任布置全班學生寫日記，要求大家要寫出自己的心裏話。黃帥9月7日的日記寫道： “今天，××沒有遵守課堂紀律，做了些小動作，老師把他叫到前麵，說：‘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頭。’這句話你說得不夠確切吧，希望你對同學的錯誤耐心幫助，說話多注意些……”。班主任看了這篇批評自己的日記後，說黃帥“提意見純粹是為了拆老師的台，降低老師的威信”。於是，接下來兩個多月，班主任老師號召同學“對黃帥的錯誤要批判，不要跟著她學，要和她劃清界線”。

     黃帥覺得自己受了委屈，便給《北京日報》寫了一封信，她信中說：“我是紅小兵，熱愛黨和毛主席，隻不過把自己的心裏話寫在日記上，可是近兩個月老師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許多天，我吃不下飯，晚上做夢驚哭，但是，我沒有被壓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見。究竟我犯了啥嚴重錯誤？難道還要我們毛澤東時代的青少年再做舊教育製度‘師道尊嚴’奴役下的奴隸嗎？”

四人幫一夥製造張鐵生事件以後，覺得力度還不夠，要在教育界繼續樹立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複辟勢力”、“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典型，於是黃帥的日記和信又被選中。《北京日報》把日記作了摘編，並在1973年12月12日加了編者按語公開發表。《人民日報》12月28日又在頭版頭條位置全文轉載。幾天之內，黃帥又成了中國家喻戶曉的“敢於反潮流的革命小闖將”。

      黃帥事件，給我們教研組的老師震動很大。大家在座談討論時，開始是分析黃帥和班主任老師誰是誰非，覺得黃帥的班主任老師的確有問題，不應該對一個五年級小學生的意見采取打擊報複的手段。但黃帥把自己和班主任之間的矛盾捅到報社，被拿來大做文章，把黃帥樹立為“敢於反潮流的革命小闖將”，這又有點讓大家感到莫名其妙。也就是說，大家按常情常理來分析判斷這個事件，誰是誰非清清楚楚；可是，一提到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高度來談，大家就感到自己的覺悟跟不上了。

       不過，大家最關心的是：當老師的對學生應不應該進行管理？究竟應該如何進行管理？另外，老師在學生中要不要樹立威信？如果取消了“師道尊嚴”，新型的師生關係又怎樣建立？……總之，我們以後的課怎麽上？學生怎麽教？大家一時困惑不解，無所適從。

      另外，現在連小學生都動不動給報社寫信，報社接到黃帥這樣的信，就上綱上線，提到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角度來分析批判，這樣下去，當老師的誰不提心吊膽？誰還敢認真教課和嚴格管理？

      果然，中央文革領導小組讓黃帥到處演講，在教育戰線上大做文章。中國各中小學迅速掀起了“破師道尊嚴”、“橫掃資產階級複辟勢力”、“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活動。許多地方也樹立了黃帥式的反潮流人物。學校對學生的嚴格管理被指責為搞“複辟回潮”，許多學校出現了官員管不了、教師教不了、學生學不了的混亂局麵。

     黃帥事件，尤其使我惴惴不安。因為我在課堂上對那位不願意讀書的女孩的做法，也犯了和黃帥的班主任老師一樣的類似錯誤，那就是處理方法簡單，態度粗暴，沒有尊重學生，傷害了學生自尊心。如果京劇班那位被我懲罰的女生把具體情況告訴家長，家長又有些來頭；或者是把事情寫信給報社，報社同樣也刊登出來，我不是也同樣要成為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嗎？而且，在“一打三反”和“清隊運動”裏，我剛剛被整得灰頭土臉，現在再被整，老賬新賬一起算，我這一輩子豈不就徹底完蛋了嗎？想到這裏，我直出冷汗！

       心想，看來自己沒有上過師範學校，對普通心理學和兒童心理學知識十分欠缺，性格又十分急躁，特別是和十幾歲的孩子打交道，我既沒興趣，也沒經驗，在這種情況下，我是不適合當教師的。想來想去，我覺得自己更適合和成人打交道，特別是和一些文藝青年，我更容易和他們找到共同語言。想到這些，我決定換個單位，離開學校。

1974年初春，聽說省群眾藝術館的《貴州文藝》需要編輯，憑我的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係畢業這塊牌子，很順利調進這個單位，成為《貴州文藝》編輯部的一名編輯。

6、尾聲

       藝專兩年的任教日子結束以後，對於藝校的情況，我不再關心。但幾年後，我在市內河濱公園偶爾遇見屠秀珍，她正在帶著獨生兒子逛公園。我和屠秀珍站在兒童運動場旁邊，談到藝校情況，她告訴我，我調走以後，校長劉大嵩很快就住進校長院，可能是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對學校的事情基本不聞不問。住進校長院沒過多久，他突發腦溢血去世，還沒到退休年齡。

另外，她還告訴我，音樂班的教師張雅芬也患癌症去世，死的時候很年輕，不到40歲。關於張雅芬我也有些印象，她同樣是65年從四川音樂學院畢業，學的是大提琴專業，畢業分配到貴州以後，在勞動實習期間，愛上哈爾濱音院聲樂係畢業的大楊。這位大楊長得高大帥氣，有點像老外，大家背後猜測，他是不是混血兒？張雅芬身材可以，但容貌平平。屠秀珍曾經告訴我，這個大楊脾氣很大，結婚後，曾經打過張雅芬。在一個秋末冬初的寒冷天氣中，我曾經親眼看見張雅芬一個人冒著蒙蒙細雨，在教學樓下往樓上搬運過冬用的塊煤，她的頭發都被細雨和汗水浸透，貼在額頭。我當時心想，她丈夫大楊為什麽不來幫忙？我也曾經透過打開的窗子，聽到過張雅芬演奏的大提琴悲愴的琴聲。這些琴聲如一個男人在思考，在傾訴，琴聲不禁使我聯想到自己的遭遇，差點流出淚水……

      多年以後，有人告訴我，在大楊和張亞琴離婚後，張亞琴回到四川老家，大楊聽到張亞琴得了癌症，心中可能覺得他對不起張亞琴，就親自去四川把張亞琴接回來，一直照顧到張亞琴去世。

2017/12/16完稿

2021/3/17改定

附注：關於張鐵生和黃帥，根據網上維基百科提供的資訊，二人的遭遇如下：

（一）張鐵生：“1977年9月，中共中央37號文件將王、張、江、姚專案組編輯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下發全國，其中公布有“新生反革命分子張鐵生的材料”，包括“白卷”影印件，中共遼寧省委關於張鐵生的審查情況報告。報告中稱，經審查證明，張鐵生是“四人幫”及其在遼寧的死黨和親信毛遠新等人一手炮製的假典型、真右派，是“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反革命打手。報告列舉張鐵生“瘋狂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主要事實後下結論稱：“大量的確鑿的事實證明，張鐵生是一個死心塌地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報告最後列出張鐵生生父的曆史問題，以證明張鐵生成為現行反革命有著深刻的階級根源。

1983年3月，錦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公開審理張鐵生反革命案。在審理過程中，張鐵生沒有委托律師辯護，並拒絕法院為他指定辯護人。在辯論發言時張鐵生表示，自己隻是個不明真相的“小將”，在複雜的路線鬥爭中犯了應當被寬容諒解的“錯誤”。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陰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張鐵生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刑期自1976年算起。張鐵生不服判決，以沒有反革命目的、構不成反革命犯罪為理由，上訴至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上訴被駁回，維持原判。”

   張鐵生刑滿出獄後，和苦等他15年的同學董禮平結婚，並通過努力創業，成為億萬富翁。網上的有個材料十分豐富。

（二）黃帥（1961——2017）：“1976年四人幫遭逮捕後，黃帥也受到波及，其父被抓入監獄，丟掉了工作和中共黨籍。1979年，黃帥以總分320分考入北京工業大學，但消息一經報道後，其入學資格便受到了廣泛質疑。最後，在胡耀邦的親自批示下，黃帥才得以進入大學學習。1984年，黃帥又上書胡耀邦，請求為其父親平反，後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獲得成功。

1986年，黃帥赴日本留學，1993年畢業於東京大學。1998年底，黃帥回國就職於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黃帥已結婚，1996年育有一子。黃帥於2017年12月10日17點20分在北京朝陽醫院病逝，享年5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