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前後
研究所裏的工作已經結束，接下來就是我自己回國前的一些準備了。
聽說我在德國的工作要結束了。在美國的幾個同學都來信，希望我能去美國。叔叔也來信問我，能否來美國看看？看到這些信，我有點猶豫了。如果我直接回國，再想出來到處走走看看是很困難的。這倒是個機會。可以嗎？
對這個問題，我猶豫了很久。雖然從理論上說，我可以到美國看看，然後從那裏返回中國。但在那個年代，凡是到美國去的人，無論是讀書還是做實驗，隻要能夠留下來，就幾乎沒有回來的。我知道去美國意味著什麽！但我確實沒有做好留在美國的足夠思想準備。這是一次艱難的選擇：如果我去美國，即便隻是去看看，那我帶回去的大量細胞和病毒都將因無法保持那麽久的時間而不得不丟掉。回去後將很難開展工作。而且，如果我帶著小樊和江蘇淮在美國留下來，我該怎麽度過後麵的幾十年？
元月初，我抽空去了一趟駐慕尼黑的美國領事館。我試著填了我和小樊的兩張簽證申請表，然後從窗口遞了進去。工作人員看了看小樊的護照，說：“你孩子也要一起去嗎？那還需要再填一張表。”說著遞出來一張表叫我填寫。
我拿著表又一次猶豫起來。去美國究竟值還是不值？記得在武大畢業前夕，我曾經跟同學們笑言：“如果情況不允許我為中國人民服務，我就會考慮為世界人民服務。”同學們都哈哈大笑起來，誰都知道我說的什麽意思。當然，如果我現在的處境還像在農村那樣，我肯定會考慮走出去。然而現在國內形勢越來越寬鬆，還沒有不讓我為中國人民服務啊，我為什麽要離開中國呢？我不懂政治，也沒有查過辭海。但在我心裏，一直以來把“國家”和“祖國”這兩個概念是分得很清楚的。按照我的理解，所謂“國家”是指一個政權或者說一架機器，而“祖國”則是指的那裏的土地和人民。不管我對國家是什麽看法，對祖國的看法是不會變的。我做出最後的決定：既然祖國沒有說不要我，為什麽要急著去為世界人民服務呢？那就留在中國吧。
我把填好的申請表塞進口袋，頭也不回的離開了美國領事館。我又一次做了一個重要的選擇：就這樣吧。這輩子就為中國人民服務了！
在準備回國的過程中，最費腦筋的就是給親戚們帶東西了。這就象走鋼絲一樣要搞好平衡。我正在和小樊商量這事時，爸爸來信了：“……你現在是飛黃騰達了，不要忘記家裏的其他人，記得回來時給他們也帶些東西……。”看來他們把這事看得挺重的。我如果不能把這事擺平，回去後恐怕會有很多麻煩！我想了想，覺得有些話還是先說清楚比較好。於是給爸爸回了封信：“……飛黃騰達說不上，但東西多少還是要帶些回來的。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我和小樊是一個完整的家庭。因此對我們這個家庭而言，小樊家和你們在我們的心目中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我必須同等地看待兩邊的每一個人……。”我猜想爸爸看了這封信一定不會高興，但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潘老師也來信了：“……小江，我想知道你對魚病室的今後發展有什麽看法？……”這確實是我一直在考慮的問題。魚病室長期以來研究範圍僅限於四大家魚，特別是草魚。這和我們室的名稱是不太相稱的。我很快給潘老師答複：“……我們在四大家魚，特別是在草魚上投入了太多的精力。我們不能在草魚這一棵樹上吊死。要搞多種魚的病害，特別是病毒病的防控。要建立各種檢測方法，這是細菌性和病毒性的魚病診斷走向科學化的重要一步……。”回國後我才知道，魚病室開始向特種水產病害研究的方向發展了。我的這個觀點和魚病室的方向是不謀而合的。
最後，我們開始清理行李。這時，我才發現兩年裏我們買了好多東西啊！一個月前，小陳兩口子已經回國了。他們定了一個集裝箱，可以通過陸路火車運到北京。我們當時就已經托他們帶走了兩箱東西，把地毯、吸塵器等一些又大又重的東西先帶走。但剩下的東西仍然很多。我壓縮了再壓縮，還是結結實實地裝了五個箱子，還有幾個背包。我看看江蘇淮的一大堆玩具，實在是沒有辦法了。就跟江蘇淮商量：“江蘇淮啊，爸爸實在是沒有辦法幫你拿玩具了。這樣吧，你背一個大背包，你把想帶回去的東西裝到背包裏。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好嗎？”江蘇淮聽說必須自己帶走玩具。他拿起這個看看，又拿起那個看看。顯然，像小火車和小吊車之類的大玩具是不可能帶走的。他想來想去，隻裝了所有的LEGO積木和一些小動物。但即便這樣，也塞了滿滿一背包。
臨走前兩天，我們再次去房東老太太動手術的那個醫院。Maria太太剛動完手術，還在昏迷不醒。護士也不讓我們在病房裏呆太長時間。無奈，隻好依依不舍地離去。
三月十九日上午，因為Maria太太同意等我們走後把這套房子租給一對年輕的中國留學生。他們來到我們這裏拿走了一套鑰匙，辦理了交接手續。吃完中飯，我們最後檢查了一遍房子，把剩下的一套鑰匙丟在桌子上，拖著所有的行李慢慢朝地鐵站走去，準備去中央火車站乘火車前往法蘭克福，再從那裏坐飛機回國。
到了火車站，陳應華兩口子和Ahne教授的夫人早就等在火車旁。我們匆匆地把行李搬上火車，和大家告別，火車就開動了。看著慕尼黑逐漸遠去，這才突然感到，我就要離開這座城市了，而且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再來。兩年多的生活，自己對慕尼黑已經產生了感情！慕尼黑大學、伊莎河、英國公園、奧林匹克公園，瑪利亞廣場、大皇宮……，還有那些可愛的朋友：Ahne教授、技術員Thomsen、Simet太太、Maria太太、傳教士一家子、鍾神父……，後來我在夢中還經常見到他們。雖然此時我渴望著盡快回到中國，回到武漢，但真的走了，還確實是有些依依不舍。
到了法蘭克福。小黃早已在車站等候多時。雖然已經跟他打過招呼，但他看到我們從火車上拎下來那麽多箱子，依然驚奇地睜大了眼睛：“啊呀，這麽多行李！這能夠上飛機嗎？不會要你們交很多超重費吧？那可付不起啊！”我早就聽陳應華說過，可能是為了鼓勵中國學生學成歸來，也可能是鼓勵中國人乘坐中國民航，凡是坐中國民航回國的中國人行李都沒有限額。我笑著說：“沒關係，中國民航對中國人網開一麵，不限製重量。”小黃羨慕地說：“有這種好事？真好啊！”
第二天吃早飯時，小黃建議說：“你們可以抓緊時間去海德堡看看。坐火車一個小時就到了。那是很美麗的一個小城市。”於是，我們吃完飯趕快就出發了。
海德堡（Heidelberg）離法蘭克福不到一百公裏，而且有很多趟火車經過那裏，交通非常方便。海德堡是著名的文化古城。二戰時，德國很多城市都在空襲中被嚴重破壞，麵目全非。唯獨海德堡幾乎沒有遭到轟炸。據說美軍的好多高級將領都是海德堡大學畢業的，不願意轟炸這個地方。所以很幸運地逃過一劫。
我們在那裏參觀了老城堡，聖靈教堂等地方，玩了一整天。這是我們在德國遊覽的最後一個城市。
三月二十一號一早，小黃夫婦就跟我們一起去了機場。小車的後備箱裏塞滿了我們的行李。小黃擔心地問：“你確定中國民航對托運行李沒有限額嗎？”其實我心裏也沒有底：“我隻是聽其他人告訴我的啊，我也沒有確認過。”他這一問，我的心裏也開始打鼓了：萬一有限製該怎麽辦啊。國際航班的超重行李費可不是一般的貴呀。小黃安慰我說：“不要緊。萬一不行，你把行李留在我這裏。我從海運給你寄過去，那就便宜多了。”
到了機場，我們一眼就看到遠處《中國民航》的標記，那就是我們辦理登機手續的地方了。過去一看，是兩個德國的女工作人員在那裏值班。我們開始把行李一件件地放上電子秤，才放了第二個箱子，工作人員就擺擺手：“行了，重量已經超過了。”我大吃一驚，這還沒有一半呀，那剩下的怎麽辦？我的頭上不禁開始冒汗，小黃也著急了。他試探地問他們：“我聽說中國民航對中國大陸的乘客是不限製行李重量的，是這樣嗎？”那人搖搖頭說：“我們不知道有這個規定。”小黃趕快說：“那麻煩你去問問他們，好嗎？”於是，其中一個女的就拿起話筒跟裏麵中國民航的工作人員聯係起來。隻聽見她跟對方說：“這裏有個中國家庭的行李超重了，能接受嗎？”後來又問了一句：“可以接受多少？”一會，她放下電話，對我們笑著說：“是的，對你們沒有限額，那就全部放上來吧。”小黃高興地跳了起來。我的心也落下來了。好險哪！
辦理完手續。小黃和黃太太依依不舍地拉著我們的手。昨天在他們家裏，小黃夫婦就送給我們一個台灣玉的首飾，我們則送給他們在第二次回國時買的軟木雕給他們留念。由於當時台灣還沒有解除戒嚴令，大陸也不夠開放，我們都不敢直接相互聯係，也都沒有給對方留下地址和聯係方式。回國後，我們之間就很難再有什麽往來了。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啊，隻有在這裏照相留念了。
在機場和小黃夫婦告別
當然，我們之間在討論一些政治觀點時，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但這並不能阻止我們“血濃於水”的關係。在照相時，我看到有架台灣的民航飛機從後麵滑過，就笑著說：“嘿嘿，我看到飛機尾巴後麵的國民黨旗幟就感到頭皮發麻！”小黃也笑起來：“一樣的，我們看到你們的五星紅旗也是一樣的感覺。什麽時候大家都沒有這種感覺就好了！”就這樣，他們站在安檢門外，看著我們，不停地揮手，一直到看不見我們為止。
飛機起飛了，滑過跑道，衝向天空，把我們帶回中國。經過兩年多的學習，我滿載而歸。不僅僅是箱子裏的東西，更重要的是留在心裏的研究技術和能力，德國人的精神，以及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印象。這是比物質更寶貴的財富。
十幾個小時的飛行，江蘇淮興奮地在飛機上跑來跑去。空姐們很喜歡他，把他帶到樓上參觀。江蘇淮則畫了一架大飛機送給這些阿姨們。不過在飛機身上寫上了“Lufthansa（漢莎航空）”的字樣。空姐們莫名其妙：“為什麽要寫Lufthansa？”我不由得笑了起來：“他天天照著德國明信片上的飛機畫畫，恐怕以為這些字也是飛機的一部分吧。”
終於到了北京。機場上到處擠滿了人群，和兩年前去德國時完全不同。出海關時，值班的官員看到我們一家三口都回來了，似乎感到有點意外。可能當時攜家帶口出去的多，回來的很少吧？一個年輕的女官員高興地對江蘇淮說：“小朋友，歡迎你回到中國！”江蘇淮茫然地看著她，嘴裏咕嚕了一句：“Vielen Dank！”
……
走出機場，我們的行李太多，沒有哪個出租車願意帶我們。直到所有的客人都走光了。剩下一輛沒有找到乘客的出租車司機這才歎了一口氣，過來說：“哎，我來帶你們吧！”
在北京的那幾天裏，我們等著買回武漢的火車票。剩下的時間就是忙著托運行李，到出國人員服務部買東西。那時候，因公出國的人員每三個月可以有指標購買一個進口的電視機、洗衣機、錄像機、冰箱之類的“大件”，和一個縫紉機、吸塵器之類的“小件”，因私出國的則每年可以買一件。這些就是我們能給親戚朋友買東西的關鍵。在空閑的時候，也帶著江蘇淮到長城和動物園等地方看了看。在北京呆了才不到一周，小樊穿的淺色呢子大衣就變黑了。原來在慕尼黑穿了幾個月都是幹幹淨淨的啊！江蘇淮也感到很不開心：“怎麽到處都是亂糟糟的？！”他說不出個所以然，隻是感到很有點煩。
終於買到火車票了。上車那天，我們拖著大箱子，隨著人群走向通往北京站的地鐵。地鐵裏到處是人，但沒有自動扶梯，也沒有電梯，隻有供人們爬上爬下的樓梯。江蘇淮費力地拖著行李車，上麵是他自己帶的玩具。我和小樊各自拖著沉重的箱子，誰也沒有能力去幫助江蘇淮。
進了北京站，小樊提醒我：“是不是該買幾包香煙給來接我們的司機啊？”真糟糕，我這個不抽煙的人忘記從德國帶幾包煙回來了。水生所的司機們，如果沒有什麽東西送給他們，他們可能會有臉色看的。我趕快在那商店裏買了幾包最貴的煙。
開始進站台了。仍然是長長的樓梯，沒有電梯和自動扶梯，無盡的人流拎著大包小包從上麵艱難地走下去。我們提著沉重的箱子，累得滿頭大汗。江蘇淮拖的行李車的輪子被拖掉了，幸好旁邊有個旅客拉了他一把，算是拖到了車廂門口，我已經累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火車到了武昌。李正秋帶著一個水生所的司機已經在那裏等著接我們。累壞了的我鬆了一口氣。開車後，我遞給司機兩包香煙，很抱歉地說：“對不起啊，我不抽煙，忘記從德國買煙回來了，這是在北京買的。”司機看了煙一眼，把頭扭過去，朝車窗外吐了一口痰。一句話也沒有說，連謝謝都不說一句。
到家前，李正秋告訴我：雖然我去年已經分到了兩室一廳的房子。但由於有個老革命沒有搬家，所以影響了一連串的住戶不能搬家，因此我還得繼續住在新大樓裏。
到家了。還是在新大樓，還是得擠在三樓那間破舊的小房間裏。這兩年看慣了大窗戶，回來後感覺是那麽暗，那麽髒，感覺到處都是亂哄哄的。我把細胞、病毒和帶來的其它各種試劑送去實驗室。李正秋告訴我：那個接我的司機因為沒有得到進口香煙，在司機班正大發脾氣，罵得非常難聽。我感到不解：他們出車不是所裏派的工作嗎？室裏不是給了錢他們嗎？難道不給煙，甚至僅僅不給好煙就該挨罵嗎？這是什麽世道？
回國頭幾天，頭腦裏充滿了各種各樣跟在德國格格不入的情況。麵對著完全不同的環境，還有將要麵對的各種人群，我的情緒降到了最低點。我不禁開始懷疑起我當初的選擇是否正確。
我回國的決定是對的嗎？
（第七部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