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紅年代記憶
一
“每年增產10% 是躍進，增產20% 是大躍進，我們高舉三麵紅旗，連年增產25%，這是特大躍進。”這是老師說的，那年我初二。
“每年增產10% 是躍進，增產20% 是大躍進，我們高舉三麵紅旗，連年增產25%，這是特大躍進。”這是老師說的，那年我初二。
老師發動大家，每人都交廢銅爛鐵，支援煉鋼。我回到家，家裏已經來過一批不相識的人，硬把一樓窗戶上的保安欄杆全拆了，祖母說，嚇死了。好說歹說，我拿了一個平底鍋去學校交差，發現我的貢獻是最好的，真正美國貨的鋼鐵鍋，其他同學拿去的都是幾隻釘子或舊鉛筆盒。
康平路上的上海第54中學，靠近徐家匯，沿天鑰橋路向南走兩個街口就是郊區，田地裏散布著很多墳墓，全被各學校的高中學生扒開了，為的是腐朽棺木上的鐵釘，骨頭就丟在馬路邊，膽大的同學拿了大腿骨揮舞，嚇得大家四散逃開。
高年級學生在食堂前的空地壘起一個“小高爐”，把這些廢鐵倒進去，他們稱這叫“煉鋼”。鼓風機吹得嗚嗚響，一會“出鋼”了，爐火映紅了每個人的臉，也映紅了每個人的心，第二天一早，高年級師生敲鑼打鼓把這幾塊牛屎般的鐵疙瘩送到市委去報喜。我心裏想，我家被拆下來的鋼窗，質量可比這煉出來的牛屎好多了。
報紙上說，由於深耕密植，糧食連年大豐收，這叫“放衛星”。中國幾千年沒解決的問題——吃飽飯——突然解決了，毛主席憂慮地問，糧食多得吃不完怎麽辦？辦法是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家家戶戶的鍋子爐子都砸掉煉了鋼，人民公社辦起公共食堂，實行共產主義，放開肚子吃飽飯。
1958年7月1日，上海郊區最大的“七一人民公社”成立，我們學校全體師生去參加慶典，參加勞動。走到漕河涇已經筋疲力盡，先參觀一棵棉花樹，足有兩米高，結滿了棉花蕾，不知以後怎麽采摘。但我們到了真實的棉田，棉株卻隻及膝蓋高，大家下去采摘了幾朵，算是體驗了農民的辛苦。那邊已在叫“食堂開飯啦”，農民們興高采烈地去排隊，我們也去。一批一批進去吃，農民們開心啊，添了一碗又一碗，比誰吃得多。論到我，一個粗陶碗，一碗糙米飯，再一碗水煮青菜，飯是一疙瘩一疙瘩，又硬又冷，別說吃了，我從沒見過這樣的“飯”，吃一口我直惡心，勉強塞下去，趕快逃出來。也有同學吃了三碗，不要錢嘛。
二
“躍進，大躍進，特大躍進”了一年，“吃飯不要錢，共產主義”了半年，社會上開始出現一種叫作 “浮腫病”，學校團支部開始做報告，我們被告知，我國遭遇了 “特大連年自然災害”，所以要 “艱苦奮鬥”。
祖父在浙江家鄉的弟妹們，開始這個月你，下個月他的輪流來上海探望，一住半個月，這個剛走又一個。還有兩個來自鄉下的傭人是臨時戶口，沒糧票的，我家也開始感覺吃不飽了。好在每星期總有幾次﹐郊區的農民晚上偷偷上門來﹐用一些肉﹑雞﹑魚換上十塊錢﹐所以我家還是餐餐有葷。
生活在上海的我們，根本不知道在安徽、河南已易子相食，廣大中國農村，餓莩遍野。1959至1961年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近四千多萬農民被活活餓死。
盡管當局有效地阻止消息傳入城市，嚴防災民進入上海，但還是有少數人出現在上海街頭。我們弄堂篤底放了一個大缸，居委會開會要求大家把淘米水、殘菜剩羹都倒在缸裏，讓農民挑去喂豬。大熱天，缸裏發出濃烈的酸臭味，四周蒼蠅飛舞，我們走過都趕緊掩鼻跑過。
一天，我看見一個衣服破爛到無法再破的農民，衣褲幾乎全部成了布條，一條一條掛在身上，露出肮髒的大腿胳膊，他彎下身，用手在缸底裏撈稠厚一點的食物渣，撈一把就往嘴裏塞，吃得喉嚨咕嚕咕嚕的響，我不敢在他身邊走過，回來告訴祖母。祖母叫老傭人義媽出去一看，回來說真的一個叫花子在撈餿物吃，祖母說，你去叫他來，一會，這個頭發胡子都粘在一起、三分像人七分是鬼的饑民進了我家大門，在院子水泥地上坐下，渾身索索顫抖，我從沒見過餓得發抖的。
祖母叫義媽盛了一大碗冷飯，泡了熱開水，再給他一碗昨天的剩菜，他迫不及待地雙手捧起，狼吞虎咽地活倫吞下去。
“慢點，慢點吃。” 祖母說，“罪過啊你多少時間沒吃飯了？”
“謝，謝…… 謝謝太太。我，我……” 他說不上來。我不知他說的什麽話，不是上海郊區話。
祖母又把家裏所有的剩飯剩菜都倒在他剛才用過的兩隻碗裏，讓他用一塊塑料布包起來帶走。叮囑他今天不能再吃了，明天再吃。
他彎著腰退出去。他也是一個人，他有家人嗎? 他們還在世上嗎？
我當時沒有想到這些問題，直到半個世紀後，我們才知道中國曾經有過人類曆史上最可怕的大饑荒，更可怕的，那不是 “自然災害”。
三
1960年中秋﹐徐家匯第六百貨商店賣的月餅是鹹菜餡的﹐中國人幹癟的腸胃異常渴望油水和甜潤。
終於市麵上出現了古巴砂糖﹐那種泥土色的糖很粗很齷齪﹐裏麵有稻草爛泥﹐沖一杯糖水﹐一半是爛泥漿。我們經常去人民廣場參加集會，高喊 “古巴西，楊基諾”，據說是“要古巴不要美國”的意思。
那年還有一樣美食﹐伊拉克蜜棗﹐和古巴砂糖一樣﹐是一種革命的美食。
伊拉克共產黨推翻了國王費賽爾二世﹐1959年3月，退出英美帝國主義的巴格達條約﹐引起英美製裁﹐於是我們又去人民廣場喊口號﹐那年頭﹐集合去開會我們最開心的事。
黨和國家特地從這些受帝國主義製裁的國家運來了他們賣不出去的東西﹐互通有無﹐到了1961年中秋﹐總算不吃鹹菜月餅了﹐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後來上海爆發了肝炎﹐就是伊拉克蜜棗帶來的。
我們除了每學期到郊區人民公社勞動半個月外﹐每周還有一天集體勞動。
學校隔壁的一大片荒地，原要興建上海腫瘤醫院。61年終於開工了，造起幾十棟在當時是非常高級的五層住宅，我們去參加搬運勞動，那裏的鋼窗、地板、浴室用具，全是進口的。戴了墨鏡的市委書記魏文伯來視察，見到我們學生，說參加勞動很好嘛，然後鑽進一輛藍色的菲亞特轎車走了，當時大多領導人乘坐波蘭的華沙牌，能有西方車很不一般的。
康平路100弄完工了，我們又轉去工廠勞動。自己帶飯盒到廠裏，由食堂蒸好後午餐。在那火紅的年代，同學們的午飯大多隻有青菜和秈米飯，我像犯罪似地躲在一邊才打開飯盒，因為裏麵除了大米飯之外，總有兩條香腸。
其實我一直遊離在火紅年代之外，不知這是我的幸運，還是後來終於受難的起緣。
這是別人的注解如下
“古巴西，楊基諾”：西班牙語 Cuba Si, Yankees No.
據說大躍進期間養的豬有大象那麽大, 和老爺叔文中兩米高的棉花樹是同一個性質。
這是別人的注解如下
“古巴西，楊基諾”：西班牙語 Cuba Si, Yankees No.
據說大躍進期間養的豬有大象那麽大, 和老爺叔文中兩米高的棉花樹是同一個性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