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悅然的漢學影響與諾貝爾文學獎 —— 金弢
歐洲漢學實力的分布主要在德國和北歐，其他的歐洲國家相形之下隻是鳳毛麟角；尤其諾獎的評委在北歐，這非常至關重要，加之北歐的文學走向世界，德國是北歐諸國的一扇大門，兩者間有著緊密的文化淵源。北歐文學往往是先迻譯成德語然後介紹給世界，如斯特林堡、林格倫等。
在德國，眾多的名牌大學均有實力雄厚的漢學力量，而且分布與側重也頗具戰略考慮。慕尼黑大學的東亞語言學院，從 70 年代的鮑吾鋼到現在的賀東勱，其研究的重點均在中國的古代文獻，對老莊、孔孟思想的探討研發，幾十年一脈相承；而對現代漢語、中國當代文學的挖掘，此任務則落在了顧彬旗下的波恩大學。他們的哥廷根、圖賓根，海德堡、漢堡大學等均有凸顯自己強項的漢學流派與權威，這在我們如何分析利用這一現狀，設立專家專項學術機構，配合中國文學 “走出去” 的國策，或已迫在眉睫。我們不可忽視的是，德國曆來學術研究氛圍濃厚，科目分類精細，是個強調權威性的國家。
在瑞典，年界耄耋的馬悅然（ G · Malmqvist，1924 —），師出名門，他曾師從高本漢（ K· B· Karlgren，1889 — 1978 ），高當年曾是哥德堡大學教授、校長，主持遠東考古博物館，堪稱瑞典漢學的鼻祖，並在瑞典創建了漢學成為一項專門學科，功不可沒。
自 78 年高本漢離世後，馬躍然躍居歐洲漢學界首屈一指的權威。馬從青壯年起致力於漢學研究，身為翻譯家，畢業於斯德哥爾摩大學，他曾曆任斯德哥爾摩東方語言學院漢學教授兼係主任、瑞典文學院院士及歐洲漢學協會會長、為諾貝爾文學獎十八位終身評委之一。他將我國的《詩經》、老莊哲學、四書五經，包括荀子等先秦諸子的著作、辛棄疾的詩詞及中國近代古典名著如《水滸傳》、《西遊記》等率先譯介到了瑞典。
馬悅然梅開二度，曾娶兩任中國陳氏女性為妻。他對中國文化、中華民族的感情不容置疑。誠然，諾貝爾文學獎毋庸諱言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這是西方人手裏的一張牌，也是他們欲以此體現自己的普世價值觀。在評委裏，馬自然會力挺漢學，然而他畢竟勢單力薄、孤掌難鳴，有時會輸得很慘，敗得一塌糊塗，1986 年便是一例。
我們八十年代興起的 “改革開放” 國策，形式上是一種往前的模式，實際上是在跟過去做一次清算、推陳出新。“改革開放” 的提法明擺著承認自己過去的封閉。因此以往我們在欣賞和評價自己的作家時，總會與國外的優劣標準判若雲泥。所以，當年顧彬對莫言的預言，不僅反映了其個人的文學鑒賞和價值取向，同時也是對歐洲文化背景的揭示。這種以世紀為計量的文化積澱而形成的美學品味和價值觀，在以往各自為政的封閉年代，要達成共識有如異想天開。眼下隨著信息科技的迅猛發展，國際間彼此溝通的加速與加深，或許我們能有效地參與影響。
86 年為配合諾獎評比，我方派出作家團出訪瑞典，意在氣勢上佐助馬悅然，以造聲勢 ，結果無功而返。現在想起，實際上並不是馬悅然的作用沒有發揮到家，而是中國作為一個大背景的時機尚未成熟。世界承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學成就，往往離不開以經濟發展為先導；中國在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同時在告語世界，不僅經濟，中國同樣謀求文學引領世界。文學標誌社會發展的總和，一個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地位跟它的文學地位在國際上得到的認同是相輔相成的。一個經濟大國必定是一個文化大國。顧彬當時的預言，已道出了西方對中國文學重視的端倪，莫言的得獎隻是一個開頭，再往下用不了多少年，便有第二個莫言。社會的變遷正是產生文學的契機，這種變遷越巨烈，出現的文學就越驚心動魄。
西方國家不弘揚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價值觀，而倡首自信和毛遂自薦，就象優質產品，要盡數自己的優勢與強項，彰顯自己的陽光麵。文學作品無異一項產品，是一項精神產品。因經濟的飛躍發展，中國社會的昌明與變遷正備受世人關注，我們可以自握綱繩，推轂自己的主題文學，可以有計劃地分類分批地譯介中國作家，既有在國內已確立文壇地位、但在國際上尚未大紅大紫的作家，諸如賈平凹一類；也有已嶄露頭角、年輕但已成熟、作品思想性強、風格獨樹一幟的中青年作家，象陳染、東西、格非、葛水平之輩；也有年輕的新潮作家，隻要思想意識符合國情，都可以薦譯出來，這是我們的多元、也是 "百花齊放" 的傳統 .........
2019年10月19日易稿慕尼黑
附：馬悅然在八十年代的中國作家協會已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他對中國的文化是情深意重的，他的兩任太太均是中國女性也不足為奇！他為中國文學進軍諾獎已是仁至義盡了。我們祝他老人家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