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世界有多少人盛讚毛澤東
毛澤東是【中國】即新中國，全名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及第一代創立者和第一領導人。毛澤東又是《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和黨的領袖。毛澤東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組建者和統帥。毛澤東的影響不僅隻是在中國的國內，更是在國際上許多政治家對毛澤東的盛讚是非常之高的。
毛澤東在世時是這樣，在毛澤東逝世後的近半個世紀以來， 不但在中國乃至世界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毛澤東熱潮》，以各種各樣的方法來記念毛澤東，尤其是在每年的《九月九日》以及《十二月二十六日》這兩天達到高潮。平時很多人用《唱紅歌》《學毛選》《回憶錄》《寫文章》《作演講》等多種形式記念毛澤東。
受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影響的人，數以幾十億計。尤其是毛澤東思想以及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影響了中國，也影響了世界。毛澤東通過抗美援朝戰爭以及原子彈爆炸等重大曆史事件，徹底改變了世界格局。毛澤東是世界各國政要以及世界人民公認的，在世界人類現代史上，毛澤東是最偉大的領袖。
在人類世界有多少人盛讚毛澤東？自從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在這百年的曆史中，各個曆史時段有多少人盛讚毛澤東？恐怕誰也無法估算。但有一點是首肯的，那就是盛讚毛澤東的人，應以《億》計算，幾億人，十幾億人，幾十億人。從世界各國的政要和名人對毛澤東的盛讚到低層民眾即工人農民士兵以及工農兵的知識分子們，前後百年以來幾十億，甚至幾百億，總之是無法估量的天文數學。
就說世界各國政要對毛澤東的盛讚例舉幾例如下：
前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在聯合國全體大會上作專門發言說：“毛主席是一位偉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和詩人”，“差不多半個世紀以來，他的影響遍及整個世界”，“他實現自己理想的勇氣和決心將繼續鼓勵今後的世世代代”。
前歐洲共同體主席奧托利的唁電稱毛主席“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也極為深刻地影響了世界的進程”。
英國前首相卡拉漢的聲明說：“中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無以倫比的紀念”。
前英國保導黨領袖，前首相希思說：“曆史將說，從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現代最卓絕的人物之一”。
美國前總統尼克鬆：流淚讚揚毛主席“高瞻遠矚”，“毛主席是充滿思想活力的偉人，無論人們對毛有怎樣的看法，誰也否認不了他是一位戰鬥到最後一息的戰士”，“毛澤東是一代偉大的革命領導人中的一位出類拔萃的人。他不僅是一個完全獻身的和重實際的共產黨人，而且他是一位對中國人民的曆史造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詩人”，“曆史學家將會對他的事業和他對中國人民和世界的影響作出估價。毫無疑問，他隻爭朝夕地為了他所看到的前景和他那樣強烈信仰的原則而努力。”
美國前總統福特：“毛主席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對曆史的影響將遠遠超出中國的國界，在任何時代成為曆史偉人的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美國人不會忘記，正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同美國一起采取行動結束了一代人的敵對情緒，在我們兩國關係上開創了一個新的和比較積極的時代。”
美國前總統卡特：一生之中最佩服的人就是毛澤東。他在中美座談會開場白中說：“9月9日是毛澤東逝世34周年的日子，這位從湖南走出來的智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全世界。”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是毛主席的粉絲。奧巴馬執政百天演說引用毛澤東的話，稱“隻是萬裏長征才走了第一步”，並在白宮的聖誕樹上掛出毛主席像。奧巴馬高度讚揚毛澤東的內政外交：“什麽是外交?外交就是內政，這兩者絕不是兩碼事，不是。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國民要使自己成為國家的主人，這種願望是民主主義的根本。在這同時，大政方針，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巴基斯坦前總理本·布托：像毛澤東那樣的人物，在一個世紀，也許一千年裏隻能產生一位，他們占領了舞台，以天才的靈感寫下了曆史的篇章。毫無疑問，毛澤東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曆史顯得渺小。他的強有力的影響在全世界億萬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記。毛澤東是革命的兒子，是革命的精髓，確實是革命的旋律和傳奇，是震動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締造者。
日本國會議員岡田春夫：毛主席和列寧一樣，改變了世界的曆史，而且正在創造著曆史，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人物。表麵上看來，他非常溫和豪放，然而其中貫穿著激烈的解放鬥爭中鍛煉出來的不屈不撓的鬥誌和敏銳高深的智慧。這樣的人恐怕就是舉世無雙的巨人吧。
日本前總理大臣大平正芳說：他是一位無限深邃而豁達的偉大思想家、戰略家。他非常真誠坦率，談起話來氣勢磅礴。
法國前總統德斯坦說：由於毛澤東的逝世，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
前毛裏求斯總理說：毛澤東的著作不僅是中國的遺產，而且是全世界的遺產。
前德國總理施密特的唁電說：“毛澤東主席是世界曆史發展的創造者之一”。
前比利時首相廷德曼斯說：“甚至成為大家都不得不予重視的超級大國的領袖而感到自豪”。
前荷蘭首相登厄伊爾的唁電說：“曆史將稱頌他為當代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前盧森堡大公讓的唁電中說：“毛主席的去世失去了一位人類偉大的思想家”。
前瑞士聯邦主席格內吉的唁電中說：“他是一位舉世無雙的人物”。
前瑞典首相帕爾梅說：“毛澤東的作用不僅限於中國。他關於改造我們生存條件的人的意誌力量的思想對全世界都將產生了影響”。
前丹麥首相耶恩斯的唁電說：“毛澤東的逝世也使世界失去本世紀最偉大和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其外交大臣在追悼大會講話中說：“毛主席是世界曆史上成就最大的領導人之一”。
前意大利總統利昂納的唁電說：“他在世界人民的曆史上留有最深刻的印象”，社會黨主席南尼說：“毛主席的逝世震動了整個人類”。
前希臘總理卡拉曼利斯說：“毛主席也改變了世界上力量對比。現在還難以預言，他的行動對人類的未來將產生的後果”。
前西班牙國王卡洛斯說：“由於他的去世失去了本世紀一位最傑出的人物。”
美國前總統福特9日當天的唁電說：“在任何時代成為曆史偉人的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福特又發表聲明說：“他對曆史的影響將遠遠超出中國的國界”。國務卿基辛格說：“毛主席是改變世界事態進程的一位曆史人物”。
加拿大前老總理特魯多的聲明說：“我認為毛澤東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領袖之一”。
朱德：隻有毛主席才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
聶榮臻：在自己的心中，毛主席永遠排在第一位。
黃克誠：如果有人硬說，他比毛澤東高明，他就拿曆史開玩笑。毛主席多次在危機中挽救革命，這是在我們黨內任何人都無法比擬的。
王震：毛主席高瞻遠囑，比我們這些人都要多看五十年。
雷潔瓊參觀韶山毛主席紀念館時題詞：【公者千古，私者一時。】
錢學森：【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製，中國就會完蛋。】
李敖：【隻有毛主席值得我喊萬歲，其他人都不配。】
李敖：【毛主席滿門忠烈，你們滿屋黃金，有什麽資格和臉麵對毛主席評頭論足？】
李敖：【文章比不上他，詩詞比不上他，書法比不上他，瀟灑比不上他，胸襟比不上他、思想比不上他、哲學比不上他、軍事比不上他、奉獻比不上他，為民造福比不上他，你們憑啥詆毀他？】
普京：【世界上不會再有第二個這麽厲害的人了，誰能跟他比？毛主席不是個人崇拜，是人民崇拜。】
布托：【毛澤東是巨人中的巨人。他的思想將繼續指導各國人民和各民族命運，一直到太陽不再升起。】
菲律賓前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說：【毛澤東主席是一位人類的領袖、曆史的推動者。他是名垂史冊的人物。】
委內瑞拉前總統烏戈·查韋斯：“我整個一生都是毛澤東的崇拜者。”
尼克鬆在其著作《領袖們》中說：“曆史大概會認為，毛澤東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中共對全國各地社會各階層的控製。無論人們對毛有怎樣的看法，誰也否認不了他是一位戰鬥到最後一息的戰士。”在吊唁致電中說：“毛澤東是一代偉大的革命領導人中的一位出類拔萃的人。他不僅是一個完全獻身的、注重實際的共產黨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對中國人民的曆史造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詩人。”
美國前總統福特：在任何時代成為曆史偉人的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一位。他對曆史的影響將遠遠超出國界。
美國前總統卡特：一生最佩服的人就是毛澤東，這位從湖南走出來的智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毛澤東無愧世界級領袖，毛澤東熱在中國乃至世界不降反而升現像，更令人不可思議，美國人應研究他的思想精髓。
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他在中國人民心中的位置是無法取代的，他的思想得影響幾代中國人。
拳王泰森的手臂雕刻著毛澤東像，他在獄中讀毛語錄時，“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留給他深刻印象。
美國作家史沫特萊：“中國共產黨的其它領袖人物，每一個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會曆史上的人物相提並論，但無人能夠比得上毛澤東。”
美國中國問題專家R·特裏爾論證：“毛的經曆，足以使他成為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合為一體的中國革命的化身。”。“毛澤東對外部世界所知甚多。他不間斷地讀書。本世紀中沒有其它一位世界領導人──甚至戴高樂都不例外──像毛澤東那樣讀那麽多書，寫過那麽多東西。”
美國前國防部長助理菲利普·戴維遜論證：“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戰略家。哪個領袖能像他這樣在這麽多不同類型的衝突中長期立於不敗之地？”
美國學者邁·哈特論證：“曆史人物的排行中，毛澤東的威望高於華盛頓，因為毛給國家帶來的變化，比華盛頓使國內發生的變化更為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侖、亞曆山大等人要高很多，因為他對世界將來的影響可能比這些人要大得多”。
美國軍事作家約本·海默評論：“是誰能夠把一個如此貧窮的國家在短短的時間裏，迅速崛起於世界強國的行列？是毛澤東。他領導了他的人民，在貧困、饑餓和外部的壓力下，取得了遠遠超越華盛頓的偉大成就”。
《華盛頓郵報》評價：“他不僅改變了中國，而且教導了人類，其數量遠遠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領袖”。
美國學者莫裏斯•邁斯納論證：“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
終生實地蹲點考察中國農村的美國專家韓丁結論：“毛的一生，特別是他的晚年，因為正是在他的晚年，毛做出最有創造性貢獻，他看得最遠，對於人類和社會辨證的發展探索得最深！”
外國的一些軍事院校，專門開設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課程，一些人文曆史院校，開設有專門研究毛澤東思想及智慧的課程！
走資派特色中國內的大學在這方麵，有嗎？
中國人應該反思自己，在弘揚毛澤東思想和智慧方麵，都做了那些積極的工作？
作為國人，每個人有義務，更應該作為一份擔當，來弘揚毛澤東思想與智慧！
曆史已經證明，且在未來將更加有力的證明，毛澤東思想與“中醫”一樣，是中國的國寶，是被剝削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工作和學習的取之不盡的豐富的智慧源泉！
隻有被剝削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真正領悟毛澤東思想與智慧，未來的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的本性中，才會多一份自主，少一些奴性！
隻有當被剝削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真正領悟毛主席思想與智慧，未來的被剝削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本性中，生出的是錚錚鐵骨，摒棄的是奴顏卑從！
少數妖魔鬼怪，牛鬼蛇神，馬戶又鳥不知幾斤幾兩，《反共華人》在嘰嘰喳喳，反共產黨，反毛澤東，是徒勞的。
在人類世界有多少人盛讚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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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是最偉大的領導。
毛主席是最偉大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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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三灣改編時《夥食尾子賬》
毛澤東與賬本的淵源已久。1936年9月，毛澤東在保安窯洞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說：“我剛識了幾個字，父親就讓我開始給家裏記賬。”還說到他父親脾氣暴躁，常常打他和兩個弟弟。“他的嚴厲態度大概對我也有好處。這使我幹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細記賬，免得他有把柄來批評我。”從9歲到17歲，毛澤東一直給家裏記賬。
1910年秋毛澤東留下一首“孩兒立誌出鄉關”的詩，夾在父親每天都看的賬簿裏，離開韶山從此走上了求學、革命的道路。
1920年毛澤東參與創辦長沙文化書社時，嚐試將“年度結賬”會計製度改為“半年算”，還率先向社會披露會計信息。
1926年12月下旬他入戶佃農張連初家進行試點調查，又用算賬的方式寫出《中國佃農生活舉例》，用數據揭示中國佃農的貧苦生活，尋找中國革命的動力之源。之後，他在不同曆史時期又留下了重要的“夥食賬”。
三灣改編時的“夥食尾子賬”。
“夥食尾子”指夥食費用的節餘，是人民軍隊最早的津貼形式，最早出現在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代表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寫的報告（報告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井岡山的鬥爭》）中：“士兵管理夥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夥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從報告中可以看出，此時“夥食尾子”津貼製度已替代了軍餉製度，且這種分配製度是有效的。
“夥食尾子”平均分配的基礎是規範的賬簿，這本夥食賬是毛澤東在三灣改編時親自創建的。
秋收起義的部隊受挫後，悲觀情緒彌漫其中。毛澤東曾對斯諾說，部隊撤退到三灣後，“當時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平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如何收拾這個局麵，毛澤東想到的方法之一是：縮編人員，先淘汰“當兵吃糧”的動搖分子，既純潔革命隊伍，又減輕經濟壓力。
三灣改編的其中一項是建立士兵委員會製度。毛澤東當時給士兵委員會設計了兩條職責，第一條職責是“參與軍隊的經濟管理，派人到夥房監廚，與司務長結算夥食”。
從夥食和經濟平等入手改革是受一件事的直接觸動：9月29日晚上，何長工給毛澤東匯報工作，言及三團有個連隊的“司務長帶著兩個夥夫半路上開小差跑了，鍋子也丟進山溝裏，五六十號人隻得東一夥、西一夥地到處找飯吃，被蘇團長一頓好罵。那些人也回罵說：當兵的也是革命，連飯都吃不上，你們做官的偏要吃幾菜一湯，這是哪裏來的道理。蘇團長不曉得有多氣，要用皮帶揍這說話的人，被大夥勸住了”。有過半年當兵經曆，對舊軍隊中的官兵不平等和夥食差異深有體會的毛澤東，決定先從夥食入手，廢除軍官“四菜一湯”待遇，在部隊中推廣官兵平等的民主製度。
士兵委員會參與連隊經濟管理，也是由當時連隊的主要經濟支出是夥食支出所決定的。監管夥食必須在夥食單位—連隊建立符合管理要求的夥食賬。這既是士兵委員會監管夥食必須配套的核算工具，也是讓製度落地的方法。毛澤東創造性地在舊軍隊賬簿“記賬、算賬”的後麵加上一個分配功能，創建出具有“記賬、算賬、分賬”核算功能齊全的“夥食尾子賬”：夥食費按人頭撥到連隊，夥食支出全部入賬，結餘的夥食費（夥食尾子）平均分配給官兵，替代軍餉，滿足官兵們的日常生活需求。這就為解決當時麵臨的軍費短缺、吃飯、津貼發放以及官兵平等、經濟民主等係列問題，提供了公平、準確的賬簿核算數據。
1927年10月1日，“從這天的晚餐起，工農革命軍實行了一項重大的管理製度變革—廢除軍官小灶，官兵同吃夥食。從前委書記、團長到士兵，無人例外。”
三灣改編時做出的決定，很多“是在部隊離開三灣後才逐步貫徹執行的，團的首屆士兵委員會也是在離開三灣以後才選舉產生的”。但賬簿記錄必須依據“日清月結”的規則及時記賬，不然就不能保證記賬的準確性。1號開始記賬，也便於結清舊賬，設立新賬。由此推斷，“夥食尾子賬”應在10月1號當天開始記錄收支。
“夥食尾子賬”是一本相對簡單的收支賬。方強在《我在連隊當政治委員》一文中回憶：“那時，紅軍的夥食錢都是按十天或一個月發下來，銀圓用米袋裝著，由連長背。”這背回來的銀圓就記在“夥食尾子賬”收入方。核定的夥食費數額也跟打土豪的成效有關—打的土豪多，夥食費就高些；經濟困難，夥食費就核定得低些，甚至是每天三五分錢。士兵委員會的監管重點是夥食支出、月底結賬和節餘分配。
工農革命軍走上井岡山後，“夥食尾子賬”很快推廣到袁文才、王佐的隊伍。朱德的部隊上井岡山後，也開記“夥食尾子賬”。彭儒在《從湘南到井岡山》一文中證實：“毛黨代表規定無論官兵每人每天隻有五分錢的菜金······工農紅軍裏根本無餉可發的，隻是每個月，每人可以分上三五分或毛把錢的‘夥食尾子’作為零用錢。”
1929年1月12日，滕代遠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介紹：“紅軍官兵待遇一律平等：自平江暴動以後無論官兵每月發給光洋12元，繼續發都是一樣，穿衣吃飯亦都是一樣。······現在的生活力求勞動化，每月的夥食決定一元五角，廢除餉銀製度，變為發零用錢。”證實彭德懷的部隊在1928年12月10日上井岡山後，也立即推行了“夥食尾子賬”核算製度，官兵夥食費每天核定為五分錢，用節餘發零用錢。
黃連秋在《憶畢占雲起義》一文中還證實，從國民黨部隊起義的畢占雲也“取消了幹部小廚房”，執行“夥食尾子”津貼製度，建立“夥食尾子賬”。
方誌敏的《在獄致全體同誌書》記述：“每天要站八小時的崗，一個月連夥食尾子隻得兩元，每站一小時的崗，隻得兩個半銅圓······”證明“夥食尾子賬”已推廣到了紅軍各個部隊。
這本簡單的收支賬，除了分配“夥食尾子”，配合政治工作，在當時還起到了試金石的作用。方強到七團十一連當政治委員時，了解到“連長結了小團體，和他的幾個親信天天到菜館裏去吃喝”。就通過算“夥食尾子賬”，搞清了連長貪汙，讓連長退賠後，“把‘夥食尾子’分給大家做零用錢”。方強說：“連隊在算夥食賬後，又加上整個紅軍的政治影響，連隊情況起了根本的變化。戰士們覺得政治工作不是講空話，心裏有底了。”
士兵委員會取消後，紅軍隊伍依然保留著“夥食尾子賬”。據曾誌在《回憶在井岡山的戰鬥生活》一文中記述：“後來明確了士兵委員會隻管紅軍戰士生活。以後又取消了士兵委員會，隻成立夥食委員會，專門監督管理紅軍夥食，算夥食賬，分夥食尾子等，這已是後來的事了。”由此可見，“夥食尾子”津貼製度是經過實踐檢驗後保留的有效製度。
上井岡山後，在“夥食尾子賬”的基礎上，紅軍部隊也逐步建立了越來越規範的會計製度。據範樹德回憶：“湘南部隊上山後，我們部隊擴大了，就規定過會計製度，有‘銀錢換算簿’，主要是因為貨幣不統一。”他還詳細記述了他的管賬工作：“當時有少數現款是由我們供給機關掌握的。我們供給機關便根據現存的款子和部隊人數算出維持一天要多少錢，休整一個禮拜總需要多少錢。確實算出我們的存款可維持一個禮拜，再將真實數字報告給毛澤東同誌。他是很關心這個問題的，不能光注意敵情，而不注意吃飯問題。”
“夥食尾子賬”作為毛澤東的創新，為廢除雇傭性質的薪餉製，改革舊軍隊後勤供應製度，創建具有軍事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製度，奠定了重要的會計核算基礎。
在延安時期的“菜金賬”。
毛澤東創造的“夥食尾子”津貼製度一直延續到長征途中。成仿吾在《長征回憶錄》一書中記述：“每個夥食單位都按人數領取夥食費，由於自己動手生產，每月夥食費常有結餘，這種結餘分給每人自用，叫作‘夥食尾子’，從幾角到幾元不等。突圍以來，又由於沒收豪紳的糧食、家畜等，‘夥食尾子’更多。很多人長期以來積累了不少紙幣，紅軍占領遵義後，全市商店顧客盈門。”“夥食尾子”津貼製度經過長征後，得到了延續，逐步對接了後來延安的供給製。很多回憶錄把延安時期發放的夥食費之外的生活津貼，還稱為“夥食尾子”，足見這個平均分配的津貼製度深入人心。
限於延安的自然條件和反動派的經濟封鎖，毛澤東初到保安的夥食水平可從邵華《毛澤東之路》的一段文字中大致得知：“父親平時的夥食十分簡單，加上陝北本來就缺少蔬菜，所以他的菜常是一盤辣椒，一盤青菜，偶有警衛員費盡心機弄來一點兒肉，主食是小米、饅頭，有時前方會捎來一點兒繳獲的火腿、罐頭等。來了斯諾這個客人，他們的飯菜也隻是加了一份子珍媽媽用野果自製的甜食。有一次，斯諾吃飯時，看到餐碟裏有西紅柿炒辣椒，‘感到很奇怪’，由此可想見他們平日飯桌上的內容。”
也是在這個艱難的時期，“夥食尾子”平均津貼製度逐步過渡到略有差別的供給製。1939年中央頒布《各機關津貼標準》，規定各機關部隊的供給製標準為：糧食標準分兩種：每人每日1.5斤，1.4斤；菜金標準，按人員類別分四種：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毛澤東的級別應該享受每天“1角”的標準，即每月3元菜金。
對於這3元菜金的管理，從1936年4月就開始擔任毛澤東警衛員的賀清華在《回憶毛主席在延安》一文中記述：“主席的夥食標準和我們的夥食標準是一樣的，都按供給部的規定，每月3塊錢。標準低，稍不注意，就容易超支。”賀清華說的夥食標準，就是菜金標準。
可當時毛澤東的客人太多了。前線回延安的部隊首長，都想見見毛主席，毛澤東也需要跟他們了解前線的情況；各部門的幹部也經常來家跟他匯報工作；各界人士甚或普通民眾，也常到主席家串門。為了詳細地了解情況，毛澤東一談起來就廢寢忘食。隻要趕上吃飯時間，毛澤東都熱情地留他們吃飯。“每月3元的夥食費本來就少，最怕的是招待客人，往往到了月底，主席就沒錢買菜吃，有時隻好燒點辣椒，蘸鹽麵當菜吃。”
為了管理3元菜金，嚴防超支，毛澤東讓炊事員老周學著記賬，精打細算，計劃開支。毛澤東交代：“老周，你不要每個月才結算一次，這樣一超支，就沒辦法了，以後你每十天一小結，每月一大結，如果前十天超支了，以後十天還可以想辦法節省出來，最後十天超支了，也超不多，下月還可以節約出來。”
這本“菜金賬”開記之後，賬麵也總是入不敷出。王濤的《在延安的艱苦歲月中》一文記述：“主席還經常過問自己的夥食標準。如果有一個月吃超了，就要問為什麽？如果我們說不上理由，主席就批評我們，並且一定要從下個月的夥食費扣回來補上。”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寫出了大量指導中國革命的著作，經常熬夜寫作，身邊工作人員總想為毛澤東改善夥食，但毛澤東不同意：“夥食標準是供給部門統一規定的，大家都一樣，我怎麽能特殊呢？現在雖然邊區的情況好了些，可是河南還鬧災荒，蔣管區的人民生活更苦啊！我們每月3元錢的夥食費也就不算少了，井岡山時期，每天才5分錢呢！”他始終遵循3元菜金標準的規定，並“不斷檢查老周記的賬目”。
毛澤東與賬本的淵源已久。1936年9月，毛澤東在保安窯洞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說：“我剛識了幾個字，父親就讓我開始給家裏記賬。”還說到他父親脾氣暴躁，常常打他和兩個弟弟。“他的嚴厲態度大概對我也有好處。這使我幹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細記賬，免得他有把柄來批評我。”從9歲到17歲，毛澤東一直給家裏記賬。
1910年秋毛澤東留下一首“孩兒立誌出鄉關”的詩，夾在父親每天都看的賬簿裏，離開韶山從此走上了求學、革命的道路。
1920年毛澤東參與創辦長沙文化書社時，嚐試將“年度結賬”會計製度改為“半年算”，還率先向社會披露會計信息。
1926年12月下旬他入戶佃農張連初家進行試點調查，又用算賬的方式寫出《中國佃農生活舉例》，用數據揭示中國佃農的貧苦生活，尋找中國革命的動力之源。之後，他在不同曆史時期又留下了重要的“夥食賬”。
三灣改編時的“夥食尾子賬”。
“夥食尾子”指夥食費用的節餘，是人民軍隊最早的津貼形式，最早出現在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代表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寫的報告（報告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井岡山的鬥爭》）中：“士兵管理夥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夥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從報告中可以看出，此時“夥食尾子”津貼製度已替代了軍餉製度，且這種分配製度是有效的。
“夥食尾子”平均分配的基礎是規範的賬簿，這本夥食賬是毛澤東在三灣改編時親自創建的。
秋收起義的部隊受挫後，悲觀情緒彌漫其中。毛澤東曾對斯諾說，部隊撤退到三灣後，“當時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平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如何收拾這個局麵，毛澤東想到的方法之一是：縮編人員，先淘汰“當兵吃糧”的動搖分子，既純潔革命隊伍，又減輕經濟壓力。
三灣改編的其中一項是建立士兵委員會製度。毛澤東當時給士兵委員會設計了兩條職責，第一條職責是“參與軍隊的經濟管理，派人到夥房監廚，與司務長結算夥食”。
從夥食和經濟平等入手改革是受一件事的直接觸動：9月29日晚上，何長工給毛澤東匯報工作，言及三團有個連隊的“司務長帶著兩個夥夫半路上開小差跑了，鍋子也丟進山溝裏，五六十號人隻得東一夥、西一夥地到處找飯吃，被蘇團長一頓好罵。那些人也回罵說：當兵的也是革命，連飯都吃不上，你們做官的偏要吃幾菜一湯，這是哪裏來的道理。蘇團長不曉得有多氣，要用皮帶揍這說話的人，被大夥勸住了”。有過半年當兵經曆，對舊軍隊中的官兵不平等和夥食差異深有體會的毛澤東，決定先從夥食入手，廢除軍官“四菜一湯”待遇，在部隊中推廣官兵平等的民主製度。
士兵委員會參與連隊經濟管理，也是由當時連隊的主要經濟支出是夥食支出所決定的。監管夥食必須在夥食單位—連隊建立符合管理要求的夥食賬。這既是士兵委員會監管夥食必須配套的核算工具，也是讓製度落地的方法。毛澤東創造性地在舊軍隊賬簿“記賬、算賬”的後麵加上一個分配功能，創建出具有“記賬、算賬、分賬”核算功能齊全的“夥食尾子賬”：夥食費按人頭撥到連隊，夥食支出全部入賬，結餘的夥食費（夥食尾子）平均分配給官兵，替代軍餉，滿足官兵們的日常生活需求。這就為解決當時麵臨的軍費短缺、吃飯、津貼發放以及官兵平等、經濟民主等係列問題，提供了公平、準確的賬簿核算數據。
1927年10月1日，“從這天的晚餐起，工農革命軍實行了一項重大的管理製度變革—廢除軍官小灶，官兵同吃夥食。從前委書記、團長到士兵，無人例外。”
三灣改編時做出的決定，很多“是在部隊離開三灣後才逐步貫徹執行的，團的首屆士兵委員會也是在離開三灣以後才選舉產生的”。但賬簿記錄必須依據“日清月結”的規則及時記賬，不然就不能保證記賬的準確性。1號開始記賬，也便於結清舊賬，設立新賬。由此推斷，“夥食尾子賬”應在10月1號當天開始記錄收支。
“夥食尾子賬”是一本相對簡單的收支賬。方強在《我在連隊當政治委員》一文中回憶：“那時，紅軍的夥食錢都是按十天或一個月發下來，銀圓用米袋裝著，由連長背。”這背回來的銀圓就記在“夥食尾子賬”收入方。核定的夥食費數額也跟打土豪的成效有關—打的土豪多，夥食費就高些；經濟困難，夥食費就核定得低些，甚至是每天三五分錢。士兵委員會的監管重點是夥食支出、月底結賬和節餘分配。
工農革命軍走上井岡山後，“夥食尾子賬”很快推廣到袁文才、王佐的隊伍。朱德的部隊上井岡山後，也開記“夥食尾子賬”。彭儒在《從湘南到井岡山》一文中證實：“毛黨代表規定無論官兵每人每天隻有五分錢的菜金······工農紅軍裏根本無餉可發的，隻是每個月，每人可以分上三五分或毛把錢的‘夥食尾子’作為零用錢。”
1929年1月12日，滕代遠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介紹：“紅軍官兵待遇一律平等：自平江暴動以後無論官兵每月發給光洋12元，繼續發都是一樣，穿衣吃飯亦都是一樣。······現在的生活力求勞動化，每月的夥食決定一元五角，廢除餉銀製度，變為發零用錢。”證實彭德懷的部隊在1928年12月10日上井岡山後，也立即推行了“夥食尾子賬”核算製度，官兵夥食費每天核定為五分錢，用節餘發零用錢。
黃連秋在《憶畢占雲起義》一文中還證實，從國民黨部隊起義的畢占雲也“取消了幹部小廚房”，執行“夥食尾子”津貼製度，建立“夥食尾子賬”。
方誌敏的《在獄致全體同誌書》記述：“每天要站八小時的崗，一個月連夥食尾子隻得兩元，每站一小時的崗，隻得兩個半銅圓······”證明“夥食尾子賬”已推廣到了紅軍各個部隊。
這本簡單的收支賬，除了分配“夥食尾子”，配合政治工作，在當時還起到了試金石的作用。方強到七團十一連當政治委員時，了解到“連長結了小團體，和他的幾個親信天天到菜館裏去吃喝”。就通過算“夥食尾子賬”，搞清了連長貪汙，讓連長退賠後，“把‘夥食尾子’分給大家做零用錢”。方強說：“連隊在算夥食賬後，又加上整個紅軍的政治影響，連隊情況起了根本的變化。戰士們覺得政治工作不是講空話，心裏有底了。”
士兵委員會取消後，紅軍隊伍依然保留著“夥食尾子賬”。據曾誌在《回憶在井岡山的戰鬥生活》一文中記述：“後來明確了士兵委員會隻管紅軍戰士生活。以後又取消了士兵委員會，隻成立夥食委員會，專門監督管理紅軍夥食，算夥食賬，分夥食尾子等，這已是後來的事了。”由此可見，“夥食尾子”津貼製度是經過實踐檢驗後保留的有效製度。
上井岡山後，在“夥食尾子賬”的基礎上，紅軍部隊也逐步建立了越來越規範的會計製度。據範樹德回憶：“湘南部隊上山後，我們部隊擴大了，就規定過會計製度，有‘銀錢換算簿’，主要是因為貨幣不統一。”他還詳細記述了他的管賬工作：“當時有少數現款是由我們供給機關掌握的。我們供給機關便根據現存的款子和部隊人數算出維持一天要多少錢，休整一個禮拜總需要多少錢。確實算出我們的存款可維持一個禮拜，再將真實數字報告給毛澤東同誌。他是很關心這個問題的，不能光注意敵情，而不注意吃飯問題。”
“夥食尾子賬”作為毛澤東的創新，為廢除雇傭性質的薪餉製，改革舊軍隊後勤供應製度，創建具有軍事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製度，奠定了重要的會計核算基礎。
在延安時期的“菜金賬”。
毛澤東創造的“夥食尾子”津貼製度一直延續到長征途中。成仿吾在《長征回憶錄》一書中記述：“每個夥食單位都按人數領取夥食費，由於自己動手生產，每月夥食費常有結餘，這種結餘分給每人自用，叫作‘夥食尾子’，從幾角到幾元不等。突圍以來，又由於沒收豪紳的糧食、家畜等，‘夥食尾子’更多。很多人長期以來積累了不少紙幣，紅軍占領遵義後，全市商店顧客盈門。”“夥食尾子”津貼製度經過長征後，得到了延續，逐步對接了後來延安的供給製。很多回憶錄把延安時期發放的夥食費之外的生活津貼，還稱為“夥食尾子”，足見這個平均分配的津貼製度深入人心。
限於延安的自然條件和反動派的經濟封鎖，毛澤東初到保安的夥食水平可從邵華《毛澤東之路》的一段文字中大致得知：“父親平時的夥食十分簡單，加上陝北本來就缺少蔬菜，所以他的菜常是一盤辣椒，一盤青菜，偶有警衛員費盡心機弄來一點兒肉，主食是小米、饅頭，有時前方會捎來一點兒繳獲的火腿、罐頭等。來了斯諾這個客人，他們的飯菜也隻是加了一份子珍媽媽用野果自製的甜食。有一次，斯諾吃飯時，看到餐碟裏有西紅柿炒辣椒，‘感到很奇怪’，由此可想見他們平日飯桌上的內容。”
也是在這個艱難的時期，“夥食尾子”平均津貼製度逐步過渡到略有差別的供給製。1939年中央頒布《各機關津貼標準》，規定各機關部隊的供給製標準為：糧食標準分兩種：每人每日1.5斤，1.4斤；菜金標準，按人員類別分四種：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毛澤東的級別應該享受每天“1角”的標準，即每月3元菜金。
對於這3元菜金的管理，從1936年4月就開始擔任毛澤東警衛員的賀清華在《回憶毛主席在延安》一文中記述：“主席的夥食標準和我們的夥食標準是一樣的，都按供給部的規定，每月3塊錢。標準低，稍不注意，就容易超支。”賀清華說的夥食標準，就是菜金標準。
可當時毛澤東的客人太多了。前線回延安的部隊首長，都想見見毛主席，毛澤東也需要跟他們了解前線的情況；各部門的幹部也經常來家跟他匯報工作；各界人士甚或普通民眾，也常到主席家串門。為了詳細地了解情況，毛澤東一談起來就廢寢忘食。隻要趕上吃飯時間，毛澤東都熱情地留他們吃飯。“每月3元的夥食費本來就少，最怕的是招待客人，往往到了月底，主席就沒錢買菜吃，有時隻好燒點辣椒，蘸鹽麵當菜吃。”
為了管理3元菜金，嚴防超支，毛澤東讓炊事員老周學著記賬，精打細算，計劃開支。毛澤東交代：“老周，你不要每個月才結算一次，這樣一超支，就沒辦法了，以後你每十天一小結，每月一大結，如果前十天超支了，以後十天還可以想辦法節省出來，最後十天超支了，也超不多，下月還可以節約出來。”
這本“菜金賬”開記之後，賬麵也總是入不敷出。王濤的《在延安的艱苦歲月中》一文記述：“主席還經常過問自己的夥食標準。如果有一個月吃超了，就要問為什麽？如果我們說不上理由，主席就批評我們，並且一定要從下個月的夥食費扣回來補上。”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寫出了大量指導中國革命的著作，經常熬夜寫作，身邊工作人員總想為毛澤東改善夥食，但毛澤東不同意：“夥食標準是供給部門統一規定的，大家都一樣，我怎麽能特殊呢？現在雖然邊區的情況好了些，可是河南還鬧災荒，蔣管區的人民生活更苦啊！我們每月3元錢的夥食費也就不算少了，井岡山時期，每天才5分錢呢！”他始終遵循3元菜金標準的規定，並“不斷檢查老周記的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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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是最偉大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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