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小說勿轉載）核桃殼 7 佳妮

七 佳妮

女客是冬梅媽的幹女兒王佳妮，我小學見到的穿虎皮大衣開路虎的女人。她進門脫下大衣，裏子是洋紅的綢，我記得是那年聖誕節冬梅請我們去紐約，穿著它逛梅西百貨。佳妮和冬梅都瘦高，撐得起虎皮條紋，又不顯橫胖。佳妮的小圓臉，大眼睛，闊嘴唇，很洋氣。聽冬梅提起過佳妮的名字。

佳妮說廠裏忙，還得提防年底紅眼病的人，排忠誠可靠的工人輪流值班，保證油的品質，特別是盯緊運輸過程。她眨眨大眼睛，兀自輕輕搖頭笑，金耳環像個肯定的句號點頭。

我看著佳妮的臉，不太像本地女人。她和冬梅媽在寬闊廚房說些家常話，用的是當地土話。她說，“陳老師，我老想來看看儂額”，背對太陽光，大眼睛如荷塘月色，我的心經過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

冬梅媽說，去小房間講話，我還要在廚房忙，烤外國人的薑餅。冬梅媽不算有語言天賦，卻愛學習，在國外探親，交往華人，學說普通話和幾個英文單詞。

佳妮坐藤高椅，大紅高領羊絨衫，闊腳牛仔褲，厚暖的拖鞋。我坐小床。我們學校以前有好些同姓名或同名的學生。女生裏，王豔（燕）、王菲、黃（張、王）玲等。佳妮也有好幾個，馮佳妮、顧佳妮，我緊盯著眼前的佳妮，像要給她貼個標簽，屬於九十年代末的中學生。

佳妮的荷塘起煙霧，“陳老師”，她的聲音有些不自然。“我認識你的。”

我教過幾千名學生，那時我不是教英文，是副科公民課，初中四個年級，每年教一個年級八個班，每班每周一堂課。四年下來，認識整校初中生。我搜索著腦海裏的幾個佳妮，那時我記憶力極好，連隻相處兩周高中新生軍訓四個班級的幹部名字都記得。生孩子後記憶力急劇衰退，我重新撿起英文都困難了。

認出了她，做夢一樣，我產假期間，離家出走的初一學生，顧佳妮。她不是被找回來了。千禧年，我移民了，抽刀切斷了上個世紀。

佳妮別過頭，看著落地窗，不急不緩地說，“陳老師，很多事體我忘記忒了，就像很多上海話我講不好了。不過，看見儂，我好像還是記得一些事。”

我記得讀中學時去盧灣體育場的運動會，像秋遊。春遊去虹口的魯迅公園，去郊區的野生動物園，要坐包的公共汽車。一個班級一輛，一個年級八輛車，浩浩蕩蕩的車隊，男女生都興奮，女生上車開始分吃零食，我隻有城隍廟的紙袋五香豆，外公去買的。

她的聲音低下去了，也快了一些，我得盯著她的唇聽清。

我是私生女，姆媽在大豐農場與一個當地人有了我，懷孕回上海的。外婆對我蠻好，外婆說自家命苦，屬羊，我也是羊，姆媽卻是屬虎。但外婆死得太早。姆媽嫌棄我，談了幾個男朋友，最後都不成功，後來姆媽搭上的是有婦之夫。不曉得那時上海怎麽了，不是《繁花》裏拍的黃河路，做生意有錢人進飯店一擲千金。弄堂裏四十出頭的下崗鄰居，男女都穿著睡衣褲，眼睛睜開擺台子搓麻將，弄到深更半夜。或者去跳舞，也是不分白天黑夜，有次我去尋我姆媽，外麵太陽很好，裏麵窗簾拉的墨墨黑。外公也搓麻將，有點老不正經。弄堂要動遷的風聲一吹，弄得世界末日要來了，像陰溝被堵了，黃梅天暴雨，齷齪水泛出來，大人勿要麵孔的事體全做得出。陳老師，我隻有十三歲，已經覺得做人沒意思，我在學校跟啥人去講。我長得高，發育早，難為情。

她一口氣說了那麽多，轉過去看落地窗外，外麵的太陽給一片烏雲鑲上金邊。她的聲音慢下來，溫和了。

陳老師，儂當時年輕，對學生像大姐姐，不像有的中年女老師講話很急衝，當然也有很耐心的中年老師。我想到上海，最溫暖的畫麵是我五年級教英文的顧老師家。小學畢業前的寒假，我與另一個要好同學去看她。半路上，同學肚皮痛回去了。我一個人繼續找門牌號。

顧老師住愚園路弄堂，一幢小洋房。客廳朝院子，落地窗，看得見院中有一棵柚子樹。圓桌上玻璃麵下是白棉紗線鏤空鉤的桌布，壓著圓周排列的黑白2寸頭像照，像顧老師。顧老師請我吃裝在車花玻璃高腳盆的糖果，玻璃紙的老大房核桃糖，端上牛奶燕麥粥，一隻金邊小碗配細瓷調羹。我坐在客廳裏，嘎靜，我的心也靜，一舉一動有分寸。望著兩扇落地鋼窗的窗柄像黑板上大寫的一撇一捺，想一想自己家的木窗框紅漆落得像蛻皮，插銷壞了，也沒有人修。我吃好了，不小心燕麥滴到手背，顧老師叫我上樓去洗手。

衛生間的白漆門把手是圓球的水晶，地上是白瓷磚，旁邊一圈黑瓷磚，一隻大浴缸，上麵兩隻黃銅水龍頭。朝南大房間，一套深紅老家具，大床是四角有杆子像有門一樣，一個老太太坐在大紅單人沙發椅上，八十多了，嘴唇在動，讀書不出聲。她抬起頭，我叫聲“外婆新年好”。她眯眯笑，招招手，摸出一塊巧克力，又站起來，拉開紅木梳妝台上一隻小抽屜，一塊新手絹，都塞給我。手絹包著十塊錢。

從小到大，過年也沒幾塊壓歲錢。走在大弄堂裏，頭上晾著的棉毛衫褲像迎送客人，床單是一塊粉紅大旗幟，窗台上曬的棉拖鞋都能想象晚上腳伸進去的暖。

我小學畢業後聽說顧老師退休到澳大利亞女兒家了。到了中學，歡喜年輕的老師，不過我不是小幹部，進儂辦公室，開小幹部會議都沒有資格。家裏條件差，做作業沒寫字桌，大人在家搓麻將，成績哪裏上得去。現在我才敢講，那時我家隻有一間，十二平方米不到，外公睡樓下，姆媽與我睡閣樓，一人一張小床，一橫一豎擺，小便都要輕聲，否則痰盂裏叮叮咚咚下麵全部聽得見。

那天，我是怕遲到被班主任張老師罰站教室牆壁角，頭一天麻將結束大概是淩晨一點左右，我睡過頭。我長得比沒有發育的男生高兩個頭了，怎麽好意思像一根長蠟燭點在角落裏。我走到校門口，大鐵門已經關上，值班的老師與學生都不在了，小門開著，門房在，要登記遲到學生。

轉回身往家裏走，到弄堂口，聽見麻將聲，怕姆媽罵得難聽，全弄堂都聽見。我離開了。經過鳳陽路小學，又想起顧老師。門房不在，我悄悄爬到樓頂，想不如死了拉倒，我就是電視劇裏的“孽債”。想一想又覺得死了，大概要上新民晚報，姆媽會罵我沒良心。

天還熱，脫下藍色校服外套和紅領巾，放在書包。我逛商場、蕩馬路，乘126電車到人民路老北門，走到十六鋪，坐在外灘黃埔公園，過外白渡橋到提籃橋。天都暗了，13路終點站電車一輛接一輛也像回家的孩子，跳上去坐到了北站，天很暗，路燈全亮了。很餓了，走進一家小飯店，顧客看上去是外地人，行李放在腳邊。我買了一碗蛋炒飯，吃好，想到口袋裏隻剩一角，除了書包，比外地人還慘，回去要被罵，眼淚水滴滴答答落在空碗。服務員過來收碗，問我怎麽了。老板和老板娘也跟來了。他們叫服務員送我去隔壁派出所，他們說，你家裏人肯定急死了，大概報警了。

佳妮說，回學校讀了兩個月，跟姆媽攤牌，要麽她送我去外地學裁縫，要麽她離開那個也是屬虎的男人。張老師看著我的目光像我是放出來的少年犯，我讀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