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200：黑色凶刀疑案（下）
——又名：一把黑色匕首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24年第09期
作者：魏遲嬰、東方明
七、虛榮的謊言
4月23日午後，“103專班”第六組三名偵查員裴雲飛、張伯仁、丁金剛抵達鎮江，直接去江蘇省衛生學校旁邊的四牌樓舊貨市場。
此時距廉夢妍淘得那對玉杯已有六年，由於政府加強了對收舊、典當行業的管控，並開始試點公私合營，四牌樓舊貨市場的買賣已經不像當年那樣紅火了。市工商局在該市場設立了一個辦公室，稅務局也派來了一個常駐市場的稅管員，一句話——管理納入正軌了。這一納入正軌，就把擺地攤的小攤販給驚走了。偵查員在市場裏轉了一圈，也沒看到廉夢妍所說的那類出售瓷器的小販，隻有幾家小店在賣宜興茶具以及估計是從關門歇業的飯館經營者那裏收得的碗盆碟勺之類的瓷器，向店主打聽賣舊瓷器的小老頭兒，都搖頭說不知道。
那就隻有去問問工商局的工作人員了。工商局在舊貨市場的辦公室有三個辦事員，被稱為“柳主任”的那位是一個氣質老成的中年人，看過偵查員出示的證件和公函，他熱情招呼三位落座。偵查員開門見山道明來意，柳主任說這邊市場裏原先地攤甚多，最近半年日趨減少，大約走掉了五分之四，剩下的五分之一，也沒有賣瓷器的。說著，他轉臉問兩個屬下之中那個二十歲出頭的姑娘：“小金，你比我們早進市場，看見過那麽一個賣瓷器小件兒的小老頭兒嗎？”
當初鎮江市人民政府決定往舊貨市場派駐工商稅務，先讓工商局的工作人員打前站，每天像尋常群眾那樣來逛市場，了解市場的經營狀況，為了裝得像，有時還買點兒小商品，小金就是專門幹這差使的。這姑娘記性很好，觀察事物也比較細致，當下想了想說：“印象裏是有那麽一個小老頭兒，在市場西門內那棵銀杏樹下設攤賣瓷器小物件，我還給侄子買過一個能夠吹出雞鳴聲響的瓷公雞哩，小侄子現在每天早上還要吹一陣，惹得鄰裏的公雞都此起彼伏地跟著打鳴。哦，對了，根據領導的指示，我還跟他聊過幾句，了解小商販對政府的管理有什麽看法……”偵查員一聽似乎有戲，忙問：“有沒有問這個小老頭兒姓甚名誰，家住哪裏？”
“問倒是問了，可時間太久，已經記不得了。”見偵查員臉上露出失望之色，小金馬上補充，“不過，當時我跟每個小販的談話內容，都記在工作手冊上了。”
說著，小金打開寫字台一側的櫃子一通翻找，果然找出了三本工作手冊，很快查到記錄著跟那小老頭兒聊天內容的一頁。裴雲飛接過一看，上麵有小老頭兒的名址：沈鵬順，朱方路三德裏 19號。
三位偵查員直奔朱方路派出所，一提沈鵬順，派出所民警說管段裏的確有這個人，不過現在已經不歸他們派出所管了。偵查員不解：“這是什麽意思？他搬家了？”
民警說：“這老頭兒是租居戶，在這邊住了五六年了，戶口是1948年由舊警署給上的，解放後我們按照規定沿襲登記。半個多月前……嗯，應該是4月2日吧，市局政保部門來了輛小吉普，把他給帶走了。
“因為啥事兒？”
“聽說那老小子在老家做過土匪，反動派鬧還鄉團時他也參加了，利用走街串巷做舊貨買賣之便給人家打探消息。解放後他就逃到鎮江這邊躲起來了。最近市局政保部門收到檢舉信，就把他抓了，關押在市局看守所。按說這種對象是要被押回老家審判的，現在他是不是還關在看守所，那就不清楚了。”
裴雲飛和張伯仁商量片刻，決定直接去看守所打聽，如果沒押走，那就立即訊問；如果已經押回老家了，就把與其同一監房的在押人犯開出來，了解沈鵬順在關押期間是否聊起過有關那對玉杯的情況，同時跟沈鵬順原籍的公安機關聯係，做好去沈的原籍地了解情況的準備，隻是這-番折騰，難免要耽誤些時間。
三人的運氣還不錯，沈鵬順尚未被押解回原籍，看守所方麵已經二次去函沈鵬順原籍地公安機關，催促他們派人過來把該人犯提走，估計這幾天也應該來人了。
很快，看守民警將沈鵬順從監房開出來。這小老頭兒一看來了三個便衣，眨著一雙耗子眼，眼珠子滴溜溜亂轉，似在猜測對方的來路。偵查員也不跟他囉唆，由舊警出身慣於裝腔作勢的張伯仁開口說明外調來意。沈鵬順聽著，露出不解的神色：“你們是上海的？我今生從沒踏進過上海灘一步，哪裏知道上海的什麽事情？”
“你雖然沒去過上海，但跟來鎮江的上海人打過交道嘛。”張伯仁遂提起1947年夏天沈在四牌樓舊貨市場擺攤期間跟衛校女生廉夢妍的那樁買賣，臨末問，“還記得這事嗎？”
沈鵬順連連點頭：“記得記得！”
裴雲飛聽對方回答得這麽爽快，心裏便有一種不踏實的感覺。這主兒是以出售舊瓷器為業的，經手的大大小小瓷器不計其數，而廉夢妍在舊貨市場淘得那對杯子是六年前的事，這小老頭兒怎麽記得那麽清楚，此刻一問就想起來了？當然，這隻是裴雲飛腦海中的一閃念，此刻還不宜提出質疑，且聽他怎麽說吧。
張伯仁繼續問：“你賣給那個姑娘的那對杯子是從哪裏弄來的？”
沈鵬順的回答跟雷理娟所說並無差別，即從郊區——鎮江東門外七裏橋鎮梢頭的一戶黑門牌老太太家收購來的，兩個杯子的收購價是一塊銀洋，他賣給那個衛校女生是兩塊銀洋，這筆買賣做得合算，他從蘇北逃到鎮江這幾年以來，這樣的買賣難得遇上幾回，所以印象深刻。
偵查員感覺沈鵬順不像在說謊，又問了問那個黑門牌老太太的情況，但時隔太久，沈鵬順隻是對那個黑門牌有印象，其他的就說不出什麽了。
離開看守所，偵查員直奔七裏橋。七裏橋的確有一座古石橋，鎮子就以這座石橋命名。七裏橋鎮不大，就是東西一條街，大約有一華裏長。三人轉悠了一個來回，卻沒見有哪戶居民門上釘著黑門牌的。張伯仁心裏不踏實了，嘀咕說：“別是給那家夥耍了？”
丁金剛說：“咱們還是去派出所打聽一下吧，既然是門牌，應該歸派出所管，釘上或者取下都是戶籍警的事兒嘛！”
裴雲飛、張伯仁認為言之有理，就向街邊住戶打聽派出所的位置。可是，這個鎮子過於袖珍，沒有設派出所。那就隻好去鎮政府打聽了。鎮政府駐地也有點兒寒磣，設在一座名喚“將軍廟”的廢棄廟宇裏，簡直可以算“危建了，連同鎮長在內，一共隻有四名幹部。分管治安工作的是一個姓嶽的中年男子，身份既是鎮政府幹部，又是民兵連長，管著鎮子周邊五個村莊的民兵。偵查員跟此人甫一接觸，頓感“凡人不可貌相”，這個幹部看外表跟城郊農民無甚區別，來頭卻不小--
他是抗戰前期新四軍駐茅山部隊的一名偵察員，被派到鎮江潛伏，從事情報工作。後來地下交通線遭到敵人破壞，他因叛徒出賣，不幸被捕。老嶽是走江湖打拳賣藥出身，有些功夫，當晚便打死崗哨越獄，躲到七裏橋的將軍廟出家為僧。性命是保住了，也算有了一份職業，至少餓不死，但跟組織上的聯係也中斷了。如此一直到鎮江解放，方才去市委組織部設在鎮江市內的“失散同誌報到處”進行登記，順利通過組織上的審查，回歸革命隊伍。可是，黨員身份作廢了，必須重新申請入黨，而且黨齡要從獲準重新入黨之時起算。因此，老嶽雖是1938年的老新四軍，但黨齡還不到兩年。
老嶽對鎮上的情況很熟悉，聽上海來人如此這般道明來意，幾乎不假思索地說：“有這麽個老太太，姓安，還住在七裏橋鎮上，我帶你們過去。”
路上，老嶽告訴偵查員，這個安老太出身富家，其父據說是清朝軍隊的下級軍官，離開行伍後回到鎮江老家開了一家織布廠，又在輪船公司人股，還盤下了一家古玩店。其父有一個綠林出身的嚴姓江湖朋友，金盆洗手後在七裏橋置地造屋。兩家多年前定下了娃娃親，安老太成年後就嫁給了嚴家的獨子嚴茂仁。兩人成親不久，嚴茂仁的老爸去世，家產遂傳到他的手裏。
嚴茂仁曾留學日本，回國後因患病未曾就業，一直在家寫字畫畫，修身養性。繼承了家產的嚴茂仁並無“發揚光大”之想，全家日常生活靠收地租和放債的利息。他是見過大世麵的人，受“民主平等”思想的影響，對租地戶債務人比較寬容，從來不逼債，地租債務收不回來，就變賣田產補貼自家開支，當地坊間稱他為“慈仁公”。
至於黑門牌，則是因為他留學日本的那段經曆。抗戰爆發前，他跟曾經的日本同窗過從甚密抗戰勝利後國民黨鎮公所認為嚴家有“通敵嫌疑”，就給釘上了黑門牌。解放後，人民政府否定了偽政府(初解放時社會上對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稱謂)的做法，把黑門牌給摘了。不過，大前年土地改革運動時，嚴家被定為工商地主，沒收了地產、投資股份和家中的部分財物，原先的佃戶還給嚴家的門框上釘了一塊“地主”木牌
說話間，老嶽在鎮梢頭一戶民宅前駐步，說“到了”。三偵查員見門框上的門牌與鎮上其他住家一樣，也是藍底白字，旁邊並無“地主’木牌，不禁覺得奇怪，均朝老嶽投以不解的目光。老嶽對此作了一番說明——
今年3月下旬，鎮政府收到武漢市人民政府民政局發來的一份正式公函，大意是他們最近在整理從部隊轉過來的“未找到家屬的革命烈士”材料時，發現一位名叫嚴仕琰的烈士的家庭住址是江蘇鎮江七裏橋，便將該烈士的簡況寄來，希望協助調查該烈士的家屬是否在七裏橋鎮上。
嚴仕琰烈士於1940年參加革命，同年入黨，係中共武漢市委地下情報人員。抗戰勝利後，調至中共湖北省委情報部門擔任組長。解放戰爭期間，中共華中局社會部根據中央命令向軍方調派若幹名情報人員，嚴仕琰奉命調至軍方，其關係轉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0軍政治部下轄的情報處，擔任軍方在武漢市的一個潛伏情報組的組長。武漢解放前夕，該情報組暴露，嚴仕琰在掩護同誌撤離時，與國民黨軍警槍戰，在擊斃兩人後中彈負傷，果斷飲彈自盡，壯烈犧牲。
老嶽在七裏橋鎮已經待了數年，對全鎮住戶的情況了如指掌。鎮長看過武漢方麵的公函，問他鎮上有幾戶姓嚴的人家。老嶽告訴鎮長，全鎮就一戶姓嚴的，就是嚴茂仁家。他確實有個兒子，名字不清楚，抗戰爆發那年報考國立武漢大學被錄取，離開鎮江前往武漢上學後就沒了消息。不久南京淪陷，交通幾乎隔絕，嚴家屢屢向武漢大學、武漢市警局、湖北省警察廳發函電查詢，均沒有回應。武漢淪陷後，嚴茂仁曾赴武漢尋找兒子，找了兩個月沒找到，隻得快快而返。嚴家人還特地跑到南京和上海登報尋找兒子的下落，甚至斥金請兩地著名命相師推算，都說“已歿於戰火”。嚴茂仁終於斷了念想，在七裏橋鎮外邢家灣祖墳為兒子建了一座空墳，至今還在。
鎮長和老嶽隨即去了嚴家，先不提公函，而是拿出隨公函寄來的一張嚴仕琰生前筆跡的照片請嚴茂仁辨認——這是武漢市民政局工作人員從武漢大學保存的學生檔案中找到的。得到確認後，方才告知情況。搞情報出身的老嶽心細，起草公函回複武漢方麵之後，又向鎮江市政府匯報了這個情況。市領導頗為重視，責成市民政局關注此事。
武漢方麵收到回複公函，派人將烈士證書專程送到七裏橋。按照當時的政策，有了這個烈士兒子，嚴茂仁雖然還是地主成分，但已不再屬於“專政對象”，而是被歸入了“進步士紳”的行列。而且，鎮江市民政局還向上級主管機構江蘇省民政廳上報了革命烈屬材料。日前傳來消息說，下周市民政局將派員來鎮上，為老嚴家掛“革命烈屬”的光榮牌，原先那塊“地主”木牌，自然就摘下來了。
原來如此，偵查員放心了，既然是革命烈屬，那就不必擔心人家不配合調查了。可是，進了嚴家坐定之後方才知曉，那位革命烈士的母親安老太不在家，上周她去廣州探望女兒嚴仕琴去了。嚴氏老兩口有兩男一女三個孩子，嚴仕琴是嚴仕琰的妹妹，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嫁了一個華僑名醫，1948年定居廣州。嚴氏老兩口本打算去廣州探望的，但那時國共內戰正酣，難以成行。好不容易解放了，家裏又被掛上了“地主”牌子，一舉一動都受到限製，隻好自認倒黴。現在“地主”牌子摘了，安老太思念女兒，不顧老伴反對，孤身赴粵看望愛女。
偵查員聽說這個情況，不由得麵麵相覷，安老太不在，往下該怎麽調查？
嚴老爺子見狀開腔了：“老朽鬥膽問一句三位公安同誌，此番來找拙荊，不知所為何事？”裴雲飛遂簡述了來意，問嚴老爺子知不知道安老太處理舊瓷器之事。
嚴老爺子點頭：“這事我知道，那個小老頭兒來鎮上收購舊貨時，我去鎮江城裏找朋友挪頭寸去了。不瞞三位說，解放後本戶經過土改抄家，其實也沒受多少損失。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早在解放前，我這點兒家底就已經被國民黨的苛捐雜稅差不多榨幹淨了，全家的生活僅靠小兒子在輪船公司的薪水以及女兒的貼補。本已捉襟見肘，偏偏又趕上孫兒患病，無錢醫治，老朽萬般無奈，隻好進城去找老友挪頭寸。待借得一筆錢回來，兒媳婦卻已經帶著孩子去鎮江城裏看病了。一問才知道，原來是拙荊把家裏的古杯賣掉了兩個……”
偵查員聽老爺子說“賣掉了兩個”，腦子裏頓時產生聯想--看來他家的古杯不止兩個。一問，果然，老爺子說：“這種東西，我家有一缸哩！”
裴雲飛瞬間有一種懵了的感覺，怎麽著，這等稀罕的南宋皇室玉杯有一缸，還需要借錢給孫子治病？隨便出手兩個不就得了？張伯仁倒是馬上明白了：“老先生，您說的這'古杯’莫非是仿製品？”
嚴茂仁笑了：“若不是假貨，土改抄家時哪會給老朽留下呢？”
說罷，他起身引領偵查員去了後院堆放雜物的披屋，屋裏有一個被鄉間稱為“七石缸”的陶瓷大缸，裏麵放著大半缸瓷器，除了杯子，還有碗碟、大小勺子以及筆洗、筆架、鎮紙等文房用品，雖是仿品，倒也算製作精細，一件件溫潤如玉。
那麽，這些瓷器有什麽來曆，嚴老爺子為何攢了這麽些？
嚴老爺子告訴偵查員，當年他從日本留學回國，有一個名叫兵部三郎的日本同窗同行。這主兒是個出身門閥的紈絝子弟，讀書成績可想而知，但人品還可以，喜好交友，遇事仗義，對政治不感興趣，也不像當時日本社會上大多數青年那樣滿腦子軍國主義。他在學校裏結交了幾位中國留學生朋友，嚴茂仁也在其中，而且被他認為是“最值得交往的異國友人”。嚴茂仁完成學業準備回國，兵部三郎寧願放棄補考(他的成績太差，那年沒考過)，緩一年再衝文憑(也就是留級)，也要兌現之前與“嚴桑”的約定——由嚴茂仁陪著去中國江南地區看看。
兵部三郎跟著“嚴桑”來到鎮江，先是在鎮江本地轉悠，然後去南京，再就是常州、無錫、蘇州、上海、杭州、鷹潭，最後到了景德鎮。這時，嚴茂仁接到家裏的急電：老母病重速歸！
這就必須立馬動身返鄉了。以兵部三郎的性格，他本當隨行的，不巧正趕上他水土不服上吐下瀉，無法上路，那就隻好先留在景德鎮了。這東洋少爺倒是很講究禮儀的，當即開了一紙五十銀洋的支票，硬塞給嚴茂仁。
嚴茂仁急急趕到家中，其時老母經家人跑到南京請來的名醫診治，已轉危為安。嚴茂仁遂往景德鎮發了一封電報告知情況，並詢問對方的病況。兵部三郎回電說，他已基本痊愈，本想立刻赴鎮江的，現在得知伯母無恙，那就繼續在景德鎮盤桓數日，景德鎮乃是舉世聞名的瓷都，他得好好轉轉。還叮囑嚴茂仁在家裏多陪陪母親，等他遊覽完景德鎮，就去鎮江看望伯母。
過了七八天，嚴茂仁接到兵部三郎從上海發來的加急電報，說他有要事須立刻回國，此刻已抵滬，即將登輪，不及麵別，有失禮儀，萬望見諒。另有一事拜托，他在景德鎮參觀一處廢窯時，斥資從窯主那裏購下其數年前燒製的一批仿古瓷器，因景德鎮無法辦理海關手續不能直接托運回日本，故先托運至鎮江七裏橋鎮嚴宅，煩請“嚴桑”代收。他回國處理好家事後將再度赴華，屆時辦理手續，將這批瓷器托運回國。
半個多月後，果然有五大箱瓷器運至鎮江，嚴茂仁收到貨運單，即去鎮江火車站提貨，同時致電東京告知兵部三郎，卻未見回音。後來又發了幾次電報，依舊聯係不上。嚴茂仁遂買了一口大缸，將五個木箱裏的瓷器放入缸內保存。
他曾給畢業後定居日本的中國同學寫信打聽兵部三郎的下落，人家要麽沒回信，要麽就是複函說“不清楚”。待到“九一八事變”爆發，中日成為敵國，他生怕惹上“漢奸”嫌疑，不敢再給日本那邊去信了。抗戰勝利後，大批日僑被遣返回國，嚴茂仁也曾托其中的熟人回國後幫忙打聽兵部三郎的下落，還是杳無音信。就這樣這一缸瓷器一直放到如今，已有三十餘年。
土改期間農會來人抄家，大家都知道他以往對佃戶、債務人比較寬厚，從來沒有窮凶極惡催逼地租或債務之舉，甚至因此不得不賣田典地貼補家用，料想他不會私藏浮財，抄家時對他就比較客氣。這一缸瓷器本不值什麽錢，嚴茂仁也沒藏著，大大方方給農會的工作人員看了，人家一件件拿出來檢查，又一件件放回去，說這也算不上剝削所得，就不必充公了。隻是經過這一番拿出來放回去的折騰，難免弄碎幾件。嚴茂仁在後院挖了個坑，把那些碎片都埋了。
裴雲飛、張伯仁、丁金剛三人聽了嚴茂仁如此這般一番陳述，又看了老爺子出示的當年那五箱瓷器的提貨單，以及當場從後院地下挖出來的瓷器碎片，均認為嚴茂仁的說法可信。當然，這是重大案件調查，還得做一份筆錄，並拍攝了那些瓷器的照片。另外，他們還出具了借條，向嚴家借了幾件瓷器，以便進行下一步調查。
4月24日，三偵查員返回上海，下了火車沒回市局，而是直奔徐匯區新樂路派出所，請所方派員把雷理娟傳喚過來。之所以稱為“傳喚”，是因為專案組對雷氏之前的說辭產生了懷疑。
雷理娟曾告訴偵查員，她把女兒從鎮江帶回的那對玉杯拿到古玩店，請店方鑒別。現在看來，如果這個說法是真的，那古玩店方麵肯定是看走了眼，或者出於某種目的，故意睜著眼說假話。但玉器和瓷器之間的區別太明顯了，別說古玩店，尋常人也分辨得出來，古玩店不太可能這麽明目張膽地指鹿為馬。那就隻有另一種可能——雷理娟在說謊。
至於她為什麽說謊，那就需要調查清楚了如此，往下跟雷氏的接觸，就不再是對受害人家屬的走訪，而應將其作為調查對象來對待。
要說這雷理娟，雖是一個尋常護士，但在察言觀色方麵還是有兩下子的。戶籍警前來傳喚她就意識到情況不妙。到了派出所，跟偵查員一照麵，馬上認錯，說自己說了謊，騙了三位民警，她其實根本沒把那對杯子拿到古玩店請人家掌眼。
女兒從鎮江舊貨市場淘得的那對杯子，她憑著出身典當行家庭積累的些許古玩方麵的粗淺知識，一眼就看出乃是仿古瓷器。不過，仿製的工藝相當考究，材料也屬上乘，應是仿古瓷器中的精品。她見女兒興致勃勃，不忍掃她的興，同時也動著以後女兒出嫁時冒充古玩真品作為陪嫁的腦筋--一則可以省下一筆錢鈔，二則還能博個名聲，遂佯稱這是一對“南宋玉杯”。
廉夢妍哪辨真假，母親說是，那就是了。女兒生性低調內向，倒是能夠守口如瓶。
雷氏就不同了，她作假的動機中原本就有掙麵子的成分，於是杜撰了“亡夫留給女兒一對南宋玉杯作為陪嫁”的說法，在小範圍內一傳播，自有好事者張揚開去。
那麽，會不會是這套“虛榮的謊言”讓案犯信以為真，最終導致凶案發生呢？第六組偵查員一時難下定論……
八、金相專家
晚飯後，裴雲飛開始琢磨，案件目前為止尚未見效，說明六組的偵查路數出了問題，還有什麽線索沒有想到？對，那把黑色匕首！
4月20日案發伊始，六組前往複興中路同裕坊勘查現場，對這把凶刀隻是拍照、記錄，在案情分析時並未作為一條線索來考慮。主要原因是這起案件中受害人與其未婚夫的關係迅速進入偵查視線，並作為調查的重點;同時，又盯著那對“南宋玉杯”進行調查，黑色凶刀有什麽特別的嗎？偵查員可能都把它當做一把普通凶器，無意中被忽略了。
次日，4月25日一早，裴雲飛和張伯仁，丁金剛在駐地碰頭，又一次研究起了這把黑色刀具。
這把黑色凶刀，其長度、形狀與尋常人們認知中的匕首無異。裴雲飛端詳良久：“我雖是金工出身，接觸的金屬材料比較多，但主要是跟鎖具打交道，這樣的刀具，我還真沒見過。老張警齡最長，閱曆豐富，你以前見過這樣的刀具嗎？”
其實張伯仁之前已經提供過對這把凶刀的看法，凶刀之所以呈黑色，是在製造過程中使用了特殊的材料和熱處理方式，目的是增強硬度和韌性。但他以前接觸的案件以盜竊為主，對各種作案凶器的了解少之甚少。丁金剛也隻是認為黑色比較特殊，僅此而已。那就問問金屬方麵的專家吧。
張伯仁、丁金剛先去拜訪了一位名叫蘇望鑫的老者。
蘇老頭兒是世代鐵匠出身，對於他來說世代了究竟幾代已經沒有概念了，起碼朱元璋造反那個年代，他的祖上就已經在為軍隊打造兵器了，距今少說也有五六百年了。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從海外回國，首站抵達上海，受到滬上各界的熱烈歡迎，商界名流在張園設宴，席間向孫中山奉上的四件禮品中有一把寶刀，就是由被譽為“江南刀王”的蘇望鑫的老爸蘇遙祥打造的。報道中有老蘇家爺兒倆的姓名，當時還是小蘇的蘇望鑫作為老爸的助手參與了這把寶刀的打造。
蘇望鑫住在南市大境閣，張、丁兩人合騎一輛摩托車前往。
“蘇老先生，我們是市局偵查員，想找你打聽個事，是關於冶金技術方麵的，你聽說過有一種黑色匕首嗎？”
看過張伯仁帶來的照片後，蘇望鑫點頭：“聽說過，但沒見過。你們可以去問問虯江機器廠的老鐵，他應該知道。”
“虯江機器廠”位於虯江橋畔，距提籃橋監獄不遠。這家工廠在民國時期就是“國企”，抗戰爆發後遷到重慶，後由重慶遷回上海，是老牌的軍工企業。
老鐵的大名叫鐵長樂，廣東佛山人氏。鐵長樂早年去香港學金工(即鉗工)，後通過了外輪船長的麵試，成為英國貨輪“海洋之花號”上的一名機修工，十三年後，他返回廣東，在廣州開了一家機修作坊。
稍後民國政府組建“中國農業機械公司”，鐵長樂擔任檢修車間副主任。像鐵長樂這樣的高級技師，說是鉗工，同時也精通車、創鏜、焊、電以及熱處理等多種技能，堪稱“全能金工”。
鐵長樂看了看黑色凶刀的照片，說：“這種匕首是外國貨，我以前在英國的舊貨市場見到過一次。我估摸國內應該沒有哪個鐵匠能打造這種刀具，倒不是技術，是材料難尋。所以材料和製作應該都是在國外進行的，我能提供的就這麽多。”
裴雲飛自個兒去了江南造船廠，出示證件，拜訪了金相研究室首席專家鄔政，這位冶金權威端詳著裴雲飛出示的黑色匕首，沉思半晌方才開口：“黑色刀具我倒是見過，不多。但這種黑色匕首真沒見過，更沒聽說過。”一邊說一邊拿起桌上的高倍放大鏡仔細觀察，“罕見！實在罕見！製作這種匕首的鋼材非常特別，裴同誌，想弄清這把匕首的來曆隻有一個辦法----從匕首上取少量金屬粉末做一個金相分析。”
裴雲飛馬上點頭：“謝謝先生！那就拜托了。”
鄔先生把裴雲飛帶到旁邊的實驗室，吩咐助手作好一應準備，他親自指點操作，用記號筆在匕首的血槽上端點了一下，叫助手在這個位置用一毫米直徑的鑽頭打一個孔，收集金屬粉末進行分析。助手依言照辦，起初用的是高碳鋼鑽頭，竟然鑽不下去，遂改用實驗室存量很少的特製合金鋼鑽頭。這種鑽頭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在日本人控製的江南造船廠(日軍占領上海期間改名為“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江南造船所”)實驗室的材料庫裏發現的，係當時最高端的精鋼。
黑色匕首遇到特種鋼材製作的鑽頭，這才服軟，被鑽出了一個一毫米直徑的淺孔，那些金屬鑽花和粉末竟然也是黑色的，也就是說，用來鍛造匕首的鋼材本身就是黑色的，這是怎麽做到的？
鄔政同樣吃驚：“這世上還真的有黑鋼，我算是開了眼界啦！”
裴雲飛請教：“先生，這黑鋼是怎麽煉出來的？”
鄔政看完送檢匕首樣品的金相分析後，作了個簡單解說：“用來製造這把匕首的鋼材是一種稀有材料，其特性跟剛才使用的日本合金鋼鑽頭相似，硬度稍弱，但韌性強，估計是進行了某種改造，可能是成分上的，也可能是工藝上的。製作鑽頭的合金鋼是日本的絕密技術，嚴禁向外泄露，但改進後的這種黑色特種鋼，也許管控沒那麽嚴，不知通過何種渠道流入民間。至於為什麽用來打造匕首，那我就說不上來了，這已經超出了我的專業知識範圍。”
一旁的助手提議：“要不請小田先生來看看？”
小田是誰？小？
小田先生今年四十掛零，戰前就加入了日本共產黨，在日本排名第三的鋼鐵企業“神戶製鋼所”金相研析室擔任副主任。1940年，他被軍方征調來滬，主持“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江南造船所”(即江南造船廠)的研究工作。他是單身漢，在上海娶了一位中日混血的女子為妻。待到抗戰勝利，小田先生不是軍人身份沒被國民黨當局遣返，繼續留廠效力，但職務被一擼到底，薪水也連降七級。解放後，日本共產黨致函上海市軍管會，這才知道原來小田先生是早在大學時期就已參加日共的老黨員，戰時與共產國際的情報機構建立了關係，收集了大量日軍方麵的情報。於是，他被任命為金相所的第二副所長。
說到這裏，小田先生到了。這是一個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中年人，身材瘦長精悍，裴雲飛看著，尋思他多半是能文能武之輩。在鄔政接下來的介紹中，果然提到小田先生在空手道、劍道方麵多有實踐，日偽和國民黨統治時期，江南造船廠每年舉辦的運動會上都有搏擊項目，他鐵定是能拿到名次的。裴雲飛感歎之餘，也產生了學武的想法：人家一個冶金專家都有這等身手，看來我也得物色一個武術名師學些拳腳了，畢竟咱是警察，不會點兒“三腳貓”的功夫，遇到緊急情況難道還靠別人保護不成？
小田聽鄔政介紹了情況，拿過桌上那把黑色匕首翻來覆去端詳片刻，手指在刀身上輕輕彈了幾下：“這把刀應該來自印度。”
裴雲飛不由暗暗叫苦，光是在上海查找線索，六組就已經忙得人仰馬翻了，怎麽又扯到印度去了？正胡思亂想著，小田說了他這個判斷的依據，還引出了一段二十多年前的舊事。
1928年春，日本爆出一條轟動全國的新聞：已創建二十三年、以鋼鐵製造起家、冶煉出全日本綜合品質最佳合金鋼的神戶製鋼所發生一起案件，一塊重達四十八公斤的合金鋼失竊，而這塊代號“037”的合金鋼是準備送往美國參加“世界合金鋼評比會”的樣品！這個案子不但使日本警界感到震撼，連天皇都被驚動了。
這起案件整整調查了一年零七個月，最終未能偵破。為此，“037搜查本部”的本部長亦即總指揮鬆田引見及該本部下轄的神戶組組長大阮初興自殺謝罪，這二位都是當時日本的名偵探，其中鬆田引見的事跡還曾被改編為電影。“037案件”被列為重大懸案。
侵華戰爭期間，小田作為地方技術人員被軍方征召，分派至上海，到“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江南造船所”(江南造船廠)主持金相研究工作。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一夜之間占領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日本憲兵隊對公共租界的外籍巡捕宿舍進行搜查時，在一名印度巡捕的衣櫃裏發現了一把黑色匕首。日本軍曹是學理科出身，對這把黑色匕首很感興趣，這家夥是懂刀的，彎腰撿起來隨手一劃拉，竟然削掉了茶幾一角。
當下，他給四川北路憲兵隊特高課的阿部少佐打電話報告了此事。阿部拿到這把匕首，立即驅車前往江南造船廠作金相分析鑒定。
鑒定是由小田做的，最後得出結論：送檢物係采用失竊的“037”樣品製造。至於黑色，是在製造過程中添加了某種尚不為人所知的神秘礦石，在高溫作用下發生化學變化，冷卻後通體變成黑色。經檢測比對，原先的母本“037”與這種神秘礦石混合後，能夠明顯增加鋼材的韌性。
刀的主人，印度巡捕奈穆裏·希瓦被重點調查，可是，趕到關押外國人的集中營一打聽，奈穆裏·希瓦並沒有關在那裏。其時印度、越南未被日本政府宣布為“敵對國”，因此，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印度巡捕和法租界巡捕房的越南巡捕都給釋放了，奈穆裏·希瓦不知所蹤，調查也很快就進行不下去了，那把黑色匕首也被人帶回了神戶製鋼所。
九、印度和尚
返回老大沽路專班駐地後，裴雲飛即與張伯仁、丁金剛溝通了調查情況，一番分析後梳理出問題的關鍵所在：那把黑色匕首被帶回日本了，如今唯一的指望，是那個藏匿匕首的印度巡捕。這個“阿三”(舊時滬上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頭上都裹著一塊紅色頭巾，坊間把這些倚仗西捕欺壓華人的印度巡捕統稱為“紅頭阿三”，簡稱“阿三”)應該是能夠說清那把匕首的來路的，循著這條線索，沒準兒就能找到殺害廉夢妍的凶犯了。
上海解放後我方接管的舊檔案混亂不堪，陳毅市長下令組織了一批進步學生進行整理。運氣好得很，專案組要查找的有關公共租界外籍巡捕的內容，已經基本整理好了。
滬上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奈穆裏·希瓦。此人當時四十掛零，是九年前從香港警務處下轄的刑事便衣隊調來上海的，擔任卡德路捕房刑事部華捕第三探組組長。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天，日軍占領公共租界、法租界，強行接收兩租界當局(工部局、公董局)及下轄包括巡捕房在內的各機構，拘捕全部外籍職員，關押進“敵對國外籍人員集中營”，奈穆裏·希瓦亦在其中。但奈穆裏·希瓦是印度籍，而其時印度並未向日本宣戰，不算敵國，經過甄別，奈穆裏·希瓦被釋放。
這人後來去哪裏了？檔案中哪裏有這些！
三位偵查員和外援便衣查遍了在上海灘經營特色小吃、香料製作的印度商販，以及為大戶人家或者尚存的外資公司擔任門衛或者守夜人的印度人;裴雲飛還打了報告，獲準由市局外事科警員陪同著走訪了印度駐上海領事館，了解在滬居留的印度僑民的相關信息，依舊什麽線索也沒查到。
往下該怎麽辦？案子查來查去，竟然查成了夾生飯，不過，還有一點微光。
舊上海帝國主義租界巡捕房的華捕要比西捕多，不論刑事部還是政治部，最底層的辦案人員都是華捕，黃金榮就是做華捕一步步發跡，最後成為上海灘青幫三大亨之首的。租界當局警務處的頭目對華捕的心態是“既要用，又不放心”，遂指派印度籍巡捕(法捕房是越南巡捕)擔任探長進行管理。奈穆裏·希瓦的刑事部華捕第三探組組長就是這麽來的。
奈穆裏·希瓦既然是華捕探長，他的日常工作必定與華捕有交集。那時候滬上租界巡捕房的事兒還是蠻多的，除了偵查、抓人的實錘行動，還有日常訓練、演習以及為達官貴人的婚禮、壽宴及眾多的慶典活動站場子撐門麵，像奈穆裏·希瓦這樣的基層領導，雖然與下屬的國籍不同、待遇不同(華捕的待遇最低)，但上下級之間的關係一定要搞得比較融洽，否則這麽些活兒就玩不轉了。況且奈穆裏·希瓦還有在香港警隊幹活的經曆，一般說來應該懂得在上海這個“十裏洋場”中混跡的路數。即便不是和每個下屬都能稱兄道弟，最起碼也得有一兩個類似親信的華捕朋友吧？既然一時找不到奈穆裏·希瓦，那就找他當年的下屬吧，這些人中應該有還在上海待著的。
裴雲飛把這個想法跟張伯仁、丁金剛一說,那二位都深以為然。這時，內勤來第六組辦公室送報紙，還捎來一個消息：比六組晚啟動一天接受任務調查外灘一起命案的第四組，剛才已經順利破案，三個凶犯悉數抓獲，第六組壓力暴增！
對奈穆裏·希瓦當年下屬的訪查，是從黃浦分局看守所的一名留用警員黃克開始的。
黃克曾供職於公共租界老閘捕房。他原是中學體育教師，報考巡捕時，麵試的洋考官看中的是他的體魄和西洋拳術，可錄取名單報到工部局警務處時卻被處辦扣下了，說這人盡管是教體育的，但看他一手字寫得這麽人眼，應該有些文化底子，就留在處辦做內勤吧。於是，黃克成了租界警務處一名穿製服的文員，協助英國警官管理卷宗檔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租界，外籍警員全部關進了集中營，華捕都被留用，不願意留下也可以，但不發分文退職金。黃克選擇了離職。他會西洋拳術，還曾在比賽中獲得過名次，立刻就有武館聘請他前往擔任教練。待到抗戰勝利，國民黨政權接收上海，警局向他發出歸隊邀請，他不願再做內勤，就去了黃浦分局交警隊事故組。解放後，他被新政權留用，到看守所當了一名看守員。
丁金剛之前辦案時跟黃克有過交集，現在專案組要查找原公共租界卡德路巡捕房第三探組的華捕，他馬上想起了曾在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管理檔案的黃克，遂前往黃浦分局看守所跟老黃見麵。
黃克的記性不錯，聽丁金剛說到第三探組馬上報出了奈穆裏·希瓦的姓名，說這個印度人是最後一任華捕第三探組的組長。丁金剛問：“這主兒後來去哪裏了？你管過檔案，應該清楚此人的情況吧？”
黃克搖頭：“工部局警務處有規定，華人不能接觸西捕和其他外籍警員的檔案，奈穆裏·希瓦這人我認識，不過沒怎麽打過交道。日本占領租界後，他進了集中營，但沒幾天就被放出來了。後來日本憲兵隊的特務又到處找他，可能是卷入了什麽案子，沒找到，那之後我就沒再聽說過他的消息。”
“第三探組其他華捕的情況，你還有印象嗎？”
這個黃克倒還記得，他告訴丁金剛，第三探組一共有九名華捕，後來死的死，走的走，據他所知，解放後隻有三個還待在上海。一個改行做了土特產掮客，行蹤不定，一年中有大半年在外地跑生意;一個做了航運公司的貨輪船員，也是經常不著家;還有一個，就是在提籃橋監獄當獄警的齊福夫。
丁金剛立刻前往提籃橋監獄找齊福夫了解情況。
齊福夫告訴老丁，第三探組組長奈穆裏·希瓦這個人還可以，不像其他“紅頭阿三”那樣窮凶極惡，動不動就罵人打人。丁金剛請齊福夫回憶，這個印度人是否有一把黑色匕首,齊福夫說：“這事我知道，不過沒親眼見過。租界被日本人占領後，憲兵隊要抓他，曾有特務找我了解他的情況，我才知道他藏著這麽一把匕首。”
丁金剛聽著，心裏涼了半截，但還是不死心，繼續問奈穆裏·希瓦平時跟華捕下屬的日常接觸情況。沒想到，往下齊福夫的一句話引起了老丁的興趣：奈穆裏·希瓦跟下屬聊天時偶然提起，說他早年在印度做過和尚。
和尚？丁金剛頓時聯想到4月20日案發那天去廉宅勘查現場時了解到的一個情況：死者母女都篤信佛教，可此刻得知擁有黑色匕首的印度巡捕居然當過和尚，這二者之間有關係嗎？可以了解一下！
當天晚上，專案組三偵查員開會研究案情。裴雲飛、張伯仁都認為丁金剛的那個靈光一閃對於本案的調查很可能有幫助。裴雲飛說：“咱們這就去廉宅走訪死者之母雷理娟！”
十、隱秘情人
這天是廉夢妍被害的第九天，也是“二七”的第二天。廉夢妍幾天前已經出殯，家中客堂裏搭建的靈堂已經撤掉，幫忙的親友在客堂辟出一角，設了一個類似佛龕的供台，在牆上掛了廉夢妍的大幅彩色遺像，遺像前的供桌上供奉著水果以及廉夢妍生前喜愛的零食糕點，桌前置一春凳(江南地區一種長方形類似條幾的木質家具，可作凳子，也可作茶幾)，上麵擺放香爐、燭台。這是滬上對亡者最隆重的悼念方式，按照習俗，這種方式一旦啟動，那就要持續到七七四十九天“斷七”為止，每天必須定時燃、熄香燭，更換供品;逢七正日，還須有新烹飪的菜肴和酒水。
這天不是正日，而且已經晚上9點了，但雷理娟還未休息，由一個娘家女親戚陪著，坐在供台前輕聲說話。
雷理娟見偵查員這麽晚登門，而且一下子來了三個，以為案子已經破獲了，趕緊迎上前去一邊招呼“請坐”，一邊用殷切的目光看著張伯仁----她以年齡給警員排座次，以為老張是三人中的領導。老張也不解釋，開門見山道明來意：“廉夢妍是否信奉佛教？我們是來了解相關的情況的。”
雷理娟先是失望，繼而又燃起了一絲希望：警察特地為這事來找我，一定是發現了什麽線索。於是清理了一下思緒，講起廉夢妍與佛教結緣的過程----
雷氏家族世代篤信佛教，雷理娟自不例外打自懂事起就是一個虔誠的信徒。可女兒廉夢妍不同，自小就討厭母親誦經念佛，而且從不願正視牆上掛著的菩薩畫像，對家裏供奉的那尊雷理娟從娘家陪嫁過來的出自名匠之手的鐵木鐫雕觀音坐像，更是不屑一顧加討厭的態度。
四月初八“浴佛節”(釋迦摩尼的生日)，趁大人忙於晾曬物品不注意，廉夢妍撕毀了一張拿出來晾曬的如來畫像，因而受到了此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體罰。這在她心裏留下了陰影，對有關菩薩的一切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漸漸長大後，那份恐懼感淡化了，她知道菩薩不過是泥胎，不會對她造成什麽傷害。不過，親近肯定是親近不起來的。為了免受皮肉之苦，也不讓母親生氣，最好的辦法就是跟菩薩保持距離。
女兒的心態，雷理娟自然看得明白，但也不好勉強，隻能默許了女兒的選擇。原以為女兒這輩子也不會跟佛祖有什麽關係了，不料，1947年初，沒有任何預兆，廉夢妍對佛教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那時，廉夢妍已經考上了江蘇省衛生學校在鎮江上學。1月份學校放寒假，廉夢妍晚了三天回滬，而且是晚上7點才到家的。雷理娟自是要問問原因。廉夢妍的說法是：一位家在江西南昌的同寢室女生突患急性闌尾炎，送醫院動了手術。學校給她南昌家裏發了電報，但坐火車從南昌到鎮江須先繞道杭州，從杭州到上海，再從上海到鎮江，家長即使立刻動身，到達時也是兩天以後了。如此，這位女生手術後的頭兩天就無人陪護。廉夢妍既是班級的生活委員，又是學生會幹事，留下照料這位同學當仁不讓。班級裏一共有三名女同學自願留下輪流陪護，直到該女生的家長抵達才各自收拾行李回家。
廉夢妍回家後的第三天是農曆臘月十五，每逢初一、十五，雷理娟必定要去龍華寺燒香拜佛。頭天雷理娟去醫院上班前特地關照女兒，燒晚飯時必須把鑊子鍋子用堿水洗涮幹淨，不能帶一丁點兒葷菜味兒，而且，晚飯上桌的必須全是素菜，不可有任何葷菜，連雞蛋都不行。以往雷理娟也是這樣吩咐女兒的，廉夢妍嘴上答應，但情緒明顯抵觸，做事更是敷衍。可這次女兒的表現卻讓雷理娟大吃一驚，廉夢妍竟然問：“媽媽我可以跟您一起去廟裏燒香嗎？”
一瞬間，雷理娟簡直懷疑自己的耳朵出了問題，定定神，不由大喜過望，甚至激動得熱淚盈眶：“夢妍啊，你終於信菩薩啦！媽媽太開心了！”
從這天起，廉夢妍成了一個虔誠的佛教徒，隻是雷理娟未曾探究女兒發生如此巨大轉變的原因，隻道是自己心誠所至，感動菩薩點化了女兒。
此刻，經偵查員這麽一問，雷理娟才意識到女兒的轉變確實有些突然：“同誌，莫非我女兒遇害跟她信菩薩有關係？”
裴雲飛說：“這個，我們還在調查。雷女士請你再回想一下，廉夢妍還有沒有其他反常之舉？”
雷理娟竭力回憶，始終不得要領。張伯仁在旁邊提示：“廉夢妍是否收到過什麽人的信件，或者，有沒有人經常打來傳呼電話找她？”
雷理娟回憶，女兒每月都會收到幾封平信，她們母女倆的班頭是錯開的，有時郵差送信時女兒在上班，是她代收的。她當然不會私拆女兒的信件，但總要看看郵寄人的落款，印象中都是固定的那幾個人，看地址，應該是女兒在江蘇衛校的同學：一個姓桑，是鎮江的;一個姓莫，是杭州的;一個姓賈，每次寄信落款都留全名，叫賈淑貞，南京的，她的字特別娟秀;還有一個姓段，南昌的，就是患闌尾炎的那個。從筆跡看應該都出自女生之手。
裴雲飛問：“這些信還在嗎？”
“昨天是'二七’頭一天，給她燒衣物,先燒的就是那些信……”見裴雲飛麵露失望之色雷理娟又補充,“但也可能有些信是寄到她供職的仁濟醫院的，她沒有帶回家。”
次日上午，三偵查員前往山東路仁濟醫院，醫院方麵已經把廉夢妍生前所有的私人物品收攏到一個紙板箱裏封存，外麵還貼了蓋著公章的封條。偵查員讓保衛科工作人員把箱子打開，一番檢查，未見信件。於是，轉身去了門衛室。
門衛彭伯年近六旬，三十年前從山東逃荒來滬，因為會點兒拳腳，被仁濟醫院聘為門衛，一直幹到現在。彭伯至今未娶妻室，光棍兒一條，以門衛室為家。偵查員跟彭伯聊下來，得知廉夢妍生前確實有信件寄來醫院，一般每月有三四封，都是平信，今年開始減少為一封，4月份還一封也沒收到過。
偵查員問彭伯是否識字，彭伯說：“少年時在家鄉上過一年多私塾，略微識得一些，要不這醫院門衛還幹不了呢，因為門衛的職責之一就是分發信報嘛。”
“廉夢妍收到的那些信是一個人寄來的還是幾個人寄來的？”
彭伯想了想：“寄給廉小姐的信好像不寫落款，隻留兩個字：內詳。”
偵查員心裏一涼，又追問一句：“留心過郵戳嗎？”
彭伯說這個倒從來不曾留心過。仁濟醫院每天都要收到幾十封信函，多時上百，多是有醫藥業務往來的商家、醫生護士的親友同窗以及住院病人的親朋好友從各地寄來的，他隻顧分發，不可能去留意信封上蓋著哪裏的郵戳。
偵查員大失所望，這時彭伯突然想起一個細節：“說到信封，我想起去年1月的一件事。那是元旦次日，廉小姐一封信上的郵票被外科奚醫生剪去了，她跟人家大吵了一場，還驚動了院長，說這是奚醫生的錯，讓奚醫生給廉小姐道歉方才平息。”
奚醫生是個二十七八歲的白麵書生，醫科大學畢業後來仁濟醫院當了一名外科醫生。他的愛好除了醫學本業，就是集郵，那是他讀初中時就培養起來的。然後就說到跟廉夢妍的那次糾紛了。
去年元旦，輪到奚醫生值班。午前，接到彭伯從門衛室打來的內線電話，說奚醫生您有一包印刷品，估計是圖書，好幾本呐，沉甸甸的，午飯後您來取一下。飯後他去取時，彭伯又交給他一封平信，說這是你們外科護士廉小姐的，麻煩給她捎去。那天是假日，廉夢妍沒來上班。護士有共用的護士室，但沒給配備專用辦公桌，奚醫生不可能像給其他同事捎帶信件那樣，往人家辦公桌的玻璃台板下麵一壓就行了，隻好先給她保存著。正要放進抽鬥，忽然被信封上的郵票給吸引住了。
那是1952年7月7日發行的抗日戰爭十五周年紀念郵票，由孫傳哲設計，一套四枚，圖案分別是“盧溝橋風雲”、“平型關大捷”、“歡送新四軍抗日”、“毛澤東和朱德策劃反攻”，均是八百元(此係舊版人民幣，與1955年發行的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為10000：1，下同)麵值。廉夢妍這封信上的是其中的第三枚。
那時民間集郵還未被當作“郵政文化”來看待，隻是老百姓的一種“玩玩”，就像集煙標、火花(火柴盒圖案)、糖紙一樣，不像後來那樣有官方予以正兒八經的助推，郵局更沒有為社會公眾的集郵愛好提供什麽方便。如此，群眾集郵就純是一張一張四處尋覓，點點滴滴拚湊成一套，這段時間的長短要看運氣。比如這位奚醫生，上述一套四張的郵票，第一、二、四張都已覓得，獨獨就是第三張與其無緣。可以想象，那天發現廉夢妍這封信上的“歡送新四軍抗日”該是何等的喜出望外。當下他啥都不顧了，抄起剪刀就把這張郵票剪了下來，心裏想，明天給廉夢妍道個歉不就行了。
當然，他是知道不能私拆他人信件的，在剪下郵票時特別小心翼翼，剪開的口子就郵票那麽寬，根本沒有也無法偷看裏麵的信箋。哪知，第二天把信交給廉夢妍時，這個平時看上去絕對是一個淑女的姑娘竟然大發雷霆，隨手奪過奚醫生手裏捧著的水杯摔在地上，又把奚醫生辦公桌上的所有物品一古腦兒擼到地板上，然後當地一站，雙手捂著臉，並不說話，隻是哭。保衛科長聞報趕來勸說無效，隻好報告院長。院長又過來勸，還讓奚醫生當場向“受害人”賠禮道歉,這才罷休。
盡管廉夢妍已經不在人世，但此刻奚醫生回想起那一幕，依然心有餘悸，向偵查員大呼冤枉：“不打招呼剪掉郵票，是我不對，可我真的沒看她的信呀！隻剪了那麽小一個口子，根本不可能嘛…”
裴雲飛打斷他的話：“那封信是從哪裏寄來的？”
奚醫生攤開手：“當時我一門心思都在那張郵票上，哪會留意郵戳？”
“那張郵票是否還在你手上？可以給我們看一下嗎？”
“在，不過，是在家裏放著。”
裴雲飛對他說：“我們這活兒還真有點兒急，我打個電話通知市局派輛汽車過來，我們這就跟你去府上看一下。”
查看的結果，謝天謝地！那枚郵戳比較完整，寄出地偵查員看著也眼熟，竟然是鎮江四牌樓，這不是廉夢妍讀書的江蘇省衛生學校所在地嗎？
裴雲飛、張伯仁、丁金剛對上述情況進行分析--與廉夢妍通信的應該是個男青年，大概率是衛生學校的同學，兩人很可能是戀愛關係。廉夢妍從江蘇衛生學校畢業回滬已有五個年頭，對方一直以每月三四封的頻率給她寫信，想必廉也是要回信的。廉把她工作的仁濟醫院作為收信地址，也有對母親保密的意思。
去年初夏，廉夢妍跟表兄雷道鈞明確戀愛關係，並於今年春節訂婚。而從醫院門衛彭伯反映的對方來信的情況看，直到上月，對方的寫信頻率還正常。也就是說，廉夢妍和表哥的戀愛是瞞著對方的。之所以上月隻收到一封信，有可能因為廉夢妍終於跟對方攤牌，對方的反應呢，則是寄來最後一封信，算是告別。但也有另一種可能，對方不肯斷絕關係，或許之前兩人曾有過山盟海誓什麽的，對方當了真，你廉小姐想反悔，不行！遂在最後一封信中下了通牒：如果想分手那我就要如何如何。而這邊廉夢妍卻沒當回事不予理睬，自顧忙著籌備婚事。誰知對方卻是玩真的，遂有了“4·20”命案？
三人議到這裏，裴雲飛說：“我尋思那個'對方’不會是廉夢妍的衛校同學，隻不過恰巧住在衛校附近而已。你們還記不記得廉夢妍突然篤信佛教之事？廉夢妍由抵觸佛教到篤信佛教的轉變，是在鎮江上學期間發生的。我估計，那個‘對方’一定和佛教有莫大關係，我們前幾天去鎮江外調時，學校附近不是有一座廟宇嗎？先從那裏查起！”
張伯仁、丁金剛均表示讚同：“咱們這個案子總算是看見希望了！”
裴雲飛拍板：“我馬上打報告，明天咱們就二赴鎮江！”
十一、水落石出
4月30日午後，專案組偵查員三人抵達鎮江。和鎮江市公安局打過招呼後，直奔四牌樓所屬的派出所，詢問轄區及附近有沒有寺廟，得知有一座慈雲禪寺;再了解寺廟中是否有和印度有些關係的僧人，所長笑道：是有一個‘印度和尚’。”
裴雲飛感到奇怪，忙問是怎麽回事。所長說，“印度和尚”俗名韋思遜，法號大得，1923年出生，雲南省芒市縣人，係一名雲遊四方的遊方僧人。1945年初來鎮江定居，先是在慈雲寺掛單，半年後抗戰勝利，該寺僧人中凡是因戰事逃亡而來的，均先後告辭，返回家鄉原寺廟，本寺缺和尚維持，韋思遜遂留了下來。
有一次，寺廟碰到搶劫，強盜凶狠，拿著木棒、菜刀、煤鍬、扁擔的僧人們不是對手，這時，平日不大吭聲的大得和尚手裏拿著把火鉗趕到了，二話不說，以火鉗當兵器，竟然擊飛了強盜手中的單刀。有個強盜在背後偷襲，堪堪要砍著韋思遜脖頸的當兒，隻見韋思遜身形一閃，誰也沒看清楚他是怎麽躲開致命一擊的。他也不轉身，朝前彎腰俯身，手中火鉗以一個詭異的角度向後探出，就那麽隨手一戳：正中對方左眼，頓時哀嚎著滿地打滾，嘴裏慘叫不絕。韋思遜這一手露出來，強盜中有個識貨的叫了一聲：“印度瑜伽！”拔腿就逃，其餘人也作鳥獸散。
受傷的強盜被綁送警局，怎麽處置的不清楚。反正這個大得和尚會瑜伽功夫的事就這麽傳出去了，盡管他是中國國籍，但坊間都喚其“印度和尚”。
1949年仲春鎮江解放，新政權調查人口情況時，大得和尚說自己是在印度做的和尚，師父已經圓寂，其後雲遊天下，這才來到中國江南，覺得鎮江這座城市不錯，就在慈雲寺掛單。抗戰勝利後，廟裏的僧人大半返鄉，寺院裏僧人減少，無法正常維持，就動員他留下來。現在，他不想出家了，想還俗過“在家人”的生活，決心要與佛祖“拜拜”。
還俗以後幹什麽呢，大得和尚說他不想麻煩政府，準備自謀職業開一家飲食小館，他自己有一點兒積蓄，也不需要公家提供資金，隻要租借給他一個臨街門麵，再發一份工商執照即可。
這雖然不合規定----實際上是根本沒有這方麵的規定，但情況特殊，民政局也隻好答應下來。於是，給市政府打報告，又給工商局、房管局分別打了電話，一月之後，位於新西門的“大得咖喱館”開張了，店堂牆上掛著的工商執照上寫的是大得和尚出家前的名字--韋思遜。
接下來的事實證明，韋思遜還真不是凡品，他似乎天生就有經商頭腦，光是“大得咖喱館”這個字號，就起得獨出心裁。如果說“大得”還算平常，“咖喱館”就引起外界的好奇了，這個“印度和尚”開店賣的是啥玩意兒？莫非賣的就是發源於印度的那種烹飪調料？那也太平常了，哪個城市沒有賣咖喱的，用得著專門開一家店鋪出售？好奇心驅使下，自是要去看個究竟。
“大得咖喱館”的確出售咖喱，但這隻是其經營產品的一個內容。即便如此，“大得咖喱館”出售的咖喱也是獨一無二的，據說是他的印度師父秘傳給他的配方，那種香味，別說尋常食客了，就是鎮江城裏著名的“中西八大館子”的頭牌掌勺，也歎為觀止。韋思遜還把咖喱粉末製成咖喱醬、咖喱膏、咖喱醬油、甜咖喱、酸咖喱，此外還出售葷素鹵菜、中西點心，都是以咖喱為調料，堂食外賣均可。這麽多品種，可以想見其對顧客的吸引力。
解放後，國內印度人幾近絕跡，上海、南京的大館子使用的咖喱都是從香港進來的，中小館子苦於沒有渠道，老板們聽說鎮江冒出了一個“印度和尚”，能配製出幾可亂真的正宗咖喱，便不時有人前來鎮江找韋思遜談技術轉讓、開發合作，都遭到拒絕。此刻上海偵查員來找韋思遜，所長誤以為他們也是來跟“印度和尚”商談此事的。
裴雲飛、張伯仁、丁金剛三個聽得如此這般一番介紹，就地借用派出所的一間辦公室開了個短會，決定事不宜遲，先把韋思遜控製起來再說。遂叫上在外麵等候的三名外援便衣(鎮江市公安局派來的幫忙的)，由裴雲飛交代具體行動方案。裴雲飛先前聽介紹，得知韋思遜精通印度瑜伽，能夠以一敵三，還真不敢小覷這廝。在場偵查員中，若論參加抓捕行動的次數，老張數第一;而若說身手，那就是丁金剛了。外援便衣中，老單曾做過法租界警務處的摔跤陪練，乃是捕人的一把好手，自告奮勇與丁金剛打頭陣張伯仁、裴雲飛負責支援，其他兩位外援民警控製外圍。裴雲飛叮囑：“萬不得已可以動用武器，但隻能打下半身。”
抓捕行動沒有絲毫懸念：化裝成顧客前往“大得咖喱館”的摔跤好手老單和丁金剛進入店堂坐下後，韋思遜正好端著一碟咖喱鹵牛肉從後廚出來。這時，裴雲飛和張伯仁也進來了，趁著韋思遜給顧客上菜的空當，裴雲飛喚住他提了個問題，吸引其注意力。說時遲那時快，老單倏然發作，張開兩條孔武有力的長臂從背後將韋思遜連同胳膊一並摟住。幾乎同時，裴、張、丁三人掏出手槍頂住韋思遜的腦門：“不許動！”
韋思遜被扣上手銬後，目光在眾偵查員臉上掃視一番，長籲一口氣：“也好，總算有個了結了......”
三十年前，韋思遜出生於雲南省芒市縣，自幼父母雙亡，記事起就跟著一個遊方到當地的印度和尚四處漂泊。其時，這個印度和尚已經在中國待了十年。韋思遜稍大後，印度和尚告訴他，當初自己路過芒市縣城，在一座破廟裏發現了尚在繈褓中的他，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印度和尚遂把嬰兒收養。此後，他化緣時又多了一個內容，看哪家門外晾著嬰兒尿布的，就為其求喂母乳，無處求助時，就求施牛乳羊乳米湯之類。韋思遜五歲時，印度和尚正式收其為徒，親手為其剃度，賜法號“大得”。
至於師父的身世，韋思遜一無所知，師父從沒向他透露過。韋思遜甚至連師父的真實姓名也不知道，在各處寺廟投宿時，師父報出的是不同的法號;度牒倒是有的，但常年風餐露宿，上麵的字跡模糊難辨，恐怕考古學家也弄不清楚上麵寫的到底是什麽。
韋思遜十二歲時，師父圓寂。臨終前，師父拿出一個圓形小銀匣交到韋思遜手裏，留下遺言：以你的資質，難堪大任，隻能跟著有誌之人做些小事，時運好，或許倚借他人之力為自己掙個小小前程。你拿著這個匣子，前往印度英帕爾城南郊三裏地的那座茅頂石壁的無名寺院。那座寺院已有百年曆史，創建高僧言定“茅頂長存，永無寺名”，數代住持謹遵遺訓，隻數年一次更換茅草屋頂，其他一切如舊。如今的住持法號釋通，年已七旬，是我的師弟。你去覲見，應行師禮。他見了這個銀匣，必知你是我的弟子。往下，你一切聽他安排就是。
辦畢師父的喪事，韋思遜動身前往英帕爾。一路日行夜歇，靠化緣維持生活，整整旅行了九個月，終於抵達英帕爾市，在南郊那座無名茅草頂古刹拜見了師叔釋通。釋通一見那個小銀匣，馬上明白了是怎麽回事，認了這個小師侄。
韋思遜就在這座無名古刹待了下來。釋通住持得知他雖已剃度，但沒有度牒，就給他補了一份。所以，說他是“印度和尚”也沒錯。韋思遜原本跟著師父修習瑜伽術，釋通住持又給了一些指點，他的功夫在無名古刹十多名和尚裏隻能排末位，但用於防身，對付三五個壯漢是沒問題的。回國途中，他就是靠這手功夫，幾次化險為夷。
1942年，釋通住持圓寂，安葬師叔時，韋思遜在師遺物中發現了一把黑色匕首，隨手揣在自己身上。這把匕首，也是上文提到的用“037”合金鋼打造的武器之一，至於這塊合金鋼為誰所竊，怎麽到了印度，恐怕要成為千古懸案，再也無人知曉了（前文已經說明，印度巡捕那把刀被帶回日本了）。
再留在印度已經沒有意義，韋思遜決定回國。他以雲遊僧人身份穿過緬甸，進入中國雲南，之後一路北上，經過兩年多的遊曆，最後來到鎮江，在慈雲寺掛單。抗戰勝利後，他原準備回到出生地雲南芒市，經不住慈雲寺住持的熱情挽留，遂留在鎮江。
然後就要說到他跟“4.20”命案的關係了。
用佛家的說法，他跟廉夢妍的交往乃是一段“孽緣”。
廉夢妍就讀的江蘇省衛生學校與韋思遜出家的慈雲寺毗鄰，從衛校後門出去，穿過一條小巷、巷口就是寺廟的山門。1946年10月下旬個周末的晚上，做完晚課的大得和尚覺得腹中空空、信步出門離寺，去附近扁擔巷口的那家豆腐店買一碗熱豆漿、兩個素油豆渣餅作為夜宵。吃完回寺的路上，經過通往衛校後門的那條小巷時，聽到裏麵傳來女子的呼救。走進巷子一看隻見兩個歹徒正欲非禮一個女學生，當下不假思索出手相救。以他的功夫，對付兩個流氓自然是小菜一碟，隻是出手不敢過重，生怕打殘打死了不好交代----國民黨政權治下警匪一家乃是家常便飯。甫一出手，兩個流氓就被打倒在地，驀地想起旁邊的慈雲寺裏有個聞名鎮江的瑜伽高手“印度和尚”，哪敢繼續糾纏，爬起來拔腿就逃跑了。
被救下的女學生，便是來衛校報到才兩個月的廉夢妍。兩人就這樣相識了。之後每逢周末他們都要相約去長江邊僻靜的貨運港口碼頭見麵。當然，韋思遜要改變穿著，換上尋常市民裝束，頭上戴一頂帽子。隨著交往的頻繁，廉夢妍對韋思遜的好感愈加強烈，產生了廝守終生的想法。而韋思遜也動了凡塵之念，卻又放不下自幼出家形成的思維定勢，遂向廉夢妍提出：“我信奉菩薩，即便日後還俗有了家室，也忘不了佛祖，所以…...”
廉夢妍不笨，馬上明白這是在暗示自己要信佛，不久，廉夢妍成了慈雲寺的一名年輕女居士。這在江南地區並不稀奇，鎮江地麵上的年輕女居士也有不少，都是有錢人家的小姐，有的還是大學生，每個周末都會去寺廟待上一天，放假期間，在寺廟裏住個十天半月也是常事。當然,她們的情況跟廉夢妍不同。這，就是雷理娟一直鬧不明白的女兒突然信佛的緣由。
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三年過去，廉夢妍就要畢業了，兩人必須認真考慮日後的打算。韋思遜說倆人年齡上有差距，他必須用自己的錢籌辦婚事，無須女方家裏出一分錢，也算是對女方的一種補償。他決定在廉夢妍畢業後擇機還俗，開一家專售咖喱食品的小店，他有自己獨特的配方，應該能攢夠辦婚事的錢，婚後，他會把店鋪搬到上海去經營，自信能夠在上海灘站住腳。
兩人遂山盟海誓，大得和尚從懷裏拔出那把黑色匕首，一刀紮在身旁一株老樹的樹幹上：“韋思遜定要娶廉夢妍為妻，他日有違此誓，如同此樹！”
廉夢妍也立下誓言：“今生今世，永結同心;若有違背，甘願終於血光之下！”
對於韋思遜來說，這就是一場莊嚴無比的訂婚儀式，但少女的心總是會變的。
畢業回滬後，廉夢妍把自己就業的仁濟醫院的地址寫信告訴韋思遜，此後，兩人就通過書信互訴情意，漫談暢想。鎮江解放後，韋思遜還俗創業，生意做得不錯，預計把店鋪搬到上海後，生意隻有更加火爆。照此計算，韋思遜原先的預期還有縮短的可能。
哪知，今年春節後，廉夢妍忽然來信告知，她經過慎重考慮，要放棄這段感情，並且已經有了男友，還是親上加親，而且訂婚了，不久就要舉行婚禮。對於韋思遜來說，這簡直就是晴天霹靂。
但他還想盡力挽救，寫信反複勸說，廉夢妍卻不為所動，回信也逐漸減少，信上也總是寥寥數語，言語也逐漸刻薄起來。上月，終於失去耐心的韋思遜給廉夢妍寄出了最後一封信，直截了當提到她畢業前夕兩人在黑色匕首麵前立下的誓言。信件寄出半個多月，他收到了廉夢妍的回信。廉夢妍在回信中就12個字：“從今以往，時移世易，勿複相思！”
韋思遜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想不明白，女人心，海底深？他走不出來，決定用武力解決問題。
1953年4月19日，“大得咖館”張貼告示，稱“因原料斷檔停止營業兩天”，兩名員工放假，韋思遜則搭乘火車潛赴上海。當晚趕到廉夢妍的住所（他以前來偷偷來過上海，也是為在上海開店做準備，當然女方不知道），用黑色匕首捅開門戶入內，將熟睡中的廉夢妍殺害。那把黑色凶刀，就留在她的胸口，作為誓言的見證。
他認為這把黑色匕首的來路無人知曉，警方不可能追查到他身上。殺人之後，為轉移警方的偵查視線，又在現場翻找了些現金和值錢之物。那對“南宋玉杯”看著不錯，遂將其帶回鎮江。
偵查員對“大得咖喱館”進行搜查，果然找到了那對所謂的“南宋玉杯”。至此，“4·20”命案的偵查終於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1953年9月27日，韋思遜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