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哉雲南(50)和諧的雲南多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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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的雲南多民族  

 

   地處中國西南邊疆的雲南,其39.4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就有26個世居民族,這些世代聚居而非短暫僑居的民族,從其先民算起共處雲南多在一兩千年以上。

 

   這些世居的雲南民族,雖類型多種多樣,文化五彩繽紛,但他們多元文化交融交錯,二千多年來始終包容共處、和平穩定。
   就雲南世居民族的生產方式來說,在高寒山區有旱作農耕及畜牧的民族,如彝、納西、傈僳、拉祜等族的一些分支;
   在山間盆地有稻作農耕的民族,如漢、白、壯、哈尼等族及彝、納西等的分支;
   在低緯度及河穀地區則有種植水稻及熱帶作物的民族,如傣、布朗、基諾等族;
   在接近西藏的地區則有藏族及部分普米族、納西族,他們從事高原畜牧和種植。


   就宗教信仰來說,這些民族包括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諸多宗教都有涉及。僅信仰的佛教一支,又分為不同的流派,如傣、布朗、德昂等族多數民眾信仰南傳佛教,藏族則信藏傳佛教,白族多信大乘佛教,等等。
   雲南民族又多有自己本土的、原生的宗教信仰,如彝族的畢摩教、納西族的東巴教、白族的本主崇拜、拉祜族的厄莎崇拜等等,各有不同。

 

   這眾多文化和生活方式差異的民族,在悠久的曆史中又是“大雜居,小聚居”的,故相互貼近、交往頻繁,且相互包容、和諧共處。
   這首先表現在三個主幹民族彝(yí 古代祭祀常用禮器的總稱,這裏指民族)、白、漢上,曆史上從未發生過“有你無我”的爭鬥,千百年來基本是相容共處、和諧凝聚的。
   魏晉南北朝,東爨(cuàn 原意為燒火做飯,這裏指姓)、烏蠻(主要是彝族先民)與西爨白蠻(主要是白族先民)並存。
   唐代,南詔是彝族與白族共創的聯合政權。
   兩宋,大理國段氏(白族)若沒有滇東彝族三十七部的支持就不可能取得政權,而其取得政權後也沒有對昔日南詔的彝族統治層進行鎮壓與屠殺,始終采取與彝族相容共處的方針。
   明代,漢族成為雲南人口最多、主幹的民族,但並未由此發生漢、彝、白三個民族爭奪土地和統治權的拚死爭鬥。
   清代,漢、彝、白都在封建清政府統治之下,但相互平等協和,主要矛盾集中表現在與統治階層的階級矛盾。

 

   雲南民族信仰多樣、教派複雜,但是各教之間、各教派之間相容並包,甚至交融互滲,從未發生宗教戰爭。
   漢族、白族、納西族的宗教信仰都以儒、道、佛“三教合流”為主題。
   以此為基礎,白族佛教中屬藏傳的阿吒(zhā)力教派和漢傳禪宗並存,二者又與白族民間的“本主”信仰相包容;
   納西族不僅包容藏傳佛教、漢傳佛教,而且把本民族原生的信仰和藏族的本教、藏傳佛教以及漢傳佛教等,包容匯合在一起,創造出本民族獨特的宗教——東巴教;
   彝族信仰畢摩教,但不排斥儒、道、佛三教,甚至吸收其思想;
   傣族既信南傳佛教,同時又包容本土固有的寨神猛(měng 傣語中指小塊平地)神信仰,如此等等,形成雲南千百年來諸教並存、相容互滲的局麵。

 

   由於文化彼此熔融、宗教相互交化,故二千多年中的雲南,雖然有西漢王莽對滇中的戰爭、唐代的天寶之戰、明代的三征麓川戰爭等大型戰事,但都不是宗教戰爭或民族戰爭,更沒有造成不可化解的民族仇恨。
   天寶之戰唐朝入滇大軍慘敗,戰死或染瘴癘(lì 瘟疫、惡瘡之意)而死者數萬,但是獲勝方南詔並不因此戰而結深仇大恨,還收拾唐軍遺骸“祭而葬之”,白族民間甚至還以唐敗亡將軍李宓(mì 安靜之意;古音fú)為“本主”(地方神)加以祭拜!

 

   雲南地處中國西南邊疆,距中國領土的幾何中心(約西安、蘭州之間)以及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以今之北京、上海為代表)皆有數千公裏之遙,但是雲南各民族自古認同中華文化,內聚於秦漢以來中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中華文化的核心觀念要求做人要講忠孝仁義,為政要講德治、仁政。這些觀念早在秦漢就紮根於雲南。
   立於東漢的滇東北孟孝琚墓碑記載,墓主作為當地大姓,自幼就學《詩經》、通《孝經》。
   至魏晉南北朝,“南中大姓”(漢化了的夷人,或夷化了的漢人)如孟氏、霍氏、爨(cuàn)氏等,他們都標榜忠孝仁義思想。
    至唐代,統一雲南的南詔政權,其國主閣羅鳳(彝族)俘獲唐朝小吏鄭回,因知鄭有深厚的文化修養和淵博的知識,於是“甚愛重之,命教鳳迦(jiā 人名專用譯音字)異(閣羅鳳之子)”,此後鳳迦異之子異牟尋繼王位,又命鄭回教其子尋夢湊,可見南詔王室(彝族)連續數代人對中華傳統文化之熱愛、學習之認真。
   在南詔君臣所立的《德華碑》中,銘記“親仁善鄰,國之寶”“德以立功,功以建業”,認為這是其治國為政的基本方針和基本觀念。
   其後以白族為主的大理國,其以儒學、佛教立國,對有儒、佛學識及修養的人稱之為“儒釋”(或釋儒),凡官吏皆須出於“儒釋”。可見千百年來,雲南各族雖在邊陲、文化多元,但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由來已久。

 


   基於對傳統文化的認同,雲南各族自始就有強烈的中華一體的內聚意識。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戰亂,或多個政權並立,或政權頻繁更迭,但稱霸雲南的爨(cuàn)氏,始終宣稱自己屬於內地政權(或屬成漢,或屬劉宋,或屬東晉)。
   唐代,玄宗天寶年間,因奸臣挑撥、朝廷誤判而出兵南詔。當時,南詔已是統一雲南全境、地接川黔桂及境外交趾的強大政權,卻一再要求免戰,國主閣羅鳳堅稱:“我自古及今,為漢不侵不叛之臣”。此戰,南詔全殲唐軍,大獲全勝,但閣羅鳳做出兩件大事,一是收拾唐軍遺骸“祭而葬之”;二是以他和全體官員之名建《德化碑》於國門,在碑文中說明南詔不得已而戰的委屈和一片忠心:“我上世世奉中國(指中央朝廷),累封賞,後嗣(sì 子孫)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fú 泛指掃除。澡祓,洗刷辨明之意)吾罪也。(《新唐書·南詔傳》)”
   29年後閣羅鳳的孫子、南詔王異牟導果然實現祖父內聚的遺願,在國都迎接唐使,接受唐“南詔王”的冊封。
   繼南詔而起的大理國,自始就要求內附,但宋朝為應對北方西夏、遼、金諸國的威脅和壓力,對之采取政治回避的方針,拖延回避。
   而大理卻幾代人堅持既定方針,從北宋太宗雍熙二年至徽宗政和五年(公元985-1115年),百餘年間8次遣使入朝要求冊封,至政和七年宋朝廷才冊封大理國主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
   三百年間,大理國與宋朝從未兵戎相見,與宋不侵不叛。
   至元朝建立行省製以後,地方政權不複存在。元明清以來雲南各族內聚意識逐漸發展為維護國家統一的意識,至近代,更升華為偉大的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

 

 

   近代以來,列強以為雲南多民族、文化多元,能夠成為挑撥民族矛盾、分裂中國的突破口,然而雲南各族堅定中華一體意識、高揚愛國主義精神,徹底擊碎他們的陰謀和妄想。
   19世紀六七十年代英帝國主義多次武裝進入滇西地區收集情報、攻擊邊民,挑釁我主權。當地幹崖、盞達等傣族土司聯合景頗族山官,聚集傣、漢、景頗、傈僳、阿昌等民族武裝,從光緒元年至二十四年(1874-1898年),25年持續驅逐入侵者。
   20世紀初滇南爆發“班洪事件”。班洪、班老在中緬邊境,自古屬中國,為佤族聚居地。清乾隆年間雲南石屏人吳尚賢到此與佤族頭領合作開采銀礦,不到10年這裏就聚集了漢、佤、傣、彝、拉祜、哈尼等各族民眾10萬餘人,共同開采、冶煉。
   20世紀初英國鯨吞緬甸,英商攜重金向佤族部落首領班老王昆幹、班洪王胡玉山收買銀礦地區。昆幹回答說:“我為中國保廠,豈以小利而背大義及祖宗之誌也。”並讓他的三個兒子取漢名為保衛國、保衛廠、保衛民。胡玉山說:“礦是中國的礦,你就是馱幾馱金子來也不準開。”也讓他的兩個兒子取漢名為胡忠漢、胡忠華。
   1933年英緬武裝人員入侵並占領班洪班老地區,次年班洪王招集佤族17個部落的首領(亦稱17王)剽牛盟誓,率全體男女老少一齊出戰以求奪回領地,最終因武器落後而戰敗,致使下班老6個寨子被敵焚毀。雲南各族聞訊群情激憤,以傣族人李希哲為首,變賣家產組織“西南邊防民眾義勇軍”,傣、漢、佤、彝、拉祜等族千餘人參軍,開赴班洪地區參戰。1936年2月2日班洪王胡玉堂招集各部首領剽(piāo 宰殺)牛盟誓,發表佤族17部落王《告祖國同胞書》:“竊我卡佤山17王地……自昔遠祖,世受中國撫綏,固守邊疆”,“不論地理或曆史,我卡佤山為中國地,應歸中國,又何疑意。”表現出強烈、真誠的中華各族一體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

       

  26個民族的雲南,文化多元,卻始終認同中華文化,內聚於中華民族,建構於中華多元一體結構之中,共同抵禦外部侵略,捍衛祖國統一,其精神內涵可歌可泣,從這個意義上講,數千年雲南民族史,對世界極有示範與啟迪意義。

 

(根據相關資料加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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