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最後的日子
徐家禎
外公、外婆從正屋搬到廂房裏去住之後，我們還到杭州去過幾次，但住 在外婆家的次數少了起來，大半住在旅館。這跟大舅的子女都逐漸長大、人口 多起來了大概有關。另外，外公、外婆被趕出正屋，我們卻住了進去，心裏怎 麽會安?
然而，我們每次去杭州，總常去外婆家坐，也在大舅處吃飯。但我記得 那時好像外公、外婆已獨立開夥:菜讓大舅用的女傭買菜時帶來，燒煮則由他 們自己料理;或許也有那位傭人幫助，但吃則在廂房裏吃，不能跟大舅一家“革 命群眾”同桌。我們在正屋飯廳時團團圍坐著吃飯時，外公、外婆常已吃完了他 們的簡單飯菜，然而他們並不進飯廳來，隻在走廊上走走、坐坐，等我們吃完 了去跟他們談話。看到兩位古稀老人受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我們怎麽會心安?
那時我與妹妹已二十出頭，弟弟也都在中學念書。我們可不管外公、外 婆是地主還是農民，照樣去他們房中坐，但是，外公、外婆總一定不再有心情 講故事了。
我父、母也絲毫沒有把外公、外婆當“敵人”對待。我們出門遊玩或吃飯， 外婆一般總歸同往。外婆身體一直很健，但那時不知為何雙手抖動起來，於是 兩人的家務事，倒反外公做得比外婆更多。外公是個意誌堅定、忍耐力甚強的 人，遇到任何挫折，我沒有見他抱怨過，隻是板著臉默默忍受。這點，我也有 點象他。而外婆，則常要羅嗦幾句。尤其在我母親前。
外公、外婆與大舅一家分開住後，根據當時不成文規定，隻準拿一月八 塊或是十塊生活費，大舅隻好按規定給他們。那時我父親雖也已套上“反革命” 帽子管製起來，但並沒有抄家或沒收財產，經濟絲毫不受影響。於是我們每次 去杭州總問外公、外婆錢夠不夠用，留下幾百元錢給老人零用。
既然我父親頭上也籠罩著一朵烏雲，當然就不敢再將外公、外婆接到上 海來住。否則，如果大膽一點，不管它政策不政策，把外公、外婆請到上海來 住，在我們的大房子中安度晚年多好!
不過，即使我們有膽量去接，想來外公、外婆也是沒有膽量去上海的。 當時上海的“四清”也已開始，如果查出我們窩藏“地主”，不但我父親會“罪”加一等，而且兩位老人真的會押送回杭，這樣受一下驚嚇不是反而弄巧成拙、害了 兩位老人?
不久，果然比“四清”激烈一百倍的“文革”風暴昏天黑地地橫掃過來。我 們很快被抄了家，掃地出門，自身難保了。“文革”剛開始，正如世界末日降臨， 人人朝不保夕，除了管住自身，別的什麽都顧不得了。我想，大概隻有二次大 戰時歐洲的猶太人和七十年代“解放”後的柬埔寨華人才會真正懂得我的話究竟 是什麽意思。
我們被抄家和掃地出門的時候一定是連信都不敢寫給外公、外婆的:究 竟有什麽可寫?或者究竟怎麽寫法?如果確實寫過一、二封信的話，一定也隻 是報個平安而已，告訴他們:我們還活著，沒被折磨死!我們或許也收到過大 舅或外公的信，也隻知道他們沒死而已。外婆那時因手抖日趨嚴重，已不能動 筆寫信了。
六七年早春，“文革”第二年，我實在忍耐不住了，偷偷與好友夏君到杭 州去了一次。平時膽小怕事的父親這次卻沒有怎麽阻攔我，大概他們也想知道 外公、外婆近況。那時革命正搞得轟轟烈烈，“反革命子女”隨便“串聊”也算是 反動行為。所以，我與夏君去杭州之事完全是保密的，就像特務行動，一路還 提心吊膽，生怕被熟人認出，到了杭州當然也不敢住在外婆家，隻是在旅館落 腳。
在外公、外婆住的鬥室中，我把六六年抄家、批鬥、掃地出門的事一一 告訴了外婆、外公，但盡量用輕描淡寫的語氣，有些特別悲慘的細節我省略了， 以免老人聽了傷心。但講著講著，我實在忍不住眼淚，在他們麵前哭了起來， 倒反由他們來安慰我:隻要全家平安即好，身外之物不足一惜。
外公、大舅他們的家抄得比我們更加厲害，隻是因為沒有掃地出門，所 以至少日常用品並不缺少。據說，“紅衛兵”不相信他們“高半城”名氣這樣響， 抄家時交出的財產卻那麽少。他們不知道經過抗戰、共產，高家早已成了空架 子，並無多大實力了。他們不知道，也不相信，於是抄家，要找出隱藏起來的 “金銀財寶”。他們不但搜索每一間房間、每一個角落，而且把整個花園挖地三 尺，連種荷花的大水缸都翻了個身，要看淤泥之中有沒有藏東西。結果當然一 無所獲。然而，那幾缸杭州僅有的名種荷花就此絕了種。當然，那時人命都已 成草芥，何況原來本是草芥的荷花?!
外公、外婆除了安慰我外，隻能連連歎氣。在他們眼裏，我永遠是他們 的小外孫，保護、安慰我，是他們的責任，雖然我那時已經二十多歲，應該保 護、安慰他們了，但到了他們麵前，我卻又變得幼小起來。然而，其實，在強 大的暴政之前，我們誰都沒法保護誰，隻能聽天由命罷了。
外公高孟徵先生一九六三年攝於杭州寶華弄寓所荷花缸邊
外公背駝了，但行動仍自如;外婆手腳都已不很靈活，大部分時間坐著 或躺在床上，要外公照顧。外公對外婆仍不大有好聲氣，但默默地做必須做的 家務。我去杭時，正值春寒時節。廂房靠西向東，但東邊有正屋擋著，隻有早 上陽光從門角斜射一點進來。外公、外婆的衣服、被子都被抄走，我不知道靠 一條薄薄的被子和一件薄薄的棉衣，二位老人如何過冬?更何況，廂房建築簡 陋，風能從門縫中鑽進，而外婆的床正靠一扇不開啟的西門，外公的床則就在 供進出用的東門口!
在杭州住了三天，我就回了上海，向父母報告外公、外婆情況。沒想到， 我以後從此再沒機會見到外公了!
外公在六九年一月去世。在這之前，因為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外公、 外婆又一次被當作“地主”抄家。這次，在外公床墊下、棕棚上襯著的報紙上發 現正好有一張毛澤東的頭像!因為睡在上麵，頭像已有些破損。在當時，這成 了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居然敢睡在毛澤東的頭上，而且將屁股正對著毛澤東! 於是，在地主罪名之上又加反革命罪行，再狠批狠鬥，還要外公每天捧著毛的 畫像走十多分鍾路去街道黨委報到、請罪。一天，已經八十二歲的外公終於體 力不濟，暈倒在橋上。鄰裏見了，報告大舅一家，設法抬回家來，從此就再沒 有起過床。
“文革”時，隻要成了“階級敵人”，不但理發店可以拒絕給他理發，醫院 都是可以見死不救的。幸虧大舅是醫生，總可以給外公一點基本治療。
母親得到消息，趕到杭州去照顧外公，但不久，外公就去了。那是一月 的一個夜裏。外公即使病重臥床不起，也從不呻吟、抱怨，總默默忍受著。我 想:忍受，是佛教徒的應有品質。
外公去世的那天晚上，母親給他喂好粥，他有點氣喘，要母親替他翻動 一下身子。然後，他抬起手來，似要拉床頭開關的樣子。母親想外公要熄燈睡 覺，就幫他拉滅了燈。母親告訴大舅，外公有點氣喘的樣子，大舅去外公房裏 看了看，給了他一顆藥，然後回來對母親說:外公大概過不了今晚了。於是大 家坐在大舅房裏談話。半夜，大舅再去外公房裏看看，回來說，外公已經故世 了。
第二天一早，大舅就找人來抬走了外公遺體，當然沒有人為“地主”舉行 葬禮，也不知道遺體去了哪裏。對外婆，隻說外公進了醫院，怕她知道外公已 去世會害怕。外婆一直到死都不知道外公已先她而去。
外公去世之後，母親見外婆情況穩定，就回了上海。那年春節前後，我 還與我最小的弟弟去過一次杭州。外公、外婆房裏隻剩外婆一個人孤零零躺著 了，更顯得冷清。外婆還問我去醫院看過外公沒有，我隻好忍著淚說看過了， 外公很好。
外婆那時已下半身癱瘓，成天躺在床上，連大小便都要人侍候。我已忘 記那時是由誰照料外婆的，大概是大舅家還用著的老傭方媽。外婆床上有根拉線，有了事可拉線喚人。但外婆涵養遠沒有外公好，常要抱怨，我想方媽一定 不會對那個多事的“地主婆”有好聲氣。那次我去杭州，就沒見什麽人去外婆房 裏陪伴，就讓她一人躺著。外婆看見我去，當然仍如以前一樣高興，但我卻隻 有心酸及淒苦之感，臉上裝出的也隻是強作的笑容了。我記得我還買了幾隻大 橘子，一瓣瓣剝了送進外婆嘴裏。這就是我為外婆作的最後服務!
外婆故世前，我記得我妹妹剛與我妹夫結婚，他們一起去杭州看外婆， 外婆一定很欣慰。妹妹說，她見外婆吃得很苦，就去買了一籃雞蛋放在她床頭。 但那時外婆一舉一動都要傭人幫助，那一籃雞蛋後來如何下場就不得而知了。 在當時當地，這是我妹妹所僅能做的。
外婆、外公都沒有來得及看見我弟弟妹妹的孩子們。外婆一向喜歡女孩 子，要是她再多活兩年，看見妹妹的女兒毛毛，會多麽高興啊!
外婆攝於杭州西山公園(現為花港觀魚一部分)內原高莊藏山閣前大草坪上 (約攝於 1965 年夏)
可是，外婆等不及了，她也要去了。外婆去世於那年六月，母親沒在她 身邊，我們不知道詳細情況，隻知道外婆去得很平靜。我們接到大舅信那天我 正要帶學生去鄉下參加夏收。我在理行李，準備下午動身。母親讀著信，說: “外婆去世了!”母親平時不流淚，這次也沒有哭。我不好意思大哭，引得母親 難過，隻好站起到隔壁洗手的小間偷偷流一場眼淚。
外公、外婆故世之後，我雖仍去過杭州兩、三次，但都已沒有了他們在 時的滋味。杭州的西湖山水仍在，卻已失去了靈魂而隻剩了空虛的外殼。每次 我在湖邊漫步，在飯店吃飯，在名勝處休憩，我都會情不自禁回憶外公、外婆、 父親、母親與我同遊的情景。現在，外公、外婆已經不在，而我父、母也已年 老體弱，不大會跟我同遊杭州了。杭州的風光，帶給我的不再是美感，而是惆 悵。既然我不知道外公、外婆的遺體如何處理，也不知他們的骨灰葬在哪裏， 那麽，我就感到整個杭州，外公、外婆的靈魂無處不在!
在我的心目中，外婆與外公永遠是我十多歲時看見的樣子:外婆滿頭白 得發亮的銀發，永遠梳得整整齊齊，一絲不亂;她清臒的麵容、瘦小的身形， 永遠打扮、穿著得樸素而幹淨。外公則目光炯炯有神，兩條長長的壽眉一直掛 到眼角，臉上的表情既嚴峻又慈祥。外公即使開了大刀，仍然腰杆筆挺，隻有 到最後幾年才微彎起來。在我心目中，我的外公、外婆正是“外公”、“外婆”所 應有的典型形象，我想象不出，世界上做外公、外婆的還能有別的樣子!
外公、外婆都屬鼠，他們的臉都長而瘦，有點“鼠相”。尤其外公，鼻子 和嘴都有點尖，生起氣來更是尖得可怕。母親常說:屬什麽而象什麽者有福。 想想外公、外婆，除了最後幾年受了些苦，也可算是福、壽雙全之人了。如果 沒有“四清”、“文革”，他們一定再可多活八、十年。我想，如果我有外公、外 婆一半的福氣，我也會滿足了!
一九九 0 年十二月五日
寫於澳大利亞阿德萊德東城書屋
二 0 一六年一月十一日
修改並注釋於刻來佛寺新紅葉山莊
二 0 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再次補充修改
《外公外婆及其他》這篇長文連載完了。今年是我外公外婆去世53周年，就將此文發表在“文學城”以作對這兩位老人的紀念吧。
文中多次提到《山居雜憶》。這是我與先母高誦芬合著的一本回憶錄，已經在中國大陸出了兩版：
第一版：1999年南海出版公司
第二版：插圖增訂本，2016年長江文藝出版社
最近將出第三版：2022年9月廣州花城出版社
該書已經發行十萬冊以上，廣得佳評。《外公外婆及其他》中點到的一些事件和人物，在《山居雜憶》中已經有詳細記敘了，所以無法在此文中再重複敘述，隻能敬請感興趣的讀者自己再去找《山居雜憶》來讀了。
徐家禎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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