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感恩科大 獻身科大

《科大瞬間》與您分享中國科大校友和教師校園內外真實、親切的回憶以及多視覺、多維度的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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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科大 獻身科大
阮耀鍾(5802)
想不到被留校

    我進科大是出人意料的。

    1958 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創辦,我正好高中畢業。科大是我心儀的一所大學,我肯定會把“保送”的第一誌願填 上它。
    可惜,科大在浙江不招生。因此,我填寫的第一誌願是清華大學電機係,第二誌願是北京大學技術物理係,第三誌願是浙江大學電機係。
  就在我痛失科大幾成定局之時,情況出現了逆轉——二 機部在浙江招了一批“科大代培生”,又把我送進了科大! 真可謂蒼天不負有心人,我終於喜出望外“曲線”進科大啦!


 圖 1 我的大學畢業照

    我留校也同樣是出人意料的。
    1963年,我科大畢業,因為代培生都要回原單位,所以,我起初沒有參加畢業分配。有一天,物理係常務副主任黃有辛突然通知我,不回二機部了,要我填畢業分配誌願表,參加畢業分配。
    當年,畢業分配可填九個誌願。我填的都是艱苦的邊遠地區,越是艱苦的,填在越前麵。當時,我真的非常“革命”,絕不是吹牛。現在,我都不知道當年我為什麽如此革命。但是,當年絕不是我一個人如此。大學畢業前,我在北京念書的四個高中同學,北大的黃尚炯、人大的李寶香、北京化工學院的應萬福和我,在一次聚會中談到,大家填的誌願都是艱苦的邊遠地區。老同學之間用不著說假話,個個言出真心。當年這種很正常的現象,我不知道現在該怎麽看?如今,讓我說實話,我肯定做不到了。試問,我到底是退步了,還是進步了?多年來黨的教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我很困惑。

我填到第九個畢業分配誌願時,感覺沒什麽“艱苦、邊 遠”的單位可填了,就填了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結果,我就被留校了——這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因為,我自知我的普通話不行,不適宜當教師。後來,其他二機部代培的同學都回二機部工作了,就我一個人沒去,留校了。我不知道為什麽,也從不去打聽,因為,我本來就作好了百分之百服從分配的思想準備。

當年畢業分配時,我的印象,先由物理所挑,然後再由學校挑。因為我是二機部代培的,所以,留物理所的名單中沒有我。後來,物理所知道了我參加統一分配,該所洪朝生先生想留我。黃有幸係主任曾來征求我的意見,是去物理所還是留校。我想,留校可把基礎打得紮實點,所以,我選擇了留校。

當年,大學畢業時,我們低溫物理專業隻有一個同學考研究生,我從沒考慮過是否要念研究生。現在,回過頭來看,大學畢業後,再念幾年研究生有好處,一是可以把基礎打得更紮實些,二是由導師指導,可更好、更快地走上科研之路。當然,最關鍵還要靠自已努力,是金子,到哪裏都會發光!

這樣,我在科大工作了一輩子,直至退休,退休後仍住在科大。現在,對於留校工作,我不僅毫不後悔,而且很喜歡。一個人,一輩子能幹自已喜歡的工作,足矣。有時,自已還有一種成就感。例如,有一次,我在美國克利夫蘭一家商店裏,碰到一位顧客叫我“阮老師”,我認人能力特差,就問他怎麽認識我的,他說,他聽過我講的熱學課。熱學課可是150多人的大課,我不認識他,也完全可以理解。還有一次,我在費城散步,旁邊一輛小汽車突然停下,出來一位男士喊我“阮老師”。在紐約大街上也碰到過類似的事。每當此時,我真有一種“桃李滿天下”的感覺,當老師真好!

人生中常常有很多偶然,並且,每次偶然都可能會改變你的人生軌跡。總的來說,我這一生運氣很好,當然,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帆風順。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人生中的坎坷和挫折使我們變得更堅強。


我的第一項科研

我畢業於科大技術物理係(即現在的物理係,或二係)低 溫物理專業,是我國首屆低溫物理專業畢業生。

科大是1958年中國科學院創辦的,為“兩彈一星”服務是當時創辦科大的一個主要目的。眾所周知,“嫦娥一號”火箭的燃料是液氫和液氧,液氫和液氧的溫度分別是攝氏零下253度和 183度。並且,“嫦娥一號”在太空飛行時,太空溫度更冷,接近攝氏零下273度。在這麽低的溫度下,材料的許多性質都會發生想象不到的變化。而材料的各項性質都與溫度有關,在攝氏零下200 多度,材料的性質會怎樣變化,務必研究清楚。並且,在低溫下還會出現超導和超流等 特殊現象,更值得研究。以上這些就是我們低溫物理專業要研究的內容。當時,國內其它大學都還沒有低溫物理專業,科大在國內高校中屬於首創。當年,科大所設立的許多專業,都是國內其它大學所沒有、又是兩彈一星不可缺少的尖端科學技術,這是科大的第一個特點。

科大的第二個特點是“全院辦校,所係結合”,這也是國內其它高校所不能及的。我所學的低溫物理專業,雖然在國內高校中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有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的低溫研究室做堅強後盾。我們所有的專業課都是物理所低溫研究室的研究人員來給我們講的。比如,我們國家低溫界的鼻祖洪朝生先生(中國科學院院士,當年稱為學部委員)以及曾澤培先生、管惟炎先生都親自給我們講專業課。

不僅我們的專業課是國內其它高校望塵莫及的,而且,我們的專業實驗同樣也是其它高校望塵莫及的。我們58級還沒有專業實驗,因為當時專業實驗室尚未建成。物理所為了給我們物理係建專業實驗室,專門騰出一座兩層樓的小紅樓,在物理所的大樓旁邊,大家都叫它“小紅樓”。我們下遷合肥前都一直在這座小紅樓工作。

當年,科大是五年製。最後一學期是做畢業論文。我們58級多數同學到物理所做畢業論文,少數同學在物理所專家指導下建專業實驗室。低溫物理專業的所有專業實驗,全是在物理所曾澤培先生的指導下建的。籌建專業實驗室所用的儀器設備,全是從物理所器材處領取,物理所還支援了一名車工和一名鉗工,承擔籌建專業實驗室所需的精加工,所係結合簡直就是所係一家。我們專業開設的專業實驗,不僅是國內其它所有高校都沒有的,並且所有的專業實驗都可以說是一個個科研項目,在當時都是國內最先進的。比如,氣體溫度計、低溫熱導測量和低溫比熱測量等實驗,都是當時國內最先進的。

我在科大畢業留校後,係裏讓我帶59級學生的低溫物理專業實驗。為了熟悉這些實驗,我看了相關的文獻和資料,並且係常務副主任黃有幸先生又讓我到北京鋼鐵學院,聽一位教授講解有關實驗誤差分析的講座,使我受益匪淺。在帶59級專業實驗前,我先給學生講了一節課的實驗誤差。事後,趙忠賢院士還常常學我的浙江普通話,跟我開玩笑。

大約在1964年上半年,二機部來人找我,說他們需要測量一種材料在低溫下的熱導率,但這種材料不能送外單位測量,要我為二機部研製一套低溫熱導測量裝置。因為我帶過59級學生的低溫熱導實驗,看過一些文獻資料,心裏有點底,又問了他們的某些要求之後,我覺得可以承擔。最後,我問他準確度要多高。

他說:“百分之一”。

我說:“電學測量準確度達到百分之一很容易,但是熱學測量準確度要達到百分之一幾乎是不可能的。低溫熱導率測量,我最高隻能達到百分之五,你隻好另請高明。”我估計二機部這位同誌對實驗誤差也不懂,是隨便說的。
  於是,這位二機部的同誌就走了。但我知道,熱導率測量準確度要達到百分之一,不僅低溫熱導測量不可能,常溫熱導測量也不可能;熱導率測量準確度要達到百分之一,不僅國內做不到,並且國際上也達不到。

大概過了一個多月,二機部的這位同誌又來找我了,說:“這項任務還是請你承擔吧。”當時,我當然很清楚,他一定在國內轉了一大圈,找不到比我更高明的,才又來找我的。因為,當時國內能承擔這項任務的單位屈指可數,我本可以狠狠地“敲他一筆”。但我真是太老實了,連研究經費都沒要,就把二機部的這個國防任務接下來了。因為,對我來說,這相當於排一個難度和精度更高的專業實驗而已——以前排所有實驗,需要的器材就到物理所去領,根本沒有錢和經 費的概念。

那時,我才二十四五歲,胡子還不多。常言道,“嘴上沒毛,辦事不牢”。剛大學畢業,我就敢獨立承擔國防科研任務,靠的就是前麵說的科大的兩大特點。

我接了這個任務之後,物理係起初派了一位59級磁學專業留校的黃美清同學,作為我的助手。所以,我和黃美清都沒去參加“四清”,在校搞科研。

1966年文革開始後,學校的教學和科研都被迫停止。但科學院研究所工作比學校稍為正常些。1967年3月,我深感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就以搞這項國防任務為借口,與科學院化學所合作,繼續這項科研。我從物理係要了一個62級學生甘增源,作為助手,這項科研基本上是我們二人完成的——雖然,化學所先後也派了幾位同誌參加,但科研工作很難中途插手,所以,實際上這項科研任務從頭至尾是我和甘增源完成的。

化學所同誌對我的誤差分析與設計很佩服,因為他們學化學的不會誤差分析與實驗設計。雖然,我答應二機部的測量準確度為百分之五,但是,為了保險起見,我按百分之三的準確度設計。對於溫度控製、溫度測量、溫差測量等精度,以及各項漏熱都嚴格按設計要求。再加上原來在科大念書時的“三嚴”訓練,工作每一步都做得很紮實。最後,用標準樣品融熔石英檢驗,低溫熱導測量裝置的準確度達到百分之三,達到設計要求,並高於當初答應二機部的要求,是當年國內最高水平了。

1978年召開全國科學大會,這項研究成果得了“全國科學大會獎”。圖2為全國科學大會獎《獎狀》,第一項就是我做的,因為那個年代突出集體,不講個人,隻寫二係。同時,這項研究成果也不是科大上報的,是科學院化學所上報的,所以,我是“撿”了一個全國科學大會獎,這在當年是最高獎。


圖 2全國科學大會獎獎狀

科大艱苦奮鬥的校風使我終生受益

近幾年,每年科大新生入學時,校園裏可以看到許多來 自全國各地的小汽車,都是新生家長送子女上學開來的。每 當此時,我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 1958 年上中國科大時的情 景。

我來自浙江農村。陳兆甲等老同學至今還記得,在北京前門火車站,第一次碰到我時的印象:剃個光頭,穿了雙草鞋(其實是布鞋,他們記錯了),挑了一擔行李,操一口浙江土話......,活像現在剛進城的打工仔。

我是從浙江諸暨上的火車,火車上,有人建議我在上海火車站加個快,可以直達北京。到上海火車站後才知道,加快要四塊多人民幣,因舍不得這四塊多元,我繼續乘慢車前行。一路經過多少個站已記不清了。最狼狽是在南京站,那個年頭還沒有南京長江大橋,在火車站下車後,要自已趕到輪渡碼頭。由於擔心錯過輪渡,我就挑著行李,幾乎是小跑。跑動中,箱子的把手斷了(這隻舊箱子還是我媽媽向親戚借來的)。這下真把我急壞了。幸虧身上帶了根備用繩子,手忙腳亂地係好後,繼續跑。就這樣,坐了幾天幾夜火車才抵達北京。

到科大後,發現同學們都很樸素。我們班上的團支部書記叫王桂芹,是北京高幹子女,她與毛主席的女兒李敏是高中同班同學。毛主席曾為她的回鄉日記作過批示。在高中語文課裏,我曾讀過她的回鄉日記。她雖然是北京高幹子女,但穿著打扮跟農村姑娘差不多,樸素,而且為人樸實,能吃苦。所有中國科大學生,無論來自農村還是城市,出身平民百姓還是高幹家庭,都是那樣地樸素和樸實。當年北京若有高校遊行或集會,你一眼便可認出哪個隊伍是科大的。

我在科大五年,學到了許多知識,尤其是基礎知識,科大為我們打下了紮實的基礎,使我們這些莘莘學子受益匪淺。知識是無限的,具有很強的時限性,人一生的知識多數要在以後的學習和工作實踐中汲取。由於科大非常重視基礎教育,使我們可在知識的海洋中自由遨遊。

另外,科大艱苦奮鬥的校風,也使我終生受益。學習是苦差事,當你遇到難題時要絞盡腦汁、冥思苦想,豈不苦也。科研更是項苦差事,你要經受一次又一次失敗的磨練,要有堅韌不拔的毅力才能成功。居裏夫人就是在一間殘缺漏雨、破爛不堪的棚子裏,化了四年時間,從鐳含量不到百萬分之一的30噸鈾瀝青礦渣中,提煉出十分之一克鐳。她既是學者和工人,又是家庭主婦和母親,她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決非常人可比。所以,一個怕吃苦的人,學習很難 學好,事業也很難成功。科大艱苦奮鬥的校風,對我們的學習和事業有莫大的和無形的作用。現如今我已退休,中國科大艱苦奮鬥的校風,讓我知足常樂,隨遇而安,少了不少煩惱。

科大是1958年創辦的,也許是全國名牌大學中唯一解放後辦的大學,又地處安徽合肥,科大何以能擠身中國的名牌大學?作為過來人,我時常想這個問題。我以為,科大艱苦奮鬥的學風,應該算是其中最大特色。“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隻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凡成功者必須要有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值得高興的是,45年來,科大始終保持了艱苦奮鬥的校風,學生穿著樸素,為人樸實。我聽說,有一次複旦大學的老師來科大參觀學習,複旦大學的老師說:“一看這些學生就是念書的”。“窮清華,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正因為科大有這麽一群“不要命的”學子,“不要命的”頑強拚搏,才有科大的今天!


我的老同學真有心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五十周年校慶後,我去參觀校史展覽。 碰到學校檔案館的丁館長,我對丁館長說:“展覽辦得很好。 在北京時,我知道郭老在學校有間辦公室,可他的辦公桌和 寫字台,今天還是第一次看到。學校下遷時,這些東西從北 京搬到合肥,至今還保存得這麽好,真不容易!”丁館長對 我說:“這次展覽,可惜實物太少了點。你能否回家去找找, 看看有什麽可捐獻給學校的。”

我是科大首屆學生,並且一直在科大工作,理應留下不 少有紀念意義的東西,但我從沒有這個心眼,幾次搬家都把 它們當作破爛扔了。例如,1958 年上科大時,我母親向親戚 借了一隻舊箱子,現在,市麵上已找不到這種類似紙板做的 箱子了,學校下遷時,我把這隻箱子也搬到合肥來了,後來, 到美國當訪問學者後,覺得這隻箱子太破,搬家時把它扔了。

但是,我知道,王熾昌同學有隻不繡鋼的勺子,從科大 念書開始用,現在還保存著。我就問丁館長,這樣的勺子, 學校要不要?丁館長說:“當然要,王熾昌又是名人,名人 用過的東西當然要!”於是,我給熾昌兄發了個 Email,請他 在 10 月 10 日老同學聚會時,把勺子帶來。

我還記得,科大畢業時,學校給每個同學發了一枚畢業 紀念章,嘯宙兄在博文中曾提到,至今他還保存著這枚紀念 章。我不知道嘯宙兄是否舍得捐給學校,因為我在校史展覽 館還沒有見到這枚紀念章。於是,我用商量的口氣,給嘯宙 兄發了封 Email,並再三說明決不勉強。嘯宙兄給我回了個 Email,告訴我,他很願意捐獻給學校,這些東西由學校保管 比由他自己保管要好多了——我們老一輩還把這些東西視 為寶貝,到下一代,肯定把這些東西當垃圾扔了。但是,這 些寶貝現在常州,不在上海,這次聚會時無法帶來,他回常 州整理整理,都捐給學校。

10月10日,老同學聚會那天,熾昌兄便把他的寶貝勺子(見圖 3)交給我了,還用紙包了好幾層。

第二天,我們老同學乘車遊覽。在車上,我跟老同學們 講了為學校捐贈實物的事,並且,把嘯宙兄的意見也跟大家 講了。我剛講完,葉國輝同學當場就掏出那枚畢業紀念章, 問我要不要?當時,有的同學開玩笑說:“拍賣,拍賣!”, “五萬!”,“十萬!”......國輝兄講,我送給學校,分文 不要。他就把這枚畢業紀念章(圖 4)交給了我。

晚上,李金聲同學把我叫到他住的房間。李金聲是工農 速中畢業的,年紀比我們大,當年這些老大哥、老大姊在政 治上是我們的榜樣。1958 年,他比我們先到學校。當時係裏 的老師、幹部還不全,李金聲是黨員幹部,當年我們技術物 理係 58 級 150 多同學的分班、分宿舍就是李金聲分的,把 幸菊芳同學按照名字分到女生宿舍的笑話,也是李金聲同學 搞錯的。其實,這也不能怪李金聲同學,因為當時資料不全, 李金聲也才二十多歲的小夥子,缺乏經驗,也怪幸菊芳同學 為何取個女孩的名字。

言歸正傳,那天晚上,李金聲同學把我叫到他住的房間, 交給我一個信封,信封用訂書釘釘著。他拆開信封,一件件 拿給我看,還問有沒有用。1963 年,我們大學畢業時,周恩 來總理給首都大學畢業生作了一次報告,第一張是這次報告 會的入場券(圖 5),真是太珍貴了。還有,聽鄧拓報告的入場券(圖 6)——鄧拓是原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文化大 革命一開始,作為“三家村”遭“四人幫”迫害,於 1966 年 含冤逝世。李金聲同學把這張入場券保存至今,真不簡單, 我敢肯定,這是國內僅存的一張鄧拓報告會的入場券!另外, 還有許多,比如,郭老請我們看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的 入場券、國慶節聯歡的入場券等等。這是我這次老同學聚會 的意外收獲,還真不少。我把李金聲大哥捐贈給學校的實物 都拍成了照片,你看了下麵的照片,我相信你也一定會佩服 這位大哥真有心!

10 月 20 日,我和張泰永同學一起,把這次老同學捐贈 給學校的實物送給了學校檔案館。我對泰永兄說,我在王熾 昌的博客上看到,他還有一隻用不能穿的舊褲子改的書包, 如果還留著,也是寶貝。

最後,我提醒年青人幾句。你們肯定會有些富有紀念意義的東西,希望你們不要學我的樣,希望你們學習李金聲的樣,好好保存,也許五十年後也會成寶貝!

這篇文章,本來早就該發的。因為,這次老同學聚會分 派給我一個任務,讓我負責攝像;回來後,忙於編輯視頻和 製作影集,要把好幾位老同學拍的 500 多張照片,分類製成 影集。而這兩項任務直到今天才完成,所以,近一個星期沒 發表博文,這篇文章就拖到今天才發表。


 圖 3 王熾昌上大學時用的勺子


 圖 4 畢業紀念章(葉國輝捐贈)

 圖 5 周總理報告會入場券(李金聲捐贈)


 圖 6 鄧拓報告會入場券(李金聲捐贈)

 圖 7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次黨代會列席證(李金聲捐贈)


圖 8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屆學生畢業典禮入場券(李金聲捐贈)


圖 9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屆學生畢業聯歡會入場券(李金聲捐贈)
 
 圖 10 國慶聯歡晚會入場券(李金聲捐贈)


 圖 11 62 年國慶聯歡晚會入場券(李金聲捐贈)

 圖 12 國慶聯歡晚會標兵(李金聲捐贈)


 圖 13 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的入場券(李金聲捐贈)

 圖 14 雷鋒事跡報告會入場券(李金聲捐贈)

我的大學日記

今年(2008年),金秋十月,在我們科大技術物理係58級同學北京聚會期間,李金聲、王熾昌和葉國輝同學都向科大檔案館捐贈了實物。這使得一直在科大學習和工作的我,有點不好意思。

前一段時間,我忙於完成聚會籌備組交給我的任務,編輯這次聚會活動的視頻和電子影集,現在總算交差了。

今天,我想找找有沒有多少還有點紀念意義的東西,可以獻給學校。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大學日記。我從書架上拿下我的大學日記——我這個人不愛寫日記,大學五年,一本日記還沒寫完。我翻了翻我的日記,日記中記的內容,對於我個人,也許有一點點紀念意義,但對學校而言,毫無保留價值。這使我甚為失望。正當我掃興之時,翻到了1963年7月22日晚8時05分在人民大會堂聽周恩來同誌報告的筆記, 記了6頁多。這是周總理對北京市1963年高等院校應屆畢業生作的報告。報告中,他對我們德、智、體三個方麵都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和希望。在德育方麵,他要求大家樹立階級觀點、勞動觀點、革命觀點和集體觀點。在智育方麵,他要求大家樹立學習觀點,“活到老,學到老,做到老”;“學政治,學經濟,學曆史”,“學自然科學,進行科學實驗,使我國科學技術力圖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對體育方麵的要求,也講得很具體,講到“學校要講生理衛生的教育,不光講一般衛生。”要“晚婚和節育,為國家富強,個人幸福,家庭美好,後代幸福,這不僅是個人問題,關係到國家的發展,社會主義的建設。”最後,周總理對我們的畢業分配提出“服從分配,過好五關”;“勞動鍛煉,搞好生產”;:“要安心做教員”;“要安心到邊疆去,四海為家”;“要做好研究工作,少數人要做更多的工作””;“做好外語工作,現在我們在這方麵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做好吃苦耐 勞的準備”等七點要求。前麵引號中的話,都是我筆記中的原話。這些話,45年後的今天讀來,還是那麽親切。

另外,還有1964年8月24日聽彭真同誌報告的筆記; 1964年8月26日聽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宋碩報告的筆記;1964年8月27日譚震林副總理在科大1959級學生畢業典禮上講話的筆記;1964年8月27日郭老對59級畢業生的講話等。我是1963年畢業的,但在1964年參加 59級低溫物理專業的畢業分配,所以,64年聽了不少報告。

我的日記變成了筆記,也許這些筆記對學校還有一點點用。我準備下星期把這本日記送科大檔案館,不知檔案館要不要?


圖 15 我的日記
 
 圖 16 我的筆記 我愛科大

我愛科大,科大教我如何學習。華羅庚說,讀書要“由 薄到厚,再由厚到薄”。龔昇老師教我們,大學的知識太多,要全部記住不可能,也不必要,隻要記住那個師傅有什麽本事,能解決什麽問題,家住那裏就行了。也就是說,大學學習要注重能力的培養。這些教導,使我終生受用,還返賣給我的學生。給我們講課的都是大科學家,我在拙文《科大的教授能治校》中也說了,科大“教授治校”是全國做得最好的,“理工結合”、“全院辦校,所係結合”等辦學方針,是這些大科學家製定的,係和專業設置也是這些大科學家定的,給我們上課的也是當年國內一流的科學家。他們的言傳身教,使我們學會了如何學習,終生受用。我感謝科大,也深愛科大。

我愛科大,科大教我如何做人。我特別佩服劉達同誌的骨氣,做人要剛正不阿,敢講真話。有位科大學生家長,網名為“秋水長天”,在我的拙文《科大的牡丹》中留言:“喜歡科大、喜歡合肥,雖然她與我依然不熟悉,但我的寶貝兒子在合肥中科大。當年,關注中科大是源於朱清時校長的教育思想和理想。曾經有一篇文章把朱校長譽為‘中國唯一的一位敢說真話的校長’,這是科大的榮幸,中國高等教育的悲哀。大學校長都不敢說真話,孩子的誠信,社會的誠信怎樣建立?誠實守信、正直善良、思想獨立是孩子最基本的立身之本,所以,我們選擇了科大。我愛科大,因科大在這俗世還存有的傲骨與清氣!我愛科大!願科大的明天更美好!”

這位科大的學生家長說得多好!這樣的學校誰不愛?我愛科大,我愛科大的傲骨與清氣。也許朱清時校長敢說真話,也是受科大的熏陶。

我愛科大,科大艱苦奮鬥的校風使我終生愛益。它使我 退休後“知足常樂”,安於過清淡的日子。我們念書時,“窮 清華,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激勵我一輩子頑強拚搏,永不言敗。

我愛科大,科大特別寬容。第一任黨委書記鬱文,從各單位招收了一批有“政治問題”的教師,為科大發了筆“洋 財”。而科大第二任黨委書記劉達,又保護了這批“洋財”。 我在科大學習工作了一輩子,一輩子沒挨過整,也一輩子沒整過人,得益於科大的寬容。科大教會我寬容。我愛科大的寬容。

鬱文為何如此寬容?因為1953年他來科學院任職時,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的張稼夫,是鬱文過去的老領導,給他作了四點提示:
        1、要尊重科學,尊重科學家,愛護科學家,為科學研究 工作創造有利條件;
        2、科學無止境,科學家是能人。自己不懂的事不要裝懂,沒有把握的事不要瞎指揮;
        3、在科學院做黨的工作,切忌以黨代政、黨政不分,要注意多聽取科學家的意見;
        4、做到謙虛,誠懇待人,能關心人、幫助人,才能團結人。

張稼夫這四點,我在拙文《科大的教授能治校》中也說過,因為講得實在太好了,在此重提。我認為,當年鬱文書記和劉達書記都做到了這四條,所以,他們深受科大人的愛戴和崇敬。遺憾的是,現在有的人去爭誰“領導”,誰“負責”,而不是齊心協力把學校辦好。

我愛科大的自由。“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科大下遷合肥後,我們這些“猴子”稱大王。我一輩子研究什麽課題,完全由我自己做主,想研究什麽,就研究什麽,從來無人幹涉。我八十年代初,去美國作訪問學者。一位北大副教授對我說,她研究什麽課題,必須經她導師同意。她的導師三十年代有過貢獻,如今卻跟不上形勢,她很苦惱。我們科大老師就沒有這種苦惱。

因為我們嚐到了自由的甜頭,所以對我們的學生自然不會幹預太多,這樣,科大的自由就一代代繼承下來了。

我愛科大的民主。科大下遷合肥後,很多校係領導都是科大同學。以物理係為例,常務係副主任(係主任缺)是59級同學方容川,大家一直叫他老方,從來沒有叫過他方主任。還有一位係副主任鄭兆勃,也是59級同學。係副主任陳兆甲是我的58級同學,係副主任郭光燦是60級同學,比我還低兩屆。對鄭兆勃、陳兆甲、郭光燦,我們從來都是直呼其名。這不僅僅是稱呼問題,它體現了科大的民主。他們也從不擺 領導的架子,即使他們擺領導的架子,我們也肯定不會買賬。 我們始終把他們看作是同學,不看作領導。所以,科大的民主可能國內少有。科大也不講論資排輩,也是民主的體現。

1984 年,管惟炎先生出任科大校長,這是科大第一個專職校長。管校長在科大實行教授治校,民主辦學,學生自治等一係列教育改革,帶領師生第二次創業。《人民日報》連發五篇“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給予報道稱讚,科大一時名滿天下,是科大的鼎盛時期,管校長深受師生愛戴。

在此,我簡單介紹一下民主辦學。當年管校長提出,全校教職工代表大會是學校最高權力機構。我參加過幾次全校教職工代表大會,參加教職工代表大會的代表全是民主選舉的。教職工代表大會由工會主席馬興孝教授主持。教職工代表大會有個議程叫“質詢會”,所有校領導,包括校長、副校長都必須到會。會上,代表可以質詢校領導,校領導必須當麵回答。“質詢會”成為當年科大教職工代表大會一大風景。

若想了解科大當年民主辦學的情況,可看《人民日報》記者鹿舫的報道《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共五篇。我 在拙文《民主辦學在科大》中全部抄錄了。
                                               (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六十華誕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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