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內部掌握的右派 劉海鷗
明知山有虎
五十年代是我們孩子最幸福的時期，我們根本不知道中國大地仍然處於動蕩和貧困之中。
一九五六年，爸爸陪同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的作家去河南參觀。從鄭州去洛陽，再往西去。在靈寶下火車坐汽車去魯市，多是走山路。有一輛汽車在前麵作向導。山上的公路質量很差，前麵的車揚起好大灰土。爸爸問陪同人員為什麽不讓他們的車子在前麵走，省得吃土。回答山裏土匪出沒，至少以四五百計，公路上曾多次發生過土匪搶劫，他們在路上挖坑，蓋上浮土，車子經過必翻車，他們就上前行搶，所以在前麵安排一輛車子探路。
在魯市的中俄友好農場參觀時，恰遇山村農民娶親。新郎騎著一頭驢去女方家接新娘。新郎頭戴禮帽，臉上用墨筆畫了一副眼鏡，以示氣派。山裏農民真是窮啊。
魯市的婚禮，仔細看可見新郎臉上畫著眼鏡。
即使如此貧窮混亂，共產黨仍然把內鬥放在首位。一九五七年，中國政治風雲詭譎多變。先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開展黨內整風，號召全民幫黨整風，嚐到甜頭的知識分子，天真地把自己當做國家主人了，積極地給黨提意見出主意。萬沒想到毛澤東突然翻臉，發動了共產黨建國以來第一次最大的政治運動——向右派分子高調進軍。一時間全國三百十七萬多給黨提意見的人被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反右鬥爭定性為右派分子者3，178，473人；列為中右者1，437，562人）。
我正在小學四年級，學校改上半天課，下午老師們整風。不上課簡直是我們的節日，我們不懂什麽是“整風”和“反右鬥爭”，甚至當我的一個好朋友緊張地對我說：“告訴你一個秘密，我爸爸是右派”時，我都覺得我的平靜的生活中也應該有點什麽事情發生才夠刺激。我和爸爸媽媽說了朋友家的事情，他們反應平平，說：“這不算什麽，等運動一過去還要甄別的。”我問什麽叫甄別，爸爸說：“運動中可能有過火的地方，運動完了還要一個個重新鑒別，多數人恢複名譽，隻剩下極少部分才是真正的壞人。”根據曆來運動的運作規律，爸爸媽媽建立了對政策的信任和理解。估計那幾百萬右派分子也在翹首期待著這個運動後期的“甄別”。卻不料這次大家都估計錯了，“甄別”遙遙無期，隻是在二十多年後，有一個叫“平反”的事情告慰了那些早已化為白骨的和苟且生存卻垂垂老矣的右派分子們。
爸爸不是右派，媽媽也不是。我們家很幸運。我常常想，他們是怎麽躲過這一劫的呢？
從爸爸的交友原則看，他應該是很危險的。從未聽過爸爸論人長短，但是後來我在他的一個筆記本上看見幾個字“XXX——一個勢利小人”。人名我隱去了，是某個專事歌功頌德的紅色詩人（不是郭沫若），當年曾寫詩高歌五七幹校“向陽湖”。爸爸就是這脾氣，鄙視趨炎附勢，痛恨諂上欺下，與人交往不以權勢地位為標尺，隻以相知相投為原則。不過，這個原則貫徹得並不張揚，隻是默默地穿透生活。
除去這一類人，爸爸待人寬容。有一件很細微的小事，可以說明一點問題。他交往的文人多，信件多，又閱稿無數，看到各種字體的機會也多。一次喜愛書法的四妹和爸爸說起熟人們字體的好壞，又聯係“字如其人”論起人品。爸爸隻是聽著，最後說了一句：“隻要能讓人認得的字就是好字。”如果爸爸“好字”的標準如此寬容，那麽“好人”的概念是不是也如此寬泛呢？是的，在他的眼裏，世界上真的沒有幾個壞人。一般來說，“好人”被上麵欽定為“壞人”後，在眾人眼裏，好人馬上就變成了壞人，但是在他那裏，還是好人。
因此在爸爸的生活中，就有了這樣一些朋友：他們的來訪似乎總是有一些“不可與外人道也”的事情要談，一來我家直奔爸爸的西屋書房。這些人很多都成了胡風份子或右派。
有句話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如果把右派比作老虎，爸爸則不懼與虎共舞。他不一定是有那麽高的“覺悟”或那麽硬的骨頭，隻是受自己的良心指引而行事——對於他，朋友就是朋友，變不成老虎。
比如呂熒。
呂熒（照片來自網絡）
爸爸和呂熒相識於大連。一九四五年蘇軍占領大連後，延安等解放區及國統區的大批作家藝術家相繼到了大連。爸爸就是那時候和呂熒成為朋友。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們又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供職。呂熒任高級翻譯員。兩個人的關係很好，呂熒常常和朋友說：“劉遼逸謙虛、謹慎、寬厚、有涵養，是翻譯界有名的大好人。”（這是最近我才聽朋友說的）
爸爸去世後看他的日記，有幾篇談到了呂熒。一篇是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七日，說呂熒在校訂《歐根·奧涅金》時，請爸爸幫他找一個話劇演員，朗誦一下其中的幾個片斷給他聽，看一看譯文是否合乎口語。爸爸把一個青藝的女演員介紹給他。朗讀之後，呂熒對這個女演員的評價很高，說她聰明絕頂，有學養，懂事活潑。三個人去金魚胡同的“和平餐廳”吃西餐。還遇到了金人、蔣路、孟昌等人在那裏聚餐。那時候和平餐廳是文化人經常光顧的地方。
從這篇日記可以看出呂先生在翻譯工作上的一絲不苟。後來很多人的回憶都提到了他在學術研究中的認真。恰恰是這種認真以至較真的態度把他帶入政治上萬劫不複之境地。
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日爸爸的日記中作了這樣記載：
二十五日在出版局禮堂文聯作協主席團開擴大會議，會上通過“開除胡風作家協會會籍及撤銷其他職務，撤銷他全國人民代表的資格，交司法部門逮捕法辦”的建議。會上發言控訴胡風的有六人，最後呂熒上台發言，被人看作替胡風辯護，被人家“請”下了台。此公對胡風的情緒完全不能和群眾對胡風的情緒起共鳴，當時群眾對胡風是憤慨的，他仿佛若無其事，冷冰冰地大談理論問題。
這篇日記紀錄的是當時轟動一時的“呂熒事件”。一九五五年上麵憑空整出來了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胡風和所謂這個集團的“成員”紛紛被捕入獄。五月中央連續公布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在全國上下掀起了一場聲討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群眾運動。五月二十五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家協會主席團召開聯席擴大會議。郭沫若主持會議，做了題為《請依法處理胡風》的發言。會上通過了把胡風開除出文聯和作協，依法懲處的決議。之後代表們一個接一個地上台發言聲討，此時呂熒遞條子要求發言。
根據出版社副社長許覺民先生的回憶：
呂熒上台後開頭講了：“胡風人很直爽，但性格有些缺點，文章晦澀難懂，讀者感到吃力，我也曾對他提出過批評意見。”接著，呂熒又說：“我們批評、幫助胡風是應該的，但他不是反革命，他所寫的都不過是文藝問題上的討論……”這時坐在台下的張XX站起來，衝著呂熒大聲說：“你不要講了！”人們跟著哄了起來。郭沫若說：“呂熒先生，你停止發言，群眾對你的發言提出了批評。”呂熒麵色灰白，嘟嘟囔囔地。（引自許誌傑：“美學家呂熒之死”，《齊魯晚報》2005年12月31日）
胡風是毛澤東欽定的反革命，呂熒竟敢公開唱反調，當然要被趕下台，並且失去了自由。
呂熒學究氣濃厚，並且用老百姓的話說還“認死理”。在那樣的政治氣候下，沒理可講，他的表現理所當然地被視為站在了敵人的一邊，與人民群眾對立。這件事決定了他後半生的厄運。
爸爸當天的日記隻是客觀地敘述了這件事情，“被人看作……被人請下台……”，其中隻有一個稍帶批評色彩的詞——“冷冰冰”。我猜想這是他在當時的覺悟和所必須具有的態度了。此後這件事並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關係。呂熒後來被貶到出版社編譯所，當一個普通翻譯，我家的大門仍是經常為他敞開。
他仍然經常來找爸爸。我隱隱約約地知道，這個人是個被裹挾在政治漩渦裏的爭議人物。每次打開大門，看見穿著黑色的大衣，帶著眼鏡，高而瘦，有些駝背的呂先生，我就想起《套中人》的形象，還想起一個詞——煢煢孓立。爸爸一如既往地歡迎他，我記得我心裏隱隱約約為爸爸擔心。
文化革命中，呂熒冤死於勞改農場中。
看了爸爸的日記，我才認識了這位做人不趨炎附勢，做學問一絲不苟的狷介之士。時過境遷，多年以後呂熒獲“平反”。長長短短的回憶文章盛讚其為具有錚錚鐵骨的中國知識分子代表。高揚者中不乏當時義憤填膺的聲討者。
順便說一句，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看了蘇聯電影《葉甫根尼·奧涅金》，我開始閱讀呂熒贈給爸爸的這本書。它竟是我進入外國古典文學世界的第一本讀物，盡管讀得很累。
還有馮雪峰。
馮雪峰（照片來自網絡）
馮雪峰先生也是爸爸的朋友之一。爸爸對他一直尊重有加，不管發生了什麽事情，不管他背負著什麽罪狀。馮雪峰的個性十分突出，耿介、爽直、率真、衝動、桀驁不遜。這種個性讓他在一生中得罪了不少人，包括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因此也就拉開了他人生悲劇的帷幕。
一九五四年有兩個“小人物”（李希凡與藍翎）寫文章向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發起質疑，得到毛澤東的強力介入，在全國學術研究領域發動了《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矛頭指向“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知識分子”。毛澤東的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領域掃清障礙，以鞏固他的統治地位。馮雪峰不明就裏，認為俞平伯的書是學術討論問題，在他主編的《文藝報》上同時刊登了兩種不同意見的文章，引起了毛的不滿，他親自寫了一篇文章——《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指責《文藝報》“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結果，馮雪峰因為“投降資產階級權威，壓製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而被撤銷了《文藝報》主編職務。
一九五五年馮雪峰又被卷入“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在黨內受到批判。
一九五七年揭發出所謂的“丁玲陳企霞右派反黨集團”，馮雪峰也榜上有名。他被指定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
接下來在無盡無休的政治運動中，這個“多料”分子的遭遇怎樣，不說也罷。
爸爸和馮雪峰從出版社建立之初就認識。馮雪峰把爸爸和一批優秀的翻譯家和學者搜羅到出版社，委以厚望。他對爸爸的工作無論是翻譯還是編輯都很滿意。如前所說，他在一次會議上與周揚爭辯時說：“出版社內夠格的編輯隻有劉遼逸一人……”爸爸當時並不知道馮雪峰對他的評價，他與馮雪峰之間也不過就是上下級的一般關係，但在心靈中已有默契。這種默契在後來馮雪峰被劃成右派分子的時候就開始發展為友誼。
馮雪峰被打成右派後，作為一個普通編輯調到編譯所工作，和爸爸成為同所同事。爸爸痛心道：“老馮當年是黨中央的高級幹部……唉。”
所裏開會時馮總是在一個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就坐。爸爸從來就是一個開會溜邊的，他不避嫌疑，大大方方和馮雪峰並肩而坐，時有說笑，還對火吸煙，因而就有人說俏皮話：“劉遼逸和馮雪峰打得火熱！”
五十年代末期，全國性的大饑荒開始了，那時我家還養著一群雞，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喂養了。一個周末，爸爸帶我們到東郊農村去采草籽，權當雞糧。到了那兒，才知道他是和馮雪峰一家人相約一起采草籽的。其間孩子們在野地裏玩，大人們席地而坐低聲談話。我心裏隱隱有點不安，因為我知道馮雪峰不是一般的人物，他的名字在現代政治曆史中反複出現，常常與“反周揚、胡風分子、右派、……”這些詞匯聯係在一起。我問爸爸：“馮雪峰不是……嗎？”爸爸打斷：“咳，小孩子懂什麽……”那天我不知道他們都談了一些什麽，也從來沒有聽爸爸講過他什麽。爸爸從來不和我們談這一類的事情，也許是因為怕我們亂說，也可能是他在“政治上”自有一套，但是這個看似平常的活動中卻表露了他對馮雪峰先生的態度。
一九七六年初，中國處於最黑暗的時期，馮雪峰先生於一月三十一日去世。爸爸趕到首都醫院（即“協和醫院”。一九六六年文革中改稱“反帝醫院”，一九七二年又改為“首都醫院”，一九八五年改回原名“協和醫院”）去參加他的遺體告別。回家後十分沉痛，不僅是對馮雪峰的去世，更是對人世的炎涼扼腕太息——一代精英去世，與他遺體告別的竟隻有區區七個人（爸爸、蔣路、樓適夷、許覺民、駱賓基等）！以馮雪峰當時的身份，不想惹麻煩上身的人不少，但是爸爸去了。無論何時我想起來，都為他驕傲。
還有吳旭生。
他是爸爸的同學，也是右派，怎麽右的，不知道。吳先生胖胖的，小眼睛，和善文雅。每次他來，客客氣氣很有風度地和我們打個招呼，就和爸爸到書房裏談話。
文革中吳先生在他工作的學院被革命派打死了，死得很慘。爸爸非常痛心，對他留下來的孤兒寡母十分關心。後來，他的妻子再嫁，爸爸對他的一對兒女就更加照顧。他的女兒喜愛拉小提琴，因為在學校住宿，沒有地方練習。可巧她的學校離爸爸家不遠，爸爸就讓她每天到家裏來練習拉琴。那時他正在緊張地翻譯《戰爭與和平》，寧可工作受到幹擾，也要給那孩子一個好的學習環境。吳先生的兒子極端聰明，能把《三國演義》的全本背下來，你隨便從書中哪裏說起，他就能滔滔不絕地接下去。這孩子還喜好美術，爸爸又請了一位畫家指導孩子學習速寫。爸爸如此善待這兩個孩子，足見與他們的右派父親有多麽深的情誼。
百分之六
綜上所述，爸爸應該是右派的同盟軍，或者本身就應該是右派隊伍中的一員，再加上他的一家人都在台灣，在那個動輒得咎的時代，他怎麽躲過了這一劫呢？這個問題的答案要從他的性格特點和為人處世中尋找。
爸爸的幸運就在於他是個少言寡語不事張揚的人。他的少言寡語一部分是因為在黨內黨外長期的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中看透了其中奸險而保持審慎。另一部分是因為他天生訥言遲語，不擅長用話語表達自己的思想。他甚至和我們都很少交談，對話一般不超過三五句。可以想象，大會小會上爸爸一定是坐在後麵沉默不語的。如果必須發言表態，也是在最後不得已時簡單說幾句（我在他文革開會記錄中看到有積極分子批判他開會不發言）。在鼓勵人們大鳴大放提意見的時候，爸爸可能沒有說什麽，就沒有當成右派。實際上他對世事的認識始終保持純厚以至天真的態度，如果他喜歡說話，那不知道多大的災難將降臨在我們家庭。
爸爸的天真沒有變成語言卻見諸文字。他不愛說話，卻愛動筆。就是這支筆差點把他帶進右派的隊伍。當不明就裏的文化人向黨傾吐心聲的時候，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張權在《文藝報》記者的誘導下發表講話《關於我》，講述了她在領導的打擊下心中的苦悶和向往。爸爸並不認識張權，但是她的苦惱在知識分子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馬上給張權寫了一封公開信，表示同情和支持。這封信也在《文藝報》上發表。
我是幾十年後在人家寫爸爸的文章裏才知道此事的，還有點不確定，就向編譯室主任孫繩武先生求證此事，他笑了：“是有這麽回事。家驤、蔣路他們嚇得眼睛都瞪圓了：‘遼逸這是怎麽了？！’”爸爸幸運，張權為了這封信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他隻是在出版社的小組會上挨了一頓批評，沒有受到公開處分。在某些上個廁所回來就被選上右派的單位，有這樣的寫信者必成右派無疑。至於爸爸為什麽能夠“苟全”，我猜想是因為出版社裏的“能人”太多，早早地把上麵分配的百分之五右派比例的名額占滿還超額了，比如古典文學編輯部從正、副主任起，到所有業務骨幹一網打盡。一個單位如此地“藏汙納垢”，大家的臉上都不光彩，所以右派人數還是要限定在名額比例之下才好。這就讓爸爸撿了個便宜。爸爸也是很久以後才知道，他已經被當作為“內部掌握的右派”，隻要再多一個百分點——百分之六，或再“翹翹尾巴”（共產黨發明的又一個侮辱知識分子的粗鄙語言），就列入“正冊”了。時至如今，想起這事我還為他捏了一把汗。
當然，我還是要感謝孫繩武先生，他不僅是主任，也任黨的什麽職務，他和我爸爸是大學同學，與爸爸的兄弟姐妹們都很熟悉，50年代初我們倆家走得很近，後來知識分子和官僚麵和心不和地走了兩條道，兩家就沒有那麽多話了。但是，他手下留情，沒有把爸爸打成右派。
至於爸爸的信是怎麽寫的，我沒有找到原件，我在他的信草本裏發現了另外一些文字，寫於八十年代，是他得知乒乓球運動員何智麗被逼出走日本後，氣憤之餘給體委主任寫的信：
中國國家乒乓球隊曾屢建奇功，為國爭光，是一支人人寵愛的隊伍，不想隊中竟有此等事情：一個世界冠軍硬是被欺負走了，這種怪事令人實在難以接受，然而這卻是事實。
何智麗究竟犯了什麽大錯，不就是讓她讓球，她沒有讓，不聽話，不守紀律？且不說讓球的做法對不對，就說是悖逆了長官意誌，批評一下不就完了嗎？為什麽非逼得她不得不走呢？但是這事也無法義正詞嚴地批評，因為讓球的做法本來就沒有道理，名不正言不順嘛，怎好張口呢？所以隻好壓，以勢欺人。事情正是沿著這個邏輯進行的。
由此聯想一個問題，就是官僚主義這個病毒在我國官場中廣為流行，不過我個人是這樣認為，五十年代就好些，現在這個病毒肆虐猖狂起來。有些人不當官受別人整的時候還好些，可是一當上官，當久了，就忘其所以，本來有限的良知也沒有了，反過來整別人了。這種人根本談不上共產主義理想，我看主要是文化素養差，經不住考驗。一旦染上了官僚主義的惡習，也很難改掉。其實何（智麗）事件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它有普遍的意義。比何事件更嚴重的還有的是呢，所以何（智麗）事件並未引起社會普遍的關注，就不足為奇了。
這封信寫得還是客氣的，和反右派早已無關，但是我從中可以猜到甚至看到路見不平的爸爸寫給張權的信是怎麽樣的。
七十年代後期右派平反，張權終於從流放地黑龍江調回北京，第一次演出就給爸爸送來兩張票，盡管他們還是不認識。
節自《半壁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