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學業和事業
徐家禎
外公高孟徵先生在日本念大學預科時攝(約攝於 1905 年前後) (小舅保存之照片)
稍微有點名望、實力的家族的子弟，大凡可以分成三類人:一類是有雄 心者:他們可以依仗家庭的經濟實力、社會關係在求學和求業的前程上鋪出一 條康莊大道來，最後達到光宗耀祖、錦上添花的目的;一類是敗家子:他們也 可以依仗家庭的經濟實力和社會關係在奢侈、享受上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雖 然祖上花了幾輩子辛勤勞動積累起來的財富、建造起來的榮譽及名聲，可以在 這類子弟一輩子或半輩子中毀損殆盡，但他們卻在所不惜;第三類是安於現狀，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者:這類子弟也會依仗家庭的經濟實力和社會關係在求學 和求業的前程上占一點便宜，作一些成績，但他們的努力隻以能保住“門麵”、 不致過分被人笑話為限，他們並不想、也無必要下苦功夫去突破、去創新、去 建樹新的豐功偉績;他們也會利用家庭的經濟實力和社會關係去為自己安排一 個盡可能完美的精神和物質生活，但以不敗壞祖業為限。
我不知道在有點名望和實力的家庭中，各類子弟所占比例各是多少，我 想，大致總是差不多的。我把我的外公列在第三類中。如果我能有幸生活在外 公的時代，我也會毫不猶豫地選擇這條路去走:即使現在我已不象外公，可以 有家庭的經濟實力和社會關係去依靠，但在我的靈魂深處，也仍屬於安於現狀、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一類型，這是天生的、無法改造也不能遮掩的本性，可 能，其根源正來自於我的這一支祖先。對於這一種頗為懶散的本性，我毫不以 為恥，隻怪自己不夠幸運、晚出世半百年罷了。
我外公高孟徵先生(注 1)出生於十九世紀末，那時的孩子當然都進私塾 念書:有錢人家能請老師到家裏來教，無錢的可送孩子到私塾去念。後來，杭 州設立了安定學堂，那是在清朝末年。我不知道安定學堂是不是全杭州最早的 學校，但即使不是最早的，也總是最早的學校之一。(注 2)那時進學堂念書而 不念私塾是開風氣之先的事。高老太太既是改革家，連自己的兒子都送去日本 留學，當然也會把自己的長房長孫送去安定學堂。畢業之後，我外公又去北京， 念北京京師大學堂，那就是中國最早的大學，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創立， 為戊戌變法的“新政”措施之一，目的在於“廣育人才，講求時務”。一九 00 年， 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停辦。一九 0 二年複校，一九一二年改為北京大學。我估計， 外公為複校後的學生。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去留學日本的人不少，這是因為受日本 明治維新的影響。外公從京師大學堂畢業後，也在留學熱潮中去日本讀書，那 時他隻有十八歲。在日本，他先從補習日文開始，然後上高中，最後畢業於北 海道日本帝國大學農學係。前後在日本住了十三年之久。之所以選農科學習， 我想大概總因為是中國以農立國，希望能學了先進技術回來改造中國，這跟當 時大多數去日本留學者的動機差不多。
我不清楚外公在日本十三年中，回國來過沒有;也不知道他在日本除了 學日文、學專業，還幹了什麽。奇怪的是外公在日本耽了那麽久，這在他一生 中肯定是一段極其重要的經曆了，他一定會經常談起，但事實上他卻很少跟我 們講日本，連有些留學英美者嘴裏常常要掛些英文詞以示自己吃過“洋墨水”的 習慣我外公都沒有。關於外公留學日本的經曆，我大舅、母親除了我上麵所講 的那幾句話外，也講不出更多的，可見我外公也不對他們說日本留學的事。我 不知是什麽原因。難道他在日本有不愉快經曆不願提起?還有傳說講他在日本 與日本婦女同居或結婚過，並有孩子。但這一切可能隻是風言風語或某些人的 想當然:在外十三年的青年男子，總一定與女人結婚或同居;既然結了婚，則 一定有孩子!不過，如果此事真確，那麽我倒應該有個日本外婆和日本舅舅或 姨媽!
外公日本留學歸來(約攝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
我在印象之中，對我們，外公曾講起過的關於日本的事隻是:日本戰前 生活很苦，比中國人苦得多。他說，那時日本人吃飯隻是一碗紫菜湯，幾根鹹 魚幹或醃蘿卜條而已。我想，日本人能這樣刻苦、節儉，這大概是他們能有今 日繁榮的原因之一。關於日本，外公還告訴我們他跟同學或朋友一起爬著名的 富士山的事，這可能是我們幾個外孫在外公房裏找到幾張印有富士山的照片的 明信片引起的話題。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外公曾談過什麽日本的事。
外公早上吃得很簡單，總是一杯牛奶，兩片烤麵包塗些牛油、果醬，還 加一個雞蛋。即使後來他信佛、吃素，也一樣。他說:牛油、牛奶和不受精的 蛋沒有生命，吃這些葷食不算“殺生”。我想，這樣的生活習慣一定是在日本養 成的。母親也說外公日本回來後就吃這樣的早飯，幾十年如一日。所以，每天早上，外公從來不跟家裏其他人一起吃早飯，因為別人當然吃稀飯、醬菜之類 的中國式早餐。而外公，就一個人在自己房裏吃牛奶、土司。即使我們一家從 上海去外公家住，十來個人熱熱鬧鬧地在飯廳吃飯，外公也不來加入，隻是他 自己吃完之後在我們身邊站著參加談話而已。
外公似乎還常穿一件象和尚袈裟似的晨衣，我想那大概一定也是日本式 的。但是，平時出門他一定穿中山裝。我隻見過他穿長袍的照片，卻沒見他穿 長袍或西裝出門，也沒見他穿過日本和服。外公很愛整潔。他房裏家具簡單， 書籍不多，總是窗明幾淨、一塵不染。
我一直覺得很可惜，我在外公生前從來沒有想到請外公教我日文。我母 親、外婆倒會幾句簡單的問候話，是很久之前外公剛從日本回來不久教她們的。 但從我懂事起，我不記得聽見外公講過一句日語。我也不記得外公看過一本日 文書。外公房裏書架上似乎也沒有日文書籍。但外公當然懂日文。一次，我們 買了一件日本貨，有日文用法說明，寄到杭州去，不幾天就收到了譯文。外公 房裏有一架有短波的收音機，吃過晚飯，外公有時把音量開得極小，聽日文新 聞廣播 —— 那時，收聽外國電台廣播是犯了“反革命罪”的，叫“收聽敵台”。 我們問他說什麽，他從不告訴我們具體內容，隻說:“年數多了，日文漸漸忘了， 隻懂個大概罷了。”很可能，他不肯說，怕我們孩子傳到外麵去讓人知道他聽短 波。
外公回國時已三十歲。回國後幾十年中，他的事業並不如意。其實，正 如我在本段開頭所說的，外公大概在事業上雄心本來就不大。工作，對他來說 隻不過是找些事情做做罷了，不是為了賺錢。事實上，不工作，外公也可以過 很舒適的生活，或許還可以省幾個錢呢!
外公一輩子中最正式、擔任時間最長的工作是從日本回來之後任浙江省 甲種農業專科學校(也叫筧橋農業專科學校)的教員及校長。該校現在就是浙 江省農業大學，是全國最主要的農科大學之一。(注 3)在該校任職期間，外公 曾想推廣過“區田法”，這是一種“刀耕火種”的古老耕種法的變種。外公編寫了 推廣此法的書，並先在浙東推行，成效很大，取得過畝產千斤的成效。但我大 舅說，最終因耗工太多而未能堅持下去。
外公當校長時，正是軍閥割據時代，教育經費少得可憐。外公是大少爺 辦校，不但不會賺錢，還要貼錢、賠錢。但是他倒是真心辦校，愛校如家的。 雖然那是國立大學，不是他私產，但有一時期他常從家裏提款拿到學校去用。於是家族中人都諷刺他，說他不會賺錢，還要貼錢。最後，外公倒貼了一大筆 錢之後仍未能改變學校麵貌，隻好辭職而去。但我外公辦校的功績直到現在浙 江農大的校史上還提到。外公“隻會賠錢、不會賺錢”的本性大概也遺傳給了我， 所以使我一輩子總跟“賺錢”、“發財”這兩詞無緣。
外公從農校辭職之後，還在四十歲前後去蘇州當過一、二年“清鄉”。這 工作大概如同公安局長差不多，因為我母親說那時曾聽見他從蘇州回來說，抓 住了兩個大強盜，後來處決了。但我外公本質上是個書生，怎麽會做抓強盜、 殺強盜的事，我就很不理解了。不過也許正因為跟他性格不合，隻幹了一、二 年，外公就不幹了。
後來，外公基本上沒有再做過什麽正式工作。外公一直是杭州安定學校 的董事長。但我想這大概是因為他既是安定校友又有名望的緣故，可能不會有 工資，最多有點車馬費罷了。安定學校是杭州最大的學校之一，有小學部，又 有中學部。我還記得我隻有四、五歲時外公帶我和妹妹去參觀的事。後來，外 公就把我們放在一年級一個班裏念起書來了。我和妹妹就是這樣開始學校生活 的。(注 4)
抗戰期間外公與杭州安定學堂校長孫信(虹廎)攝於浙江壺鎮
抗戰時，安定學校內遷，不少教員、學生都跟著學校逃難，外公一家也 跟著安定學校逃。逃難是外婆的大話題。小時候，一無聊，我們幾個小孩就纏 著外婆“講逃難”。外婆就把講過一講的老話重複來重複去地說:什麽某人晚上 起來在船頭小便跌落水中淹死了;什麽外公看見報上“征婚廣告”，給某位親戚 做成了媒;什麽在鄉下買土產、宴鄉紳之類的故事，我們真是百聽而不厭。逃 難，對我們來說一點都不是可怕的事，而是充滿神秘、有趣的經曆的旅行。我 們常常暗暗歎惜不能早生幾年，也嚐嚐逃難的滋味。
照片背後有外公題詩一首
安定中學在抗戰時搬到浙江壺鎮繼續開辦。在逃難時，遠離杭州，生活 來源無著，外公就在安定中學教書糊口。他口才好，而且博學，可以開很多門 課，學生聽起來津津有味。但抗戰勝利，學校搬回杭州，我外公當然就又隻做 董事長而不上課了。
外公在改朝換代之前還擔任過國民政府的省議會參議員及杭州市參議員。 但我外公對政治並不感興趣，所以沒有打算真正參政，大概也是掛名的成份多。 但我記得我曾問過我父母，為什麽外公在國民黨時代做過議員，改朝換代時倒 沒有招來殺身之禍或牢獄之災。他們說:革命前夕，部份議員有過一個反蔣議 案，請外公簽名，外公簽了，於是共產黨政府認為他並非“敵人營壘”中的人。 其實，我想情況一定不會如此簡單。外公並沒有真正參與政治，再加他一向人 緣極好，大概是沒有惹禍的主要原因，否則，因一名而救一命，倒是太幸運了。
注 1:最近找到一些關於我外公的生平事跡，補充如下:
高維魏(1888-1969)，字孟徵。高孟徵先生為杭州私立安定學堂首屆畢業生。 1904 年入京師大學堂。次年即赴日留學。就讀於日本帝國大學，獲農科學士。在日本居 住十三年。回國後曾任杭州筧橋的浙江省立甲種農業專門學校校長(1923-1925 年)。 該校即後來並入浙江大學的浙江農業大學前身。據《浙江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年譜》， 1922 年，“12 月，命杭縣高維魏任農校校長。”但，隨即，“省議會認為獸醫學生太少， 決定停辦。校長高維魏力主維持原狀，經費由其私人墊補，獸醫科學生也向省議會請願， 議會才通過發半費。1923 年 1 月 15 日，省立甲種農校校長高維魏接事，學生開歡迎大 會。校內學生原分研究社、自治社兩派，經開導融和，消滅派別。...... 1925 年，校長高 維魏創建浙江公立農業專門學校的‘安生圖書館’。”
自 1933 年起，高孟徵先生擔任母校安定學堂董事長。抗戰期間，日寇犯杭， 高先生與校長孫信帶領安定學堂師生轉移到浙江南部的壺鎮繼續開辦，直到抗戰勝利， 高先生才設法將學校遷回杭州。高先生繼續擔任該校董事長，直到五十年代學校被國家 收為公有為止。高孟徵先生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還曾任杭州市參議員。
1969 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注 2:關於杭州安定學堂，“維基百科”上有長篇介紹，茲摘錄如下:
“私立安定中學(又稱“安定學堂”)，是杭州曆史上的一所私立中學，創辦於 1901 年，後於 1956 年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接辦，改名為杭州市第七中學，簡稱‘杭七中’， 為浙江省三級重點中學。
“甲午戰爭滿清政府潰敗後，舉國上下力圖複興，社會各界大力興學。原籍杭 州的上海大實業家胡趾祥(字乃麟)在好友陳叔通、楊文瑩、邵伯炯等人建議下，決定 創立學校，並責成其二子煥、彬督辦。開辦費用為 8000 元銀洋，另以 6 萬元銀洋的儲息 作為學堂維持費用。地方官府則奏請清廷，撥用原敷文講廬舊址為其校址。因胡氏乃出 自甘肅安定郡，且其先人胡瑗為北宋名儒，亦稱‘安定先生’，故定名為‘安定學堂’。
“學堂籌備初期由陳叔通主持，後聘請浙江求是書院第一屆畢業生項蘭生任監 督。凡規劃校名校園、購置設備、製定章則及教師聘請等事宜，一概由項蘭生主持。 1902 年(光緒 28 年)8 月 27 日，學堂正式招生開學。當時規定三年卒業，谘送京師大 學堂預科肄業。其後五年內畢業三十餘人，肄業生達二百餘人。1906 年，學堂改為五年 製中學。建校前十年，學成畢業者共 116 人，肄業者達 400 餘人。 ”
據杭七中校史，安定學堂首屆畢業生共十人，其名單為:吳孔懷友蘧、孫信虹 廎(後任安定學堂校長)、錢天任雲鵬、方吉甫祖成、楊茂五崇英、王噓和兆鋆、高孟 徵維魏(即我外公，後任安定學校董事長)、喻哲文實幹(原名舜浚)、俞侃如焈、錢 浩如家瀚(錢學森叔父)。
1920 年美國思想家杜威訪華，曾去安定學校參觀。
該校學生中，有成就者甚多，如:茅盾、範文瀾、華君武、錢學森、馮亦代、 尉健行，等等都是該校校友。
注 3:浙江農業大學已於 1998 年並入浙江大學。
注 4:其事，請詳見本書第二章〈舊事新說:回憶我與杭七中的關係〉。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