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鄉團》就在身邊也就在眼前
自從走資派鄧小乎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後，《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的《還鄉團》就回到了大陸的工人農民的身邊。《還鄉團》就是走資派和右派，加上台灣島上的國民黨。
走資派特色政府為什麽要出賣大陸的工人農民的利益，極端地推出《惠台政策》？因為台灣島上有《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的魂魄祖宗。走資派就是《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的政府。
所以，幾近滅亡的台灣島上的國民黨和過氣的馬英九要和走資派習近平湊合一起，大陸走資派的習近平國民黨拉一把台灣島上的國民黨。
《統一》也是大陸習近平國民黨和台灣島上的馬英九國民黨的《統一》。“我們國家有分兩個部分，一個是台灣地區，一個是大陸地區，都是我們中華民國，都是中國”。
大陸的工人農民們和台灣的工人農民們願為此而去拚命嗎？
所謂《還鄉團》，就是在《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擁有八百萬軍隊的盛世時，國內革命戰爭中，返回家鄉向共產黨和革命人民進行反攻倒算和階級報複的地主武裝，並不局限於解放戰爭。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戰，蘇區和解放區、根據地的敵我拉鋸戰中，《還鄉團》是一直存在的。
如果我們把《還鄉團》作為一種曆史現象，站在整部中國革命史的角度來看待，不難發現這背後，中國共產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所具有的時代特征可以用“艱苦卓絕”四個字來簡單概括。說得再通俗點，那就是非常不容易。
1840年之後的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而且核心問題在農村。不把億萬農民從落後的生產關係中解放出來，把落後的農村建成先進的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共產黨就無法帶領中國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砸碎一個舊世界，再建設一個新世界，使農業國向工業化轉型，在國際資本市場中盡量爭取有利地位，完成原始積累，走向民族複興的強國之路。
而農村革命的實質，是農民問題，這也是中國革命包括孫中山的三民主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問題。這一問題的核心是解決土地歸誰所有。
外國資本大舉入侵之下，社會財富很大程度上被洋大人及其買辦階層所鯨吞，地主和佃戶能夠分配的，隻有他們牙縫裏漏下的殘羹冷炙。佃戶原本用於彌補生活不足的家庭手工業，在洋貨傾銷浪潮中基本破產，已不足維持基本生活，更無法負擔地主的地租，老實繳租就可能餓死。而地主階層在洋貨生活的刺激下，生活標準大為提高，維持消費就需要加緊剝削。
以河南南陽為例，這裏的佃耕主要有兩種：一種叫大佃，耕牛和大小農具都是佃戶的，收獲的糧食，主佃各得一半；第二種叫劈子佃，耕牛和大小農具全是地主的，收獲的糧食，小麥二八分，秋糧三七分，地主占大頭。
傳統產業中的農民，是最沒有風險承受能力的。一有天災人禍，水旱湯蝗，除了等死，就是造反。而地主階級也分化嚴重，隨著半殖民地化程度的日益加深，逆向淘汰淘汰日趨明顯，“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土豪劣紳成為農村的統治階層。他們架設在政府與農民之間的“盈利性經紀體製”，導致社會矛盾尖銳，卻無可化解。
於是，革命來解套了，舊有的、不合理的土地所有製必然被打破，地主階級作為農村封建勢力的主要代表自然首當其衝。反帝反封建的中國革命，當然為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所仇恨，而為廣大貧苦農民階級所衷心擁護，敵我雙方的鬥爭是長期、複雜、艱巨的，鬥爭雙方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革命階段此消彼長。
不甘心退出曆史舞台的逃亡地主、惡霸土豪，憎恨一切終結他們萬年江山的“僭越者”，為重新奪回自己失去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在反革命勢力的支持下，組織隊伍回鄉報複。
逃亡地主、惡霸土豪們高呼：“各位父老鄉親們，沒想到吧？我胡漢三回來了！正如今，還是我胡漢三的天下。若是誰拿了我的什麽，給我送回來；誰吃了我的什麽，給我吐出來。有人欠我的帳，那得一筆一筆慢慢算。”《還鄉團》回來了。
這是電影《閃閃的紅星》裏的逃亡地主、惡霸土豪們的台詞，卻是二十二年中國革命中，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對立和鬥爭反複性的寫照。
解放戰爭初期，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和毛澤東的紅軍對比懸殊，蔣介石國民黨軍手中大批美械、日械“剩餘物資”就不說了，而毛澤東的紅軍完全是叫花子跟龍王爺比寶，國共之間軍隊員額的差距也高達4:1，國民黨狂妄叫囂：“三個月消滅共軍”，所以毛澤東的紅軍隻能放棄一部分根據地，大踏步向北撤退。名曰《長征》，實則逃亡。
當然逃亡出來的毛澤東的紅軍，這是保存有生力量進行戰略決戰的不得已之策，但對這些地區留下來的黨員幹部、進步群眾，乃至普通老百姓而言，卻意味著一場災難。慘遭《還鄉團》的殺害。
相較此前，解放戰爭時期的《還鄉團》的成分更為複雜，除了逃亡地主、土豪劣紳和當地土匪外，還集結起了以往和解放區軍民有血海深仇，以反共反人民為職業的日偽漢奸和國民黨頑固派、特務分子。
如果說逃亡地主的主要要求在於追租追田，而過去投降日本鬼子的大小漢奸及為非作惡的特務分子，在求財之外更求“命”——為保自己的命，去要別人的命，土豪劣紳和土匪則是他們的積極追隨者和幫凶。
所以，這部分《政治還鄉團》，對根據地人民進行反攻倒算和階級報複的瘋狂程度，性情之凶狠和手段之殘忍，完全刷新了“人”的底線。
因為這是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並不因為你說不說這些，人家就不這麽幹。階級和階級鬥爭是血淋淋地存在。
關於這點，國民黨內部也有認識，蔣介石就有特別訓令，要求：“至對奸匪政訓工作與情報宣傳等工作，更應特加研究，積極增強，以加速軍事之效果。惟剿匪平亂，必須軍事與政治互相配合，收複區內之地方行政工作尤為重要。”
怎麽抓政治工作，怎麽收複地方行政？
那隻能依靠以往跟解放區軍民打生打死，完全沒有和解可能的漢奸和特務，他們知根知底，更“堅決堅定”啊！
說到這裏，不能不提到一位大家耳熟能詳的英烈，這就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劉胡蘭烈士。殺害劉胡蘭烈士的，就是山西文水縣當地的“奮鬥複仇自衛隊”。光是聽聽名字，就能感受到《還鄉團》們身上濃重的血腥氣。
這支“複仇隊”的隊長呂德芳，是惡霸地主，他的哥哥呂善卿，時任文水縣三青團書記長，是“三料特務”、“三朝元老”—抗戰前是閻錫山的特務，後來跟了鬼子，光複後又成了國民黨的特務。整個文水縣，針對我軍民開展的“複仇”行動，基本都是這兄弟倆為主，勾結閻錫山所部駐紮該縣的72師所為。
別以為犯下這些罪行的隻有“還鄉團”們，國民黨軍隊虐殺紅軍及平民的“興趣”，並不比還鄉團差。72師師長艾子謙就專門訓令配合“複仇隊”行動的215團1營：“該營此次開展工作進行鬆懈，做法太軟。今後做法要硬，去掉書生習氣，勿存婦人之仁，速將陳德照、劉胡蘭等扣獲歸案法辦！”
不獨“山西王”閻錫山的軍隊如此，大名鼎鼎的中央軍整編74師師長張靈甫，對還鄉團也完全是縱容的態度。隨該部行動的魯南還鄉團，在當地大開殺戒，手段極其殘忍，以致中央社的隨軍記者翁鮮豪都看不下去了，規勸幾個還鄉團團長無效後，將虐殺現場拍了照片，找張靈甫告狀。希望這位高級知識分子出身的“名將”，能夠出於愛護“黨國”聲譽，更好更快懷柔地方的需要，約束下這些家夥，總不能學著日本鬼子搞“三光政策”，到時候民心喪盡，地方上怎麽長治久安？
結果卻遭到了張靈甫的譏笑：“他們分人家的田、抄人家的家，土匪一樣，人家當然要出出氣呀！有什麽大驚小怪的？你們這些記者真是書呆子啊!”（溫靖邦：《大崩潰》）
張靈甫部隊長官都是這種態度，底下人的做派也就可想而知了。張靈甫的整編74師進入解放區後，論殘害老百姓的花樣和力度，並不比還鄉團差。在臨沂張官村（今屬山東莒南），發現了幾雙繡有紅五星的鞋墊，整74師就將做鞋墊的9名婦女全部槍殺。在孟良崮被解放軍包圍時，他們將附近許多村莊燒毀焚平不算，還把來不及逃跑的村民也一律槍殺。尤其令人發指的是，張靈甫為了解決糧食的困難，下令“就地補給”，縱兵搶掠百姓的糧食，對敢於反抗的老百姓全部槍殺。
隔壁李天霞的整編83師更沒書呆子氣，不但沒有看在黨國的份上拉兄弟一把，此前還帶著還鄉團幹各種壞事之外，掘了抗日英雄羅炳輝烈士的墳墓，把忠骸拖出來，百般淩辱。
如果說國民黨軍隊是 “虎”的話，還鄉團就是為虎作倀的“倀”。在還鄉團的配合下，國民黨政權確實在不少新占領地區一定程度上恢複了舊有的“秩序”。以華中地區為例，我各級留守黨組織遭受到了巨大的打擊。從1946年秋至1947年3月，華中第一、第二地委的黨支部就由1641個銳減為989個，黨員由84498名減少到71206名。從1946年9月到1947年11月，華中第九地委的黨員由37907名減少到13715名。（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等編：《中共江蘇省組織史資料簡本》，P211）
熟悉曆史的朋友不少都知道，1968年，美國在南越搞了個“鳳凰計劃（Phoenix Program）”，中情局赤膊上陣，幫著南越偽政權版的還鄉團，對越共進行“整肅”。
從賬麵來看，越共組織受到了極大傷害，然而同樣肆無忌憚的暴力虐殺，造成大量無辜平民的死亡，導致了越南南部群眾對美偽政權的刻骨仇恨。而且南越偽政權和國民黨政權一樣腐朽墮落，戰術層麵的勝利，對戰略決戰並無太大幫助，反而讓更多的群眾看清了美帝的反動本質和偽政權的走狗底色，選擇支持“抗美救國戰爭”，抵製美國侵略，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解放。
而當年在中國，美帝國主義也曾積極支持國民黨方麵的類似行動。1946年8月，“蘇中七戰七捷”中的五戰丁堰、林梓，在殲滅軍統武裝交警總隊後，在丁堰（今屬江蘇如皋）繳獲幾屋子數不盡的鐫刻有USA字樣的腳鐐手銬，這些東西的用途，不言而喻。
這一地區的還鄉團，也的確對得起美國人和軍統。泰縣（今屬江蘇泰州）薑南區三太鄉的還鄉團，在一夜之間，抓捕了該區108名鄉、村幹部及土改積極分子，當夜就活埋了28人。黃橋地區浩堡鄉的還鄉團，一次就燒掉61戶民宅，將6戶人家無論男女老少，悉數滅門。（陳丕顯：《蘇中解放區十年》，P360）
蘇中的老百姓說：“想‘中央’，恨‘中央’，‘中央’一到民遭殃，奸淫還比鬼子壞，燒殺搶掠勝‘二黃（偽軍）’！”
這樣的《還鄉團》，與其說是竭澤而漁，不如說是為淵驅魚。還鄉團所過之處，就連原先對共產黨紅軍持中立態度、甚至可以說是不理解，暗中企盼國民黨卷土重來的一般士紳、地主和富農，也被逼得不得不倒向我黨。他們固然不喜歡共產黨的土地政策，但兩害擇輕，還鄉團和國民黨軍的倒行逆施，更讓人難以容忍—善財難舍，但還是命更重要。
有的地主甚至被逼到給共產黨的幹部寫信，說還鄉團是狼入雞群、胡作非為，必然難以長久，雖然你們收回了土地，但我們還是希望你們趕快打回來，不然這日子沒法過啊！
海安、高郵和寶應等地的老百姓，私底下也都唱起類似的民歌：“蠶豆開花，幹部回家；蠶豆排掛，新四軍要來；蠶豆結英兒，還鄉團翹殼兒。”
應當承認，因為某些地方的執行有問題，一開始部分群眾對我黨的土改政策是有看法的，但“還鄉團”們來了之後，很快就用自己的暴行給大家上了一課，於是大家立刻就明白啥叫階級鬥爭的你死我活了。無數的農民團結起來集結在我黨的領導下，拚了命也要推翻國民黨，憋足了勁也要找還鄉團報仇。隨著解放戰爭的深入進行，解放軍各個戰場陸續發起大反攻，國民黨正規軍大批被殲，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還鄉團，自然也隨之土崩瓦解。
那些曾經橫行鄉裏的武裝的“還鄉團”，他們已經被人民子弟兵永遠地從這塊土地上消滅了。但這些年，有一些《還鄉團》，手裏麵沒有拿著滴血的刀槍，但卻借助媒體的力量殺了回來。他們又做了些什麽呢？
想必不少朋友都能感受到，《還鄉團》就在身邊，就在眼前。
濰北縣委寫給華野九縱的那封信裏，還有一句說：“濰北縣廣大人民把複仇求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自己的軍隊身上。”
我們如今要戰勝新時代的《還鄉團》，戰勝曆史虛無主義，希望首先要寄托在自己身上。時不我待，舍我其誰，這是持久戰，是人民自己的戰爭，是工人農民自己的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