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靠謊言過日子

在這個謊言遍地的世界上，居然還要專門為謊言設一個節日——愚人節，可見謊言有多麽受人歡迎。

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據說這句話是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講的。不管他講沒講這句話，他任宣傳部門的第三帝國，就是編織了一個巨大的謊言，籠罩在千千萬萬人頭上。

戈培爾倒是的確說過這樣一句話：“宣傳隻有一個目標，那就是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

在他對意識形態的掌管下，全國新聞機構必須統一口徑。沒有經過納粹黨審核的稿件，萬萬不能發布出去。

戈培爾在宣傳會議上說：“報紙的任務就是把統治者的意誌傳遞給被統治者，使他們視地獄為天堂。”

       

《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駐柏林記者夏伊勒在他的書中寫道：

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裏，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麽新聞該發布，什麽新聞要扣下，什麽新聞怎麽寫和怎麽擬標題，什麽運動該取消，什麽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麽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麵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納粹宣傳部門不僅控製報紙，把廣播也牢牢控製在手中。戈培爾說：“灌輸納粹黨的學說比工人生活更重要。”由於當時收音機的普及率還不高，納粹便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在工廠、餐廳、咖啡館、廣場、路口等公開場所，都安裝了揚聲設備，沒有人能躲過謊言的轟炸。

在德國民眾被謊言征服之後，便心甘情願生活在謊言中。老師在課堂上稍微講些出格的內容，就會遭到學生舉報。遭到舉報的老師，輕則丟了飯碗，重則受到刑事追究，被關進監獄或集中營。

在納粹德國，偷聽國外廣播節目被視為犯罪。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記裏提到這樣一件事。

有一次，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通知，說她的兒子已經失蹤並被認定死亡。可是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公布的德國戰俘名單裏卻有她的兒子。次日，有八個朋友和熟人來信告訴她這個好消息。可是好心被當成了驢肝肺，這位母親向警察告發這些人收聽敵台，於是他們全都被捕了。

在納粹德國，千千萬萬群眾真心擁護納粹黨的宣傳政策。他們相信發生在這個國家的“醜聞”是不能公開報道的，他們相信來自納粹高層的說法，如果如實地公開披露，會損害國家的威望，為英法等西方國家提供了攻擊德國的口實。

二戰後期，當德國在戰場上連續遭到失敗的情況下，戈培爾依然絞盡腦汁編造勝利的謊言。他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記裏寫道：“晚上放映每周新聞，西線防線必須是堅固的，我們不能讓公眾知道帝國在潰敗。”

總是編造謊言的人，一定會被謊言所蒙騙。戈培爾的秘書馮.奧芬在回憶中說，當第一駕P-51“野馬”遠程戰鬥機出現在柏林上空時，德國空軍總司令戈林就知道遊戲該結束了。就連蓋世太保首腦希姆萊也在開始尋找出路。但戈培爾依然堅定不移，仍然對希特勒懷有信心。

在這個世界上，多少人在散布謊言，多少人為謊言所蒙蔽，多少人心甘情願，生活於謊言之中。

當一個國家生活於謊言中，乃至於要靠謊言治國，這個國家就無藥可救了。

就像論述前蘇聯謊言治國的一句流傳甚廣的話：“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不可說謊，應該成為做人的原則和底線。所羅門說：“說謊言的嘴，為神所憎惡。行事誠實的，為祂所喜悅。”

謊言是生命的癌細胞，即使暫時讓你得到平安，但它會慢慢擴散，乃至於遍布你生活的全部，吞噬掉你的生命。

索爾仁尼琴稱，杜絕謊言最簡單、最方便的辦法就是，個人不參加說謊！縱然謊言鋪天蓋地，縱然謊言主宰一切，但是我們要堅持最起碼的一點：不讓謊言通過我興風作浪！他在《不要靠謊言過日子》中寫道：

假如我們連不參加撒謊的這點勇氣都沒有，我們真的一錢不值，無可救藥了，那麽，是我們就應該受到普希金在詩中所表達的蔑視——

幹嗎賜給牲口以自由？

它們世世代代繼承的遺產

就是帶響鈴的軛和鞭子

重軛和鞭子，豈不是給甘於生活於謊言的愚人最好的待遇嗎？

索爾仁尼琴說：“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

索爾仁尼琴“重視苦難”，卻絕不“歌頌苦難”，他的作品是“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是為了使人不忘記苦難和苦難的製造者，是為了神聖的事業和崇高的理想。

可以說隻要這個世界上還有苦難發生，我們就需要記住這樣一個人，記住他的作品，因為，我們不但需要良知與正義擊碎謊言，更需要來自人性深處的力量。

作者：  曹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