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我在推特說：中文圈一些挺哈馬斯的極左分子瞎胡鬧，其實他們以前並未關注以巴問題。我才記起我在瑞典追蹤以巴衝突已21年。2002年我在香港雜誌發表此文，今天看來還有現實意義。
失敗的巴勒斯坦之行
——國際作家議會代表團的教訓
茉莉
2002年月23日，國際作家議會赴巴勒斯坦反戰代表團抵達巴黎，在凡爾賽門發布了豪情滿懷的反戰宣言。宣言由全球30多個國家500多位知名作家、藝術家和學者簽名，聲稱：代表團將“攜帶全球超越一切黨派、為促進國際和平以及文化對話的作家、藝術家和學者的和平願望，前去看望和聲援被以色列坦克和槍炮困在拉馬拉的巴勒斯坦詩人馬哈穆德．達維什。”
一向主張作家關注、幹預現實的筆者，對此懷著很大的期待。代表團的八位成員裏，不但有我喜歡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何塞．薩拉馬戈、尼日利亞作家沃爾．索因卡，還有剛退出中國人權組織回國的詩人北島。北島先生的發言令人感動，他說：前去巴勒斯坦是出於“作家本能的迫切召喚”，“任何人都不能以國家、宗教或文化的名義屠殺無辜者。”
此後，在中文媒體裏，作家代表團如黃鶴一去無消息。我在瑞典報紙上獲知，一些反戰作家們的言論在西方引起嚴厲的批評。直到最近，讀了北島在國內和香港刊物上發表的報道《午夜之門》，我才遺憾地做出結論：不管這些作家們的名聲多麽輝煌，心願多麽善良，他們這次反戰之行是完全失敗的。
薩拉馬戈引起一片喧嘩
從巴黎出發前去被以色列占領的巴勒斯坦地區時，薩拉馬戈就語出驚人。他說：“在這裏發生的罪行可以與奧斯維辛相比。”此話在西方引起一片喧嘩，因為稍有曆史辨析能力的人都能區分這一點：納粹大屠殺是純粹的種族滅絕，而以巴衝突大體可視為國土之爭。在最同情巴勒斯坦的瑞典，人們普遍認為以色列的軍事攻擊是殘酷的，但是，隻有瘋子或一個完全不顧事實的人，才把以色列拿來與納粹比較。而薩拉馬戈兩者都不是，他是一個光彩奪目的小說作家。
為什麽令人敬佩的大作家居然說出如此明顯的蠢話？筆者馬上去查閱薩拉馬戈的生平，看他在什麽地方出了問題。薩拉馬戈生於葡萄牙一個清貧的農民家庭，父母都是文盲，小時候他窮得沒鞋穿，經常打著赤腳，十七歲中學尚未畢業就不得不輟學謀生，沒能上大學。他早年加入共產黨，不少作品描寫下層人民的貧困生活及其反壓迫鬥爭。盡管後來因為民主立場與共產黨分道揚鑣，但薩拉馬戈仍然屬於歐洲傳統的左派作家。
像我這樣查個人出身成分和曆史，顯然不能完全解釋薩拉馬戈的言論錯誤，因為薩拉馬戈不隻是代表他自己，他還代表全球500多位作家。北島先生在其文章中為薩拉馬戈辯護，說：“薩拉馬戈沒有什麽不對。－－－一個作家有權使用隱喻，若能警世，正好說明語言的效用。”如果參與簽名的幾百名作家全都是北島這樣的認識，那麽，這就是一個嚴重而普遍的問題了。正如偉大的作家有權任意比喻，不偉大的我們也有權對他們進行分析和批評。
歐洲人的負罪感與“曆史正確”觀
在筆者看來，沙龍手中誠然沾滿鮮血，但阿拉法特和他的部下殺人也毫不遜色，以巴衝突絕不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惡的。我們不能像對待德國納粹、紅色高棉和六四屠殺的罪行，對以巴問題做簡單的道德評判。長期以來，正是以巴雙方的極端分子製造了連綿的衝突，一次一次地扼殺了和平。真正要反戰的人，就應該呼籲製止雙方的暴行。
那麽，薩拉馬戈一類歐洲左傾知識份子如此偏袒一方，其原因在那裏？有人認為，這是歐洲傳統的反猶主義（不少歐洲偉大的人文主義作家也曾有此傾向），以及今日時髦的反美新浪潮，使得歐洲知識份子樂於支援巴勒斯坦，激烈地反對以色列和支援以色列的美國。但這些說法顯然不是太合適的解釋。筆者追根究底，認為下列原因更為深層和準確：歐洲人的殖民負罪感、對超級大國的恐懼心理以及“曆史正確”觀。
一些西歐國家曾有過殖民主義劣跡斑斑的曆史。今日的阿拉伯國家，不少過去是西歐國家的殖民地，西歐宗主國曾使用軍事暴力，壓製阿拉伯異族臣民。在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些西歐國家都已放棄了昔日的殖民強權夢，成功地轉型為和平、文明的福利國家。
由殖民前科遺留下來的負疚感，導致歐洲人覺得不應再幹涉前殖民地的事務，以遵守“曆史正確”。加之今天的西歐各國都有不少阿拉伯移民，他們對居住國的政治多少有一點影響。於是，歐洲人任由阿拉伯國家原教旨主義囂張，對野蠻的阿拉伯專製者不予批評。同時，歐洲知識份子也感到阿拉伯國家屬於異文化，白人對那些異族專製者無能為力，而隻有同一文化而又民主的美國，或許能聽聽他們的聲音，於是，他們的矛頭不是對準作惡的極端分子，而是對準有缺點但很民主的美國。
今日崇尚和平民主的歐洲人不願再做殖民大國，而美國卻成了唯一的西方強國，並且在世界上扮演幹預他國事務的角色，這就使得一些歐洲人反感和恐懼。因此，當美國在為世界和平反恐怖的時候，在它的歐洲盟國裏，左翼人士總是發出激烈指責的聲音。
幾乎從以色列建國起，歐洲左派就支援巴勒斯坦反抗。盡管納粹大屠殺後，歐洲各國對猶太人都有負疚感，但一直與法西斯抗爭的左派，卻沒有這種曆史包袱。他們一邊倒地支援巴勒斯坦，也是出於同情弱者的天性，出於支援第三世界弱小國家的左派傳統。他們反西方霸權、反白種文明優越，無疑是有其製衡意義的，但他們不太明白的是，弱勢者並不完全等同於正義，自由國家在國力上的強大，有助於世界次序的穩定。最近，阿拉伯國家的專製者製造事端，慫恿一批又一批的青少年身上綁著炸彈去送死，去殺害無辜的以色列平民，大多數西方左派對此也是痛加抨擊的。
北島仍以民族主義為圭臬
令人不解的是，以“促進和平”為宗旨前去巴勒斯坦的詩人北島，在他的紀實報道中，隻是一個勁地譴責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瘋狂的自殺炸彈行徑，不但沒有指責，而且還頗有讚賞之意。在《午夜之門》裏，北島把拉馬拉市中心張貼的“自殺烈士”肖像，比喻成中國當年的“勞動模範光榮榜”，並告訴讀者，那個二十八歲的“秀美的姑娘”，是巴勒斯坦第一個“女烈士”。
北島先生沒有說明的是，這位“秀美的姑娘”並不是和敵人戰鬥，而是在加法公路上做人肉炸彈，炸死的是一位81歲無抵抗能力的以色列老人。此後，在新華社之類的國際輿論鼓噪下，巴勒斯坦“女烈士”一個接一個前赴後繼，第四個女性人肉炸彈在一個巿場門口，炸死四名中國工人。巴勒斯坦親人的痛苦，以色列平民（包括中國工人）的生命，全在北島先生對“光榮榜”的輕鬆描寫中一筆勾銷。
在會見阿拉法特時，眾目睽睽之下，北島先生的言論就更離譜了，他對阿拉法特說：“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知道經曆過如此漫長的歲月和重重困難，你是否還保持當年的理想？”
在北島童年時，阿拉法特是搞恐怖活動赫赫有名的巴解主席，對於這一段曆史，他本人也曾經否定過。1988年，阿拉法特在聯合國會議上宣布放棄恐怖主義，1993年與以色列簽署協定，為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為什麽北島先生不去讚賞阿拉法特後來的妥協和解精神，而仍然希望阿拉法特保持當年恐怖的“英雄理想”呢？
這仍然是意識形態在作祟，盡管在西方生活了十幾年，北島並沒有清洗掉他在紅旗下所受宣傳的影響。在我們童年的時候，官方給我們灌輸的是暴力化的英雄主義教育，樹立的榜樣大都是無產階級鐵血英雄。同時，北島所持的價值觀，仍然是以民族主義為圭臬：民族的事業高於個體的生命。令人發指的謀殺行徑，隻要是為了民族解放大業，就是值得景仰的。然而，一方的“烈士”卻是另一方的劊子手，作為中國人，不知北島怎樣看待日本靖國神社供奉的那些“民族英雄”？
北島先生和他的代表團同仁們是幸運的，不管他們怎樣任意譴責以色列，以色列都隻能委屈巴巴地，發表一個“不能接受”的公開表態就完了。薩拉馬戈等歐洲作家應該記得，當年英國作家盧西迪隻是寫了一本書，就被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無情索要小命；今天已年邁的意大利著名記法拉奇，也是因為文字而收到穆斯林揚言殺死她的威脅信。因此，盡管以色列有不少值得指責的地方（筆者本人特別討厭沙龍），但它畢竟是一個民主政府，不會動用武力對付隻是使用話語權的文人墨客。
作家代表團恰好是吃準了這一點。在他們口中十惡不赦的以色列，對他們其實毫無威脅，他們因此敢於在硝煙之中大張旗鼓前去巴勒斯坦慰問。作家們一方麵認為，因為以色列強勢不講道理，巴勒斯坦人走投無路才使用自殺炸彈，但另一方麵，他們私心裏卻把以色列視為講道理的文明國家，不會對他們的批評有任何報複行為，所以，他們在批評和比喻時大可以肆無忌憚，越有創造性越好。
如果作家代表團不是像筆者說的這樣“吃準了”，為什麽他們不敢成群結隊地去天安門廣場，聲援苦難的六四受難者家屬、工人運動和法輪功呢？據筆者所知，巴勒斯坦殺了不少“以奸”－－－認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而以色列從來就能容忍不同政治立場。在以色列有不少值得尊敬的猶太人，他們長期從事推動以巴和平的事業，反對沙龍的政策，支援巴勒斯坦建國，並經常捐助巴勒斯坦難民，送衣送藥（筆者也曾在瑞典為此捐款），這些高尚的“叛徒”行徑，基本上沒有受到以色列政府的阻撓。
作家“盲目”的教訓何在？
令薩拉馬戈戴上諾貝爾桂冠的一部傑作叫做《盲目》，小說寫一位司機在繁忙的路口突然染上了盲眼病而無法動彈，一位元“錯誤”的好心人開車送他回家，卻成了第二個犧牲品。眼科醫生聞訊趕來，成了第三個……疾病蔓延開來，城市一片混亂。－－－。薩拉馬戈評論自己的這部作品說：“盲目並非真的盲目，這是對理性的盲目。我們都是理性的人，但是沒有理性的行為。”
這次作家之行就如同《盲目》中的瞎子那樣缺乏理性。除了薩拉馬戈那個感情用事的比喻之外，北島和其他文化人的蹩腳比喻還真不少，例如，把以色列不得已采取的安全措施比做“南非的種族隔離”，甚至說那裏發生的事件“比盧安達大屠殺更可怕”。隻有索因卡的言論還比較中肯，他對阿拉法特說的話意味深長：“希望不要把仇恨和衝突寫進教科書去。”
為什麽作家們都喜歡這樣信口開河？薩拉馬戈曾自認“隻是一個偶爾參政的作家而已”，就是這樣的“偶然參政”，使他在重大衝突發生時，勇敢站出來判斷世界的是非，充當社會的良知。但是，這些成功的作家，其實並未認真研究過政治問題。在他們小說詩歌的幻想虛構世界裏，嚴謹的現實政治分析幾乎是不占什麽地位的。對政治問題缺乏了解和深入分析的能力，隻憑一時意氣，他們的言說就隻能轟動一時，慢慢地也就會喪失其公信力。
缺乏理性這一點還表現在，這些作家們沒有摒棄傳統的左右派別之爭，在以巴衝突中，沒能樹立“人權至上”的現代標準。他們單方麵地支援巴勒斯坦，不同時去維護以色列平民的人權，實際上鼓勵了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而越來越多的人肉炸彈，又使得以色列極右強硬派獲得更多支援，冤冤相報，和平的希望因此越來越渺茫。
有人說和平在中東是一個不可能的使命。但如果人們在承認各自利益的相對性之時，也能確立道德的一致性—公認一些尊重人權的基本準則，不可能的情況就有可能改變。負責任的和平主義者，其任務是去倡導普遍人權價值觀，而不是在政治上偏袒某一方麵。從這一點看，國際作家議會代表團是很失職的。他們想要繼承歐洲高貴的左拉傳統，運用自己的名望，給弱者以道義支援，但由於他們自身的諸多局限，反戰之行慘告失敗。盡管如此，對於他們關注世界的責任感，筆者仍然深懷敬意，並希望他們克服自身弱點，更真誠更寬闊地去呼籲和平。
20020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