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悲劇：無法阻止的崩盤

一劍飄塵按：

 

對於一心想建立帝國的君王來說，陳勝吳廣在沒有起義之前，就是走卒而已。但是，之所以會有陳勝吳廣的起義，會有趙匡胤的陳橋兵變，是帝國這種集權體製的必然。帝國者，一人之國、一家之國也。除非愚民，否則，沒有人會把這個國當作自己的國。雖然中國曆史上也有所謂的愛國者，如嶽飛，如文天祥。但是，在今天看，即使是當今的政府，也更多地把這些愛國者所麵臨的戰爭當作是內戰。既如此，這些人愛的又是誰的國？他們所愛的，不過當時掌握了國家權力的皇室而已。這恰恰是他們的悲劇。

 

對於中國人來說，最可悲的，就是從秦始皇開始，建立了一個中央集權的體製。而且這個體製一直延續到今天。雖然辛亥革命曾經打破了那個傳統，但是卻隻是在這個曆史的過程中激起了一朵浪花而已。到了今天，這個集權的體製愈發堅韌。中國的曆史告訴我們，一個中央集權的國，不是百姓的國，隻是皇親國戚之國，隻是官僚權貴之國。這樣的國愈強大，意味著百姓遭受的盤剝越深重。

 

我一直說，中國文化缺乏思想上的創新，也是緣於這種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文化。政治對於文化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因為秦始皇在政治上的統一，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那種百家爭鳴的文化現象，就成為了中國曆史上的絕唱。想一想，這種諸子百家各有所長的時代，距今已經接近3000年了。而在這三千年的曆史長河中，中國的政治體製隻有一種：中央集權——即使有三國、五代，各國也是同樣的中央集權的體製；中國的文化隻有一種：儒教。這是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呢？而曆史沒有同情的空間，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具有不可避免的崩盤屬性。這種體製性的崩盤，是造成中國曆史上，每隔幾百年就要血流成河，社會產生大變動的根本原因。當這種崩盤不可避免地發生的時候，社會前期積累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會在一夕之間，化為烏有。

 

而今天，在地球村時代，因為各個國家緊密地聯結，中國這樣大的國家出現崩盤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為一個開放、健康的外部壞境，可以起到緩衝的作用。比如，通過貿易，轉化國內生產力過剩的矛盾。但是這也是一個互聯網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每個人都知道沒有創新，就沒有未來。而如何才能夠真正讓中國成為一個創新之國？不從政治上打破中央集權的模式，不從文化上打破既有的禁錮，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當然，雖然這個結論很容易得出，但是最終的結果，我並不樂觀。

下麵的文章有點長，但是非常值得一讀！！一劍飄塵強烈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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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悲劇：無法阻止的崩盤

 

作者：黃臥雲

來源：《炎黃春秋》2014年第7期

 

中國曆史上隻有兩次政治管理製度的變革，一次是秦始皇變革，他確立了絕對的中央集權體製，另一次是辛亥革命，目標是推翻秦始皇的集權製，代之以分權與權力製衡的憲政體製。由於辛亥革命按照西方模式的改革沒有取得成功，中國政治改革的基本主題便是對秦始皇確立的體製進行修補。

 

“始皇難題”

 

秦始皇廢除分封製，創立中央集權，是對國家管理體製的一次深刻變革。他的改革無疑是開創性的，但既成功又失敗，既有益又有害。

 

秦始皇掃除六國，使天下歸一，威震四海。此時他有兩個可供選擇的方案，一是采用周朝確立起來的分封製，把征服的領土分給家人，包括兄弟、兒孫和親戚等，並讓他們世代相襲。但這些以血緣為紐帶維係的國家，隨著代際推移，親情關係疏淡，各成獨立王國，不但置天子於不顧，而且相互撕殺，天下永無寧日。其二，采用戰國時期各國為更能有效地集中資源進行戰爭而開始建立起來的集權製。秦始皇選擇了第二種方案，他把全部領土劃分為36郡，郡以下設縣，由皇帝委派官員進行治理，官員都對皇帝負責，職位不能世襲。

 

秦始皇建立的是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強大而統一的國家，普天之下已沒有可以與之抗衡的力量。隻有他的中央政府才有能力集中和調動全國資源，並有能力把一切反對勢力都消滅在萌芽狀態。對始皇帝來說，最大的政治就是全麵加強皇權安全，確保天下萬世不替。對外，他南征百越，北卻匈奴，修築長城，消除外敵入侵的威脅；對內，消除造反隱患，收繳和銷毀民間所有武器，使百姓再無反抗之力，對六國舊的統治者除了殺一批，就是大強迫他們大量遷徙到首都鹹陽，置他們於朝廷的直接監視之下。使用嚴刑峻法對付犯上作亂、作奸犯科者。帝國政府還大力加強軍事設施建設，在修長城之外，努力修建以帝都為中心的四通八達的公路，以利於迅速集散軍隊。他還夷平可能為反叛勢力提供據守的軍事要塞、工事、城牆、險阻。最後，通過焚書坑儒，將最有可能形成反叛思想的源頭徹底根除。

 

帝國的一切部署、布置、準備，看起來周密細致，無隙可擊：製度優越，國力雄厚，軍事強大，強敵就範。皇帝毫不懷疑，千秋萬代的基業已經奠定。

 

但是，再周密的計劃，再挖空心思的設計，比起變幻莫測的世界來，都不過是掛一漏萬。帝國政府在對未來和形勢的種種研判中，肯定不會想到過大澤鄉那個不起眼的小地方，更無人知曉，也沒有興趣知曉陳勝、吳廣為何許人也。帝國建國的第12個年頭，也就是秦始皇死去的第二年，也就是二世元年，這裏發生了一起小規模的群體性事件，陳勝、吳廣兩個農民帶著900餘人去今北京附近地區戍邊，不想路上遇到暴雨，耽誤了行程，按法律，這些不能在規定時間內趕到的人都要被處死，於是他們抱著反正都是一死的想法起義暴動。這數百農民，也是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農民，敲響了史上最強帝國的喪鍾。各種力量乘機而起，不但六國的舊貴族紛紛起事，如楚國的世家子弟項梁率部參戰，這支部隊後來在項羽的指揮下成為一支最大的打擊力量，而且體製內的勢力也應聲而起，地方基層小吏劉邦劉亭長率一幫囚犯起於沛縣，殺死縣令，開始打天下的事業。反叛武裝很快在各條戰線上節節取勝。奇怪的是，不久前橫掃六國、身經百戰、所向披靡的帝國大軍，仿佛已人間蒸發！命運沉浮，緣起緣滅，殊難預料。最煊赫的勢力可能一朝垮台，而最不起眼的人物也可能橫空出世，一切好象既是定數，又不可思議，既有悖常理，又實屬必然。

 

劉亭長登上大位，國號漢，雖然仍然沿用了秦的郡縣製，但他遇到了一個還將令今後的中國統治者始終糾結不已的兩難問題：到底是血親更能維係權力，還是用律法和利益連結起來的皇帝官員更能維係權力？二者各有利弊，無法協調。秦帝國二世而亡，如此短命的前朝留下了什麽樣的教訓，成為漢初官方討論的熱門話題。文帝時的大才子賈誼在《過秦論》裏認為秦乃亡於自己的暴政，但在劉邦看來，秦失其鹿，是由於在麵臨強大的反叛勢力時沒有血親即同姓諸侯做中央的屏障。漢朝建國伊始，皇帝分封了七個異姓功臣為王，那隻不過是對戰爭中既成事實和有約在先的不得已承認。這些王占據王朝半壁江山的事實，使高祖如哽在喉。隨後幾年，皇帝使用各種招數基本擺平了異姓諸侯（讓地處偏遠、對劉氏江山不會產生威脅的長沙王繼續保留其領地），將收回的大片土地分封同姓諸侯，並下令：“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在劉邦眼中，管理國家還是自家人最為可靠。兒子不會反老子，這是其一；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這是其二；其三，冒著生命危險得到的天下，本來就應該由子孫享受。因此分封製對王朝保持著長久的吸引力，直到唐朝建國時，唐太宗還認真考慮過分封皇子和功臣的問題。

 

確保劉家人掌控了全部的國土，劉邦心中的石頭也就落地，但這塊石頭很快又會回來，其實是一個古老的問題又回來了，即血親成為帝國動蕩和分裂的源頭。劉邦死後，經文帝、景帝兩朝，諸侯王和皇帝的親屬關係漸行漸遠，地方同中央愈加疏遠，中央對諸侯愈加難以駕禦。當中央設法要削弱諸侯實力的時候，各諸侯也在力求加強自身的獨立性，景帝的削藩行動終於激起了吳、楚等七國的聯合叛亂。叛亂平定後，中央集權才又逐步加強。

 

朝廷必須依靠代理人即官員對國家進行實際管理，官員掌握著王朝的各種實權，對於中央政府來說，國家管理最為關鍵的環節就是管理和控製官僚，使他們既是皇帝的好管理者，又是安份守己的朝廷忠臣，於是一邊要約束他們不能在強烈的利益驅動下為追求個人利益而毀掉皇帝的江山社稷，一邊又要給他們經濟實惠和甜頭，激勵他們盡心為皇帝的江山服務。在高級官員相互製約方麵，漢代的製度經過改革比秦更加縝密。丞相在簽發和下達命令時必須通過禦史大夫，或者朝廷同時任命左、右兩位丞相。對地方官的監督辦法，是在全國設立監督區，它的長官刺史獨立行使職權，負責監察郡守等地方官。

 

即使是最成功的統治述也僅能收一時之效，現實中的新情況隨時會使過去的成功策略失效，漢王朝還是死在體製內的官員手裏。西漢政權被大將軍王莽所顛覆，東漢死得更加痛苦，王朝權力在傳遞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內部危機，如宦官、外戚專權，以及黃巾軍叛亂給它造成的強烈危機，完全打亂了既有秩序。董卓、呂布、袁術、袁紹，曹操，劉表，孫堅等，或是朝廷掌兵重臣，或是地方要員，他們利用鎮壓黃巾軍起義的機會，或作亂於上，或起兵於下，割據一方，征戰討伐。野心與陰謀，出賣與背叛，一直是最高權力爭奪戰中的基礎內容，而在王權失控和軍閥混戰時代就更是政治常態。

 

統治者走進了一個永遠也走不出的死局，無論是分封製——把國家直接交給自己的家人治理，還是集權製——把國家交給皇帝的代理人即官員負責具體治理，都不能解決政權萬世不替的“始皇難題”。

 

晉室複辟分封製，速死。司馬氏篡奪了曹魏政權，同時也鑒於漢朝失敗的經驗，司馬氏建立晉朝後對秦始皇體製進行了改造，重新回到古老的分封製，大封宗室王，再次把王朝長治久安的希望寄托在自家人身上。晉建國僅21年後，轟轟烈烈的“八王之亂”開始，統治集團內部的這場大混戰是一次相當徹底的彼此毀滅，西北少數民族勢力趁虛進攻，王朝壽終正寢，宗室王的一支在江左建立起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才使晉朝香火勉強得以延續。

 

隋朝采用集權製，也速死。晉朝的失敗，使隋朝把製度的鍾擺再一次調回到中央集權，撤郡並州的改革結束了南北朝以來行政區劃混亂的局麵，在權力牽製、軍民分治、建立監察體係等方麵全麵學習漢朝的製度，但像秦帝國一樣，隋帝國亦二世而亡。

 

自秦至清，統治集團為謀求萬年江山的長治久安，一直在不斷總結前人經驗，也從來沒有停止過改革，包括行政改革、軍事改革和財政賦稅改革。這些改革是否真正延長了其統治時間都是個問題，有的改革與其說有利於統治，還不如說有害於統治。一個王朝可能有一百種死法，誰也不能事先預計它到底是以哪種方式結束自己。

 

秦始皇以為實現了中央集權，就能保證江山萬世不易，但他對事情的考慮過於簡單了。一統體製的確有利於集中最多的資源，最多的人力，形成最大的打擊力量，最無敵於天下，但這些太過表麵，兩千年中，它屢陷失敗。力量和強大的假象欺騙了統治者。壟斷政權所引起的挑戰和風險太多太大，它完全不可持續。秦始皇給中國隻是帶來一個中央集權體製，這個體製延續到二十一世紀，從這個角度看，秦始皇是非常成功的；但集權製並沒有給他和他所有的衣缽傳人帶來他們想要的江山萬世流傳，也從來沒有給帝國帶來過穩定，相反造成周期性的動蕩和戰爭，從這個角度看，秦始皇是完全失敗的。

 

致命的貪婪

 

腐敗深化和統治權威的衰微是王朝危機的開始，通常也是改革的開始。王朝每次遇到危機時，最高統治者近乎本能地采取的改革措施就是強化自己的權力。在帝國，官員的腐敗是普遍的。從壞的方麵看，腐敗是官場的腐蝕劑，對帝國行政造成破壞，從好的方麵看，它又是激勵官員的手段。也就是說，腐敗對於體製運轉是一種必要，因而它不可能消除，但反腐卻是皇帝揮向官員的利劍，特別是對於新繼承大統的皇帝，反腐是他整肅大臣、掃除異己、為自己樹立權威的極佳途徑。但中國式政治是一場輸不起的遊戲，反腐過於較真，打擊麵太大，引起官員普遍反感，怕輸；反腐動靜太小，腐敗日益猖獗，也怕輸。正是由於必要的腐敗存在，皇帝才一直可以反複運用反腐之劍。

 

中國圍棋最富於智慧的技巧是棄子求勝，懂得放棄對獲勝至關重要。極而言之，圍棋乃是一門放棄的藝術，高手知道如何放棄，何時放棄，知道放棄和獲取之間的交換，知道最大程度利用棄子的價值。高手的對弈，最後的生死對決往往在“打劫”之役。打劫，就是利用棄子攻擊對手的薄弱地帶。圍棋技藝的極至，就是放棄的極至。相反，圍棋新手不懂得放棄，雖然他也知道需要放棄，但一進入實際操作，他就會情不自禁地去盡力守住每一顆棋子，他怕輸。越是怕輸，越是要看緊自己的棋子，當然，他的結局隻有一種，就是輸掉整盤棋。即使是兩個新手對弈，贏棋的一方也一定是更善於放棄的一方，雙方棋藝的高低就體現在放棄上。

 

政治上把放棄的智慧發揮到極至的，非華盛頓莫屬。英國古老的王室存續至今，也完全得益於它放棄的智慧。絕對占有，絕對危險，尋求安全的惟一之策就是放棄絕對占有。中國的統治者卻從未表現出放棄的智慧，他們一直模仿秦始皇，但從未超越秦始皇。一次又一次地全盤輸掉，一次又一次地建立新朝，後來者沒有從前人失敗中學到一點真知。他們依然象前代的帝王一樣，盡最大努力把守每一個棋子，把任何一個棋子的丟失都看成是巨大損失。每當統治遇到危機時，他們的唯一應對方式，就是近乎本能地加強權力，追求更大的權力集中。他們從曆代王朝失敗中吸取的唯一教訓，就是決心比以前的統治者更加努力地去死守棋子。結果是再次重蹈覆轍。

 

政治比圍棋當然複雜得多。一盤圍棋的對手隻有一個人，但在一個政治棋盤上，則有很多對手。民主政府中，政治對手都在明處，雙方都按照明確的規則博弈，彼此不會給對方造成不能承受的傷害。而專製政府中，政治卻是一場毫無規則的遊戲，出其不意，詭計和奇謀，在這裏是克敵製勝的重要條件，對手通常都在暗處，即使在身邊，他也可能渾然不覺，雖然也許隱約感覺到危險的迫近，但仍然不知道危險具體何在，這時，當然要做足種種準備應付可能的事變，結果很可能隻是瞎忙一通，不得要領。在自以為危險會出現的地方大力加強戒備，采取各種防範措施，實際危險卻完全在另一個地方出現，當它出現時，卻猝不及防。花大價錢、大力氣修築的政治、軍事工事，有如法國耗費巨資建成的馬其諾防線，雖固若金湯，卻根本派不上用場，原來德國軍隊繞過了法國的防線，突然從法國人意想不到的阿登高地突進。

 

統治的安全不取決於嚴防死守，而取決於對抗力量的發展。釋放部分統治權力，是釋放社會對抗性壓力最有效的措施。世界曆史上，凡在懂得放棄權力的地方都不會也沒有發生過血腥的暴力革命，而死不放棄權力的，特別在社會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必定會成為權力的犧牲品。

 

無窮的敵人

 

改革的目的就是消除政權麵臨的危險，可非常要命的事實是，統治者永遠也不能準確判斷危險來自何方。

 

政府必須在很多條戰線上同時防範和進行作戰，既要防民，又要防官；既要防範身邊的危險，又要防範遠處的危險；既要防止內亂顛覆，又要防止外敵入侵和吞並。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統治者又必須去完成不能完成的事，沒有選擇。他們把國家當家業，而家業是絕對不能放棄的。但這份家業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從來就沒有獲得天下人的認可，毋寧說，它是一份無主的家業，所有人都可以去占有它，就看誰有占有它的實力。這樣，中國政治的實質就是連續不斷的武力賭博，每一個政權既是這種賭博的結果，又必須參與下一場賭博。贏隻是暫時的，輸卻是絕對的。再強大的政權，智力、財力、人力總是有限，可挑戰、危險、敵人則無窮盡。以有限應對無限，顧於此，必失於彼，嚴於內，必疏於外，這就是所有獨攬天下大權的統治集團永遠沒有安全、永遠不會長久、改革永遠不會成功的原因，他們永遠守不住本來就不屬於他們的家業，在他們自認為找到了可以長治久安的可靠製度保障時，卻意想不到地埋下了災難的種子，改革意在醫治痼疾，卻往往成為下一個危機的起點。

 

持續受到邊境民族巨大壓力的唐王朝，被迫對軍事體製進行改革，去建立一個規模龐大的防禦體係。在北邊和西邊邊境地區建成的九大藩鎮，形成了龐大的軍事能力，確實加強了應付外來挑戰的力量，但不詳的是，藩鎮製度同時也形成了遠離中央、難以製約、對朝廷構成嚴重威脅的一個個力量中心。自安史之亂開始，藩鎮演變為地方割據，決定性地改變了唐代的國內政治，動搖了王朝的權威。到了行伍出身的宋太祖，前有唐朝的教訓，後有自身發動兵變的經曆，不但深知軍隊的重要性，更深知軍隊的危險性，為了嚴防於內，新政權剛剛安定就對軍隊管理體製實行改革，強化皇帝對軍隊的領導權，削弱武官的地位。減少了內患，卻增加了外憂。有宋一代對外虛弱不堪，它在同北方遼、夏、金的軍事鬥爭中屢吃敗仗，割地賠款，宋朝的兩位皇帝徽宗、欽宗父子連同他們的女人、百官被金人虜獲，終其一生都受盡淩辱。

 

世人都隻看到皇帝無比風光的一麵，看到他們權力無邊，享盡榮華富貴，當代電視劇極力渲染帝王們的豐功偉績和浪漫生涯，人們便以為每個皇帝都想再活五百年，何曾去想還有多少苦命的皇帝。秦二世屈服於宦官趙高指鹿為馬的淫威，蜀漢後主、南唐李後主都成了敵國的俘虜，漢獻帝作為軍閥們爭奪的目標，被反複劫持，以便後者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崇禎皇帝在李自成的隊伍包圍京城之際讓皇後貴妃自盡，又揮刀砍殺15歲的長公主，埋怨她“何生帝王家”，最後自縊煤山。

 

不幸的皇帝何勝枚舉。不幸的皇帝各有各的不幸，他們中雖然有秦二世胡亥這樣殘暴愚蠢、不堪造就者，但如果以為都特別無能特別昏庸，則不符合事實。劉禪與諸葛亮君臣融洽，可見既賢且識大體；崇禎勤於政事，勵精圖治，開局良好。總的來說，他們的悲劇是他們自己無法逆轉的，是形勢所定，即使諸葛亮再世，也不能挽回蜀國的失敗。當明王朝受到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軍和充滿銳氣的清軍兩麵夾擊時，已然無回天之力。王朝自興盛而沒落，所呈現的軌跡是一條平滑向下的直線，而不是一條起伏有致的曲線。中興隻是虛幻的假象，是短暫的回光返照。一般情況下，他們在出生或繼承大位時，時局已經緊張，危機正在到來，不但社會顯現亂象，朝廷內部也變得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往往始於最高權力的繼承危機。在特殊情況下（實際上屢見不鮮），比如帝位出缺，新皇帝要經過朝廷中主要實力派別的協商、鬥爭、甚至發動一場政變才能產生，而這可能隻是隨後更激烈的權力爭奪戰的序曲。皇帝位於權力體係的核心和中樞，身不由己，大權旁落，王朝危機深重的時刻已經到來。

 

每一個王朝的覆滅都開始於農民起義，它如果不是直接把王朝送進墳墓，也是為王朝掘墓的第一批力量。農民起義一開始就直奔地方官府，殺死官吏，即使沒有對王朝造成最致命的威脅，它也打開了致命的魔盒，那些原本處於蟄伏狀態的體製內和體製外的各種勢力此時乘機崛起，形成滾滾洪流撲向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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