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說過,馬克思對認識論其實沒什麽建樹,他隻是把費爾巴哈的機械唯物論和黑格爾的唯心辨證法嫁接了一下,反搞得他的唯物論不是個嚴謹的唯物論了。老馬的得意之處不是用唯物論分析認知過程,而是用唯物論分析社會過程。他把“物質決定精神”發展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於是社會文化觀念製度的變化就取決於社會的生產方式的變化,而推動因素就是生產力,於是經濟基礎就決定了上層建築。既然生產力在不斷發展進步,那社會文化觀念製度就在不斷發展進步。我不感興趣爭論老馬對以往曆史的解釋是否牽強附會。過去的都過去了。我感興趣的是老馬因何預言未來社會走向共產主義。
社會大同的理想並不新鮮,古往今來誰不向往?!但大多數理性的人都認為那不過是夢中天堂,東方的桃花源,西方的烏托邦,美好期冀而已。而老馬卻信心百倍地論證它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不是嗎?在老馬看來,剩餘價值的被剝削,必然導致經濟危機和兩極分化。經濟危機和被剝削者的反抗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的滅亡。而避免剩餘價值的被剝削的根本出路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化,人人作平等的勞動者,按勞分配。進而,由於“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那麽私心必是私有製的產品。可以推論,隻要滅了私有製,人們就沒了私心。之後,在按勞分配原則對生產力的大解放的條件下,人們的勞動熱情高漲,大大豐富了物質產品,人的道德覺悟也空前提高,就可進入“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天堂了。哇,多好!
然而, 社會主義實驗田在轟轟烈烈了近百年後終於宣告失敗,從新進入資本主義。看上去挺美挺邏輯的事竟然行不通,問題出在哪裏?
問題不在邏輯而在出發點。
就單純的認識論而言,如果你認為認知的產品是物質與意識的交互作用的產物,就意味著你承認物質與意識各自獨立存在,也就是所謂的二元論。那麽,物質與意識誰是第一性,其實無所謂。問題是馬克思的唯物論是一元論,認為精神是物質的產物,本原是物質。馬克思骨子裏接受了費爾巴哈的機械唯物論原理:“人吃什麽就是什麽”。
那麽,人們不僅要問,既然世界本是物質的,而物質不僅產生物質,還產生精神,那精神也該是一種物質吧?!那就沒有獨立“精神”,“精神”就被否決了,還有何用?如果“精神”不同與物質,那它就是獨立的,那就回到二元論了。馬克思哲學家們也意識到這個問題,用“意識的反作用”、“主觀能動性”來描述“精神”作用,說這是辨證唯物論。我不知道“意識的反作用”或“主觀能動性”是馬克思的原創還是後來者的彌補。即便是老馬的原創,他也沒把它當回事兒,“主觀能動性”很空洞,就是個辯論中的一塊補丁。
在老馬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 曆史唯物論中,他實際完全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因為在論證共產主義的必然性時,曆史唯物論這塊基石下其實暗藏著另一個假設:人性是不存在的!
既然“物質決定精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就是說人性是隨外部物質條件而變的。人性既然是可變的,而且不是自己獨立地變,那就意味著人性是不存在的!人性就是環境灌入的水,灌什麽是什麽!(這就是為何馬克思的後人特別信奉“灌輸”的作用吧!)
顯然,老馬骨子裏是個徹底的機械唯物論者。這不怪他,怪費爾巴哈,其實也不怪費爾巴哈,怪當時的生物學和心理學。那時的生物學已經因進化論的發表把人還原為動物的一員,無神論大流行,靈魂說敗退,生理學和心理學開始研究感覺係統,神經元和反射的概念也有了,暗示腦子就是個裝信息的容器和反射刺激的機器。這種觀念一直持續到20 世紀初被行為主義心理學家約翰·華生表述為著名的“一打兒童”論:
“給我一打健全的嬰兒,把他們帶到我獨特的世界中,我可以保證,在其中隨機選出一個,訓練成為我所選定的任何類型的人物 ,醫生、律師、藝術家、巨商人,或者乞丐、竊賊。。。”
那時的遺傳學不占優勢,習得行為被不當誇大,而且將認知、情緒、動機混淆一起。行為主義不研究動機或者說幹脆把動機排除在外。我前麵曾類比計算機中程序和數據的關係說明腦功能與外部信息資料的關係,但那隻是認知而已,而“動機”和“情緒”則是電腦沒有的,沒有“個人意誌” 或“主觀能動性”!何時啟動運行由人控製。現代行為科學知道“動機”和認知是兩碼事。比如各種成癮行為,明知有害(認知無誤)卻仍趨之。比如懶惰,致使明知該做的也不做。
老馬受當時科學知識的局限,卻自信地認為自己的學說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由此,後來蘇聯把遺傳學定性為唯心主義,而毛澤東則大批人性論,就毫不奇怪。今天的科學告訴我們,人性不是簡單的後天認知,人的動機情感有本能的決定因素。人的基因決定人性,即便環境可以調節人的行為,那也是個交互作用,不是簡單的誰決定誰。基因的本性是複製不已,生生不息。在人類這種群居動物,基因給大腦裝了一條指令:一切活動圍繞兩個目的:1. 個體生存 (利己原則),2. 種群生存 (利他原則)。顯然,此二者導致個體行為和動機有時協調一致,有時相互衝突。一個繁榮昌盛的族群,一定是很好地平衡了個體與群體間利益和衝突,而兩者平衡的失調必然導致社會危機。一切國家製度道德觀念都是為此平衡服務的工具。那麽,什麽樣的社會組織原則可以最大限度地協調平衡了個體與群體間利益和衝突,是古往今來每一個哲人和有責任心的社會組織者思考探索的核心問題。馬克思以為環境變化可以改變人性是個美麗的誤解。基因不變,人性不會變。如果說現代社會進步了,那不是人性變了,而是人性中的“惡”被法製社會大大地抑製了,當然,還遠遠不夠!目前的世界,民主理性地改進社會已是主流意識,無需多言。
馬克思在錯誤的人性觀前提下預言的社會理想命中注定地破滅了。但無論如何,他的真誠嚴肅的社會使命感和嫉惡如仇的品格仍然值得我們尊敬。共產主義運動給那些不成熟的民族帶來過災難,同時也是一次極其寶貴的經驗教訓。而對另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則在客觀上起到迫使其社會改革的作用,也算是一種曆史功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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