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城寨一詞，還會想到20年前何平的電影《天地英雄》：傳說中的絲綢之路上，在一個夯土圍起的八世紀的城寨裏，李校尉和遣唐使來棲，同護送舍利的覺慧師傅一起，用弩機、火箭，抵抗數千名響馬，麵對來自突厥人的狼群般的吼叫，城寨裏上演了一場關於刀光劍影、火光飛天的戰爭敘事。一千三百年來，城寨是中國文人的浪漫主義，目睹岑參穿過涼州，在烈日中騎馬數月到達玉門關外；海州的城牆上，刻錄辛棄疾夜率五十騎兵突襲金營，生擒張安國的事跡；建康的門樓中，有李清照喪夫後低低細語的回響。城寨之於中國文人，是國家的代名詞，建功立業的或客死他鄉後的最後歸宿，是傳統追求和反傳統敘事的集合，是國家精神又是個人主義，既是偶像也是英雄。

       我第一次見到把城寨和詩歌連起來的人，是讀文藝青年偶像海子的詩《以夢為馬》，詩人說，詩歌的重量可比他“高高舉起”的火，而“此火為大”，是 “祖國的語言和亂石投築的梁山城寨”。對於詩人來說，寫作是構築詩人理想世界的工具，文字是磚石，語言和亂石，構成了浪漫主義的文學輿論。讓詩人成長起來的，是現實中的火；每一個詩人的痛苦，都照亮磚石上的千年文字，在一千三百年的亂石和太平中，被高高舉起，成為城寨影影綽綽的背景，刻錄人心。在西域，岑參曾經看過的北庭，是“古塞千年空，陰山獨崔嵬”。而如今，在北庭都護府，我們能看到的場景，仍然是同一首詩裏的“邊城寂無事”。無論是岑參的一千年，還是我們的一千年，好像都未曾發生過什麽驚天動地的事情；可這兩千年中，每一句詩人的語言，都是可以穿越千年的文字，講述這兩千年來未曾變化的城寨裏，發生了什麽。兩千年裏，每一個詩人的每一次寫作，都在為自己的生命創造意義；這些所有意義的集合，創造了一種關於國家的浪漫主義輿論。一千一百年後，左宗棠征服新疆的行為，被軍機大臣文祥描述成“上承先皇高宗之遺誌，下惠子孫萬代“。當今我們站在這裏，就是文祥筆下的子孫萬代。

       文人想建功立業，是因為詩歌給了他們力量，讓他們相信海子說過的“此火為大”的力量。在李校尉之後的四百年，辛棄疾的詩歌也圍繞國家。就連“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也有“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在詩人的世界裏，每一個生活的場景，都是曆史的映射；每一個走過的人，都像自己的偶像英雄。辛棄疾的叛逆，是詩人不相信現實：不相信女真人統治的世界，不相信朋友叛變，不相信一人之氣，不能吞山河。詩人覺得，詩歌成就的就是萬世千古。四十年裏，詩人相信皇帝會“橫跨漢唐，鞭撻異類”，因為他的眼裏，岑參的“散入珠簾濕羅幕”不是愁緒，而是堅持；在他的眼裏，有“此火為大”，有跨越四百年的豪氣，有平定安祿山的氣概；可曆史的左右前後，從來不以詩人的意誌為轉移，也不是一個自稱稼軒的大理少卿可以決定。

       南宋的主題除了辛棄疾，還有朱熹。朱熹敘事裏的儒家，要求文人齊“氣質之稟”，以“天必命”為“億兆之君師”；對於辛棄疾來說，《大學》中的“明明德”是一生的宏願。詩人的力量，是將現實打亂，讓夢境代替生活，讓虛妄的藍圖擴展到國家的每一塊土地。在那個辛棄疾的夜晚，五十個騎兵必然戰勝五萬軍隊。因為詩人注定的命運，有“天必命”的背書；詩人就是“氣質之稟”，詩歌就是現實，現實就是勝利。在這一方麵，辛棄疾就是朱子傳統敘事裏的一環，詩人的理想就是明明德於天下。而對於皇帝，朱子的傳統則是另一套理論。治國是皇帝的權威，是天下人不能覬覦的力量；修身齊家，才可以是讀書人的夢想。顯然，詩人不願隻接受這樣的夢想，四十年的光陰，除了600多首詞，還有《十論》和《九議》，回想起童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登高望遠，指畫山河”，談起未來，唯有“以優戰伐…… 激勵將卒”。對於詩人來說，國家的城寨由刀劍堆砌，而堆砌自己城寨的，是明明德的圍城，是詩歌的語言。

       在這一百年的故事裏，還有一個李清照的傳奇。在詩人的世界裏，前半生，她的詩歌是金石古籍；後半生，她的詩歌是個人主義。青年時代，寫詩作畫，舉案齊眉，構築詩人的城寨；人到中年，金人來襲，“載書十五車…… 青州故第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數月之後，青州淪陷，所藏之書，皆付之一炬。而灰燼裏，詩人活出的是精神。南渡數年，如喪家之犬，而曾經擁有的一切，卻“未嚐忘於胸中”。所愛之人，所愛之物，心心念念，清清楚楚。愛人故去，又所托非人，詩人也不曾褪去追求。像每個求真的人一樣，離開那個不屬於自己的人。即便失去身份地位，即使淪落草莽，也不曾後悔。用愛自己的方式生活，用詩歌構築精神，“容華淡佇，綽約俱見天真”。

       我常仰望活在詩歌裏的人，就如同自己活在詩歌裏。像文藝青年偶像海子最後一首詩中寫的一樣，“飛奔而去，塵土飛揚”。活著的時候，能用詩歌構築浪漫主義城寨，臨死之時，能照著範曄的話說，“然平生行己任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