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
中共革命史上的漢獻帝—張聞天
卜一
張聞天是中共革命史上的領導人之一，他於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重新獲得實權。 次（2）月，毛澤東推薦張聞天就任中共總書記，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 一直到1940年5月，張才將黨內負總責的工作交出。 在這幾年裏，中共經曆了艱辛的長征、內部張國燾分裂、重建陝北根據地、促成國共合作統一抗日，張對中共的圖存發展做出很大的貢獻。 但在這期間，實際的權力都在毛澤東手中。 長征途中，毛曾對人說：「有人說我是曹操，黨中央是漢獻帝！」 這位漢獻帝乃是指張聞天。
少年留學日、美、蘇
張聞天，又名洛甫，1900年出生於江蘇南匯（今上海浦東），1917年入南京河海專校學習，1920年留學日本，次年回國與左舜生、田漢等任中華書局編輯。 1922年赴美國加州伯克利分校（Berkeley）就讀，1924年返國，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是年10月，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任教，成為中共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
美國加州伯克利（Berkeley）分校
美國加州伯克利（Berkeley）分校
他是中共領導中極少數去過資本主義的美國和社會主義的蘇聯學習的一員。而且去的是俊才雲集的名校Berkeley和莫斯科中山大學，培養了他深厚的教育背景和刻苦的學習精神；打下其堅實的馬列主義理論基礎和觀察、分析問題的獨立思考能力。
進入中央蘇區，排擠毛澤東
1931年，張聞天回國，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 當時張聞天等國際派進入中央蘇區，進行了“反羅明路線”和“批判鄧（小平）、毛（毛澤覃）、謝（謝唯俊）、古（古柏）”等黨內鬥爭；將毛澤東排斥於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之外，僅讓他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但後來他與毛澤東交往日益密切。思想觀點日趨一致。
中央蘇區瑞金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蘇區在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之下，情勢危急。 當時中共中央由秦邦憲（博古）、周恩來與李德的三人小組領導，決定突圍西竄（長征）。
長征中力主召開遵義會議，扭轉乾坤
長征之初，張聞天、王稼祥與毛澤東都因病被抬在擔架上隨軍而行。 毛一路上與張、王兩個中央政治局常委交談，影響他們。 三個月的艱苦行軍中，中央紅軍衝過四道封鎖線，激戰湘江，然後渡過烏江，攻入貴州遵義，稍做休整。這時原來出發時的八萬六千兵眾隻剩下三萬來人。看情勢原打算到湘西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可能性已經非常渺茫了，而下一步何去何從？一直是個大問題。
張、王在毛澤東的鼓動下，促成了於1935年1月15至1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 會議中，博古、周恩來首先作了報告，接著張聞天站起來，作了準備周詳的長篇發言，他上來就說：“博古同誌所做的政治報告和周恩來同誌所做的軍事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 他言詞嚴厲地批評了從第五次反圍剿以來，”三人團“在作戰指導、戰略戰術等方麵的錯誤。繼張聞天之後，毛澤東也作了長篇發言。王稼祥第三個發言，他支持張、毛的觀點，對博古、李德提出尖銳的批評，並提議請毛澤東出來重新指揮紅軍。加之與會者增加了一些毛的紅軍舊屬，毛澤東得到大多數到會者的支持，結果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軍事三人團成員（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重新取得軍事前敵指揮權，成為中共的實際領導人。
張聞天在中共革命史上的重要轉折——遵義會議中居於關鍵地位，為挽回紅軍的前途做出了重大貢獻。
遵義會議舊址
李德
擔任中共最高領導—總書記，事實上是漢獻帝
但當時張國燾四方麵軍及王明國際派勢力正盛，毛澤東明智地沒有要求擔任最高領導——總書記。 在遵義會議十多天後（ 2 月 5 日），紅軍抵達四川、貴州、雲南三省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莊，在那裏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毛逼迫博古將總書記的職位讓給張聞天。 張成了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
雞鳴三省
但實際的權力都在毛澤東掌握中。長征途中，毛曾對人說：“有人說我是曹操，黨中央是漢獻帝！” 這位漢獻帝乃是指張聞天。有趣的乃是在這期間，毛澤東私下經常稱張聞天為“明君”，及其夫人劉英為“娘娘”（皇後）。
幫助毛澤東鬥倒張國燾
遵義會議後，一方麵軍轉戰貴州、雲南，然後渡金沙江北上，過大渡河、翻過夾金山，於1935年6月12日，先頭部隊在懋功（今小金）達維遇到張國燾領導的四方麵軍。 18日，毛澤東及黨中央抵達懋功與四方麵軍會師。 但會師之初的歡心喜悅很快就被權力鬥爭與進軍策略分歧的陰影消散。
紅軍長征經過的瀘定橋
紅一方麵軍、紅四方麵軍會師的達維
當時四方麵軍擁有五個軍團、八萬多軍容齊整的部隊;而一方麵軍從江西出發時的八萬六千人，頭兩個月逃亡、失散就丟了兩萬多，過湘江又少了兩萬多，而且第八軍團全軍覆滅，到遵義時隻剩了三萬;再輾轉戰鬥、奔命，到會師時僅剩約兩萬人了。 形勢使然，接下的兩三個月，雙方在權力重組和北上、南下進軍路線兩方麵一直爭執不息。
張國燾一再逼迫、要求重組中共軍政領導班子。 形格勢禁，張聞天與毛澤東商討，打算將總書記職位讓給張國燾。 但毛澤東十分警惕，絕對不願將這個天子之尊位讓給張國燾。 最後隻得犧牲周恩來，將他的紅軍總政委給了張國燾以為妥協。 其後在毛、張的鬥爭中，張聞天的“總書記” 名分起了相當的作用，使毛澤東得以“挾天子以令諸侯」” 最後於8月5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中決定把一方麵軍和四方麵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迅速分別經阿壩、班佑通過草地，占領甘南的夏河、洮河流域。
毛的東與張國燾
毛兒蓋
毛兒蓋會議舊址
一方麵軍的第5軍（原第5軍團）、第32軍（原第九軍團）和四方麵軍的第9、第31、第33軍組成左路軍，由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率領;一方麵軍的第1軍（原第1軍團）、第3軍（原第3軍團）和四方麵軍的第4、第30軍組成右路軍，由黨中央、中央軍委及前敵總指揮部率領。
右路軍由毛兒蓋北上度過草地，減員頗多，抵達班佑、巴西。 左路軍經卓克基到達阿壩，正在向班佑進軍，在東進到葛曲河時見到漲水無法架橋渡過，加之草地缺糧，張國燾不願再繼續東進班佑、巴西與右路軍匯合北上，致電右路軍重提南下的主張。
川西草原
阿壩
雙方來回電文爭執六、七天後，張國燾猶不願向右路軍靠攏，一道北上。 9月9日，張國燾致電陳昌浩，令他率右路軍南下。 據毛澤東在1937年3月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他從葉劍英的並行裏得知了這一電報的內容："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展開黨內鬥爭""（注：如今沒能在檔案中找到這份電文，顯屬毛澤東捏造）。 當時住在巴西的毛澤東、張聞天和博古感到事態嚴重，立即開會商討，認為張國燾有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的企圖，毛澤東打算率一方麵軍分裂單獨北上。 當，毛澤東又到距巴西不遠，徐向前所在的前敵總打當徐向前的意見，徐表示不願分裂。
當時右路軍中林彪已率第一軍抵達俄界，而彭德懷的第三軍則駐紮在距巴西數公裏遠的阿西。 毛、張、博三人於國國率軍委縱離開巴西，抵達阿西。 經與周恩來、王稼祥舉行緊急會議，決定當夜立即率第三軍與軍委縱隊，脫離徐向前、陳昌浩部眾及張國燾、朱德領導的左路軍，前往俄界，與第一軍一道北上。 一方麵軍開之際拔著對四方麵軍進行警戒。 當時情勢十分緊張，毛澤東帶領的部隊和徐向前、陳昌浩屬下的四方麵軍在巴西的駐地很近，雙方形成對峙，隨時有開火的可能。 所幸陳昌浩征求徐向前的意見，徐答道：“哪有紅軍打紅軍的？”才避免了一場自相殘殺的悲劇。
根據筆者本世紀初前往川西草原，在巴西的考察中訪問了當地的喇嘛，據他們說當時毛澤東、張聞天和博古三人與軍委縱隊住在巴西的大喇嘛廟裏，而徐向前、陳昌浩的總前敵指揮部則住在不遠的一個小山坡下。毛澤東於9月9日夜間匆匆率部離開巴西，不知何故，大喇嘛廟與附近民房起火，留下如今大喇嘛廟廢墟的遺跡。
川西巴西村喇嘛廟廢墟
9月11日，毛澤東、張聞天與第三軍到達俄界與第一軍匯合。次日在俄界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中張聞天指出張國燾必然會組織第二黨。果然，張國燾於10月5日在馬爾康腳木足鄉白莎村的若布洛寺召開的卓木碉會議上提出“另立黨中央”。
俄界會議舊址
馬爾康腳木足鄉白莎村的若布洛寺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於1937年3月在延安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錯誤；接著發起了大規模批判張國燾運動， 無數的罪名和帽子扣在張國燾頭上。毛澤東甚至公開羞辱張國燾。麵對這些羞辱，張國燾痛苦不堪，心灰意懶。但同年9月，仍派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1月，張聞天用唯物辯證法和曆史事實對張國燾進行了深刻批判，嚴肅地指出：“不改正自己的錯誤，堅持自己的錯誤，結果必然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後來又被言中。
同月底，在蘇聯就企圖排擠和取代張國燾的王明從蘇聯回國，王明在經過新疆時就迫不及待地下令槍殺了張國燾手下紅四方麵軍的兩位高級幹部——李特、黃超，罪名是“托派”。王明在延安與張國燾談話中說：“你不是‘托派’，不過受‘托派’利用。”張國燾更加惶惶不可終日。
1938年4月5日，張國燾在赴陝西中部祭掃黃帝陵之後，登上了中國國民黨方麵的汽車揚長而去，前往武漢投奔國民黨。周恩來等人百般勸阻無果，張國燾叛黨終成事實。張在自己的退黨聲明中說：“這個共產黨已經不是我畢生向往和為之浴血奮鬥的那個黨了！” 4月18日，張國燾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張國燾沒能了解蔣介石不能容人、不能用人的狹窄心胸，在國民黨裏被“畜養”在軍統戴笠屬下，飽經淩辱，鬱鬱不得誌。
張聞天在紅軍分裂中洞察張國燾的陰謀，在毛兒蓋、巴西、俄界、延安多次關鍵中，深知張國燾的陰謀，加以勸阻、批判，也大力地幫助毛澤東取得鬥爭的勝利。
力主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與民族統一戰線
1935年8月1日，中國駐莫斯科代表王明在共產黨國際《七大》會議中發表《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 蔣介石得知這個消息後，認為這是個“收編”紅軍的大好機會，也能得到蘇聯對抗日的支持，遂立即派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在莫斯科與王明秘密聯係接觸。 次年一月，雙方在莫斯科做了多次會議，表達了國共再度合作進行抗日的意願。 其後在國內經過諸多管道聯係、溝通。 最後於是年底由陳立夫與潘漢年在上海談判。
當時張聞天做為總書記，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提出了一係列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策略，積極推動把“反蔣抗日”調整為“逼蔣抗日”，走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張聞天是中共主張和平解決的主要決策人之一。12月21日，張聞天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發電報給給當時在西安與張、楊、宋等談判的周恩來，提出談判的條件和“放蔣”的方針，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起了決定性作用。為以後達成的民族統一戰線抗日和國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礎。 抗日戰爭爆發後，張聞天於1938年5月兼任延安馬列學院院長。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與宋美齡飛返南京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周恩來飛返延安
江青事件，高瞻遠慮
本來婚姻問題是個人的私事，但作為一個革命黨的領導人就不能單純地當作私事處理。在中國曆史上，皇後、太後誤國的事層出不窮，每當立後、廢後之際，大臣們都進言，參與其事。1938年11月在延安，毛澤東婚姻發生問題，賀子珍懷著孕離開毛去了莫斯科，江青趁虛而入。當時毛已45歲，而江青隻有他一半大——23歲。江青其人品格有問題、私欲野心滿懷、不善與人相處，特別是頻頻搞男女關係，聲名狼藉。
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王世英，過去曾任上海特科負責人、了解上海時局和各類人士背景，知道江青的桃色新聞太多，認為毛澤東居於黨的領導地位，如果與江青結婚，將來會對黨的發展有不良影響。於是他首先組織聯名上書，勸阻毛澤東與江青的婚姻。 ，聯名上書的報告經張聞天轉呈。 同時各根據地也有許多人打電報、寫信表示反對的。意見都集中到張聞天的手中。另外中央的幾位領導，譬如劉少奇等也都有像張聞天同樣的反應，希望由他出麵勸說。經過再三考慮，張聞天綜合了大家的意見，以個人名義寫了一封很婉轉的信給毛澤東，大意是：“了解他與賀子珍婚姻的問題，但在其他選擇中以慎重為要，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員，影響較大。這樣做，對黨、對你，都不太好。”毛澤東接到信後，當場拍桌子大罵：“老子就要同她結婚，誰管得著，後天就結！”
當然那時毛澤東要結婚還必須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批準，當時康生是極力支持，周恩來和稀泥也說好，賀龍大老粗說：“主席弄個女人，誰敢羅嗦，老子斃了他！”而毛澤東耍賴，聲稱：“如不同意，我就回家種田去！“ 其他人也沒辦法，就通過了，但有個附帶條件，就是江青不準幹涉政治。毛澤東請了兩桌客人，張聞天沒有被邀請。毛澤東對他十分不滿，兩人關係從此種下深深裂痕，也導致其後張被冷落，廬山會議、文革遭到慘痛的打擊。
毛澤東與江青在延安
但從曆史的回顧來看，毛澤東、江青這對夫婦夫唱婦隨，在文化大革命中帶給中共許許多多的老幹部以及中國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恒古以來未有的浩劫，張聞天當時提出對毛、江結合的顧慮，是高瞻遠慮的！
整風運動，張聞天被逼自我批評、檢討、下放考察
鬥倒、解決張國燾後，毛的下一個目標就是王明。 王明原任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長期住在莫斯科。 他於1937年11月底返回中國，自持有斯大林的尚方寶劍，意氣飛發。 起初毛澤東也對他禮讓三分，但1938年8月，王稼祥由蘇聯回國，轉達了共產國際執行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作出的指示：“應該承認毛澤東同誌是中國革命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
抗戰時的延安
是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在延安東北橋兒溝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從組織上肯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張聞天遂在會議中提議由毛澤東擔任總書記。 但是當時王明的勢力猶未鏟除，加之張聞天作風民主，能顧全大局，譬如毛澤東開會喜歡海闊天空、天馬行空，會議效率不高，而張聞天主持中央會議，都有明確的議題，又能在應親自意見後，做最後總結，形成會議決議。 繼續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更有利於工作。 是以毛澤東沒有接受這個提議，認為"暫不議此事為好"。 直到1940年5月，張才將黨內負總責的工作全部交給了毛，主要負責宣傳、幹部教育和理論研究等工作。
延安城東北橋兒溝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成員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後排左起：陳雲、秦邦憲、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毛澤東逐漸對王明進行批鬥，首先攻擊王對民族統一戰線的執行錯誤。 到了1941年夏季，蘇聯受到德國攻擊，兵敗垂危，毛遂於次年（1942年）在延安發起“批評教條主義”及“整風運動”。 “整風運動”的目標在於徹底鬥倒王明，使中共內部“定於一尊”，毛澤東取得絕對的一元領導，奠定其後發展成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基礎。
延安整風運動
這時張聞天因為早期屬於中共二十八個半的切什維克之一的國際派，也執行過排擠毛澤東的路線，乃被逼作了自我批評、檢討，承認在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犯了路線錯誤。 1942年，張聞天在延安無所事事，乃離開延安到陝北米脂、陝西興縣等地作了一年多的“農村調查”。
被逼離開書記處，漢獻帝下台
1943年3月， 張聞天由綏德結束「農村調查」後，返回延安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 會中選出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書記處主席，書記處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組成。 張聞天從此被逼離開書記處。 嚴格的說，他從1935年2月開始擔任總書記，直到1943年3月被趕出書記處，在名義上張一直是中共的最高領導。 也可以說他幹了八年的“漢獻帝”。
張聞天沒有漢獻帝幸運。 漢獻帝做了31年的傀儡皇帝，曹丕篡漢後，雖把他從皇帝降成“山陽公“，但還是讓他”食邑萬戶，行漢正塑，以天子之禮郊祭。”獻帝安安穩穩地又活了十四年，直到魏明帝青龍二年（234年）壽終正寢，明帝親為他“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
張聞天下台，離開書記處後，正逢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為適應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並考慮各國鬥爭情況的複雜，需要各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處理麵臨的問題，作出《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同年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這個決定。同年6月10日，鑒於共產國際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反對協約國而創，而美國此時成為蘇聯拉攏以反對法西斯德國的非常重要對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正式宣告解散。
第三國際的解散宣布王明在中共中的徹底失敗。 “整風運動”進入“搶救運動”階段。 張聞天再度做了“學習”和“檢討”，寫了四萬字的“反省筆記”交給毛澤東。 毛表示滿意，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中共在延安召開的「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換句話說，這也就是中共為毛澤東造神運動的裏程碑。七大時給了張聞天一個“中央委員”；“七屆一中全會”又給了個“政治局委員”，繼續留用。 抗戰勝利後，張聞天被派往東北從事土改工作。
張聞天退出中央領導核心後，宜更多的精力放在深入實際的基礎上進行理論思考，在探索經濟建設方針、正確研判國際形勢、維護按勞分配原則、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正視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諸方麵，不斷地提出許多高瞻遠慮的創新理論。
擔任駐俄大使及外交部的常務副部長
中共建政以後，基於毛澤東“一麵倒”的外交政策，遂將張聞天派往莫斯科擔任駐俄大使。他在那留了四年，回國後繼續在外交部任常務副部長，同時也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在外交部的工作中，張聞天積極著手健全外交工作製度，力主禮賓改革。他認為在外賓接待上造成過分的鋪張浪費；並公開批評，這和援助外國、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樣，都是打腫臉充胖子。他這些寶貴的意見，至今猶為中共外交的重要注意要項。
張聞天與劉英夫人在莫斯科
廬山會議仗義執言，被打為“反黨聯盟”
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毛澤東的本意是開個"神仙會"，鼓勵大家暢所欲言，糾正"大躍進"中"左"的傾向。 未料彭德懷於7月14日寫了封"萬言書"給毛澤東，結果被毛印發給到會者傳。 張聞天讀後，表示大力支持，並與彭德懷交換了意見。
7月21日，張聞天根據自己到各處考察的經驗及其對經濟發展的研究，仗義執言，在華東小組會上作了一篇三小時的長篇發言，分析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缺點及嚴重後果。 毛澤東因猜疑心重，認為彭德懷的威望和張聞天曾擔任的職位，以及以往他與彭、張二人的行隔閡，加上"大躍進"問題重重，可能威脅到他的領導權;於是對彭德懷發動全麵批鬥，並點名張聞天、黃永勝、周小舟為彭德懷同夥的「反黨聯盟」和「軍事俱樂部」，一起被批鬥、免職。 張聞天被送往經濟研究院當特約研究員。
廬山會議舊址
廬山會議
廬山會議由“批左“急速轉向為”批右“，不但使功臣良佐蒙冤，也導致其後三年嚴重的經濟困難，餓死幾千萬老百姓，更大的禍害是從此中共黨內失去了真話，最後導致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遭揪鬥、仍堅持原則，顧全大局
1966年文革初起，張聞天在經濟研究院首遭揪鬥, 戴高帽、掛黑牌、坐噴氣機、遊街、示眾，日夜不息。從此開始了他十一年，不斷承受殘酷批鬥、慘痛折磨的漫長歲月。但他雖遭受殘酷迫害，仍對真理一如既往的追求和堅持，顧全大局，保護同誌，表現出一身正氣。特別是當時康生要迫害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張聞天在驚濤駭浪中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力保“六十一人”，頂住康生的強大壓力，找出材料堅持肯定“六十一人”從北平草嵐子監獄履行普通手續出獄，是經過他同意的。同時還技巧地把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央領導集體討論通過的情節略去，將責任全部放在自己一人身上。張聞天這種為真理奮鬥的精神令人感佩不已！
文革中張聞天與彭德懷一起被揪鬥
“六十一人”中的薄一波
1968年5月，他被關押在北京，在獄中度過一年半的光陰。
流放、死於無錫
次年（1969年）10月，張聞天被遣送到廣東肇慶的鄉下，在那度過六年的流放生涯。 1974年，他托王震轉給毛澤東一封信，要求遷回北京，但沒有得到準許。 後於1975年8月遷到無錫，當時張聞天已百病纏身，不久於1976年7月因心髒病猝發，離開了人世。
張聞天(後左)、劉英（後中）被流放到廣東肇慶六年中與來訪家人合影
張聞天與劉英夫人
結論
中國近代自19世紀中期以來，飽經列強侵淩、社會動蕩，出了一係列的“革命”與“改革”。 知識分子作為時代的先知者，最能認識且說出百姓的心聲，大多投入了這救亡圖強、經世救民的洪流之中。 另一方麵，為王、為帝者在打天下、創業時總是禮遇知識分子，要他們去喚起群眾，鬥爭敵手。 但等到天下底定，總嫌他們想的太雜，說的太多，往往就當鷹犬烹殺了。 張聞天的遭遇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從政、革命的典型，在動蕩、鬥爭中無可奈何的悲劇下場。
張聞天是一個飽學之士，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和獨立思考的素質，還兼備高尚的人品、道德，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治國人才。在中共的革命史上，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隻惜在其晚年蒙冤受難。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國家的重大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