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被逐出歐洲家園猶太人的無奈歸宿（三）

　　猶太人雖然憑借自己的金錢實力獲得了法律上的解放，但在歐洲主流社會的深層意識裏，反而更加劇了對猶太人嫉妒、仇恨。

　　隨著猶太人的產業集體從中世紀的商人借貸，轉向銀行家的大規模的信貸投資金融機構運作，生錢之道在主流社會看來，並非傳統生產物質產品的工農業實業，而是在瑣細嚴密契約條款製約下孳生利息、投資回報的金融業，不過是把錢從一個人口袋掏到另外一個人的口袋裏，本身並不創造財富。在他們眼裏，猶太裔銀行不過是趁人之危，對不得不向他們借貸的實業界發放高利貸，榨取其勞動成果。對猶太裔銀行賴以發財的國家政權，猶太人忠心全無，戰爭爆發時對高漲的軍費開支借貸，照樣收取高昂利息，以至國家債台高築，不得不向國民增加收稅，加印紙幣，結果通貨膨脹，民生困苦，士氣渙散，導致戰敗，割地賠款。而金融業深厚的交易保密傳統，後台運作不像傳統製造業那般透明，更強化主流社會對猶太裔銀行家與日俱增財富的正當性猜忌，陰謀論諸如羅斯柴爾德家族控製世界財富與金融體係、猶太-共濟會陰謀論（Judeo-Masonic conspiracy theory）、猶太人控製政府操縱國家之間戰爭陰謀論，日益盛行。

　　至此，猶太人除了千百年來宗教上否定耶穌基督的原罪外，又增加了倫理道德上金融巧取豪奪，猶太資本控製世界的原罪。一種建立在種族和民族思想而不僅是中世紀宗教仇恨基礎上的現代種族反猶太主義出現了，從而由宗教迫害延伸到政治製度性歧視迫害。

　　十九世紀歐洲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社會文化日益發達，各種理論層出不窮，人類學、社會有機論、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種族主義理論，盛行的白人優越論是現代反猶主義孳生的土壤。《現代反猶主義研究》叢書的主編赫伯特 A·斯卓斯在叢書序言說：“大多數曆史學家都同意現代反猶主義開始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它與舊的反猶太教主義相區別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反對猶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其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思想的發展；反猶主義社會運動和政治團體的發展。現代反猶主義建立在數百年來人們一直可以看得到的、猶太少數群體在基督教世界中遭受歧視、誹謗和迫害的事實之上， 因為所謂的猶太人牽涉耶穌之死、以及集體罪惡招致——猶太人應當以受貶損和低下的社會地位存在，以作為對他們行為的懲罰。基督教的反猶太教主義攜帶著宗教和文化的規範，變成了一個自我滿足的社會與政治預言，變成了一個長期推動著偏見與憎恨、有時又獲得不斷增加的非理性與惡意的基本範例。對於那些看到現在被叫作基督教反猶主義 （Anti- Judaism）和現代反猶主義（Anti－Semitism）之間存在著強烈延續性的曆史學家來說，他們有理由同意這種觀點。”

　　隨著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技術進步和科學知識的發展，特別是人類生物學、心理學、遺傳學和進化論方麵的發展，一些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對猶太人產生了種族主義看法。 這種看法是在更廣泛的種族主義世界觀中發展起來的，這種世界觀基於“種族”的“不平等”觀念以及所謂的“白人種族”相對於其他“種族”的“優越性”。 猶太人相對中央歐洲（Central Europe）白人是劣質種族。（據《猶太人大屠殺百科全書》Holocaust Encyclopedia資料，下同）

　　新興種族反猶太主義利用猶太人舊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來堅持認為，猶太人的行為方式——並且不會改變——是因為從創世之初就繼承了與生俱來的種族品質。猶太人不僅通過政治、經濟和媒體方法，而且還通過“汙染”所謂的純粹文化，傳播其所謂的有害影響，以削弱中央歐洲國家的力量。 雅利安人（Aryan race）的血統是通過與非猶太人通婚和發生性關係而產生的。 他們認為，猶太人通過“汙染”和削弱東道國的“種族混合”，是猶太人有意識的統治世界計劃的一部分。



　　　　菲利普·魯普雷希特（Philipp Rupprecht）的反猶太主義漫畫《富有的猶太人試圖用金錢來誘惑金髪女人》

　　新興種族反猶太主義導致法國、德國和奧匈帝國出現了反對解放猶太人的政黨，把反猶升華到國家民族的高度，煽動民眾狂熱排猶，使猶太民族在歐洲陷入空前的危機。

　　曾經在各國中最先宣布給猶太人以平等公民權的法國，卻將反猶主義政治化、製度化，具體表現為反猶法案的通過、大規模的群眾反猶運動以及民眾對反猶觀念狂熱的盲目信仰。１８９４年，法國發生了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事件起於一名猶太裔法國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ffaire Dreyfus）被誤判為叛國重罪，在當時反猶氛圍甚重的的法國社會，爆發了嚴重的衝突和爭論。著名作家左拉登報發表了寫給法國總統菲利斯·弗爾的公開信——《我控訴》，指責法國政府的反猶太政策並為猶太軍官德雷福斯的迫害事件發聲，結果被檢方指控誹謗罪，法庭宣判有罪後被迫逃往英國避難。

　　一家奧匈帝國的報紙的記者西奧多·赫茲爾（Theodor Herzl）寫道：“德雷福斯案件不僅是個司法錯誤。它反映了絕大多數法國人的心理：判處一個猶太人並借此宣布所有的猶太人有罪。當有人從德雷福斯上尉的軍服上扯掉軍官符號時，一群人高 喊：殺死猶太人！從此，‘打倒猶太人！’就成了一個戰鬥口令。這一切發生在什麽地方？發生在法國！發生在共和的、現代的、文明的法國，而且是在人權宣言發表一百周年之後……如果一個在各方麵都很先進，無疑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都可以走上這樣的道路，那麽人們還能向尚未達到法國人一百年前水平的其他民族期望些什麽呢？”

　　赫茲爾因此刺激後來成了猶太複國主義的著名領袖，被後來的以色列尊為國父。

　　在德國和奧匈帝國，反猶主義更為製度化。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德國和奧地利仿效美國製定《排華法案》的模式，製訂了針對單一民族的排猶法，不準猶太人擁有土地，不準參加選舉，不準進大學讀書，旅行、謀職和結婚都受到限製。

　　在自稱“第三羅馬”，視己為拜占庭帝國的正統後繼者，擔負保衛東正教信仰的責任的俄羅斯帝國，猶太人的境遇最為悲慘，宛如中世紀。猶太人從來就沒有獲得過公民權，而且法律還特別對猶太人的居住、經濟發展和婚姻嚴加限製。十九世紀八十年代，１９０３－１９０９，１９１７－１９２１年，俄國還分別出現了三次大規模有組織、有計劃地對猶太人實行集體屠殺的惡性事件，致使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遭屠殺和驅逐。在東歐其它一些國家，如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反猶主義一直盛行不衰。猶太人被看成一切社會弊端最合適的替罪羊，無論出現什麽不測事件，首當其衝的總是猶太人。

　　二十世紀來臨時，幾乎歐洲所有流行的意識形態中都包含了反猶主義成分。而當對猶太人的宗教迫害讓位於種族主義政治迫害時，反猶主義在政府的縱容、幹預下達到了曆史的最高點。

　　麵對這種反猶日益高漲的政治形勢，猶太精英愈發意識到歐洲曆史性迫害猶太人的高潮不可避免，繼續留守歐洲結局隻會更悲慘。他們下決心為謀求猶太人民為爭取獨立和民族意識而奮鬥。

　　俄羅斯醫生利奧·平斯克（Leon Pinsker），１８８２年在德國匿名發表了《自主解放》（Auto-Emancipation）宣言，副標題為《一個俄羅斯猶太人對他的人民的警告》（Mahnruf an seine Stammgenossen, von einem russischen Juden），道出了猶太人在歐洲的窘境：

　　“對於活著的人，猶太人是死去的人；對於當地人，他們是異己和流浪者；對於有資產的人，他們是乞丐；對於窮人，他們是剝削者和百萬富翁；對於愛國者，他們是沒有祖國的人；對於社會上各階層的人，他們是令人厭惡的競爭者。”

　　平斯克因此成了錫安主義運動的先驅、領導者。他對這種古老仇恨根源的分析導致他呼籲在巴勒斯坦或其他地方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家園。

　　１８９６年西奧多·赫茨爾出版的《猶太國》（The Jewish State)，宣稱：歐洲的“猶太人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或宗教問題，而是民族問題。其解決方法是建立猶太人的自治國家。

　　錫安主義（Zionism），又譯猶太複國主義，是猶太人發起的一種民族主義政治運動和猶太文化模式，旨在支持或認同於以色列地重建“猶太家園”的行為，是基於猶太人在宗教思想與傳統上對以色列土地之聯係的一種意識形態。

　　在赫茨爾等人的極力促成下, １８９７年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代表聚集在瑞士巴塞爾, 召開了第一次錫安主義代表大會，這是自猶太人流散以來的首次正式的世界性猶太人代表大會,創建了世界錫安主義組織，赫茨爾為首任主席。



　　　　西奧多·赫茨爾

　　赫茨爾認為反猶主義是所有社會的永恒特征，在這樣的社會中，猶太人作為少數民族而存在，隻有離開這樣的社會才能使猶太人擺脫永遠的迫害。錫安主義的政治目的是建立一個猶太國家，一個猶太人可以成為主要民族的國家，而不是像在他們所僑居的各個國家，僅僅作為少數民族。

　　建立這樣猶太人的國家，地點選擇起來頗費周折。根據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希伯來聖經舊約、希臘聖經新約、古蘭經記載，以色列地是上帝應許給猶太人的土地，與猶太人有曆史和記憶關係。但以色列地經過兩千多年的頻仍戰亂和地理演變成現代的巴勒斯坦地區，早已是荒蕪不毛之地，可耕土地卻如，礦藏全無，僅存零星阿拉伯遊牧民族荒漠中艱難討生活，顯然並非習慣於工農業發達，城市生活條件現代化的歐洲猶太人首選。在錫安主義運動的開頭幾十年中，錫安主義的主要人物有幾次支持將猶太國家定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阿根廷，因為那裏地域遼闊，資源豐富，人口稀少，氣候溫和與歐洲相似，但那裏早給最反猶太人的天主教徒霸占，怎麽可能容得猶太人建國？後來又打過非洲在大英國帝國保護國烏幹達建立猶太定居點的主意，稱為英屬烏幹達計劃，但那個具有溫帶氣候高原雖然被認為適合作為歐洲定居點，但當地住著人口眾多的馬賽人，他們絕對不會喜歡歐洲猶太人湧入。甚至蘇聯當局在１９３４年在與中國黑龍江省接壤的遠東邊疆地區，建立了一個猶太自治州，做為打發蘇聯境內向往錫安主義猶太人的替代品。它至今仍然是俄羅斯唯一的獨立州，也是世界上除了以色列外唯一的官方設置的猶太人自治地區。

　　別無選擇，錫安主義者隻能回到千百年來早已被阿拉伯人占據的不毛之地巴勒斯坦地區，打主意建猶太人國家。其中的猶太複國理念堅定者，開始不顧生活條件艱苦，始移民巴勒斯坦。但這塊土地，自１５１６年就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開始統治，在傳統穆斯林政權管轄下，猶太人沒有什麽政治地位，想在此從新立國，尚屬天方夜談。

　　奧斯曼帝國統治了四百多年巴勒斯坦地區，十五世紀即有被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操猶太西班牙語（拉迪諾語Ladino）的塞法迪猶太人遷入。十八世紀以後有數波小型的猶太人回歸潮（ Aliyah），從數百到上千人不等。第一次大規模的回歸浪潮則始於１８８１年，散居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猶太人為了逃避迫害，開始回流到巴勒斯坦地區，從奧斯曼帝國和阿拉伯人手中購買土地並定居。第二次回歸的浪潮（１９０４－１９１４年），約有四萬名猶太人返回定居。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隻擁有少量土地，人口不足百分之十。

　　擁有勳爵皇家頭銜，控製英國金融產業的猶太人羅斯柴爾德家族( Lord Rothschild)，同英國曆史上唯一一位猶太裔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建立了空前相互扶植的商政關係。迪斯雷利因父親同教友發生爭執後脫離猶太教，將他在十二歲時受洗為基督教聖公宗教徒，但一直與猶太族裔保持密切關係。他兩次擔任英國首相，多次擔任財政大臣、保守黨黨魁，在英國政界擁有雄厚的資源與影響力。錫安主義號召在巴勒斯坦複國建立獨立的猶太國家，羅斯柴爾德家族聯合其他猶太銀行家族積極響應，運用其巨大金融影響力推動歐洲政府接受他們猶太複國主張。

　　１９１７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入生死存亡的僵持階段，為猶太人的實現複國夢想提供了一個絕好契機。經過三年多的酣戰，軍費開銷已成天文數字，交戰雙方的歐洲列強英國、法國、俄羅斯與德國，均早已陷入財政危機，急需金錢注入，支撐巨額戰爭費用，避免戰敗，國民經濟崩潰，民生陷入絕境，引發暴力革命，顛覆政權。控製歐洲金融的猶太銀行家族，成為歐洲列強競相巴結，乞求金援的對象。

　　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萊昂內爾·沃爾特·羅斯柴爾德男爵（Lionel Walter Rothschild, 2nd Baron Rothschild），積極投身於猶太複國主義運動，不失時機地向英國外務大臣亞瑟·貝爾福開出猶太複國的條件。急需猶太金融資本支持的英國政府一拍即合，貝爾福代表英國政府致信給羅斯柴爾德，委托他將此信轉給錫安主義機構錫安主義聯盟（Zionist Federation）。此信件的內容即後來的《貝爾福宣言》，一直被猶太複國主義當作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國家以色列最重要的法理文件：

　　外務部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２日

　　親愛的羅斯柴爾德勳爵，

　　我很榮幸能代表國王陛下政府向您傳達，下麵有關同情猶太錫安主義者的宣言，已經呈交內閣，並已得到了內閣的支持。

　　“國王陛下政府讚成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內建立一個民族之家，並會盡力促成此目標的實現，但要清楚明白的是，任何行為均不得傷害已經存在於巴勒斯坦的非猶太社群的公民權利和宗教權利，以及猶太人在其他國家享有的各項權利和政治地位。”

　　若您能把宣言的內容轉送到錫安主義聯盟，我將感到十分欣喜。

　　亞瑟·詹姆斯·貝爾福謹啟



　　此時的巴勒斯坦地區，是英國交戰國德國的盟友奧斯曼帝國的領地，根本不在其控製下。基督教立國的大英帝國，哪裏會關心命運悲慘流亡世界的猶太人的複國願望？不過是其最擅分化殖民地原住民一貫伎倆的故伎重演，慷他人之慨，拿別的民族領土做嫁裳，埋下日後當地各種勢力武力衝突種子，乘機漁利罷了。

　　《貝爾福宣言》有多個目的：促使世界猶太人從經濟上支援協約國一方；打消德國爭取錫安主義幫助的計劃；抑製猶太人占很大比例的俄國布爾什維克派使之不與德國議和；離間同盟國政府和其治下的猶太群體。另外，巴勒斯坦靠近蘇伊士運河，當時的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在回憶錄寫到，在巴勒斯坦上有猶太人的存在，將有助於英國掌控蘇伊士運河，從而加強與英屬印度間的水路聯係。

　　表態同意猶太人在巴勒斯坦複國的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英國、法國，大致都得到了猶太人金融資本的關鍵資助，解了燃眉之急。而交戰的另一方同盟國德國，則礙於巴勒斯坦地區係隸屬盟友奧斯曼帝國的領地，未便許諾過多。但鑒於俄羅斯帝國對猶太人有著長期的國家種族滅絕和種族清洗的記錄，舉國反猶主義盛行，猶太人金融資本兩邊下注押寶，支持同盟國德國與協約國沙俄的戰爭，用巨額金錢資助布爾什維克派領袖人物列寧返回俄羅斯策動革命，徹底推翻沙皇政權。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英國、法國、美國等戰勝同盟國德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等告終。１９１９年的巴黎和會，戰勝的協約國處置戰敗的德國在非洲和太平洋占領的殖民地，以及並非以土耳其人為人口主體的奧斯曼帝國省分，采納了把這些土地分給各國政府代表國際聯盟管轄的提議——換句話說，由個別國家在國際監督下負起管治這些地區的責任。軍事占領中東的英國，決定將今敘利亞地區轉交予法國、將今伊拉克地區劃給哈希姆王朝的成員、阿拉伯代表團的領袖費薩爾·伊本·侯賽因，後為伊拉克國王。

　　１９２０年，協約國把持的國際聯盟委托英國管轄戰敗國奧斯曼帝國非以土耳其人為人口主體的省分。１９２２年英國將托管地劃分為兩部分：約旦河以東的地區稱作外約旦（今約旦），交由哈希姆家族統治，是托管地轄下受英國保護的酋長國；約旦河以西的地區則稱作巴勒斯坦地區，由英國直接管理。在東西約旦，猶太人原本與阿拉伯人混居。１９２２年，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略降至約八萬四千人，占當地７５萬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

　　錫安主義在兩千多年前以色列王國的故地巴勒斯坦猶太複國訴求，對千百年來一直在那裏安居樂業的阿拉伯人來說，就像現今生活在內外蒙古的蒙古族，要求回歸北京，聲稱北京曾是他們祖上元朝建立的大都，七百多年後已住在這塊土地上北京居民得給他們騰地挪房，讓他們複國，看北京爺們兒不打得他們滿地找牙! 如果各民族按此“古已有之”邏輯求索生存空間，曆史悠久，人口眾多的中華民族可以求索絕大部分東亞地區，如此豈不世界大亂，烽火四起，殺戮不絕?

　　道理上講不通，就靠拳頭大來說話。

　　巴勒斯坦托管地（Mandate of Palestine），不過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奧斯曼帝國瓦解後，國際聯盟委托英國暫時管治地區，英國即沒有對之宣示主權，亦非英國屬土或殖民地，因此並沒有給予巴勒斯坦居民英國國籍，僅駐有少量軍警維持主要城市秩序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深受戰爭創傷的歐洲各國，民生凋敝，反猶風潮洶湧，反猶主義日益政治化、製度化，被迫逃難的猶太人，掀起“第三和第四次回歸浪潮”。隨著巴勒斯坦地區歐洲猶太移民的增多，他們與中東原住民阿拉伯人之間的關係也日趨緊張，土地、資源糾紛頻繁激烈，導致與當地阿拉伯人矛盾日益加劇，委托管治巴勒斯坦地區的英國當局，自顧不暇，軍警疲於奔命。《貝爾福宣言》訓誡的“國王陛下政府讚成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內建立一個民族之家，並會盡力促成此目標的實現，但要清楚明白的是，任何行為均不得傷害已經存在於巴勒斯坦的非猶太社群的公民權利和宗教權利”，宛如一文不值的廢紙，任意踐踏。

　　新近移民的來的猶太人和土著巴勒斯坦人，為了保護自身生命財產的安全，紛紛武裝起來，建立各自的民兵武裝，兩者間暴力衝突不斷。１９２０年，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者和宗教領袖阿明·侯賽尼就曾發動了一場反對猶太複國主義的暴動。

　　１９３１年，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數量達到１７萬人。在當地約一百萬總人口當中，穆斯林占７４％、猶太人占１７％、基督徒占９％。

　　說實在的，巴勒斯坦這片沙漠環繞的蕞爾不毛之地，資源貧乏，阿拉伯遊牧土著經營千百年，工農業、商業發展機會仍舊十分有限，盡管離歐洲地理位置稍近，除了懷舊念祖、宗教情懷強烈的極少數猶太人，熱衷於賺錢的主流猶太人，決不相信這塊權且避難之所，會是一個有前途實現新移民發家夢想的地方。

　　　　２０２５年７月１８日，作於芝加哥西郊

　　　　（圖片來自網絡。參照相關論著、報道、維基百科、猶太人大屠殺百科全書等資料。博文非論文，篇幅限製，不一一注出。）

　　　　長文分載。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