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續憶》
第三章
三叔祖禮耕先生
徐家禎
(六)
“文革”中的三叔祖
(1976 年前後攝於上海江蘇路安定坊僦居弄堂內)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這是一次政治“大割草”:不但以前從 高到低一層層割時沒有割到的“草”這次都要割掉，而且以前已經割過的“草”這 次也再要重割一遍。於是兩位叔祖父及我家，在“文革”開始不久即首當其衝了。 再精確一點說，兩位叔祖父的衝擊受得比我家更早。
其實，“文化大革命”究竟從什麽時候開始是誰也說不清的。有人說，應 該從評《海瑞罷官》起算，那就是說，“文革”從六五年底就開始了;有人說， 應該從中央〈五·一六〉通知算起，那就是說，“文革”開始於六六年五月;有人 說，應該從北大教師聶元梓的大字報算起，那就是說，“文革”從六六年六月開 始;也有人說，“文革”應該從毛澤東自己的第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或他 第一次檢閱“紅衛兵”算起，那麽，“文革”要遲到八月才開始了。我是傾向於最後一種講法的，因為隻有“紅衛兵”上街“掃四舊”，開始抄家，“文革”才真正觸動 了我的利益。否則，黨內鬥得死去活來，老百姓不明真相，與我們何關呢!
記得上海紅衛兵開始去資本家家裏抄家是六六年八月下旬的事，那時離 毛氏在北京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隻有幾天而已。(注 1)一開始，“紅衛兵” 隻去了全市極少數幾個頭麵大資本家的家。不幾天，麵就擴大起來。一天傍晚， 隻聽見街上的鑼鼓聲進了我們緊鄰的三叔祖家裏，我們知道他們終於“著了靶”。 不一會兒，隻見他們那幢三層樓的大房子裏十多間房間燈火通明起來;再過一 會兒，隻聽見人聲鼎沸，又隻見不少人七手八腳地從屋裏抬出東西來堆放在院 子的大草地上，然後，點上火，燒了起來。火光熊熊，火焰直衝夜空。我們知 道，這是“紅衛兵”在三叔祖家“掃四舊”了。那時的恐怖情景，大概隻有在六十 年代之前美國南方的種族主義分子組成的“三 K 黨”穿著白衣、套著麵具、在深 夜焚燒起十字架對黑人施行私刑的情景可以相比。兩者唯一的本質之別可能 是:“三 K 黨”雖然也有政府中人暗中支持，但至少在法律上他們的行為是非法 的;而“紅衛兵”的行動則是被稱為“革命的”，是得到政府公開支持，受到最高 領導直接鼓勵的。我們做個手無寸鐵的小小老百姓又有何可言。我們全家隻能 嚇得把整幢房子的燈熄了，躲在玻璃窗後密切注視三叔祖家的一舉一動。當時 我們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一方麵希望能做僥幸的漏網之魚，似乎將燈熄了就 可以不引起別人注意，從而逃離抄家;另一方麵又覺得這一關難以逃過，在“等 候”隔壁的“紅衛兵”完事之後過來到我們家“采取革命行動”。
兩、三小時之後，三叔祖家院子裏的火勢漸熄，人聲也漸漸淡去，不久 之後，鑼鼓聲漸漸遠去，黑夜又恢複了應有的平靜。我們家竟沒受騷擾!後來 才知道，那晚去三叔祖家的“紅衛兵”是我們自己工廠(注 2)來的，他們也在同 一晚去了二叔祖家。那晚之所以不來隻有一牆之隔的我家，是因為雖然我父親 是該廠三分之一股份的擁有者，但在組織上從未與他們有什麽關係，他們一時 還想不到也可來抄我們家。
當晚，我們當然不敢過去問候三叔祖，還要預防“紅衛兵”隨時反撲過來。 第二天一早，我母親就從前麵院子中相隔的一扇小門中偷偷溜過去探問昨晚情 況，也要詢問他們有何困難，我們可以幫助他們。不一會兒，母親回來說:“紅 衛兵”隻燒了書畫等所謂的“四舊”，金銀首飾及存款沒有拿去，隻封在保險箱中 不能動用。現款則沒有沒收，所以暫時不至於有生活之急。但是，再過了僅兩、 三天，廠裏的“紅衛兵”就又回來了。這次不但拿走了兩位叔祖家封存的財物， 而且也來我們家抄了家。於是，我們與兩位叔祖父三家一夜之間除了三幢空洞洞的大房子，幾乎落到了身無分文的地步。不久，我們就都從大房子中掃了出 去，於是成了徹底的、真正的“無產階級”了!
三叔祖徐禮耕先生在上海江蘇路安定坊僦居弄堂內 (約攝於 1976 年前後)
“掃地出門”是突然襲擊式的，沒有事先的通知。那是第一次抄家後兩個 多月後的事了。(注 3)在那短短的兩個月中，各式各樣的“紅衛兵”、“造反隊” 闖進來抄了不知多少次家，我們到後來早已神經麻痹了。有時候，任何人戴了 紅袖章來敲門，我們就麻木地開門讓他們進來，隨他們翻箱倒櫃去搜、去拿， 好像他們拿的已不是我們的東西，那個家也已不是我們的家了。事實上，那時， 房子裏剩的值錢東西也確實已沒有多少，再加多次抄家之後，東西翻亂，紙屑、 碎片在地上積了尺把高，我們好像住在風浪中觸礁後擱淺的沉船上，要找日用 品就像魯濱遜似地去廢船的殘骸中找。而且，大房子中大部分房間已被紅衛兵 封起來不讓我們啟用了，所以能供我們去“揀破爛”的房間其實並不多。
終於“掃地出門”是六六年十一月初的事。三叔祖又早我們一天被趕出他 們的屋子。那時，他的十多個孩子大多已去外地的去了外地，出嫁了的出了嫁，隻有大兒子一家七口及最小一位尚未出嫁的女兒與三叔祖父、母住在一起。裏 弄居民委員會在分配他們住處時雖仍將他們全家安排在同一條弄堂裏，卻讓他 們分成兩處住:兒子一家安排在一幢老式的、連廁所和浴室都沒有的房子裏， 七個人擠在一間屋子中。三叔祖夫婦和小女兒則更加狼狽，因為他們隻有三口 人，連正規的房間都輪不到住一間，隻分到一間汽車間住(注 4)。
第二天，我們也接到搬家通知。三個小時中，在一群狐假虎威的裏弄幹 部們的監督之下，每人帶了一箱衣服和三、五件最簡單的家具搬了出去。幸虧 我們那時尚有父母、我和我最小的弟弟四人在上海，他們無法將我們塞進一間 汽車間，於是將我們安排進一個朝北的後間，但其他條件總算比三叔祖兩戶要 好多了。最有意思的是，經過那麽一次大動亂，我們家與三叔祖仍被安排在一 條弄堂之中，雖然已不是一牆之隔，但走走也隻需一、二分鍾而已。
後來我們知道，差不多同時，二叔祖一家也被掃出了門去。因為二叔祖 原來就“狡兔三窟”，早在上海靜安寺已置有一住所讓姨太太住。那時姨太太已 故，二叔祖自己常住杭州另一位姨太太家中。於是二叔祖母及其長子一家就被 掃到了已故姨太太住處。我們三房人家就暫時不再住在同一條街上了。
筆者與三叔祖合攝於上海江蘇路安定坊僦居弄堂內 (約攝於 1976 年前後)
“掃地出門”後第二天，父親就派我及弟弟去探望三叔祖。我父親那時已 經又當“曆史反革命分子”管製了起來，不能隨便出門，沒有行動自由;而母親 也受了太大刺激，我們不讓她多出頭露麵。於是凡事都有我或弟弟去出麵，甘 心充當起“剝削階級的孝子賢孫”來了。
我與弟弟走進一個小小的院子，院門正對著三叔祖一家住的車間，車間 的大門早已改成了牆，牆上裝了一扇木門、一扇木窗，這就是全室唯一的光源。 因為是原來停放汽車用的地方，當然隻有粗糙的水泥地而沒有鋪上地板。於是， 地勢比墊高了的正屋要低一尺左右。上海地勢很低，夏天一下暴雨，雨水來不 及從地下通道流出，就漲起大水來。汽車間裏往往有半尺深的積水，三叔祖一 家就成了“水上人家”。即使不下雨，地下的潮氣也會使房裏一切衣物上都長出 一層白黴來。
汽車間一共隻有十二平方米大。門對麵一張大床占了房間三分之一。左 手一張小折疊鋼絲床是女兒睡的。進門右邊一張小方桌，做吃飯、做事之用， 剩下的空間隻有可供三、四個人站立那麽大了。一家三口的衣物、箱籠全疊起 堆在大床後，一直碰到天花板，再用一張大被單遮起來，生怕“財”會露白。於 是，這堆黑沉沉的龐然大物更增加了屋裏的陰森之感。我母親後來說，走進他 們屋裏像走進一個佛堂一樣。看見那個遮箱籠的大布幔，想起我母親那個頗為 形象的比喻，我真不知該哭還是該笑。
汽車房緊連著一個連兩平方米都不到的夾弄，算是他們的廚房，裏麵堆 滿雜物。煤氣瓶，資本家是不準用的，隻得用煤球爐。每天生起爐子來濃煙灌 滿汽車間，於是不管下雨下雪，都得將爐子提到院子裏去。
三叔祖就在這樣的住房中住了六、七年，直到他們小女兒結婚，政府不 得不分配給他們稍微像樣一點的房子為止。
注 1: 關於抄家經過，可詳見《山居雜憶》第 49 章〈抄家〉。
注 2: “我們自己工廠”，是指上海第二十毛紡廠。1939 年，徐禮耕、徐立民兄弟集資 50 萬法幣， 在上海普陀區宜昌路蘇州河旁購地設廠。他們參考各廠優點，設計改良，定製國產設備， 主機由安泰、寰球兩家鐵工廠承造，開創上海紡織業純用國產機械設備之先。1940 年工 廠開工，定名為慶濟絹紡廠，計有絹絲精紡錠 2000 枚、11 組梳棉機及其所有配套設備， 以紡織太和殿牌 140 支雙股絹絲為主，兼及 120 支及 210 支絹絲及棉球等。產品遠銷新加坡、南洋、瑞士等地。1960 年，該廠易名為公私合營上海慶濟毛紡廠，後又改為上海 第二十毛紡廠。
注 3: 關於掃地出門經過，可詳見《山居雜憶》第 50 章〈掃地出門〉。
注 4: 上海新式花園洋房或新式裏弄房子，都有汽車間，因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私人汽車 已在上海逐漸普及起來，所以不管屋主是否真有汽車， 一般在三、四十年代新建的、 質量較好的房子都有一個汽車間。大部分屋主因為無車可停，於是就將汽車間改為儲 藏室了。四九年後，上海人口急速增長，住房不夠了，汽車間大多改成了住房，供人 居住。我們“文革”時被掃進去的江蘇路 184 弄(安定坊)是一條新式裏弄，每棟房子都 有一個汽車間。同弄 3 號，就是以前翻譯家傅雷的住宅。但我們搬入該弄時，傅雷夫 婦已經上吊自盡了。
母親與三叔祖母合攝於上海江蘇路安定坊僦居。
這是我廿五姑母結婚後裏弄分給他們的房間 (約攝於 1976 年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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