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您走好

　　初秋的陽光很明朗。操場邊上，幾棵楊樹筆直地伸向藍藍的天空，翠綠而肥大的葉子在微風裏沙沙地響。高中的第一天，我跟同學們站在操場上。大夥兒還挺生疏，一個一個左瞅右瞧，都想往熟人邊兒上湊。

　　一個中等身材的男子走到散兵遊勇跟前，說，我姓劉，是你們的班主任。

　　劉老師穿一雙黑布鞋，身著半舊的灰色衣褲，洗得幹幹淨淨，而且平平整整，再往上看，麵容挺英俊，隻是外眼角微微朝下垂，顯得有點兒傷感，顴骨上還有幾個淺淺的麻子點兒。我心想，人看上去還不錯，就是不太喜歡他的聲音，有點兒公鴨嗓兒。這時候，站在我旁邊的小子悄聲兒嘀咕了一句：老劉。哥兒幾個噗嗤一聲笑出來。

　　打那兒以後，我們私下裏就管他叫老劉。

　　老劉是教語文的，寫一手漂亮的粉筆字。別看他平時文縐縐的還有點兒矜持，可一上課就跟變了個人似的，講著講著就表演上了，連說帶比劃，常常一個人演好幾個角色，逗得大夥兒哄堂大笑。一堂課的要點，也就在笑聲裏記住了。

　　消息靈通的主兒，不久就把老劉的出身打探了一個底兒掉。老劉在大學的時候是班裏的才子，畢業以後分到報社工作，文革前很是紅了一陣兒。至於後來怎麽成了中學老師，據說他是因為“生活作風”問題讓報社給開出來了。

　　我一入學就混了個班幹部，需要跟班主任打好多交道。加上又對文學感興趣，沒事兒跟一幫臭味相投的哥兒們找老劉聊寫作，不知不覺就熟了。周末出去郊遊，事先跟他打個招呼，隻要他能夠，一定參加。我們一塊兒騎車出去爬山劃船野餐，山南海北天上地下古今中外，無所不談。

　　有一個星期天，我們一塊兒騎車到頤和園去玩。快到海澱的時候，老劉突然提議從北大穿過去，說那是“中國第一高等學府”，很值得一看，就怕不讓進。果然，到了北大門口，看門的伸手攔我們，要出示證件。哥兒幾個把老劉圍在中間，一邊假裝在身上各個口袋裏亂摸，一邊說，家屬家屬。門衛還沒明白過勁兒來，我們就衝進去了。

　　那天正下著蒙蒙細雨。未名湖心的小島上，剛抽芽的樹叢籠罩著一團團綠煙，在雨絲和湖麵的霧氣後邊若隱若現，配上古色古香的建築，讓人心曠神怡。那幅圖畫就深深印在了我心裏。正是為了那張圖畫，七七年考大學，我報的第一誌願就是北大。後來的幾年裏，天天都在未名湖邊轉，尤其是春天。一下雨，就抓了速寫本兒到未名湖去找那幅畫。不過那是後話兒了。

　　每隔一兩個月，老劉就請我們到他家裏去吃飯。老劉有一個嬌小的妻子和一雙清秀的兒女，大概比我們小個十歲八歲的樣子。他家隻有一個房間。老劉跟我們這幫混小子大吃大喝，大說大笑的時候，他的妻子兒女總是安安靜靜地吃飯，然後坐在角落裏，輕言輕語的。現在想起來，我真佩服他妻子的耐心。

　　兩年的高中，記事兒以來惟一正經學了點兒東西。那時候，老師和同學都真誠地相信，高等教育就要恢複了，不必去插隊了。老師拚命教，同學玩命學，一門心思指望著高考。上午下午各安排四節課，晚飯以後還有自習，每天回家都得八九點。可是，快畢業的時候，反對資產階級回潮開始，五顏六色的夢想全部化為碎片，還得去插隊。

　　臨走的頭一天晚上，哥兒幾個又到老劉家聚會，這回除了吃的，還帶了好幾瓶酒。飯沒吃完，酒就喝幹了。仨哥兒們吐得一塌糊塗。一個像一攤爛泥，人事不省；一個話越來越多，誰也聽不懂；第三個在那兒又唱又哭又笑。老劉的妻子仍然一聲不響，先把兩個孩子打發上了床，然後把吐滿的盤子端出去洗幹淨，再拿回來發給嘔吐的人。等我們一個個緩過勁來，爬起來把嘔吐物清理幹淨，已經下半夜了。

　　第二天，同學們提著鋪蓋卷兒，夾著洗臉盆，擠進破舊的汽車，一個個壓著嗓子說話，惶惶惑惑，不知何去何從。汽車發動起來，突然哭聲震天。車上的學生，車下的家長和老師，好多人掉下淚來。還好，我媽送我到家門口，就哭得走不動了。我把我爸我媽擋在家門口，沒讓他們送行。我隔著車窗，探頭張望哭天抹淚的人群，見老劉遠遠地站在校門口，呆呆的沒有表情。汽車漸行漸遠，塵土越揚越高，老劉的身影就看不到了。

　　怎麽也沒想到，那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到了鄉下，心情極壞，覺得人生全無希望。寫了幾封信給老劉發牢騷，可他那兒是音信皆無。後來，有回京拜訪他的同學帶口信兒來，說老劉提起我的信，眼圈都紅了。可就是沒說為什麽不回信。我這裏勉勉強強打點起精神來，拚命幹活兒，指望有一天能把破碎的夢重新拾起來。還好，兩年以後，回到北京，又過了不久，居然真的可以報考大學了。

　　這輩子頭一回意識到，原來人生的目標是可以自個兒來決定，自個兒來達到的。生活因此一下子變得忙碌起來。哥兒幾個偶爾抽空聚一聚，仍不免要談起老劉來。聽說他不教書了，又回報社了。大夥兒都說，下回一定得瞧瞧老劉去！可就是總也沒能成行。大學畢業，準備出國；到了國外就更忙了，博士，博士後，後博士後，好像總在走萬裏長征第一步。一轉眼，自己的孩子都長得挺大了。

　　直到有一天，老同學湊在一起，互相看著，努力從眼前的麵孔尋找當年的模樣，一邊感歎流光似水。聽他們講起不久前跟中學老師們的聚會，我問，老劉來了嗎？

　　老劉死了。有人說。

　　“什麽時候死的？怎麽死的？”我驚問。

　　沒人能告訴我。

　　隻好低頭喝酒。

　　回到家裏，把父母為我保存了多年的書櫃打開來，翻箱倒櫃，居然找到了。當年的作文本，三本訂在一起，還用牛皮紙包了皮兒。打開來，上邊全是老劉拿紅筆寫的評語，顏色仍然鮮豔，有的地方甚至滿紙通紅。批評最多的，是沒做到“文以載道”，“寓情不足”。他喜歡的地方，拿紅筆重重圈上，甚至在本子邊兒上寫上 “奇筆也”什麽的，還加上好些個驚歎號。一些作文後邊寫著，“謄在稿紙上交來”，並鼓勵我“多作習作，以利提高”。可惜我那時很懶，又要玩世不恭，從來沒有把作文謄在稿紙上交給他，更沒有作什麽習作。

　　跟作文本放在一塊兒的，是日記本。開始記日記，也是老劉督促的結果。雖然不是天天記，但是每當有想法有情緒，總是要記下來。這麽堅持了好幾年，攢了幾大本兒，直到進大學才停筆。那時候，已經在各方麵的壓力下，背叛初衷，學理科去了。然而，直到今天，最享受的事情還是碼字兒。愁也好，悲也好，躁也好，怒也好，一碼起字來，就心平氣和。這真得感謝老劉了。

　　有一位同學說，他這些年花了好長時間尋找自己的小學班主任。找到之後，認認真真向她道歉，因為文革造反的時候，他曾經逼著老師到操場上去跑圈兒。可是，老師想了老半天，抬頭笑著說，我怎麽一點兒都不記得？

　　我也有些話，憋了好多年了，想跟老劉說。我沒讓他跑過圈兒，可跟他吵過，鬧過，急的時候還罵過。自己有了家庭孩子又帶了幾個學生之後，才真正意識到，那年頭兒，老劉在我們身上花了多大心血付出多少代價。想對他說幾句感謝的話，對當年的少不更事道個歉，可是，一切都太晚了。

華夏文摘第七七三期(cm060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