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戀是遺傳的嗎？——請看三位華人學者的探討

最近“加州8號法案”由於一名聯邦法官的幹預而翻盤而鬧得沸沸揚揚。一向對同性戀婚姻爭論不太敏感的華人社區，終於也有部分人士開始表示出興趣。如蘆鶴從美國民主和憲政體製的政治製度角度對這個問題的前因後果作出了一些不錯的總結；西岸則從同性戀與華人同屬於弱勢群體，應該乘機建立聯盟來提升華人政治勢力。也有人提出同性戀有可能有生物遺傳基礎。對於後一種觀點，有30年生物遺傳學教育和研究背景的山哥感到困惑不解。因為在人類基因組測序解碼工作早已完成的今天，至今並未有同性戀基因被克隆和鑒定的報道。如果真有這類基因被解析，一定會轟動全球，抱個炸藥獎無疑！

下麵山哥引述譚克成、黃偉康、顏重剛3位美國華裔學者對同性戀是否遺傳決定的探討。請大家關注。

同性戀是遺傳的說法 

　　同性戀者力稱他們的性傾向是與生俱來的，這說法是基於幾個同性戀科學家的生物學研究報告而來，然而這些報告都有錯誤研究之處。

　　(一)Le Vay發表的研究報告稱，他解剖了十九名死於愛滋病的男同性戀者的腦部，發現他們下丘腦的一處稱為INAH-3的地方，大都比另外解剖的十六名異性戀男性的INAH-3小，而這部份的大小則與六名被解剖的女性的一樣，所以LeVay推論，男同性戀者之所以以有同性戀的傾向，乃因他們的INAH-3與女性一樣。

　　Le Vay的研究報告有兩處錯誤： 

　　1·「雞先或蛋先」之誤：該十九名同性戀者是死於愛滋病，當男性染上愛滋病後，身體各部份會產生變化，而男性荷爾蒙也會大量減少。在動物的研究中，已發現減少雄性荷爾蒙會引致腦部類似INAH-3的地方縮小，故LeVay所研究的男同性戀者的INAH-3縮小，有可能由愛滋病所導致。

　　此外，生理學和心理學有一條規律說：「行為上的變化，會引致結構上的變化。」LewisBaxter博士及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研究也證實，行為治療可令腦部的電路產生變化，所以同性戀者的多年同性戀行為，加上愛滋病毒的侵入，使身體某部份縮小或產生變化，都不是奇怪的事。反之，要證實同性戀行為是因為INAH-3細小而產生，並無科學實證。

　　2·INAH-3未必是控製男性性欲的地方：動物腦中有一個與人類的INAH-3一樣的地方，稱為SDN-POA。南科羅拉多大學兩位研究員Gorski和Arendash發現，即使毀滅了雄老鼠腦部的SDN-POA，也不能影響老鼠的性欲。威斯康辛州大學的Slimp博士的報告就指出，影響雄性猴子性欲的腦部部份，不是INAH-3而是其上麵的另一個位置，故人類腦部的INAH-3的大小，可能與其性取向完全沒有關係。


　　(二)同性戀科學家Pillard，根據他與Bailey在一百六十一位有兄弟的同性或雙性戀男士當中所做的調查，發表了另一個報告。他說在同卵孿生兄弟中有52%是同性戀者，在非孿生兄弟中隻有9%是同性戀者。Pillard認為，因為同卵孿生兄弟的遺傳基因是一樣，所以他們有同性戀的傾向，比非孿生兄弟的機會率高，這也可以說明，他們的同性戀行為，可能是由遺傳因子所形成的。

　　Pillard的研究結論有兩處漏洞： 

　　1·臨床心理學家JosephNicolosi指出，如果孿生兄弟的同性戀傾向是由遺傳因子引起，他們的兄弟應百分之一百都是同性戀，而不是隻有52%。至於52%之所以出現，就如擲硬幣所出現的「公」或「字」的或然率一樣，隻能顯示機會均等而已。

　　2·Pillard與Bailey發現非孿生兄弟的同性戀傾向有9%，比起同性戀者占人口中1.2%高出7.8%，正好反證孿生兄弟因為在相同的家庭環境長大，受相同的心理影響，所以一起變為同性戀者的機會率增高。


　　(三)Hamer博士最近發表了二項遺傳因子理論報告，指同性戀是由母係家族的X因子傳至下代。他在四十對孿生同性戀兄弟中，發現三十三對有同一個單由母體遺傳下來的Xq28基因部份(Xq28內有數百個基因)，而在母親係列的親友中，有同性戀的機會大過在父親係列的親屬，所以Hamer推論，同性戀基因可能在Xq28內。

　　這個推論也有兩個謬誤的地方：

　　1·WilliamByne博士指出在三十三對孿生兄弟中，都有Xq28的基因部份不能證明什麽，因為在非同性戀孿生兄弟中，也有Xq28基因部份，何以他們沒有同性戀的傾向？是否環境因素使他們成為異性戀者呢？

　　2·「家庭研究學會」的Paul Cameron博士指出，同性戀科學家努力想以遺傳基因來證明同性戀是遺傳的，他們都極力避免提及同性戀在行為上的成因。根據Bell，Weinberg和Hammersmith一九七零年所發表的一份報告，同性戀者的兄弟姊妹或上下兩代亂倫的傾向，比一般人高出100%。Cameron在一九八四年的研究發現，男同性戀者與兄弟或表兄弟的亂倫率，比非同性戀的男士高1500%。

　　Cameron博士發現，同性戀者向其孿生兄弟引誘作性行為是很普遍的事。他與多位心理學家都發現，很多同性戀者第一次同性行為是在少年或孩童時開始，都是由年長的同性戀親友誘惑而成。待他們長大後，大多同樣向年幼男童重施故技。

　　另一個導致同性傾向的原因也是年幼時形成，這一類同性戀者是在少年時，與異性交往不如意而轉向同性戀。

　　第三類同性傾向者則是生長在破碎家庭，曾受父母虐待而引致對同性伴侶的愛慕和追求，以補償自己所缺之父母之愛和關懷。


　　同性戀並非遺傳而來 

　　現代遺傳學證實了兩個重要的原則：

　　(一)人類的遺傳基因可以影響人體的物質結構和疾病的遺傳，例如高度、種族和某種疾病，如唐氏綜合症(Down's Syndrome)、囊腫纖維性變(Cystic Fibrosis)和癌症，可以由父母族係尋得來源。但疾病之所以產生，也並非每個有問題基因的人都必會有某種遺傳性的病態，環境也可以引致病態出現。

　　(二)人的行為主要不是受遺傳基因所控製的，而是受他的背景、教育、信仰和自製力所影響。數年前科學家曾以酗酒、暴力和情緒低落(depression)等行為作研究，假定這些人的遺傳基因與常人有異，以致產生這種行為。但後來研究一再證實，該假想是錯誤的，結果都顯示行為表現源於基因的可能性很低，環境因素才是主要的原因。

　　例如華人的眼睛有棕色和黑色，這是種族的遺傳，我們不能因為天天吃西餐，與洋人交往、說英語和看心理醫生等，就會使華人變為洋人。相反地，現有不少同性戀者已成功脫離同性戀的束縛；他們看心理醫生，信仰宗教，加上自律，終於回複異性戀，如果同性戀是由遺傳基因控製，他們又怎能靠著在行為上所下的功夫，而能永遠地改變他們同性戀的行為？

　　再者，同性戀若屬遺傳，他們的父母其中一人必須是同性戀者，若然屬實，這個同性戀者根本就不能存在。因為同性戀者若想要孩子，必須找異性才行。這樣，生下來的孩子有一半的遺傳因子便來自異性戀者，但同時也喪失了一半的同性戀遺傳因子，按達爾文的淘汰理論來說，幾代過後，同性戀遺傳因子便被淘汰而絕跡，而同性戀者根本不可能存至今天了。


　　由美化謊言變為力量 

　　從以上的科學和邏輯例證，同性戀與生俱來的理論隻是美化的謊言，幾名同性戀科學家的研究，都未獲得實證，反之卻暴露了同性戀並非從遺傳而來的高度可能性。但為何大部份傳播媒介和政府，都視同性戀為遺傳而大肆宣傳，並給予立法上的種種優待？原因可有多個：

　　(一)團結的力量：同性戀者喜聚居，為了取得政治上的優勢，他們的投票率高於其他選民或團體，因此他們可選對他們有利的人進入政府各部門，漸漸在政府裏形成勢力，在立法和司法上影響社會接納他們。

　　(二)傳媒的力量：美國兩大政黨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共和黨大多不接納同性戀是天生的說法，但民主黨則認同。而美國的大傳媒機構和荷裏活，都是由民主黨人所操控，所以傳媒便偏向報導有利同性戀者的消息。

　　(三)恐嚇的力量：如ACT-UP與Gay& Lesbian Taskforce等多個極端組織，都在公開會議上作出極度的騷擾行為，逼使通過對他們有利的議案。「美國精神及心理學會」十年前是主張同性戀是一種不正常的病態，但自同性戀極端組織多次向大會騷擾的壓力下，現己改變立場。

　　六年前三藩市教育局也因懼怕同者戀者對其所施的壓力，接納了同性戀生活正常化的說法，推行同性戀的「計劃十」，當時不少華人家長在公聽會上發言反對，而同性戀者大叫「返回中國去」。現今不單每一間公立中學都有同性戀的資料，部份老師還教授「同性戀是正常的生活方式」的課程，甚至向學生講解肛交等同性戀者的活動。又於兩年前，兩所美國教會被同性戀者包圍破壞，恐嚇會眾和牧師，這事警察沒有製止，而電台和電視台更沒有片言報導，後經眾教會聯合向市長抗議才平息。



　　「十分一」的真偽 

　　四十年代時，金賽博士分別向監獄中的罪犯、男妓、大學性學學生、同性戀組織和黑社會人物作調查，發現有10%是同性戀者。同性戀組織便利用金博士發表的10%作為宣傳，說全世界人口的十分一都是同性戀者，藉以誇大他們的力量。但一九八九年芝加哥大學的調查顯示，普遍人口中隻有

　　1.2%的男女是在一年內有過同性戀行為。而法國、加拿大、挪威和丹麥的不同調查顯示，男女同性戀者平均分別占人口1.1%及0.7%。這些數據顯示，不良環境使人變為同性戀的機會比普通環境大十倍。

　　華人也受同性戀影響

　　華人居於美國，後代不能不受美國社會的政治和教育所影響。華裔公民若仍抱著「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或不管政治的態度，不投票和熱心參與市政和州政的說話，我們的後代必蒙受同性戀的放縱生活所影響。

　　有見於此，一班關懷人士成立了家聯會，維護家庭價值和重視下一代的正確思想教育，不盲目附從所謂「政治思想主流壓力」(political correctness)，隻求真理作見證。家聯會籲請所有華人教會和信徒，要擦亮眼睛，看清楚真相，並以行動去阻止這種不良勢力的發展，和侵犯我們的下一代。

　　(作者譚克成博士是「三藩市華人家庭聯盟會」會長，黃偉康博士為董事，顏重剛醫生是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