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九日， 遊春結隊行。 翠屏臨絕頂， 俯視大江橫。 戛雲亭上望， 士女出傾城。 往來船如織， 春水綠盈盈。 喧填簫鼓奏， 沿岸踏歌聲。 龍作霓裳舞， 前導建旗旌。 相攜有春酒， 燔間席地平。 成群各斟酌， 杯盡壺更傾。 喧嘩動山穀， 翔空鳥震驚。 梅花開笑靨， 野草嫩芽萌。 晴郊生氣象， 鍾動晚霞明。 野遊洵足樂， 由來有深情。 元稹昔守達， 是日歸棹輕。 邦人齊出送， 俎餞登翠屏。 詩人有遺愛， 祠堂垂典型。 相去雖千古， 佳遊未可停。 年年逢此時， 登高山更青。 （載民國《達縣誌·卷末·詩存》）達州“元九登高”溯源 又是一年春草綠。隨著舊曆新年的來臨，達州人民的盛大節日-元九登高節即將拉開帷幕。關於達州“元九登高”的來曆，可謂眾說紛紜，見仁見智，報刊也組織過多次討論，但仍莫衷一是。筆者上世紀80年代在參與編寫《達縣文化誌》時曾對“元九登高”做過一些粗淺的考證，有一些鄙陋的看法，願意以此就教於識者。關於“元九登高”的來曆，主要這樣幾種說法：一是踏青說，見於乾隆《達州誌》。該書在“卷一·風俗”中說：“正月晴明時，群登翠屏山，載酒歡歌，竟日遊賞，亦取踏青之意也。”嘉慶《達縣誌》在卷十九“風俗”中也沿用這一說法。不過，兩書都沒有指明“群登翠屏山”的具體時間，也沒有明確它和元稹有無關係。二是“禮神”說，見於民國《達縣誌》。其“卷九·禮俗門·風俗”中記載說：“九日謂之上九，士女群登翠屏山禮玉皇大帝。肩摩穀擊，攜酒挈榼，飲於山頂，至黃昏始散。山頂樹長木架，橫杆燃天一燈，對照城內，十數裏畢見之。取天一生水之意，以治火，至十六日乃熄。”三是紀念元稹說。最早見於劉存厚的詩《正月初九登翠屏山即事》（載民國《達縣誌·卷末·詩存》）：“正月初九日，遊春結隊行。翠屏臨絕頂，俯視大江橫。戛雲亭上望，士女傾出城。往來船如織，春水綠盈盈。喧填簫鼓奏，沿岸踏歌聲。龍作霓裳舞，前導建旗旌。相攜有春酒，墦間席地平。成群各斟酌，杯盡壺更傾。喧嘩動山穀，翔空鳥震驚。梅花開笑靨，野草嫩芽萌。晴郊生氣象，鍾動晚晴明。野遊洵是樂，由來有深情。元稹昔守達，是日歸棹輕。邦人齊出送，祖餞登翠屏。斯人有遺愛，祠堂重典型。相去雖千古，佳遊未可停。年年逢此日，登高山更青。” 在詩中，劉存厚詳細描繪了當時元九登高的盛況，據筆者所見的資料，這也是第一次把“元九登高”的習俗與元稹連在一起。 其實，關於“元九登高”的說話，歸納起來，隻有兩種：一是為紀念元稹，一是與元稹無關。達縣的正月初九登高的習俗究竟與元稹有關還是無關？筆者以為，既有關，也無關。先說“有關”。首先，從前麵所引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達縣正月登高的習俗由來已久，至少在清乾隆、嘉慶年間（公元1736-1820）即已盛行，因此才會有乾隆《達州誌》和嘉慶《達縣誌》的那些記載，而它醞釀萌生的時間應更為久遠。盡管史誌都沒有提到登高的具體時間以及是否與元稹有關，但也沒有肯定它與元稹無關。 其次，就目前的研究來看，認為“元九登高”與元稹無關的論據似乎還不很充分。有人認為：指“元九登高”為紀念元稹，出自軍閥劉存厚之筆下，是他企圖借古人打扮自己而偽造的事實（見章文儀先生《也說元九登高與紀念元稹無關》，下同）。筆者以為，此種推斷太過武斷。劉存厚作為軍閥，據達縣長達九年之久，毫無善政可言，惟貪欲無度，被人民罵作“劉瘟牛”，是不爭的事實，並且他的這首詩粉飾太平的痕跡太重，不知廉恥，為自己塗脂抹粉，也是肯定的。但是，有一點我們應該注意：就是在劉存厚時期（1924-1933），民間就有元九登高為紀念元稹之說，否則劉氏不會采之入詩。也有人認為，元稹離任的時間應該是在元和十四年二月底，不是在正月初九，故而“元九登高”為紀念元稹之說不能成立。其依據是：元稹元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宜昌和白居易兄弟邂逅於舟中，有他的詩為證；從達縣到萬縣陸路不過300餘裏，行程最多不過十日；從萬裏川江到江陵（荊州），“千裏江陵一日還”，最多不過兩三天。如果是正月初九就離開達縣，怎麽會三月中旬才到江陵呢？時間不對。這樣推算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他們可能忘了計算古代官員離任時沿途的應酬、吟弄風月的時間了。白居易從西安到奉節赴任，可是曾經走了整整半年多啊。借著離任的機會，一路遊山玩水，是古代官員們的通病，何況是元稹這樣一位“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風流才子呢。再說，元稹離開通州，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旱路，即從達縣到萬縣；一是水路，即乘船沿州河而下，至重慶，再順長江東下。元稹究竟走的那條路，目前還找不到確切依據，但筆者推測，坐船的可能性極大（劉存厚也認為應該是坐船，所以詩中有“歸棹輕”之說），少了車馬的勞頓，再說，又不是急著要和白氏兄弟會麵，幹嗎要匆匆忙忙地趕路呢。況且，當時川江行船，通常要等便船搭載，哪能像今天這樣隨到隨走。所以，元稹正月初九從通州出發，三月十二日才到江陵，是完全可能的，時間上應該不會有什麽大的問題。還有人認為，地方官離任，百姓送行是件大事，何以舊誌上不載？其實，迎來送往，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都屬於很普通的應酬。更何況正月初九為元稹送行的百姓，恐怕並不是全城工商士農，而隻是少數士大夫和士紳而已，說不定也就是幾個同僚或者屬員，充其量還有幾個“粉絲”，並不算什麽大事，也算不得盛事，哪裏值得方誌一書？雖然元稹當時詩名大著，但以那時民眾的文化水平和文化傳播手段、傳播渠道而言，一般的小小老百姓，恐怕隻知道他是州“司馬”，而不會知道他也是文壇巨匠，因此，他離任時不見得就會有很多崇拜者來送行。乾隆《達州誌》和嘉慶《達縣誌》都不敘為紀念元稹而登高一事，率由此乎！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古書對此原有明確記載，但後人無從看見，或者尚未發現而已。 從上麵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元九登高，可能與元稹有關。但為什麽又說它與元稹無關呢？首先，任何民俗的形成，都必須具有三個方麵的因素：一是自然條件因素，二是社會條件因素，三是民眾心理因素，三者互相補充，互相促進，共同推動著民俗的形成，缺一不可。筆者以為，達縣的元九登高，正是具備了這三個方麵的因素：正月初九，正值新春佳節時候，年還沒有過完，人們有充裕的時間消閑，也有消閑的需求。二是古時候達縣翠屏山樹木蔥鬱，宛如屏障正對城南門，雖經冬而依然清幽可人；因州河所隔，平時難得過河一遊，新春時節走走，也是一種賞心樂事。三是翠屏山的遊樂設施在當時還算比較完備，有寺廟道觀可逛，有玉皇大帝可拜，有“天一燈”可看。三是在達縣曆史上，有元稹這樣一位著名的大詩人來做過官，人們自然會以之為榮，會為之津津樂道，為他編造出許多故事和傳說，至於他究竟為百姓做過多少好事，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該當別論。換句話說，元九登高，是在民眾需要、民眾願意、民眾可能的條件下形成地方習俗的。 關於“元九登高”習俗的形成過程，筆者有這樣的臆測：唐元和十四年的正月某日，天氣晴朗，州司馬元稹就要離開通州去任虢州長史了。一群同元稹關係密切的同僚和幾個仰慕他的士大夫攜酒帶榼，到翠屏山，為他餞行。大家飲酒賦詩，說了許多依依惜別的話，直到黃昏時分，元稹才踏上歸程，而送行的人則盡興得很，覺得很有意思，於是相約“明年還來”。第二年，大家又來到翠屏山，回憶去年的往事，飲酒作樂，年複一年，越來越多的人競相效仿，再加上翠屏山上有戛雲亭，後來又修建了真武宮，風景宜人，既可登高望遠，亦可禮佛朝聖，踏青消閑，就這樣，元九登高的風俗逐漸形成了。 正如嘉慶達縣誌所記載的那樣，元九登高的本質是春天踏青遊。這股風氣日盛後，有好事者要考其源，於是附會了懷念元稹一說，而且此說逐漸被老百姓接受，又被劉存厚寫入了詩文。 也許有人不會讚成筆者的意見，認為這是貶低了元稹。其實，對某種民俗的起源，我們大可不必太過認真，因為它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附會了太多的傳說和臆想，根本考證不清。如過年，如傳統的端午節、中秋節、乞巧節等等，就是如此。史家紀事，當然應該以實錄為高，但民間有此一說，不妨姑妄聽之、姑妄記之，也是免不了的。所以，史誌所載，並不見得就是鐵板釘釘，準確無誤，事事都說得清楚，有個來龍去脈。實際上，元稹在通州司馬任上並無多少建樹。一是他“坐事貶江陵士曹參軍，徙通州司馬”，心情不好，對通州並無好感，總認為“通川之地，叢穢卑偏，蒸瘴陰鬱”，“三冬有電連春雨，九月無霜盡火雲”，不可能有很高的積極性為民造福。二是官位卑微，難以為主導政局。唐代的司馬，又稱“別駕”，是州刺史的佐官，其職責是“凡刺史行部，從事別乘一乘傳車從行”，能作出多少業績來？三是元稹在任隻有短短三年光景，既要吟詩作賦，又要與好友白居易來來往往，哪有時間理政務啊。但因為他後來有點名氣了，又回朝廷做了宰相，人們就把他當作本縣的驕傲，懷念他，在六相祠堂裏供奉他。可見，百姓對一個人的敬佩，並不僅僅看政績。隻要他無大錯，隻要他有點長處，老百姓總是寬容的，願意記住他。 元稹在達縣的遺跡，主要集中在翠屏山這邊，最為著名的要數戛雲亭，相傳是元稹所建。在市委、市政府打造名山名節，設“元九登高節”以來，有關部門既注重了鳳凰山的開發，是不是也應該加大“元九登高”的發祥地—翠屏山的建設力度呢？！
轉載：《正月九日遊翠屏即事》： 劉存厚
thinkthought (2012-02-29 20:21:10) 評論 (0)正月初九日， 遊春結隊行。 翠屏臨絕頂， 俯視大江橫。 戛雲亭上望， 士女出傾城。 往來船如織， 春水綠盈盈。 喧填簫鼓奏， 沿岸踏歌聲。 龍作霓裳舞， 前導建旗旌。 相攜有春酒， 燔間席地平。 成群各斟酌， 杯盡壺更傾。 喧嘩動山穀， 翔空鳥震驚。 梅花開笑靨， 野草嫩芽萌。 晴郊生氣象， 鍾動晚霞明。 野遊洵足樂， 由來有深情。 元稹昔守達， 是日歸棹輕。 邦人齊出送， 俎餞登翠屏。 詩人有遺愛， 祠堂垂典型。 相去雖千古， 佳遊未可停。 年年逢此時， 登高山更青。 （載民國《達縣誌·卷末·詩存》）達州“元九登高”溯源 又是一年春草綠。隨著舊曆新年的來臨，達州人民的盛大節日-元九登高節即將拉開帷幕。關於達州“元九登高”的來曆，可謂眾說紛紜，見仁見智，報刊也組織過多次討論，但仍莫衷一是。筆者上世紀80年代在參與編寫《達縣文化誌》時曾對“元九登高”做過一些粗淺的考證，有一些鄙陋的看法，願意以此就教於識者。關於“元九登高”的來曆，主要這樣幾種說法：一是踏青說，見於乾隆《達州誌》。該書在“卷一·風俗”中說：“正月晴明時，群登翠屏山，載酒歡歌，竟日遊賞，亦取踏青之意也。”嘉慶《達縣誌》在卷十九“風俗”中也沿用這一說法。不過，兩書都沒有指明“群登翠屏山”的具體時間，也沒有明確它和元稹有無關係。二是“禮神”說，見於民國《達縣誌》。其“卷九·禮俗門·風俗”中記載說：“九日謂之上九，士女群登翠屏山禮玉皇大帝。肩摩穀擊，攜酒挈榼，飲於山頂，至黃昏始散。山頂樹長木架，橫杆燃天一燈，對照城內，十數裏畢見之。取天一生水之意，以治火，至十六日乃熄。”三是紀念元稹說。最早見於劉存厚的詩《正月初九登翠屏山即事》（載民國《達縣誌·卷末·詩存》）：“正月初九日，遊春結隊行。翠屏臨絕頂，俯視大江橫。戛雲亭上望，士女傾出城。往來船如織，春水綠盈盈。喧填簫鼓奏，沿岸踏歌聲。龍作霓裳舞，前導建旗旌。相攜有春酒，墦間席地平。成群各斟酌，杯盡壺更傾。喧嘩動山穀，翔空鳥震驚。梅花開笑靨，野草嫩芽萌。晴郊生氣象，鍾動晚晴明。野遊洵是樂，由來有深情。元稹昔守達，是日歸棹輕。邦人齊出送，祖餞登翠屏。斯人有遺愛，祠堂重典型。相去雖千古，佳遊未可停。年年逢此日，登高山更青。” 在詩中，劉存厚詳細描繪了當時元九登高的盛況，據筆者所見的資料，這也是第一次把“元九登高”的習俗與元稹連在一起。 其實，關於“元九登高”的說話，歸納起來，隻有兩種：一是為紀念元稹，一是與元稹無關。達縣的正月初九登高的習俗究竟與元稹有關還是無關？筆者以為，既有關，也無關。先說“有關”。首先，從前麵所引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達縣正月登高的習俗由來已久，至少在清乾隆、嘉慶年間（公元1736-1820）即已盛行，因此才會有乾隆《達州誌》和嘉慶《達縣誌》的那些記載，而它醞釀萌生的時間應更為久遠。盡管史誌都沒有提到登高的具體時間以及是否與元稹有關，但也沒有肯定它與元稹無關。 其次，就目前的研究來看，認為“元九登高”與元稹無關的論據似乎還不很充分。有人認為：指“元九登高”為紀念元稹，出自軍閥劉存厚之筆下，是他企圖借古人打扮自己而偽造的事實（見章文儀先生《也說元九登高與紀念元稹無關》，下同）。筆者以為，此種推斷太過武斷。劉存厚作為軍閥，據達縣長達九年之久，毫無善政可言，惟貪欲無度，被人民罵作“劉瘟牛”，是不爭的事實，並且他的這首詩粉飾太平的痕跡太重，不知廉恥，為自己塗脂抹粉，也是肯定的。但是，有一點我們應該注意：就是在劉存厚時期（1924-1933），民間就有元九登高為紀念元稹之說，否則劉氏不會采之入詩。也有人認為，元稹離任的時間應該是在元和十四年二月底，不是在正月初九，故而“元九登高”為紀念元稹之說不能成立。其依據是：元稹元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宜昌和白居易兄弟邂逅於舟中，有他的詩為證；從達縣到萬縣陸路不過300餘裏，行程最多不過十日；從萬裏川江到江陵（荊州），“千裏江陵一日還”，最多不過兩三天。如果是正月初九就離開達縣，怎麽會三月中旬才到江陵呢？時間不對。這樣推算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他們可能忘了計算古代官員離任時沿途的應酬、吟弄風月的時間了。白居易從西安到奉節赴任，可是曾經走了整整半年多啊。借著離任的機會，一路遊山玩水，是古代官員們的通病，何況是元稹這樣一位“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風流才子呢。再說，元稹離開通州，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旱路，即從達縣到萬縣；一是水路，即乘船沿州河而下，至重慶，再順長江東下。元稹究竟走的那條路，目前還找不到確切依據，但筆者推測，坐船的可能性極大（劉存厚也認為應該是坐船，所以詩中有“歸棹輕”之說），少了車馬的勞頓，再說，又不是急著要和白氏兄弟會麵，幹嗎要匆匆忙忙地趕路呢。況且，當時川江行船，通常要等便船搭載，哪能像今天這樣隨到隨走。所以，元稹正月初九從通州出發，三月十二日才到江陵，是完全可能的，時間上應該不會有什麽大的問題。還有人認為，地方官離任，百姓送行是件大事，何以舊誌上不載？其實，迎來送往，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都屬於很普通的應酬。更何況正月初九為元稹送行的百姓，恐怕並不是全城工商士農，而隻是少數士大夫和士紳而已，說不定也就是幾個同僚或者屬員，充其量還有幾個“粉絲”，並不算什麽大事，也算不得盛事，哪裏值得方誌一書？雖然元稹當時詩名大著，但以那時民眾的文化水平和文化傳播手段、傳播渠道而言，一般的小小老百姓，恐怕隻知道他是州“司馬”，而不會知道他也是文壇巨匠，因此，他離任時不見得就會有很多崇拜者來送行。乾隆《達州誌》和嘉慶《達縣誌》都不敘為紀念元稹而登高一事，率由此乎！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古書對此原有明確記載，但後人無從看見，或者尚未發現而已。 從上麵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元九登高，可能與元稹有關。但為什麽又說它與元稹無關呢？首先，任何民俗的形成，都必須具有三個方麵的因素：一是自然條件因素，二是社會條件因素，三是民眾心理因素，三者互相補充，互相促進，共同推動著民俗的形成，缺一不可。筆者以為，達縣的元九登高，正是具備了這三個方麵的因素：正月初九，正值新春佳節時候，年還沒有過完，人們有充裕的時間消閑，也有消閑的需求。二是古時候達縣翠屏山樹木蔥鬱，宛如屏障正對城南門，雖經冬而依然清幽可人；因州河所隔，平時難得過河一遊，新春時節走走，也是一種賞心樂事。三是翠屏山的遊樂設施在當時還算比較完備，有寺廟道觀可逛，有玉皇大帝可拜，有“天一燈”可看。三是在達縣曆史上，有元稹這樣一位著名的大詩人來做過官，人們自然會以之為榮，會為之津津樂道，為他編造出許多故事和傳說，至於他究竟為百姓做過多少好事，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該當別論。換句話說，元九登高，是在民眾需要、民眾願意、民眾可能的條件下形成地方習俗的。 關於“元九登高”習俗的形成過程，筆者有這樣的臆測：唐元和十四年的正月某日，天氣晴朗，州司馬元稹就要離開通州去任虢州長史了。一群同元稹關係密切的同僚和幾個仰慕他的士大夫攜酒帶榼，到翠屏山，為他餞行。大家飲酒賦詩，說了許多依依惜別的話，直到黃昏時分，元稹才踏上歸程，而送行的人則盡興得很，覺得很有意思，於是相約“明年還來”。第二年，大家又來到翠屏山，回憶去年的往事，飲酒作樂，年複一年，越來越多的人競相效仿，再加上翠屏山上有戛雲亭，後來又修建了真武宮，風景宜人，既可登高望遠，亦可禮佛朝聖，踏青消閑，就這樣，元九登高的風俗逐漸形成了。 正如嘉慶達縣誌所記載的那樣，元九登高的本質是春天踏青遊。這股風氣日盛後，有好事者要考其源，於是附會了懷念元稹一說，而且此說逐漸被老百姓接受，又被劉存厚寫入了詩文。 也許有人不會讚成筆者的意見，認為這是貶低了元稹。其實，對某種民俗的起源，我們大可不必太過認真，因為它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附會了太多的傳說和臆想，根本考證不清。如過年，如傳統的端午節、中秋節、乞巧節等等，就是如此。史家紀事，當然應該以實錄為高，但民間有此一說，不妨姑妄聽之、姑妄記之，也是免不了的。所以，史誌所載，並不見得就是鐵板釘釘，準確無誤，事事都說得清楚，有個來龍去脈。實際上，元稹在通州司馬任上並無多少建樹。一是他“坐事貶江陵士曹參軍，徙通州司馬”，心情不好，對通州並無好感，總認為“通川之地，叢穢卑偏，蒸瘴陰鬱”，“三冬有電連春雨，九月無霜盡火雲”，不可能有很高的積極性為民造福。二是官位卑微，難以為主導政局。唐代的司馬，又稱“別駕”，是州刺史的佐官，其職責是“凡刺史行部，從事別乘一乘傳車從行”，能作出多少業績來？三是元稹在任隻有短短三年光景，既要吟詩作賦，又要與好友白居易來來往往，哪有時間理政務啊。但因為他後來有點名氣了，又回朝廷做了宰相，人們就把他當作本縣的驕傲，懷念他，在六相祠堂裏供奉他。可見，百姓對一個人的敬佩，並不僅僅看政績。隻要他無大錯，隻要他有點長處，老百姓總是寬容的，願意記住他。 元稹在達縣的遺跡，主要集中在翠屏山這邊，最為著名的要數戛雲亭，相傳是元稹所建。在市委、市政府打造名山名節，設“元九登高節”以來，有關部門既注重了鳳凰山的開發，是不是也應該加大“元九登高”的發祥地—翠屏山的建設力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