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日軍從虹口海軍司令部沿著天通庵路，進攻駐守的國軍，“淞滬抗戰”因此 打響。日軍停在黃浦江的巡洋艦“出雲號”等軍艦炮擊了國軍陣地，停在東海的航母也派轟炸機襲擊。
下午六點多，我父親接到醫院的電話，立刻趕去探望後腦勺中彈片的祖父。據護士稱，剛到醫院時，祖父十分清醒，他顫抖地寫下我父親的名字，和新閘路的地址，但上了手術台後，醫生剛把嵌在後腦勺的彈片一拔，祖父“啊”的叫了一聲，便是不治。估計是呼吸中樞延腦部位中彈，彈片一拔，鮮血噴出，呼吸驟停，於是去了。身為長子的父親青年喪父，自己剛剛高中畢業，一個弟弟，三個妹妹，和自己的母親，一家六口要生活，祖父的喪事要料理，經濟上的壓力山大，他隻能求親告友，四處奔波。一個弟弟，托人情進了店鋪當學徒，祖母以其手工藝貼補家用，大妹去一家小學幹些雜活，我父親則做過多種工作，但這家仇國恨未敢遺忘，他把他父親腦部拔出的七扭八歪的彈片一直收藏在家裏，直到他2007年去世前還讓我看看，征求我的意見是否保留下去。
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看見他身著軍裝的照片，以及1942年4月20日，21日，22日護送杜立特航空隊轟炸東京返航後，迫降在天目山，衢州附近的飛行員。然而，在這以後的許多年中，他從未提起過一個字，或許是這為了保護家人，怕給家人麻煩，以至於他去世後，我才在書櫥的隔層裏翻出了這些發黃的舊照，一把匕首，一架日本軍用望遠鏡，一張通行證，一張緬甸密支那，騰衝的地圖，似乎都在無言地訴說那些故事。
我在父親去世後的2007年11月，回到美國後，曾經認真尋找過杜立特轟炸東京的故事，因為我在國內的36年中，從上到下，無人提及此事。不知道當年在浙江沿海地區，天目山區，衢州附近，以及在去湖南衡陽機場的路上，有過那樣的驚心動魄，犧牲過二十萬民眾的往事。我為父親的苦衷而悲哀，在那是非顛倒的時代，一切根據政治需要，事實真相，不足掛齒。這也是我們那代人，隻知道中流砥柱的平型關大捷，不知道台兒莊，萬家嶺，騰衝，保山戰役，衡陽戰役，不知道中途島戰役，瓜島戰役，硫磺島戰役，塞班島戰役，更不知道多少日本的甲級軍團被美軍報銷，在中國戰場毀滅。
文革的1966年6月，我和鄰家毛毛中在雨天，撿到一大包裝有各種勳章，一把折斷的中正劍的布袋。我猜想或許是五原路“模範村”的哪位國軍將領遺屬，為了保命，而把這包燙手山芋，仍在汾陽路的小花園裏，我隻能希望這位遺屬一切安好，或許她象嶽陽路胡秋原特地探望的那位老太一樣，終身一人。或許，他們文革後，也舉家遷往美國了，在異鄉安度晚年。
秋陽，落葉，青草地，美國阿靈頓國家公墓的軍樂響起，2023年11月3日，一名無親無友的士兵，82年前的1941年在菲律賓戰俘營中死去的大衛惠普爾，在離家82年後，終於回家，安息於他獻身的國土。奉獻無大小，犧牲不問軍銜。“Going home，Goning home. I’m yes going home. “ 一縷披著軍魂的淚雨，悄然而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