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九十年祭

中國大陸一個小人物的榮辱毀譽折射近幾十年的滄桑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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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曆史觀和非人性曆史觀

——九一八事變九十年祭

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向沈陽中國軍隊發起攻擊,史稱九一八事變。從此,中國人民開始了長達十四年的抗日戰爭。

抗日戰爭對中國現當代曆史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不同的曆史觀有著截然不同的詮釋。

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發表的講話中指出:馬克思一生有兩大發現,一是發現了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二是發現了剩餘價值規律。

馬克思發現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就是曆史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認為——在階級社會裏,社會基本矛盾表現為不同階級的人不同利益訴求的博弈,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階級鬥爭可能會引發社會革命,奪取國家政權。

從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中國大陸官修史書將中國曆朝曆代的所有農民起義以及由此發生的改朝換代都認定為社會的進步,而這些農民起義生靈塗炭地慘烈程度和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程度則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顯然不是對曆史事件的事實判斷。

中國大陸現在反映抗日戰爭的影視作品中充溢著濃鬱的“蘇聯情結”。當然,對這場反法西斯戰爭的主力之一,對中共建政之初的主要援助國家,中國人有一些“蘇聯情結”,也在情理之中。可中國大陸對沙俄在近代中國的侵略罪行強盜行徑卻又似乎過於寬容過於健忘了。

中國進入近代以後,由於急於擺脫積貧積弱的局麵,一直在積極向外尋求真理。日本和俄羅斯是對近現代中國曆史進程曆史走向影響最大的兩個國家。

孫中山的反清革命曾得到日本的支持,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醫學等一大批棟梁之才都曾到日本留學。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國力迅速增強,對中國的覬覦之心日益顯露,另外,中國人對日本一直有著濃厚的“天朝情結”,對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是既“趕不上”又“瞧不上”,也就基本喪失了向日本“尋求真理”的可能性了。

沙俄是在近代中國獲得實際利益最多最大的國家,十月革命後,蘇俄領導人曾口頭表示要廢除俄中一切不平等條約,可遲遲沒有兌現承諾。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左傾激進、以俄為師成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時尚。至少到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前,中國共產黨一直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聽命於共產國際的指令,共產國際的幕後掌控人就是斯大林。即使在中共建政後,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中共與蘇共的關係是不平等的,否則,你無法解釋“向蘇聯一邊倒”、“另起爐灶”、“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的基本政策及一係列重大決策,在“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的迷彩包裝下,蘇共和蘇聯的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才真正是至高無上的。

按照恩格斯的觀點,曆史發展的推力是一種合力,像一個平行四邊形,曆史最終的走向很可能是每一股分力都不願意看到的結果。上世紀三十年代,何應欽曾對日本同行說過一番話,大意是你們不要來和我們作對,你們一定要來打,其結果是我們兩敗俱傷,最終得益的是共產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時隻剩下幾萬部隊了,幾萬人局促在陝北那塊貧瘠的土地上,命運岌岌可危。西征主要是為了獲得蘇聯的支持,東征就是為了部隊的糧草。所以在中共看來,張學良當然是千古功臣,而在蔣介石國民黨看來,張學良無疑是千古罪人。北上抗日成了中國自身救亡圖存的旗幟、西安事變成了中共轉危為安的轉折點。

九一八事變過去九十年了,抗戰結束也七十六年了,可是在中國大陸人眼裏,日本至今還是一個最能凝聚民族仇恨的國家,因為他們覺得,日本人至今仍然“猶抱琵琶半遮麵”,不肯痛痛快快地承認戰爭罪行,還在靖國神社之類的地方為日本軍國主義張目招魂。

確實有不少日本人中存在對那場戰爭的錯誤史觀,他們的內心深處很可能隻承認是敗給了美國人。可所有這些絲毫改變不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事實,也無法撫平日本民族在戰爭中的巨大創傷,更不能抹去日本民族在戰後蒙受的巨大恥辱。日本電影《人證》中有一個細節很值得玩味:年輕的日本警察麵對從屋外走來,在屋內鏡子裏出現的美國同行舉槍射擊,將鏡子打得粉碎。這是長期無從發泄的被占領者對占領者極度仇恨的突然爆發。八衫恭子“虎毒也食子”,親手刺死了親生兒子,為的是掩蓋當年不得不委身於美國大兵的奇恥大辱!

仇恨不能傳遞,仇恨更不能綿延。仇恨不能化解仇恨,隻有愛能化解仇恨。1932年2月,日本生物學家西村真琴,在上海郊外的三義裏廢墟裏,發現了因饑餓飛不動的鴿子,便帶回了日本,取名“三義”,精心喂養,他“期待生下小鴿子後,作為日中友好象征送回上海”。可惜這隻鴿子遭遇黃鼠狼的襲擊死亡了,西村將這隻鴿子立塚掩埋,並寫了一封信細說原委和自己畫的鴿子一並寄給了素所敬仰的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為此作了一首七律詩《題三義塔》“奔霆飛熛殲人子,敗井頹垣剩餓鳩。偶值大心離火宅,終遺高塔念瀛洲。精禽夢覺仍銜石,鬥士誠堅共抗流。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西村真琴先生的善舉和魯迅先生的詩篇可能給我們些許啟發…

中國大陸著名學者李澤厚寫過一篇引起不少爭議的文章《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作者認為五四運動原本有兩個平行發展的主題——救亡與啟蒙,可是不久,更為急切的救亡主題就壓倒了淹沒了啟蒙主題,使得科學、民主、自由、人權等迅速被軍事、政治、服從、統一等替代,李澤厚先生認為救亡壓倒啟蒙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重大缺失,亟需進行啟蒙補課。筆者非常認同李先生的觀點。

在統治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下,人權人性民主自由都可以被認定為是危及統治穩定的因素。而由於啟蒙的缺失,也由於曆史的慣性,不少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似乎也覺得這些普世價值並不那麽實用實惠,李澤厚先生還有一個觀點,認為中國文化的積澱可概括為實用理性,這個觀點和這個現象正好是契合的。

貝爾托魯奇曾經說過,個人是曆史的人質,他導演的《末代皇帝》正是展示這一主題的。片中溥儀的老師莊士敦說:“皇帝從他登基那天起,就成了自己領地裏的囚徒,在退位後仍是。但現在他長大了,他會問為什麽他是所有中國人中唯一一個不能踏出自家大門的人。我想皇帝是這個地球上最孤獨的男孩。”貝爾托魯奇正是從人性這一角度,演繹了溥儀從人變“神”而最終又回歸人的故事。人質這個詞,極為形象地道破了人作為個體在曆史之中的無力無助無奈。可是很多中國觀眾並不認同這一主題,中國人內心深處有著很濃鬱的帝王情結。所以中國很多人對“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溫莎公爵感到不可思議無限惋惜,這就是文化的巨大落差。

幾乎每一個人都是人權人性自由民主缺失的受害者,而幾乎每一個人又成了剝奪他人人權人性自由民主的施害者,這才是真正的悲劇所在。

曆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權人性中的“人”,是一個抽象的人,隻有哪一個階級中的人才是具體的人,所以“親不親階級分”、所以“民族問題說到底是階級鬥爭的問題。”所以要用一切資源公有製來控製所有人的生計,從而控製所有人的其他訴求,也許這正是我們所認識到的這個曆史唯物主義的全部奧秘所在。

任何一個人如果沒有階級屬性就是抽象的人,必須要將每一個人都劃到特定的階級中去,才算符合曆史唯物主義關於人的概念,才能真正認識曆史發展規律。那麽問題來了,美國南北戰爭中的南北雙方士兵交戰屬於兩個階級的鬥爭嗎?

美國獨立宣言中有這樣一段表述:“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幹不可讓予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利,則是經被統治者同意授予的。”兩百多年過去了,美國立國先賢們理想的實現打了多少折扣呢?美國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曆屆美國政府在國際關係中做了多少損害其他國家公民平等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權的事情呢?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簽訂的《雅爾塔協定》就是這三個國家損害其他國家利益尤其是中國利益的一次不光彩記錄。

2005年5月,美國時任總統小布什在拉脫維亞發表了一個重要的演說,其中一段話涉及到《雅爾塔協定》——《雅爾塔協定》繼承了《墨尼黑協議》和《莫洛托夫-裏賓特洛甫條約》(蘇德友好條約)的非正義傳統,是通過大國強權之間的協議,犧牲小國的自由。所以,美國要為當年簽署《雅爾塔協定》導致歐洲戰後分裂承擔部分責任。…這是曆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我們不會重犯這樣的錯誤,為追求假穩定而姑息暴政強權,犧牲自由。我們已經上了一課,任何人的自由都不能犧牲。我們長遠的安全和真正的穩定取決於其他人的自由。盡管這個演說肯定會使某些國家大為惱火,但美國敢於承認錯誤、勇於承擔責任,畢竟還是令人肅然起敬的。我們有理由期待,有朝一日有一位美國負責任的政治家能到中國來,為《雅爾塔協定》對中國主權和對中國人權益的傷害,說聲:“對不起!”

神性曆史觀是一種非人性的曆史觀,在神性曆史觀看來,人隻是神意誌的載體,任何人都有原罪,人生就是贖罪,苦難就是最好的大學。所有這些教旨對人生有一定的砥礪作用,但對曆史人物曆史事件曆史進程更多的是情感判斷價值判斷,而非事實判斷。

政治判斷、統治利益判斷的曆史觀也是一種非人性的曆史觀。

獸性曆史觀更是一種非人性的曆史觀,在獸性曆史觀看來,隻有勝負,沒有是非;隻有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隻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在獸性曆史觀那裏,找不到“頭頂星空”和“心中道德律”的絲毫痕跡。

非人性的曆史觀有點像人的眼睛患上了近似、散光和白內障,看不清、看不遠、彩度降低、對光源產生光暈、無法適應亮光以及黑暗環境下出現視覺障礙等等。

在人性曆史觀看來,人是出發點,又是歸宿。生存權自由權追求幸福權與生俱來,不可剝奪,不可讓予。凡是保護保障這些權利的曆史人物、曆史事件、曆史進程都是進步的,反之則是反動的。

在人性曆史觀看來,目的正義、程序正義和結果正義的統一才是真正的正義。選擇錯誤的路徑達到正確的目標和選擇正確的路徑而到達錯誤的目標都是不可接受的。在到達目標前,為驅除邪惡而忍受的苦難是人性必須承受之重。

人性曆史觀盡可能以事實來判斷和評價曆史人物曆史事件曆史進程,用寬恕寬容寬厚來化解曆史恩怨,用愛來連接曆史隧道。正像英國唯美主義詩人奧斯卡·王爾德說的那樣——愛能原宥一切罪惡,除了對愛的罪惡;愛能諒解一切人,除了沒有愛的人!

台灣作家龍應台先生在《大江大海1949》中有幾段話很好地體現了人性曆史觀,我願借來作為這篇文章的結束語“太多的債務,沒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沒有回報;太多的傷口,沒有愈合,太多的虧欠,沒有補償……”“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來,沒有一聲‘對不起’”“我不管你是哪一個戰場,我不管你是誰的國家,我不管你對誰效忠、對誰背叛,我不管你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我不管你對正義非正義怎麽詮釋,我可不可以說,所有被時代踐踏、汙辱、傷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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