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初中時在國內學的世界史，課本隻是薄薄的一小冊，課外閱讀也少得可憐。除了為了應付考試，死記硬背了些名字，事件和年代，其他什麽也沒學到。我們那個年代國內中學曆史教學很失敗，因為它忽視和壓抑了曆史最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曆史能引發人去思考。
後來到了美國，美國史是高中的必修課，厚厚的一大本書，邊查字典邊讀，讀得似懂非懂。即使讀懂了也不夠，還要寫文章，並且必須寫出自己的思考。對於在國內即沒有受到過這種訓練，英文底子又很薄弱的我，真是有點趕鴨子上架的感覺。後來興許是我的刻苦精神感動了老師，美國史課僥幸得了一個好成績不說，申請大學時老師還寫了個非常給力的推薦信。
作為一個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理工男，一直想彌補自己在文科和藝術修養上的不足。於是在本科一年級初入校門後，又馬上選修了音樂和羅馬史這兩門跟理工專業完全無關的課程。雖然英文已基本不是問題，但本來就晦澀難懂，還摻雜著很多拉丁詞匯的羅馬史大部頭讀起來仍然吃力。不過已沒有退路，隻能硬著頭皮啃下來。後來等到自己的孩子們上學，看到拉丁文被設為初中部的必修課，而且是要求至少學三年，禁不住為他們學校這種嚴格要求喝彩。他們拉丁文課中的閱讀基本都和古羅馬有關，包括閱讀凱撒和西塞羅所著寫的原文。雖說美國學校對數理化的訓練沒有國內嚴格，但是文科人家可絲毫不含糊。其實拉丁文對他們來說，有點像我們國內初中開始學的文言文。沒有一點西方“文言文”基礎，讀古典羅馬曆史的確有困難。
“The Age of Augustus, the Birth of Christ,” by Jean-Leon Gerome, between 1852 and 1854 (Collection: Getty Center)
這幅由法國畫家Jean-Leon Gerome創作於拿破侖三世時期的名畫，展現的是奧古斯都坐在中央高高在上的王位上接見民眾的情景。來自羅馬帝國不同地區的臣民，膚色服飾宗教信仰各不相同，有的還拖著他們的“戰利品”，前方中間是耶穌誕生的畫麵。拿破侖三世在當選為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總統之後，成功地發動政變並成為皇帝，同時受到法國民眾的擁戴。畫中的廢掉羅馬共和國體製而稱帝的奧古斯塔的含義不言而喻。
拉丁文Pax Romana的意思是“羅馬和平”，即“羅馬統治下的和平”，特指從奧古斯都（Augustus）時代開始一直延續到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時代長達二百年的太平盛世。打江山難，坐江山更難。打江山者需要在軍事上擊敗對手，坐江山者需要把國計民生治理的井井有條。作為一個最高領導者和獨裁者，不論是打江山還是坐江山的同時，都要在政治上挫敗各種篡權的挑戰並獲得民眾的擁護。作為“羅馬和平”盛世的開創者，奧古斯都在軍事上完勝了對手，在政治上大權牢牢在握並徹底推翻共和體製而稱帝，在經濟上施行“養民也惠”的政策並帶領羅馬走上了兩百年的繁榮道路。曆史上改朝換代的開國皇帝有很多，但在軍事，政治和經濟成就上都能像奧古斯都這樣登峰造極的卻屈指可數。
Antony and Cleopatra at the Battle of Actium, Johann Georg Platzer (1704–1761), The Wellington Collection, Apsley House
凱撒遇刺後，馬克安東尼，雷必達和與屋大維一起組成了後三頭同盟（The Second Triumvirate），將羅馬分三而治。馬克安東尼與其情人埃及豔後克麗奧帕特拉七世所管轄的地區包括埃及和地中海東部地區。後來馬克安東尼與屋大維決裂，兩軍在位於希臘西部的阿克提姆海麵上展開決戰。
在內戰中剛取得勝利後大權在握的凱撒，擬寫遺囑時一定沒有想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他在遺囑中命名當時僅有17歲的屋大維（Octavius，屋大維即奧古斯都，奧古斯都是後來的尊稱）為繼承人，本是準備讓屋大維在自己麾下加以錘煉，再逐漸把他培養成為一個能夠獨當一麵的領導者。但人算不如天算，僅僅一年後凱撒就死於非命，年僅18歲的屋大維立刻被推到了激烈政治鬥爭的風口浪尖（讓我想到的用在這裏應該很恰當的英文說法：Throw under the bus）。屋大維所麵臨的形勢異常嚴峻，剛剛刺殺了凱撒的布魯圖（Marcus Junius Brutus）和卡西烏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所領導的共和派黨羽眾多，氣焰囂張；手握兵權野心勃勃的昔日凱撒副手馬克·安東尼也虎視眈眈，伺機奪權。屋大維能夠在這種危險環境下，首先不露聲色地聯絡凱撒的前部下並取得他們的支持，再結盟安東尼共同征討逃至希臘的布魯圖和卡西烏斯，然後一舉肅清了刺殺凱撒的陰謀集團，並迫使布魯圖戰敗後自殺。在這之後，屋大維又逐漸積蓄力量，步步為營，終於在33歲的時候在內戰中擊敗安東尼，讓羅馬結束了自馬略（Gaius Marius）和蘇拉（Sulla）年代開始的斷斷續續的因政治鬥爭引起的內戰。
“The Battle of Actium,” by Laureys a Castro, 1672 （Collection: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London）
在阿克提姆海戰中，屋大維的艦隊由其愛將阿格裏帕指揮，而安東尼的艦隊則由他的情人克麗奧帕特拉七世所支援。海戰以屋大維軍的決定性勝利而告終。安東尼和克麗奧帕特拉雖然得以逃脫，但已元氣大傷。
屋大維在軍事上完敗他的對手，但屋大維本人並非是像凱撒，拿破侖或者毛澤東那種具有“創造性天才”的軍事家。能夠取得內戰的勝利並平定邊境，靠的是他手下的將軍們。他自己在早期的軍事生涯中曾屢戰屢敗。屋大維的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他的知己知彼和知人善任。當他意識到自己沒有凱撒那種軍事天才時，他就早早將軍事指揮權讓予阿格裏帕（Marcus Agrippa），隻做一個掛名的總司令，而把精力都集中於完善羅馬的內政。其實，讓一個軍事天才去主管一個國家的內政，很多時候是強人所難。軍事家要敢於犧牲和冒險，關鍵時刻須要劍走偏鋒，孤注一擲。而建設一個國家則需要養民也惠，循序漸進。治軍殺敵需要一股不顧一切的狠勁，而搞建設則需要順勢利導的柔和政策。軍事上的奇才可以同時是政治上的狠手，但如果攜著那種戰場上的自信和政治上的狠勁來治理經濟，卻常常事與願違，欲速不達。
屋大維在軍事指揮上的平庸，也許恰恰是羅馬的福音。連年的征戰，使屋大維深刻體會到戰爭對黎民百姓的傷害。他明確意識到帝國領土的軍事擴張已經到極限。建立有效的防禦體係，動用盡量少的資源來保證邊境的和平才是上策。同時，他推行低稅率和高度地方自治，修生養民，發展經濟，致力於基礎設施興建和法律製度完善。在消滅了安東尼統一了國家之後，他在政治和治理國家方麵的出色天才得以充分的顯示出來。
“The Death of Cleopatra,” by Jean-Andre Rixens, 1879
屋大維在阿克提姆海戰取得決定性勝利後，揮軍南下直逼安東尼和克麗奧帕特拉的老巢埃及。馬克安東尼兵敗身死，克麗奧帕特拉不堪忍受被俘遊街的恥辱，服毒自殺（傳說中是用毒蛇自殺）。屋大維其實並不想殺克麗奧帕特拉，但是以凱撒養子身份繼承了凱撒衣缽的他執意殺死了克麗奧帕特拉和凱撒的私生子凱撒裏昂（Caesarion）。以避免這個凱撒親生兒子對屋大維皇位的威脅。
奧古斯都是一個保守型的政治家。他秉信低稅率，精簡政府和財政自律。他統治下的羅馬公民沒有收入稅，尚未獲得公民權的行省居民隻須繳納“拾一”稅，即百分之十的收入稅。商業稅（相當於今天的銷售稅）僅是百分之一，關稅是百分之五。在羅馬統治的行省地區，包括今天的西班牙，法國，瑞士，奧地利，巴爾幹半島，中近東地區和北非，低稅收和基礎設施建設再加上農業和貿易的發展，大力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使行省居民能夠安居樂業，反叛羅馬統治的現象越來越少，而且社會治安也越來越好。現在去參觀那些古羅馬時代的別墅，能看到羅馬時代建築跟中世紀的城堡的有非常的不同特點。同為“豪宅”，中世紀城堡注重的更是戰爭中的防禦，而羅馬別墅設計卻根本沒有戰備的理念，隻在周圍有防野獸的矮牆。這是因為當時有“羅馬統治下的和平”，居民無論貧富都不需要擔心中世紀那種經常性的戰亂。在凱撒和奧古斯都時代，羅馬城甚至拆掉了原有的城牆。
“Augustus Closing the Temple of Janus,” by Louis de Silvestre, 1757 (Collection: Gemäldegalerie, Dresden)
Janus是羅馬神教中的雙麵門神。位於羅馬中心廣場的Janus神廟有一前一後兩個大門，廟門的關閉象征著和平。奧古斯都在阿克提姆海戰勝利後關閉了廟門，揭開了Pax Romana和平年代的序幕。
羅馬帝國北方是“蠻族”，東臨宿敵帕迪亞王國，南部是北非的沙漠遊牧民族，保衛邊疆的安定是一大難題。內戰結束時羅馬有五十萬軍隊，對當時的國家財政是非常大的負擔。奧古斯都果斷地裁軍，將正規軍裁至25個軍團，總數僅17萬人。用十七萬人防守幾千裏的邊防線，用現在的眼光看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但羅馬人在奧古斯都的堅持下卻奇跡般地做到了。他們建立了一套非常高效的防禦體係，從奧古斯塔執政開始的200年間，雖然邊境上時有戰爭，但基本保證了境內的和平。奧古斯都還建立了兵役期滿後由國家為軍人發放退休金的政策，讓士兵更效忠於國家而不是某位將軍。普通士兵的服役期一般長達20-25年，長服役期保證了軍人的高度職業性和超強的戰鬥力。在非戰爭期間，軍隊就變成了“生產建設兵團”參與基礎設施的建設。古羅馬留下的不少大道和水道工程遺跡，今天還能找到“某某軍團建設”字樣的石刻。
奧古斯都施政中的財政自律，對今天也是有借鑒意義的。他在提高稅率和消減政府支出之間，強調的更是後者。保持低稅率是他鎖定的基本國策，他的治國哲學就是國家必須在其財政收入允許範圍內下辦盡量多的事，而不是為了辦更多的事去增加百姓的負擔。當然，羅馬有很多作為價格低廉的勞動力的奴隸，但即使這樣，能夠在長達二百年間保持如此低的稅率，同時成功運作一個龐大的帝國也堪稱奇跡。奴隸製雖然及其不公平，但和後來漫長的歐洲中世紀相比，羅馬時代的大多數奴隸是可以保證基本溫飽的，而中世紀的農民很多連羅馬時代的奴隸生活水平還達不到。而且羅馬的奴隸是可以通過勞動所得來贖身獲取自由的，在羅馬曆史上曾有大批的“解放奴隸”，至少這給那些沒有人身自由的奴隸提供了一個成為平民的出路。
Rehearsal of "The Flute Player" and "Wife of Diomedes" at the Place of Prince Napoléon, by Gustave Boulanger, 1861
1855年，拿破侖王子（拿破侖三世的表弟）在古龐貝遺址中的Villa of Diomedes啟發下仿造了古羅馬式的宮殿，這幅油畫所展現的是華麗的宮殿中庭內音樂彩排間歇時的情景，猶如當年羅馬盛世時代貴族的生活場麵。
相比於奧古斯都的高度財政自律，今天的很多政府無休止地舉債，財政上也總是沒完沒了的赤字。這些由政府支配的資金，大多並沒有被高效地利用，到處都養著一大批低效卻昂貴的公務員，他們的福利永遠是有增無減，政府的債務經常是越來越大。絕大多政治家都不願也無法緊縮預算，稅率居高不下，最後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更重的財政負擔推給下一代。想想當年Pax Romana時代的奧古斯都和其他執政者，遠比今天的政治家們在財政支出上更為自律和嚴謹，他們真正做到了量入而出，收支平衡。低稅率讓更多的財富儲藏於民間，並通過資本市場使其進入經濟中更高效的領域，這也是羅馬在Pax Romana時代能夠經濟高度繁榮的重要原因之一。
到了羅馬後期，在內憂外患迫使下，稅率大幅升高。而且政府一改初衷，不再是在財政允許的基礎上做事，而是把維持龐大官僚機構和軍隊的不斷擴增的預算以稅收的形式強征於百姓。但事與願違，擴增的預算非但沒有給羅馬帶來和平，同時也嚴重損害了羅馬的經濟。羅馬也一步步走向萬劫不複的衰亡。
“Roman Women,” by Emilio Vasarri (1862-1928)
太平盛世中的羅馬婦女，可以無憂無慮地花枝招展，盡情地享受和平和繁榮所帶來的紅利。
Pax Romana時期所施行的低稅收的“養民也惠”政策是保證羅馬強盛的一個重要基石。縱觀古今曆史，除戰爭年代特殊情況，和平時期一旦稅率升高，國家機構就變得臃腫龐大，繼而很難再把稅率降低，最後不可避免地走入惡性循環。所以為政者提高稅率必須慎之又慎。在財政支出上保持嚴謹和自律，才是國家的長久之計。
奧古斯都在財政謹慎的同時，在修建基礎設施方麵卻不吝嗇，因為他深知基礎設施是經濟發展的命脈。在奧古斯都執政期間，羅馬修建了大批的基礎設施，包括“條條大路通羅馬”的全國性公路係統，遍布多個城市的公共建築和廣場，以及通過高架橋連接的供水係統。奧古斯都有兩個能幹的左膀右臂，一個是主管軍事的武將阿格裏帕，他不僅為奧古斯都南征北戰，還領導著一個可以建橋鋪路的技術團隊，並興建了很多公共設施。今天仍然屹立在法國普羅旺斯的加爾水道橋（Pont du Gard），就是奧古斯都年代由阿格裏帕督造的。另外一個為奧古斯都出謀劃策的人是梅塞納斯（Maecenas），他作為幕後人在外交上為奧古斯都穿針引線，但一生沒有出任任何公職。梅塞納斯家境富裕，對文化讚助十分慷慨，他身邊總是聚集著很多詩人，包括被譽為古羅馬時代最偉大詩人的維吉爾（Virgil）和賀拉斯（Horace）。文藝複興時代的但丁非常崇拜維吉爾，並在《神曲》中把維吉爾寫成是天國的引路人。奧古斯都時代，在經濟繁榮的同時，也是拉丁文化大繁榮的時代，這也和梅塞納斯對文化人的慷慨讚助是分不開的。在當代語言中， Maecenas已經演變成文化藝術讚助者的代名詞。
“By A Spring,” by Henryk Siemiradzki, 1898 (Collection: The Lviv Picture Gallery, Lviv, Ukraine)
和平年代，即使是普通的鄉間生活，也可以浸透著寧靜和溫馨。
奧古斯都在自己所著的《功業錄》中這樣寫道：“傳給我的是一個磚頭砌成的羅馬，我留下的是一個大理石壘起的羅馬”。奧古斯都無疑是位天才統治者。他施行的新治政績清單很長，包括穩固政局，安定邊疆，更新稅製，改革軍隊，興建基礎設施，精簡國會（將元老院由1000人裁員至600人），建立“內閣”，整頓行省，改革貨幣，改革選舉，更新法律，公開信息，改進糧食儲備機製，和實現猶太人自治等。老百姓的生活，在奧古斯都的新治下，得到了質的提高。、
從建立羅馬共和國開始，數代的羅馬人精英，很多都篤信國家在不能再有王權，這也是為什麽有小加圖和布魯圖等人，為了阻止凱撒成為終身獨裁者，不惜前仆後繼去喋血。但當百姓因一位天才領導者的新治，不僅擺脫了戰亂，而且生活變得日益富足，這些平民百姓不僅沒有理由反對這位施恩者成為皇帝，反而更有理由主動地發自內心地去山呼萬歲。對於百姓來說，民主也好，共和也好，皇帝也好，最重要的從來都不是製度本身，而是製度可以給他們帶來的紅利。即使是西方已經把民主製度神聖化的今天，也不要高估普通百姓的覺悟。庶民對物質生活的需求和依賴，遠遠高於對任何製度或主義。如果世間出現一個“救世主”般的領袖，能夠讓他們在躺平的同時，滿足他們所有的物質生活需求，那麽讓他們擁護那位領袖成為皇帝，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希特勒能夠從一位民選總理，幾年內便把一個民主國家轉變為納粹戰爭機器，這並非是很久遠的過去。
“The Pont du Gard,” by Hubert Robert, 1787, (Collection: Louvre Museum)
這座兩千年前建造的多層引水橋，至今仍然屹立不倒，是古羅馬時代的工程藝術的傑出代表。
冷戰時期，中蘇交惡，美國看到了契機。為了製衡蘇聯，美國開始同中國貿易並向中國輸出資本。美國的如意算盤很明顯，一邊用經濟拖垮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然後再用資本讓中國變色。經濟最終真的拖垮了蘇聯和東歐，但資本在讓中國經濟騰飛的同時，卻沒有讓中國實現民主。比起西方所推崇的人權和自由，中國老百姓更迫切需要的是擺脫貧窮並實現物質生活上的小康。而一旦擁有了小康的物質生活，再去爭取那些西方推崇的人權和和自由，可能付出的物質代價立刻陡然增大。對於一個被儒家思想影響了兩千年的民族的大多普通百姓，這個風險是過於沉重而不願承擔的。如果能夠得到富足的物質生活，所需要付出的僅僅是犧牲一些西方所推崇的人權和自由，這對於習慣於高壓統治的民族，似乎根本也沒有什麽大礙。而且客觀地說，在人權和自由方麵，也是比上不足卻比下有餘，尤其比起並不很久遠的反右或是文革時代，已經是進步了不少。所以西方人無法理解，即使在他們眼裏那樣缺乏人權和自由的地方，老百姓卻有著極高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而沒有任何要為爭取某些權利而鬥爭的緊迫感。那些西方民主製度的忠實信徒難怪要感到迷惑，因為經濟繁榮和民主自由至少在這個案例裏已經脫鉤。在資產階級革命後的兩百多年裏，所向披靡的西方民主意識形態，似乎是第一次碰到了一個比較有力的競爭者。
“Virgil reading the Aeneid to Augustus and Octavia,” by Jean-Joseph Taillasson, 1787 (Collection: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詩人維吉爾親口朗誦的詩歌裏，突然出現了奧古斯都姐姐已過世兒子的名字。奧古斯都想製止維吉爾繼續讀下去，但為時已晚，旁邊的姐姐已悲痛欲絕。奧古斯都把羅馬變成了帝製，並一心想把皇位傳給血親，但好幾個精心培養的晚輩都不幸早逝，最後隻能把皇位傳給並無直接血緣關係的提比略。
奧古斯都能把一個有幾百年集體領導傳統的共和體製的羅馬，變成由個人終身獨裁的皇帝體製，最主要靠的不是其軍事上的勝利，也不是其政治上的鐵腕，而更是其“養民也惠”的基本國策。如果一個社會製度的出發點是“養民也惠”，如果一個國家可以保障百姓生活在Pax Romana般的和平和繁榮的環境裏，老百姓還真的在乎它的領導體製是民主還是集權，是輪換還是終身嗎？曆史未必為這些問題提供答案，但至少引起我們去思考。
【古羅馬感懷係列09】 “養民也惠”與太平盛世 by 雪山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