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十 章 一 馮文義的自我介紹給他帶來好運，雖然勞教人員的稱號還貼在身上，但他的職業身份得以“恢複”，他成為柳家寨勞動教養所剛成立的醫務室的大夫。他榮幸，耿介民班跟著也有幾分光榮，這幾分光榮是有根據的。因為這個醫務室不僅僅是為“在押者”醫治頭疼腦熱或是其它類病症，還要為那些管“在押者”的國家幹部、公安幹警提供無微不至地醫療服務。在勞教人員看來他有非常神聖的權利，有他寫的病假證明，休幾天就是幾天。後來的事實證明，一些體弱的找到他，開個假條，就能休息個三天五天的。在那地兒能有幾天休息，那是了不得的大事。 也許正因為醫療對象的“全方位”，醫務室還有一位又紅又專姓郭名亮的醫生，是共產黨員，月薪五十上下，大概是行政二十二級的待遇，自然屬於國家幹部。不管是“在押者”還是大院外麵的任何求診者，都很熱情地稱他郭大夫。但郭大夫有點不舒心的、甚至有點困惑的是，沒過多久，在這裏工作的所有幹部和公安幹警的幾位領導，一進醫務室就要求我們那位以走“白專道路”而當右派的馮文義給瞧病，相對照的是又紅又專的郭大夫那兒倒有幾分冷清，很少有幹部讓他瞧病，當然給“在押者”開點阿斯匹林或是在哪兒塗些紅藥水還是常見的。這當然具有諷刺意味，不過，這對這群右派來說是一點也不奇怪。因為現實就是這樣的，但這個現象何以形成呢？要正確回答，大概還得需要“反動”一次，因為這種現象是從我們政治體製滋生出來的，這樣說有根據麽？一個不尊重知識的政治體製，一個外行領導內行的中國特色，那這個國家任何不可思議的事情都會發生，都會在人們中間的各個層麵堂而皇之地出現。 但這個與國家命運直接關聯的體製問題，毛澤東絕對不以為然，盡管幾乎所有被打成右派的，都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不同角度向中央、向全社會表達過了體製問題的嚴峻性，但中國有一個像泰山一樣隻能虔誠而不可絲毫觸動的悖論：權大於法，而這個過程必然出現荒謬鉸碎真理！曆史非常可能在一個特定時間段裏停止不前，還非常可能倒退；但曆史不具有這種永恒的品質，曆史絕對會前進！隻是右派是否會得到曆史的仁慈，那就要看未來誰有驚天動地的膽魄來清除硬塞進曆史的荒謬了。 馮文義有了這個特殊身份，他的生活空間比在耿介民班時那可就大得遠去了，他的腳步可以在大院內外隨意來去，甚至進幹部小院也不用先喊報告了，好像那小院裏的國家幹部，都忘了馮文義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的確是這樣的，沒人再聲色俱厲地命令他必須脫胎換骨，他們好像一瞬間悟出一個道理：走“白專道路”不一定能證明是壞人，從而也不一定就能證明是反動派。其實，時間總會證明：政治運動必然顛覆所有的美德，因為它具有喪心病狂的功能和玩弄人性的快感。 公正說，國家幹部身份的郭大夫對馮文義很客氣，似乎還有幾分尊重，絲毫沒有嫉妒，反而向馮文義坦陳自己沒有正規地學過醫，隻因工作需要在醫專培訓一年。那意思也是希望馮文義能教他幾手。馮文義很謙恭地說，郭大夫，其實我工作滿打滿算也不過三年，何況整個 1957 年都在“整風反右”，又是在一個縣的醫院，有大病的，誰進縣醫院？紮針不過是人中、合穀、足三裏、風池；手術也就是盲腸切除；您看，我有什麽資格教您呢？ 郭大夫知道馮文義這是在推辭，但他能體會到馮文義為什麽推辭，身份地位決定他必須這樣，何況彼此都毫無了解。他的這個體會是合乎情理的。於是郭大夫意識到要想人家教你幾手，首先得和馮大夫交朋友；可是，國家幹部和右派交朋友那就是喪失階級立場，一旦教來教去，沒準把好端端的國家幹部郭亮教出“反動”來。這可不是庸人自擾，有非常可靠的消息，原先的“候補右派”，據說絕大部分都“轉正”了。這的確是一個很現實的原則問題。 事情這麽一攪合，倒讓郭大夫一時惆悵起來。不過郭大夫也是一個有幾分聰明的人。他心裏說，我當然不能讓任何人認為我和馮文義交朋友，但我讓他感到我坦誠、我率真，我有什麽話對他不說一半噎一半的，要說就說清楚，有些什麽事兒也不背著他，讓他相信我不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這樣，日久天長了，真要問他點病理什麽的，他能不告訴麽？ 就從郭大夫這幾句心裏話，給人的感覺，他的文化素質和思想修養比起郜大隊長和王小隊長實在是高了一大截。耿介民班的人難免打聽馮文義在醫務室的情況，他說，還行吧，郭大夫挺相信我的，沒把我當右派看，我很感動。其實大家也跟著感動，他終於被當作人了。 有了被當人看的感覺，馮文義除了感動，還讓他不得不聯想到在縣醫院的三年經曆。他的鼻子哼了一聲，傳遞出某種從心底湧來的怨氣和輕蔑。在生活相對風平浪靜時，人的笑臉不含有暗藏於笑中的非笑的東西，但一朝風起浪湧，正是曾衝你笑的人那臉色就立馬變得十分猙獰，盡管他沒有獠牙鋸齒，盡管他還是那份骨架，可是那心裏卻是要把你一口吞掉了。 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值得注意的點，不是它有過怎樣地血腥，怎樣地對人的殘忍，或是它怎樣地顛倒黑白，怎樣地喪心病狂，而是從其中能找到我們丟失的一點點聰明和可憐巴巴的智慧，從而讓我們對人、對事、對物，能有點審視的悟性，至少我們不再輕易上當。 現在，馮文義他所麵對的就是風平浪靜中的郭亮。來到醫務室一個月，可以說把剛來的喜悅完全扔掉了，他竟然覺得還是回耿介民班跟大家一塊幹什麽都舒服，不管怎麽苦怎麽累，大家不都是這樣熬著麽？隻要屋外沒眼睛，房頂沒動靜，關起門來、鑽進被窩不是還可以小聲“鳴放”麽？不是心靈與心靈還能悄悄交流麽？現在可倒好，白天是病人一屋子，夜裏是一個人睡在醫務室的角落，靜得讓人快窒息了，寂寞和孤獨像一塊巨石壓在馮文義的心上，讓他輾轉反側，長時間難以入睡，有時剛剛睡著，或許正在夢中突然就有人敲門，就得馬上爬起來，原是一位幹部家屬發高燒了…… 當初誰都認為馮文義又當大夫了，這是他的運氣好，在苗家堡一個小試身手，肩膀就不用再擔磚了，稻田裏的螞鱉（水蛭）再也叮不著他了，有的竟歎息：人，還是得有一樣本事啊，看人家馮大夫，照碼是大夫，誰有病，也得求人家；就是郜大隊長來了急病，他還敢張揚自己的霸氣麽？他敢說，我這是考驗你，看你是不是真的想脫胎換骨，隻要一句話，我馬上就能去縣醫院，必要時就去市醫院……其實這裏的幾乎所有被稱為隊長的人，正是有了這群右派才讓他們威武雄壯起來，給他們吹牛嚇唬人的機會；平素他們敢向誰張揚？就他郜隊長，也學會拉長調訓人了，說句不好聽的，小人得勢！你看那個王立春小隊長，他還能訓誰？都一個德行！所以，不管你是什麽隊長也得管馮文義叫馮大夫。 但是沒人知道馮文義心裏有多苦，他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呀。他想找個機會把自己的苦向彭所長訴訴。好像不訴他的苦，就有種沉重的打擊。再說，他在鎮安縣醫院的那份熱情、那份執著所收獲的是什麽，他能忘麽？不夠他受用幾十年？在柳家寨的勞動教養所，他當然不會指望有什麽收獲。這一點，不光是馮文義，所有的右派都清楚。盡管是這樣，你馮文義有理由說你幹不了麽？不能忘了，還是孫科長的建議才同意你去醫務室呢；人家孫科長看中你，你馮文義還能三心二意？話是這麽說，理也是這個理，拋開我累死累活不說，萬一我沒給專政機關的幹部看好病，反而更重了，我吃不了能讓我兜著走！如果定我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的階級報複，有人敢站出來為我公正一次麽？這個世界傷天害理的事兒，我們自己遭遇的、我們親眼所見的、我們親耳所聽的，誰能知道有多少？馮文義回到班裏和大夥說：我已經讓官方害了我一次，我不能讓現實再害我一次；我寧肯去稻田裏喂螞鱉，我也不能在醫務室吊死自己！他繼續氣憤地說，“這是什麽地兒，這是讓我見誰都感到恐怖的地兒。” 可是幹部醫生郭亮從小院回到醫務室，還沒坐下來就對馮文義說，“告你個好消息——” “什麽？我有什麽消息？”他露出驚訝，兩眼盯著郭亮。 “王立春的事兒批下來了。”出人意料。郭亮似乎又在自言自語：“我在公安這麽多年，還是第一次看到。”馮文義不知道郭亮看到了什麽。 原來王立春在苗家堡掏槍的事兒，最初彭所長一回來就連夜開會，就決定要給王立春一個很嚴厲的處分，怎麽處分大家意見不一致，有的表示撤銷他的小隊長，有的堅持要開除黨籍，有的要求開除公安係統，最後由孫科長起草一個處分決定，沒等決定文本上報，苗家堡的支部書記苗長發來找彭所長，詢問對王立春如何處理的問題。苗長發說，按說這是勞教所的事，我們村不該過問；但王立春作為國家公安機關的工作人員，在我們村擅自掏槍威嚇村民，幸而被及時製止，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他的錯誤已涉刑事範疇，如果貴所不嚴肅處理，我們有權越級上告。彭所長對此十分重視，向苗長發一再表示：我們一定把處理結果告訴你，如果處理的結果讓你不滿意，你也可以越級告我。王立春的問題，原則上說是我的失職，沒管好幹部。我向你道歉。苗長發對彭所長的答複表示滿意。 也可能郭亮和王立春在平素有什麽過節，在說王立春受處分時有種興災樂禍的情緒。郭亮原原本本地把王立春受的處分告訴了馮文義。王立春的處分是：開除黨籍，撤銷小隊長職務，留用查看，讓他去管理魚塘。 王立春受到這樣的處分，倒讓馮文義感到處分重了；但這同時，他對郭亮，則另眼相看了。他在想，也在心裏說：一個同誌受到處分，至於讓你郭亮像過節似地高興麽？王立春和你郭亮的關係是同誌間的關係，是一個戰壕裏的戰友關係，同誌犯了錯誤、受了處分，你幹嘛那麽亢奮？這是同誌和戰友的情懷麽？若是我們倒是有理由高興或是亢奮，因為，王立春和我們的關係是對立的、是“專政”與“被改造”的關係，他把我們不當人看，在我奮力阻擋那個凶惡男人時，就在大庭廣眾麵前，不分青紅皂白，卡嚓一下就給我銬上了；此外，他對大院的每一個人就像對待十惡不赦的囚犯，態度極其惡劣，我們當然恨他。王立春受到這麽嚴厲的處分，我們當然拍手稱快，他太招人恨了，沒想到剛剛得意了幾天，以為自己上了天了，這回好，栽個嘴啃泥！ 王立春的下場應該讓人們認識到，就算右派是反動派，但右派也是人！對人缺乏基本尊重，還在那裏語無倫次，還要強迫人們必須聽，還要強迫人們變成任你隨心所欲驅趕的“牲口”，這樣的毫無教養的人還配改造別人麽？不難看出，王立春有今天的下場，完全是咎由自取。他沒有理由怨恨任何人，他倒應該明白：不認識自己也是一種危險！ 郭亮把這個帶有保密性質的消息告訴馮文義，表麵看是討好，心裏還有什麽，那還需要時間才可能清楚。若在馮文義剛來時，郭亮能把類似這樣的消息告訴他，他自然會感動，自然會認為郭亮的言談舉止表明他是正路人。但是剛剛一個來月，馮文義覺得不對勁了，覺得郭亮好像在測試他什麽，這個測試裏，也可能有郭亮要了解馮文義是聰明呢，還是一般知識分子所通有的隻對自己所學所用的專注，對其它什麽都大大咧咧、馬馬虎虎？ 不過馮文義對耿介民說，郭亮不過是弄點“小魔術”；再大點的，他既沒膽子、更沒有本事，城府又太淺，所以他怎麽變也達不到有陰謀內容的境界。當然，我還不清楚他為什麽要討好我？我一天不離開，他能從我這兒討去多少好？其實就像古語說的，在醫界，他隻是個濫竽充數的角色。 耿介民提醒他：“他可能發現你身上有點‘金粉’，趁你不備，弄點兒搽在他臉上，以招搖過市，便於騙取名目，我估摸他可能有這個意圖。” “如果僅僅是這樣，對別人來說有點可悲了，對郭亮來說，就太可憐了，我會滿足他這個可憐的要求。隻是我現在必須做的，是向彭所長訴苦。” 二 還沒等馮文義去找所長訴苦，郭亮又適時地向馮文義報告一個消息。這個消息內容隻一件事。郭亮衝他狡黠的一笑說，如果說王立春的事兒起始於你，這件事兒就完全是關於你個人的（不知從什麽時候郭亮學會把話伸長了說，讓馮文義有點失去耐心），郭亮以為馮文義一定問“關於我的”，他估計錯了，沒想到馮隻聽不問。 原來是馮文義在苗家堡製止了一場可能發生的命案，馮的這個行為應該如何認定。在會上，有人認為這是見義勇為，理由是：凡不顧個人安危而去救別人的生死，不管這個人是什麽身份，都不能改變見義勇為的性質；有人不同意，理由是：右派分子是資產階級反動派，他們沒有資格參與社會生活，更沒資格幹預民事糾紛，可以設想，這種不受組織約束，見誰家有事右派們就去拔刀相助，而且還把自己應做的扔到一邊，我們怎麽管理？趁混亂之際逃跑，誰來負責？有人提出一個極端假設：如果當時馮文義被苗立本捅死，家屬來抗議，誰去答複家屬？這個責任誰來負？ 這兩個問號，讓並不怎麽太留心聽的馮文義不由得一愣，頓覺事態十分嚴重，忙問：“誰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太難了，太難了！ 所長彭光磊！別人誰有這個膽子？誰有這個勇氣？彭所長當即站起來回答：一切由我負責！彭所長說，怎麽看苗家堡這件事，大家都該好好思考思考，咱們是個執法機關，做事看問題不能由自己的性子，咱們必須照章辦事。我先談談我的看法：最根本的著眼點，應看行為的動機和目的，馮文義的動機和目的隻有一個：他看到一個女人在前麵發瘋地跑並呼喊救命，後麵追趕的是手持宰豬刀的漢子，這是馮文義最先看到的，根據這個場景我們可以推斷，女的最終跑不過男人，男人一旦追上女人，他手中的宰豬刀就極可能捅死那個女人。就在這個千鈞一發時刻，馮文義沒有其它任何想法，目的就是想救那個女人，於是飛身一腳先踢掉了漢子的手中刀，又縱身過去幾掌把漢子打翻在的，幹淨利索地阻止了一場凶殺案。 事情如此清清楚楚，隻要我們客觀一點，能因為馮文義是右派，這一切就毫無意義了，一切就毫無價值了嗎？我們做一個假定：有一戶人家著了大火，大火中有孩子哭喊，正趕上馮文義路經此地，他去救火，並從火海中救出了孩子，馮文義是有功還是有罪？如果我們按照個別同誌的意見懲處馮文義，你們能想象到苗家堡的村民會怎麽看我們？會說，你們還是執法機關呢，連個是非都分不清，還談什麽法呢！至於說馮文義違反組織紀律，我隻想說一點，在行為之前，如果他請示隊長，隊長即使同意馮去出手，那個女人非常可能已經倒在血泊中了，我請問，在那樣特定環境下，馮文義是應該先選擇救人呢、還是應該先選擇遵守紀律？又有同誌說了，萬一馮文義不但沒救了人反而被人家捅死了，誰來承擔責任？當然是我，這毫無疑問！因為我不僅是勞教所的所長，我還是事件過程的見證人。不要有這種毫無意義地聯想，不要把沒發生的事情，做出“對”或“不對”的推理，更沒必要設想出“好”的或“壞”的結局，因為充其量它僅僅對某個案件的偵破提出另一個“點”，而對已經發生的真實情況的判斷或定位毫無用場。 最後，我提出一個結論性的意見，暫時先不認定馮文義的行為是見義勇為，關於勞教人員這類行為的如何認定，咱們請示上級：要獎，怎麽獎；要罰，怎麽罰。但我們應該把馮文義的這種行為，由管教科寫一個書麵材料裝進他的檔案。我同意大家這個意見，即，不在各隊宣傳這件事，避免不必要的爭論，是的，爭論不當還可能引起思想混亂。 這件事的結果讓馮文義非常滿意，因為他原本就希望“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件事以“無過”作結也算很公正了，這給他很大鼓勵。當他的思路又轉到要和彭所長訴苦這兒，他的信心更堅定了，於是他瞅準所長還在小院時，他走進了小院。也是巧了，馮文義進院時正趕上彭所長走出辦公室（彭所長有個習慣，在屋坐久了就到院裏甩甩胳膊伸伸腰），一見馮文義，倒是所長先打了招呼：“來來，馮文義，我正要找你有話說呢，來，到屋裏再說。”彭所長等他幾步，轉身推門進屋。 彭所長的平易和親切，竟讓馮文義把準備好的訴苦的話，一時找不出怎樣開頭。彭所長沒問他有什麽事兒，先說了：“關於你在苗家堡救人於危難的表現，證明你的品質好，這種事當然誰都可能遇到，但決不是誰都能做到你那樣；那是一種為他人而忘我的精神境界，我是很看中這點的，我向你表示欽佩。老百姓都知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別的話我不多說了，噢，你找我一定有事，別顧忌，有話說出來好。” “我真的有事找您談，我曾想和郭大夫談，但我覺得他解決不了我的問題，我隻能來麻煩您。我談的不是我在苗家堡的事，那事兒，您能相信，我既不是為了表揚更不是為了受獎，在當時，反正我必須那樣做。如果說受什麽影響，那就是傳統文化，所謂見死不救是小人；何況我又是個醫生，救死扶傷責無旁貸。您想，在那眨巴眼工夫，我怎麽可能想到別的，救人還需要請示麽？就是到了王小隊長給我戴上銬子時，我還在張望是不是把人救了，我沒有後悔，因為誰都知道，比較起來，戴銬子事小，救人事大，就是給我什麽處分我也不會計較，反正我救人了。”馮所長邊聽邊點頭 . 馮文義沒打算談苗家堡，郭亮已經全告訴他了，可是，不說不說卻又說了這麽多，竟讓彭所長有些震動，覺得馮文義是個很恪守道德操守的青年人，彭所長在想，馮文義若在幹部會上說出這些話，幹部們怎樣想？他們還能拿出多少理由否認馮的行為不是見義勇為？有是非如此分明的所長，至少在這個地區沒有第二人。以致後來人們說，有這樣的領導，這命能保住七八成了。 彭所長好像有所悟，悟出什麽來呢？我們承認別人好，常常是非常困難的，有時幾乎是不可能的，但要說某人不好（盡管毫不了解），呼喇喇就有一群人說某人這不好、那不好，其中竟有根本不認識的人。這豈不是印證了荀子說“性本惡”嗎？彭所長是代表專政機關來管教右派的，但馮文義的行為表現，讓他思考一個問題，社會對右派的認識和自己對右派的認識之間出現了分歧，如何管教？就拿馮文義來說，他怎麽脫胎怎麽換骨呢？怎麽重新做人才算人了呢？似乎越對右派認識，他卻越覺得自己完不成上級交給的任務了。他有過一閃念想調離這裏，但不知為什麽沒有正式提出，也許再需要些時間，再好好認識右派。也許這還是難得的曆史機遇，這不得不讓他又回想起延安的搶救運動…… 馮文義這時候開始訴苦了，重要一點是他沒資格給幹部看病，更嚴峻的是一旦有了變故，自己負不起這個責任。他說“如果非要我當大夫，我隻給勞教人員看病，另外，我承擔不了夜裏值班任務，每夜我都是提心吊膽，我無法預測哪個夜裏會發生什麽事，不管大事小事，一旦發生都會向我問罪，我吃罪不起！具體說我隻有兩點要求，我可以當大夫，但我不給幹部看病。更不給幹部家屬看病，這是一，其二，我回原班睡覺，不參加夜診活動。當然，如果所長同意，我還是願意隨班勞動。我不怕苦不怕累，再說，勞動是世界上最簡單的活命方式。” “你應該說勞動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創造活動。”彭所長笑著說。 “這句話可能是馬克思說過的，您想，我現在怎麽有資格說馬克思說過的話！馮文義說，您了解耿介民，他是在市黨校專講馬列主義的，他說了，在這裏，不管是擔磚、送糞、翻地、插秧、養雞、放鴨、喂豬、遛馬等等，對我們來說都是活命方式，我們沒有創造。” “耿介民現在的情緒怎麽樣？您看我是什麽樣的情緒您就知道他怎樣了。不過他有一次說出了我們大家的同感。”馮文義說完這句立時覺得自己又多嘴了，但收不回來了。 彭所長一眼就看到他心上，於是笑著說，“你要是相信我，你就把話說完，不相信，你就不必說，我從來沒有逼迫過任何人必須說什麽。至於你的要求等我和孫科長再研究研究，是我們當時沒有想周到，是把好事沒做好反而讓你背個大包袱，這事好解決，但大夫你得當。” 馮文義看所長言談話語這等和善，倒覺得自己說了半截話，是太對不住所長了，他幾乎有點結巴說，“我把方才沒說完的話接著說，行嗎？” 彭所長雙臂一張，“我什麽時候說不行了？你和孫科長談了那麽多，沒有‘意外’吧？” “耿介民說，假若那年就在保定學技術，我一定會成為一個有技術本領的師傅，什麽運動來啦，不會整一個工人師傅吧？不行，非得去北平，好像不去參加革命，自己就沒臉見人了，新中國的建設就缺自己了。我們幾乎都有這種感覺，好像不知道被什麽拋棄……” 彭所長心頭被什麽撞了一下，稍微閉了下眼睛，輕輕呼出一口氣，本能地點點頭。 馮文義敏感地意識到所長心有所思，但還是覺得機會難得，把最後一點要求說完再走。他說，“所長，我還有一個私事請所長幫忙，再耽擱您一兩分鍾。所長習慣地伸出右胳膊，又點點頭，馮文義知道所長同意了，他說，在鎮安縣醫院工作期間，認識了內科的女大夫宮小芬，她今年才 22 歲，去年春天我倆打算公開戀愛關係。由於整風反右如火如荼地進行，我和她哪還有心思談什麽戀愛，都表示以後再說。沒想到，我打成了右派來到這裏，誰知道我哪年能摘掉右派帽子。即便摘了，社會哪一個角落讓我回歸？真要是得三年五載頂著右派帽子，我不把小芬毀了麽？我必須讓她放棄對我的等待，這是必須讓她接受的，她接受了，我的心沒負擔了；您不知道，就是因為我，她在那裏受人欺負、輕蔑、中傷，還有惡徒想趁虛占有。她和我斷絕了，找一個好對象是絕對沒問題的。我不也解脫了！硬讓她等我，我還算個男人麽？連人都不是！這是缺大德的，老人說過凡缺德之人，必遭報應！我已經報應到這了，再拖著小芬，那就等於我在謀害她，我不能啊！我給她寫封信吧！” “你能設身處地的對待這個問題，做的對。我想問一句，你和宮小芬同誌有婚約嗎？具體說，正式訂婚沒有？雙方家長見過麵沒有？他們對你們商談過談婚論嫁的事沒有？” “都沒有，我們隻是有過幾次表示彼此相愛，而且這個表示是在 1956 年的後半年。” 彭所長說，“讓我好好想想，”過了好一會兒所長很鄭重地說，“這應該看成是你們的初戀，初戀的特征，一般說是彼此有好感有吸引力，卻未必對彼此的內心世界特別是情感世界有多少深刻地了解，比如說，彼此的性情、性格、趣味、行為方式、生活方式等等；但你應該想到她看到你的信會有怎樣地反映。愛情這根絲細而柔軟，但剪斷它不易，可是我同意你的想法，即：不耽誤她的青春，要對愛過你的人負責；因為你的未來究竟怎樣，不僅我不清楚，隻有中央發了話，人們才能清楚。而愛情對任何個人都是大事，所以，我覺得你寫一封信就想了斷，不一定就能讓她接受，如果她是位剛烈的姑娘，再出意外，後果怎麽收拾？姑娘的初戀有很多美夢、幻想和對未來的憧憬，僅僅寫一封信就讓她的一切都破滅和消失，不太可能吧？” “這樣吧，為了不發生意外，你把信寫好，我讓孫科長帶上你的信，親自到鎮安縣和宮小芬同誌當麵談談，重點是：你這麽年輕，你們之間又沒有婚約，你的青春等不起啊，你能知道馮文義何時摘帽？孫科長會告訴她，別說是勞教所了，問問公安廳，他們誰知道右派什麽時候摘帽？更何況誰清楚怎麽就叫改造好了，表麵看是有標準，解讀標準的隻有一個人，這還用我說麽？如果因為他對你的思念而積思成疾，他能安心改造麽？孫科長會根據宮小芬當時的情緒，謹慎地表達你的意思，孫科長是個很細心的人，長期作組織工作，說話有分寸，做事講究方法，他會講明你們是繼續相戀或當即放棄，這兩者選擇其一，對彼此都可能避免更大的傷害；或是更理性更符合各自的生存環境。這一點你放心好了。” 三 別看塞外有五個月的嚴寒天氣，可是一過芒種，桑幹河兩岸那就有綠色的層層覆蓋，在這兒能看到真正的山青水綠，真正的翠柳依依白楊入雲，隻是在這兒看不到人的青春；可能是千八百的男女右派把這裏的美景給糟蹋了，通往縣城的大路上，不管是趕大車的、開汽車的、從縣購物回村的男人或是女人，總之走在路上所有的人，經過由右派種植的玉米和高粱或是那一眼望不到頭的稻田，人人都知道旱田和水田是柳家寨勞教所的；附帶的有一個說法是；你們都親眼所見吧，念書就是沒用，當右派的哪一個不是念大書的？有光會種地的當右派的麽，他們若不是知識分子能有這一劫麽？你們誰知道教導右派種田的是什麽人？是幾個勞改刑滿留場就業的人。 這樣，一來二去又衍生出一個說法，方圓百八十裏五行八作的人們有了一個共識：勞改、勞教是一個家庭體係。實際上這一判斷雖有誤差，但也不是太離譜，因為在王立春隊長被免職後，新走馬上任的許小隊長對大家說，“我希望你們老老實實，你們必須記住毛主席的話；不許你亂說亂動！誰敢違背，我就叫誰從勞教犯變成勞改犯，你們信不信？誰想試試？我不是王立春，我是許天明。” 這位許小隊長上任第一把火就是這個點法，確乎是讓人感到有點出人意外，他既有下馬威的架勢，又有為王立春鳴不平的氣憤，問題是不要往遠了說，就從打到這地兒，右派們不是老老實實讓幹啥就幹啥麽？至於說亂說亂動，別說是在這個地方了，右派們從來沒有亂說亂動的習慣，隻會擺事實、講道理，我們的災難隻是把事實擺得太明白了，把話講得太清楚了。我們那時認為，偉大領袖就是讓你知無不言，你愣是無可奉告，什麽態度？把領袖的話當耳旁風麽 ?! 於是總要說幾句，朱瑞祥真是沒得說，不是硬擠出一句“吃不飽”表示聽話麽。現在，右派們不需要別的教導，一定聽你的話，你帶著槍呐，槍杆子裏麵出政權，也出沒人敢惹的尊嚴，隻要許小隊長掏出槍來，右派們不想再為真理殉難了，平素知識分子就讓人討厭，當上右派了，也就跟奴隸差不哪去了…… 其實，不管是王立春還是許天明，他們的那種架勢或他們講話的火藥味兒，那是他們的職業習慣，比如說，司法部門的刑訊逼供，在中國至少有兩千多年的曆史，所以今天的“逼、供、信”那是繼承了傳統，把這個傳統讓司法部門繼承，他們實踐起來自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習慣折磨生命，盡管那是帶有血腥的，他們可能當作一種遊戲。與其說這是專政機關的職業需要，不如說是這個特殊時代的重要標誌。所以，所謂“不放過一個壞人”的一個巨大悖論，就是把一百個好人打成壞人！至於什麽“實事求是”、什麽“文明執法”，統統是千真萬確的欺人之談。人們不會再相信，沒有最基本的文化知識，隻有那點整體一樣的所謂政治覺悟，怎麽可能會構建公正的司法機構。而沒有公正的司法機構，還侈談什麽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其實稍微有點曆史認識，有點現實感覺，不管立的法多麽冠冕堂皇，仍然是封建主義的，是封建主義的。所以從另一點可以確鑿說，這是在愚弄群眾。然而人們卻相信（盡管等待會遙遙無期），曆史總不會有天天撒謊的季節，僅就現實，如果我們發問：誰懼怕真理？不是右派！誰撒彌天大謊？不是右派！ 許天明是想讓自己站在右派麵前有種震懾作用，這個目的還是達到了，因為他發現右派們一個個大氣不敢出，於是，他的氣息沒有先時那樣粗暴了。好像心理的某種要求得到了滿足，當他臉上的肌肉像被什麽熨貼而閃出光澤時，他下達了勞動任務：“今天到河灘東邊勞動，希望你們有個好的表現。出工！” 許天明和一個警察相隨走在右派隊伍的後麵，此時的許小隊長真是誌得意滿，一臉氣昂昂地，好象剛攻下一個碉堡，正在去領受最高獎賞，因為他自我感覺已經征服了右派，便有了屬於自己的成就感。他心裏說，我初中都沒畢業竟製服了這麽一大群知識分子，這真是托毛主席的福了，毛主席，我在桑幹河北岸向您老人家高喊：萬歲！萬歲！萬萬歲！ 要做比較的話，現在的右派們決不像以前那樣迂腐了，他們對許小隊長那種趾高氣揚的表演已經不感到怎麽惡心了，知道這裏是他們的世襲領地，他們在自己的領地上總懷有至高無上的感覺，他們身上有槍、兜裏有銬子，眼前有被他任意驅使的囚徒，當然就是一身了不得的樣子。正因此，你必須作出非常怕他，讓他真切地感到你的命就在他的手心兒裏攥著，隻有這樣他才舒服，才覺得自己的尊嚴有無比的震懾力！ 耿介民對身邊的人說，“別理他！他和王立春是一道號的。” 他們來到指定的河灘。河灘在桑幹河的北岸，從這裏往西望，能清楚地看到琢鹿刻滿歲月滄桑的城垣，這個琢鹿是在曆史上有過大寫的記載的，至今一提起琢鹿，遠古時候黃帝與蚩尤大戰於琢鹿之野的故事，人們講起來依然津津有味，講到深遠處竟有幾分神采飛揚了。 現實也有神話，五百年後的這裏，一定能流傳一大群知識分子，從人變成鬼又從鬼變成人的故事。不過眼前可沒有神話，隻見眼前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蒲草塘，緊挨蒲草塘的也是一眼望不到邊的稻田，一尺多高的秧苗隨風搖擺，真是一層一層綠色波浪，稻田南邊有如城牆高的大壩，那是為稻田送水的幹渠，幹渠的水自然引自桑幹河，幹渠南邊就是向下遊官廳流去的桑幹河。右派們在桑幹河北岸親手插完了幾百畝稻秧，幾乎是整天撅在稻田裏，所以，對桑幹河的直觀印象是有泥無沙，適宜灌溉。但現在耿介民班和另外一個班愣在蒲草塘，手裏又沒有任何工具。南邊的桑幹河好看，北邊的稻田好看，就是眼前有一人多高的蒲草擋住了視線，蒲草有舊的也有新長出來的，新長出的已經開出一片片小百花，舊的蒲草尖兒上還有赭色蠟燭狀的絨棒，隻是枯萎了。根在黑泥中，根有多深、黑色稀泥有多深。本來蒲草還有一個好聽的名字，稱它是香蒲，可是這個香蒲塘散發的腐爛臭味，臭得比茅房還臭。人們正發愣的時候，許隊長趕過來，一張嘴就申斥：“發什麽愣？是讓你們來看景的麽？動彈呀！這不是日本鬼子的地方，你們磨什麽洋工？” “許隊長，我們沒看景，是不知道幹什麽。請指示。”耿介民恭恭敬敬地說。 “對你說吧，現在這兩個班都由你領導，把這片蒲草都踩進泥塘，讓蒲草變成肥，後續工作是在大雨後引入桑幹河水淤地，接著是壘埂開小渠，這裏就是稻田地了，明年的這個時候，這裏的稻子也會長尺多高。” “請隊長先諒解我們的無知，偉大領袖毛主席早就教導我們知識分子最無知識，說連麥子和韭菜都分不清，現在更證明我們沒有知識，真不知道這活兒怎麽幹。” “耿介民！” “有！” “我再說一遍，把蒲草踩進泥塘漚肥，蒲草的根橫躺豎臥而且犬牙交錯，神仙也沒辦法把他連根拔，隻能踩，把蒲草的命淹死在泥塘深處！” 耿介民表示明白了，不過他又問了一句：“您讓我領導這兩個班，我一時還不清楚怎樣領導，是不是我讓他們怎麽幹他們就怎樣幹？” “對！什麽是領導？領導就是你說什麽就是什麽，你讓他們幹什麽他們就得幹什麽！這就叫領導；真讓我不知道該說你什麽好，鬧了一溜遭連‘領導’是什麽都不‘門清’，難怪當右派了。此外，我不得不用毛主席的話來告戒你們，毛主席說：‘中國知識分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做自我檢查，還常常翹起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你們是不是可以對照對照？” “早就對照過了，屁股也早就打過了。”猛不丁地朱瑞祥回敬了許隊長。大家憋住了笑。 許天明很邪乎地看了朱瑞祥一眼，“看樣子你有三天屁股沒挨打了，”許隊長哼出了這麽一句，又看了幾眼朱瑞祥，那意思誰都明白：咱們走著瞧！ 耿介民找了一塊拳頭大小的石頭，砸進泥塘，發出“嗵”的一聲，他對大夥說，“聽聲音泥塘至少有二尺多深，我先下去探探，你們稍等。”說罷，耿介民脫了上衣和褲子，赤腳走進泥塘。一進泥塘人們就看到泥水已沒過他膝蓋了。他用腳找蒲草根，避免泥水上腰，他在泥塘試著踩了幾個點，覺得沒有多大危險，但每碰蒲草一下，就驚起已經發育成熟的蚊子小咬往臉上撲，而且說不清楚是什麽氣浪（不隻是臭氣熏天）迎麵撲過來，立馬有種讓你窒息的感覺，加之腿上很快扒上了很多螞鱉，有點讓人走進地獄的感覺。但耿介民是“領導”，他不能有畏難表現。耿介民費力走出泥塘，兩條腿上糊滿了汙泥，臉和胳膊上都讓蚊子叮出了小紅點，他對大夥說，“遭罪是真的，但隻要注意，沒危險；大家脫衣服吧，咱們 20 來個人，留兩個人在幹渠邊照看衣物，其餘全下塘。要 10 個人一橫排，兩排同時下，最好手拉手避免跌倒，跌倒再站起來那可費大勁了，苦、累、髒，無所謂，咱不能搭上‘什麽’。”耿介民側臉看到許小隊長在盯著他們，把那個“命”字省略了，他再次提醒大家：“要特別小心，最重要的是別摔倒了。” 遭罪是免不了了；生命既擺在棋局裏，就得走啊！在那一瞬間，耿介民卻想到這個蒲草塘存在多年了吧？那時候勞作於稻田的是勞改人員吧？當年怎麽想不起要把蒲草塘改造成稻田呢？是不是難度太大，還是沒必要或是不需要？或是就等著右派來此艱苦卓絕一把？這話在心裏說可以，在心外說，那就又是“反動”了。因為右派的話（包括所有知識分子），都被欽定為反社會主義；其實光欽定為“反”，隻要不殺頭，右派們就非常感恩戴德了。 於是在桑幹河畔，由右派編排的在黑泥塘裏出現了橫隊前進的隊列，隊列缺乏雄壯豪邁氣勢，進一步退兩步，而且搖搖晃晃離裂歪斜，但隻要他們走過去，他們的身後就看不到蒲草了。 此時文笑寒卻在泥塘裏詩興大發，高聲朗讀：“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沒想到這群在泥塘的右派，差不多都會背這首詩，便同聲背誦起來。在塘邊的許小隊長覺得這夥人神經不正常了，既不像說話，更不是唱歌，他來氣了，喊了一嗓子：“你們幹什麽呐？說的哪國話？” “說的中國話。”文笑寒覺得是自己招惹的，便首先回答。 “中國話有這麽說的麽？”許小隊長有點憤怒了。 “我們朗誦的是詩。” “什麽詩？” “李白的。” “他是哪班的？我怎不知道！” “他是唐朝的，” “還糖炒呢，有這個班麽？” “有，您問問彭所長就知道了。”文笑寒的小智慧把小隊長玩兒了。大夥挺開心。 許小隊長聽說彭所長知道，這事兒也就結束了，但當隊長的絕不能忘了訓話，於是他說，“按說呢，這裏的活兒苦點兒，可是你們難道把偉大的長征忘幹淨了？當年的紅軍爬雪山、過草地，人家那是什麽精神？再看看你們，真像七八天沒吃飯快餓死的樣子，怎麽才能脫胎換骨？就得一不怕苦、二還怕死！”他發現自己說錯了，馬上改口“二不怕死”。但他還是覺得這話說的有點不對路，就是沒有可比性，要分析起來是犯大忌了，有失階級立場的嫌疑，紅軍是紅軍，右派是右派，再浮想聯翩，也不能離開階級鬥爭這個綱！再一看，右派們也沒偷懶，於是心裏說：幹的還可以，他非常清楚那活兒的確是太難幹了。這時候與許小隊長一塊來的警察對他說“哎，老許，這兒太臭了，我想到那邊幹渠上抽抽煙，這兒沒事兒，爛泥塘裏還能跑人哪？” “行行行，你去抽煙吧，我待會兒也過去。” 警衛走後，許小隊長順著幹渠根兒，慢悠悠地往西溜腿兒，這時泥塘裏的右派才彼此大笑，覺得居然用知識嘲笑了許天明。而許天明溜達了有個十分八分鍾，反身再往回遛，一邊溜一邊盯著泥塘，確實很“敬業”。在他又反身向西遛腿時，他聽到有人大喊：“大王八！” 許小隊長怒氣衝天的回頭，想看看是誰敢如此大膽罵他是大王八！不由得快走了幾步，他一看竟笑了，原來在泥塘邊踩蒲草的文笑寒，發現泥坑裏有個大王八，兩隻小綠豆眼睛看著他，他抽冷子卡住它兩前腿之間，雙手舉著大王八喊起來。許小隊長一邊快走一邊叮囑：“別放手！你慢慢走出來，千萬千萬拿住它！”許小隊長終於走到跟前，讓文笑寒扔到塘邊上，文笑寒說，“我使不上勁，再說，我腿上不知道什麽蟲子咬我呐。” “你要堅持住，排除萬難地堅持住！我往前夠夠，你往前伸伸，”就這樣，文笑寒往前伸，許小隊長往前夠，他忘乎所以地一探身，腳下一軟，又借伸手探身前傾的勁兒，身子立時失去平衡栽下去了，嗟乎！許天明小隊長栽進黑糊糊的泥塘，而且是臉朝下整個身子都砸進去了。不僅這樣，把文笑寒也砸個仰麵朝天…… 在泥塘裏的人，有的看到了那一瞬間，有的聽到人們的驚叫，才注意到有人摔進蒲草塘裏，這當然是驚心動魄；如果鏡頭暫停，我們能清楚看到，許小隊長整個身子被黑水淹沒，但他的頭剛剛仰出水麵，隻是麵目皆非了；另一鏡頭就是文笑寒的了，他仰麵朝天，最精彩的是他雙手還死死卡住那個大王八，王八肚子可能太光滑掛不住泥湯，露出白而泛黃的肚皮。這時耿介民是在北邊，驚險鏡頭是在南邊，他想過來，可是根本走不了，他喊了一嗓子：“快救許隊長！”其實沒等他喊時，挨著文笑寒的丁惠誌已經艱難地挪過來，當即用力把許小隊長拉起來，而許小隊長使勁地摟住他的腰，好像不摟住馬上還得倒下；興許丁惠誌有水下功夫，隻見他一貓腰把許小隊長抗在肩上，好不容易走出蒲草塘。 四 在幹渠查看閘口和閘板的彭所長和郜大隊長，聽到人們狂喊“出事了、出事了”，往東邊一看果然看到有人扛著一個人，兩人急急下了幹渠向東邊跑去。這時候在蒲草塘的人也都陸陸續續地走出來，耿介民並非自作主張（許小隊長授命他今日勞動由他統領），讓各班用喝水桶下幹渠打水，總得先給隊長清洗身子，至於下一步，他無權做出任何安排。 彭所長和郜大隊長近前一看，郜大隊長先罵了一句：“你真是吃飽撐的，誰讓你下泥塘了？不想活了是不是，想自殺呀你？看看你還有個人樣沒有？” 彭所長沒理郜大隊長的茬，命令耿介民馬上跑步回場，讓馮文義帶上針和聽診器，讓他以最快速度趕到這裏，耿介民顧不得穿衣穿鞋，撒腿就跑，彭所長衝他背後喊：“讓郭亮也來！” 彭所長俯身察看，許天明有點昏迷狀態，鼻息還行，他想，馮文義來了一看說得去縣醫院怎辦？他問郜大隊長，“三娃同誌，村裏能借到拖拉機嗎？” “那沒問題。不過我想，這事兒太蹊蹺了，天明怎麽可能栽進去呢？這裏有沒有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我得去問問是哪個跟著他的警察。” “那是後話，現在說有什麽用！眼下是急著了解真相的時候麽？再說就算是案子，也不是複雜的案子，大可不必先把事情弄得很緊張；還是先把他身上洗幹淨，再派個人去他家拿幾件衣服。”彭所長看到小隊長胯上的槍套還是泥糊糊的，知道人們很敏感，怕給洗涮出麻煩來。所以他對郜大隊長說，“你把許天明的槍弄幹淨，先由你保存。現在我擔心的是許天明的身子，但願別出大毛病 ，老是昏迷不醒的……” 人們說不清楚從幹渠究竟打了多少水，當馮文義和郭亮趕過來時，許小隊長渾身上下已給洗幹淨了。但是人們都沒敢掰開許小隊長的嘴清洗贓物。馮文義給小隊長號脈，又在人中紮了一針，過後讓人輕輕扶起他的上身，用人們的喝水缸，舀上小水桶的幹渠水，給他清洗口腔，許小隊長好像是本能地配合，灌一口幾下再吐出來，如此反複不知多少次，口腔自然幹淨多了，但神色還是不怎麽好。馮文義對身邊的彭所長說，表麵看一時還不能判斷小隊長有沒有大礙，體溫偏高些，是否有引發內髒感染和其它炎症，現在還不能確診，再具體說，是否有微生物進了腸胃，這就需要透視了。看許隊長有些昏迷、體溫又偏高，我的意見得去醫院，馮文義又對郭亮說，“郭大夫，你看呢？” 郭亮明白，馮文義請他表態絕對是給他麵子，現場的情況若讓他郭大夫拿主意，那就等於出他的洋相，僅從這一點，也就是僅從許天明躺在那兒半昏半醒狀態，你郭大夫知道應從哪裏開始行醫？不用說，你定然是手忙腳亂。現在聽馮文義這麽一問，正好是順坡下驢，非常鄭重地說，“我方才就想到這點了，而且事不宜遲；若到晚上發起高燒來，那麻煩可就太大了。真要是引起高燒，就嚴重了。” 郜大隊長向彭所長打個手勢說，“我去柳家寨借拖拉機。”馮文義喊了一聲大隊長，郜大隊長停住腳步返身回頭問：“有事兒？” 馮文義看了看彭所長，所長示意（不必有顧慮），馮文義說，“我看您不用去借拖拉機，現在正是農忙季節，又是大躍進，一會兒運這個、一會兒拉那個的，村裏的車都不夠用，讓人家為難，萬一人家的車出外了，還耽擱了咱們，再說拖拉機也太顛簸，我的意思是不如用咱們場的馬車更便捷些。請彭所長決定。” 彭所長說：“按馮文義說的辦！” 沒想到一進縣醫院許小隊長已高燒快到 39 ℃ ，當夜體溫雖略有下降，但依然是高燒，而且神誌也不很清醒。第二天縣醫院通知勞教所，說他們沒辦法徹底清除腸胃汙穢物，建議轉到市醫院。彭所長隻能接受縣醫院的建議，但怎麽送到市裏？縣委才有一輛吉普，琢鹿境內又沒有火車，許天明還在迷糊之中，救人是第一位的呀。彭所長隻好騎上自己那輛舊“永久”去了縣委。他和縣委書記黃若愚在市裏的時候就認識，彼此有來有往，算是見麵無話不說的老朋友，彭所長把情況詳細地介紹了一遍，便請黃若愚無論如何也得答應借給吉普。 黃若愚當即答應，“沒問題，咱們是誰和誰，沒說的。不過我們負責把許天明送到市醫院，你們得有人陪著。這事兒就這麽定，另外，趁你來了，我想問問，我聽說啦，當勞教所所長比當局長還難當。是這樣嗎？” “你不看到了，找輛吉普也得我自己跑。” “我指的不是這類事，這麽說吧，怎麽管理右派？” “到現在我還在摸索，因為管理勞教所這算是新事物，我們的勞教所收納的基本上都是右派，而直接管理他們的都是公安出身的大、小隊長。他們平均的文化程度，往高了說也就是個初中，鳴放時說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這是事實。我工作的難點與其說如何讓右派們接受現實，不如說怎樣說服大、小隊長不要忘乎所以，他們對右派，讓我想起土改時鬥爭地主的場景。我很奇怪，這幾個大小隊長什麽時候學會了飛揚跋扈！” 縣委書記黃若愚搖搖頭。 “我們的幾個隊長隻要對右派一講話，就是指著鼻子讓人家脫胎換骨、重新做人，而且盛氣淩人，怎麽說呢，很像奴隸主對待奴隸，我明知這種對待不符合政策，偶爾點點還行，若在會上說了，說不準什麽時候我會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真的，我挺難的。” “你的大、小隊長那樣教訓人家，他們服麽？” “當然不服！隊長們倒是覺得把人家訓服了，其實，人家是‘人在屋簷下，怎敢不低頭’，我看的很清楚，可以這樣說，他們沒有犯罪感，心裏全是冤枉和委屈。我看過幾個人的檔案，我沒法向你表達我的感受， 1949 年春末夏初我在華北局組織部當幹事時，一個小青年特跑到北平到華北大學參加革命，後來他入了黨，並在黨校講馬列，現在成了右派，正在我的勞教所脫胎換骨呢。類似的例子太多了，客觀說，他們都曾是熱血青年。” “方才你說的那位黨校教員是不是耿介民？”黃若愚疑惑的目光凝結在彭光磊的臉上。 “是。就是耿介民，你認識他？” “你忘啦，我在農村工作部當科長時，曾在黨校學習過一年，聽的就是耿老師講的課。這可怎麽辦？老彭，你救不了他？” “誰也救不了，誰救誰就是右派！別說救了，連個管理明確細則都沒有。跟你說，勞動教養的條例寫的不細，政策沒點到細微處，比方說，勞教沒有期限，有的幹脆說，什麽時候改造好了就是期限，這叫什麽？事關方針政策哪能這麽隨意呢？，所以右派們感到沒希望，有的說不如勞改犯，勞改是有刑期的，到期一定放人。有一個叫駱發奇的右派，到現在也不出工，他說，新中國還有這樣荒唐的法令：同意別人的意見也算犯罪！這犯哪條了？這就給專政？全世界就是君主國家也未必就這樣；勞教所是管壞人的，我又不是壞人，我不偷不搶更沒有男女關係……，你看我怎麽能讓人家心服口服，這是咱倆說了，說幾句話就犯罪，無論如何講不通。不管合理不合理，總要有個規定，比如規定：凡右派不出工等於拒絕改造，凡拒絕改造的一律抓起來，交由司法機關處理，現在也沒有這麽一條規定，你說我難不難？駱發奇不出工對別人有影響，可勞教所就是管改造的機關，你有天大的冤枉我們也無權為你甄別平反。可是我心裏不是滋味。我的感覺比延安搶救運動還厲害。” “別說你了，就是我這個縣委書記，也有解不開的疙瘩，幾天前縣處級黨員幹部在市委聽《文件》傳達，我見你在前邊一點坐著。”“是的，我去聽傳達了，就是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那個《文件》傳達吧？就是那個反右傾的！這又是運動！你那裏都是右派，你好交代呀，我這兒不行啊，除非我豁出去被免職，我敢說我們縣委沒有右傾麽？咱們都有點經驗了，文件說有什麽肯定就得有什麽。在散會時一位領導看到我，他笑嗬嗬地說，黃若愚，你們縣委大院怎麽也得有四五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吧？我當時就有些結巴了，我真不知道怎樣接領導的話茬，領導又找補幾句，反右傾機會主義實質上就是反修正主義，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直麵修正主義的第一次全麵的你死我活的偉大鬥爭！我們得認識鬥爭的嚴重性和迫切性，血淋淋的匈牙利事件，就是修正主義泛濫的悲慘結果。對此，我們還能掉以輕心麽！” “老彭，你聽聽，顯然，我得整出四、五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才算有立場了，才合乎路線鬥爭的要求了，可是咱不能昧著良心把整人當日子過呀 , 反正我一個也整不出來，看樣子我得做好準備進勞教所了。” “沒這麽恐怖，倒應該十分小心。‘延安整風’我是趕上了，那‘風’刮得太緊了，鬥倒了再站起來，不易！不過後來都平反了。許是傷亡慘重引起了中央的重視。” “我可能早晚得給開除黨籍，因為我看不出縣委班子裏誰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我倒是覺得我們的同誌都在崗位上兢兢業業地工作，就是縣委的普通幹部一個個都是勤勤懇懇，派誰下鄉，二話不說，打好背包就下去了，和老鄉同吃、同住、同勞動，你說把這樣的同誌打成這分子那分子的，我心裏的黨性不允許這樣！我可能是個人道主義者，心狠不下來；回想去年夏秋，也可能是我們縣委幹部平均文化水平勉強達到高中，沒鳴放出什麽，所以沒給我們下達右派指標；隻是縣政府那邊打了五個右派，但都夠不成極右，算是中小右派，有降級的，有開除留用以觀後效的。總之，那段日子我的心總是惶惶的，心老被什麽東西揪著。這次‘反右傾’，實在躲不過了，我就向市委打報告：我們縣委沒有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考慮後果了。” 彭光磊臨走時對黃若愚說了幾句肺腑之言：“老黃啊，我比你大幾歲，我又親自經曆延安整風，你可千萬別由性子來，耿介民不是給你講了，人道主義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就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就是反革命主義，你得記住啊，能不說的絕對不說，不說不行的絕對少說，要記住，在運動中誰都不是朋友，有太多太多的中國人就等著運動發福高升呢。有話說給自己，千萬別和第二個人說！運動首先摧毀的就是人格：話到舌前留半句，不可全拋一片心。這是智慧之言，千萬千萬記住！一定要認清，表麵看是搞階級鬥爭，實質是毛主席搞的是路線鬥爭。” 許天明順利地住進了市醫院，診斷結果還沒有出來；他不時覺得胃非常疼，好像有什麽東西在啃咬他，疼起來就是死去活來的樣子。 而勞教所的右派們，在大院沒有幹警時，各式各樣的議論和猜測再次鳴放出來。最令人痛快的就是許天明撲進泥塘夠大王八的一景，那是右派生活中絕難再見到的精彩一瞬。人們共同的亢奮就是從心裏舒出了一口惡氣，當然也有人說這是報應。 耿介民班還有那天和他們一同下塘的那個班，他們和大院其他人們的情緒反映不盡相同，他們認為隻要郜大隊長在現場，這件事一定上綱上線。因為，在專政機關發生隊長栽進泥塘，用郜大隊長的話，這就意味著有了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甚至，從郜大隊長的滿眼怒氣的目光，他可能做出這樣的推斷：許小隊長栽進泥塘有兩個可能，一是有人從他背後推的，二是有人在小隊長視察時突然被拉進泥塘。要證實這種推斷，理所當然地要在當時在泥塘中踩蒲草的人中間，尋找拉隊長下塘的犯罪分子；而如果是從背後推隊長栽進泥塘的，看衣物的兩個人中肯定有一人是犯罪分子。可以想見郜大隊長一定要偵破此案，要弄個水落石出以證明失去天堂的右派，惡毒地利用時機進行瘋狂地反撲和階級報複。 耿介民班的每個人卻都十分鎮靜，都覺得對這件事做得恰到好處。 丁惠誌說，“如果我不冒著陷進更深泥塘的危險，去把小隊長拉起來扛出泥塘，再浸過幾分鍾小隊長還有命麽？我可以說，我是授命於基督的教旨：仁愛、慈愛，關懷生命。我身高馬大，稍識水性，而且我離許小隊長最近，文笑寒已經給砸得仰麵朝天，按說我應該就近先把文笑寒弄起來，但他還沒有危險，許小隊長雖然能抬頭，但很快又耷拉泥水中，這太危險了，如果他的頭再也抬不起來，讓汙水隨便灌，許小隊長就可能真的沒救了。過程就是這樣，當然我談不上見義勇為，但我若不救他，天曉得他現在在哪兒。大概沒誰定我有罪吧？不過上帝會讚賞我的。” “我不願意說什麽，事情起因非常簡單，我突然發現了大王八，又突然抓住了它，是很下意識地喊了一嗓子，沒有任何險惡目的，我喊是出於好奇，是讓大夥開開眼、開開心，我既逮住了它，我幹嘛要放它，再說把它再放進泥塘，萬一咬傷人呢。”文笑寒如是說。 “與其要查階級鬥爭新動向，倒不如問問許小隊長你在西邊優哉遊哉的漫步，突然往這邊拚命跑什麽？這邊究竟出現了什麽事，迫使你這位隊長衝過來？直截了當說，我就是認為他是想要那個大王八，回家宰了，弄熟了，既補身子又能當下酒菜！這是一種貪婪導致慘烈的結果，按說，壓磨悄悄地息事寧人也就罷了，還想借機懲治我們，老百姓有句話：偷牛的人被逮住，那位偷者說，不是我想偷，是你沒把牛拴住！你們說這有多無恥！”從打來就不怎麽說話的鬱大千，今兒個也義憤填膺起來，憤然地繼續說下去。“這個世界太讓人不能理解了，這麽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怎麽和階級鬥爭聯係起來 ?! 不由得想到自己，與其說朱瑞祥說吃不飽打成右派，是我們的政治具有非常荒唐的演義性，那麽，把這個大王八也勾連上階級鬥爭，那我們的階級鬥爭就具有漫畫式的滑稽。”這樣，聯係到自己當右派也就有了政治根據。其實，定他為右派不是像文笑寒那樣跟當權者“辯”和“論”，他隻是有點看不起一個人一味總覺得天下是他打下來的工農幹部而已，不妨借此機會多少也讓人們知道他這個共產黨員咋就栽進了右派的深淵。 五 他從來沒有對毛主席講話或是著作有過什麽不滿，僅僅因為對黨委派來的係支部書記有點看法。他認為這個支部書記對建築方麵的課程，他一門課也開不了，那你到係裏幹什麽？這位支書卻笑顏回答：“鬱大千同誌，你雖然也是黨員，可是你授課多，你沒時間關注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德育是青年成長的必修課，忽視這點，怎麽保證青年學生健康成長？我來這裏當支部書記，我可以給你一個比喻：哪位學生想走‘白專道路’，我就是那位學生麵前的一麵不能逾越的高牆；我還可以告訴你，無論是哪位學生，隻要政治思想鑒定不及格，那位學生升級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為防止學生走“白專”，這位支部書記的工作方法就是找個別學生談話。至於談什麽，鬱大千從不打聽，隻知道他在與女同學個別談話的時間長了些，他會一本正經，還會引經據典，比如馬克思列寧怎麽說，比如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就是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必然爆發戰爭，等等；這也是各有所好，是奈何不了的！其實他根本看不懂馬列著作，隻是多次聽報告記住了一些隻言片語，又經多次運用，給青年學生一個很懂馬列的印象。 鬱大千其實並不是對係裏的支部有什麽反感，而是讓那樣一個人來當書記，他覺得此人不具有當書記的品質，他擔心的是學生。 新任命的支部書記有一次突然問鬱大千，“你覺得你的政治思想怎樣？” “那要由支部全體鑒定。我個人不能回答。” “不過，我作為支部書記對你倒有個看法，我認為你有脫離政治的傾向。” 兩個人的這場交鋒，在運動中上升到要“黨”還是要“知識”的政治高度。可以想見，鬱大千徹底慘敗了。“我就奇了怪了，楊振寧得了諾貝爾獎，是什麽政治思想領導出來的？建築是科學，不懂建築科學，就靠政治思想和政治覺悟是能蓋出高樓大廈還是能蓋出宮殿 ? 就是蓋個茅房也得懂點力學吧？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這個政治是什麽，不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麽，階級鬥爭不就是人整人麽？整吧，我們都會看到我們的社會將是什麽樣子；一個國家不僅不提倡科學反而認為科學可有可無，這還有希望嗎？” 鬱大千這麽簡單一介紹，幾乎眾口一詞，“你這右派當的不屈。” “大千，你也是，你千不該萬不該和國家有沒有希望聯係起來！盡管中國哪兒都靠政治活著，因為整知識分子的第一個目的就是掃清推行愚民政策的障礙。這就是為什麽你們那位任嘛不會的人榮任係支部書記。到處有這個現象，每個單位都是這樣！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說穿了，領導就是信任這號幹部，就是那樣的幹部才能讓國家強大，才會讓社會進步！一切都在證明，中國沒有知識分子了，無產階級很快就會進入共產主義！再說，這與你我有啥關係 ?! ” “我同意寧慎的話。說話的是朱瑞祥。我想好了，這回我可真明白了，什麽叫政治，政治就是不講理！我們局長早就說了，我不應該說吃不飽，該說撐的都沒有地方拉屎！他在大夥的笑聲中自個也笑得前仰後合。 不過他說到大王八事兒還是說到點子上，他說，關鍵人物是許天明，我倒覺得隻要他活著，我估摸著這件事兒十有八、九是不了了之。 ” 費德福慢條斯理地說，“如果這位許小隊長意外地死了，那倒是會有麻煩的，因為當事人不在了，事件的空間就大了，栽贓、陷害、一些子虛烏有都可能塞進來。盡管如此，我看還不至於。往嚴重說，就是對其腸胃進行手術，我認為也隻需些時日就會康複的。彭所長是什麽人？他當然要親自問許天明：有人推你麽？有人拉你麽？塘上有兩個人在幹渠根那兒看著衣服，而且身邊不遠處有警衛，不可能是這兩個人中有一個去推你吧；至於有人拉你，你能忘了是誰拉你嗎？離他最近的是文笑寒，可是文笑寒被許天明一個前撲弄個仰麵朝天，他雙手還在死死卡住王八，全塘的人都看見了啊，文笑寒怎麽可能拉呀？” 老費分析的固然有理，非常有邏輯性，但所謂“事實真相”根據咱們的經驗屁事不管。潘星輝想起自已講的《朋黨論》所引起的災難後果，聽到人們針對“大王八事件”所發的一些議論，長出了一口氣，覺得人們還是迷信事實真相，覺得人們毫無長進。他說“說你反黨你就是反黨了，你和誰要真相？誰給你真相？就運動整人來說，不羅列出各種罪名，運動還能搞下去嗎？我在幹渠根那兒照看衣服，我什麽沒看清！我倒要看看怎麽變鬼！” 不知誰推文笑寒，“哎，你把大王八藏哪兒了？那可是物證。” “哪有工夫藏它，我趁著當時的亂乎勁兒，一上塘我就把它扔到幹渠根那兒，我跑過去把它翻了個兒又壓上一塊大石頭，估計現在還在那兒。” “沒人看見你？” “就星輝看見了，他還站起來擋著別人。別人我沒理會兒，亂得一鍋粥了，我沒看見有誰注意我，即便有人看到了也無所謂”。 晚飯後，已經搬回耿介民班睡覺的馮文義，向大家宣布一個消息，在沒宣布前先說這是個可靠消息，說這是郭亮親口對他說的：“市醫院大夫本以為好好清洗腸胃就會好了，但是毫無效果，再經 X 光透察，發現許天明的胃上有黑色條狀物死貼著胃壁，這就必須打開胃了，所以隻能動手術。你們猜從胃裏取出了什麽？就是在稻田和泥塘吸咱們血的螞鱉（水蛭），竟然取下兩條，大夫說，沒見過水蛭叮進肉裏就是不撒嘴，把它身子夾斷了，它還照碼叮著，真沒想到這麽難摘掉它。” “其實許小隊長也挺冤的，就為了吃王八，倒讓馬鱉啃了他的胃。朱瑞祥接著說，要我看這是冤案，而且比我還冤，我說吃不飽，戴了右派帽子；許小隊長沒吃到王八，倒讓螞鱉啃了他的胃，疼的他死去活來不說，還弄得丟人現眼，太冤了！挺可憐的！” 我從民主黨派這個角度，我覺得朱瑞祥現在有資格當右派了，什麽也是鍛煉呐。瑞祥不僅能說“吃不飽”，還能幽默、諷喻二三，調侃得挺有味道。鍾謙說罷，給瑞祥一支煙。 這時彭所長領一位警衛走進耿介民班，大家頓時有些惶悚，不明究竟。也許彭所長意識到什麽，先說明了，“我們來是想對質一件事，主要由文笑寒回答。我相信文笑寒會如實回答。至於蒲草塘的事情大至情況我清楚了，所以我先告訴你們，不管這件事的後果怎樣，整個在塘中的人沒有任何責任。現在我問文笑寒：你在泥塘的最南邊踩草時，突然抓著一個王八，當時是不是大喊一聲‘大王八’？” “是。” “當時許小隊長在哪兒？” “在蒲草塘西邊，距我們有多遠，不清楚。因為他在我們背後，我們向東踩蒲草。” “他是不是聽到你的喊聲跑過來的？” “是。” “他要你把王八給他嗎？” “是。” “然後，你舉著王八向他遞，他探身夠，他身子前傾，腳下沒站穩，沒站到實處，是嗎？” “在泥塘裏我確實站不穩，那麽深的泥塘誰也站不穩，至於許小隊長站沒站到實處，我不知道。我身旁的是丁惠誌。” “還有一個問題我想你也會說清楚。” “請您問。對現實的事情我從不說謊，隻在寫小說時我虛構過，小說裏的人物說什麽、做什麽都是我編的。” 彭所長笑了，說，“我讀過你的小說，我不懂文學，不過我認為寫小說的人，當然得會編故事，但那是創造，不是撒謊。對嗎？” “謝謝您。” “我是問，你手裏的王八呢？” “當時我有個想法，放生，但我們還要在泥塘裏踩草，我怕它咬傷我們，便把它拿到塘上，那時塘上亂成一團，我把王八——” “文笑寒，你先別說，聽聽警衛小唐怎麽說的。”彭所長對小唐說；“你說吧。” “那天許小隊長坐大車走後，郜大隊長讓我保護現場，有什麽情況直接向他報告。” “你在現場看到什麽了？” “地上全是帶泥的腳印，在幹渠根有塊較大的石頭，石頭好像微微動彈，我過去挪開石頭，見有一個王八，我給它翻過身來，它也不怎麽動了，但他還沒死。我拿回家去，把它放進水桶，加了半通水，我見它活過來。” “你沒想把它煮熟吃了？” “那哪兒敢呢！別看它是一個王八，它牽扯一個案子，我敢吃它？” “那你就養著它？”彭所長目光炯炯地。 “我得向郜大隊長報告呀，是他讓我保護現場的。現場有王八，我敢匿下？” “後來呢？” “我向大隊長報告了，他到我家把王八拿走了。他拿走王八幹什麽，我就不知道了。” 彭所長問文笑寒，“小唐說在幹渠根有一塊石頭壓著王八，他說的對嗎？” “完全對。那是我放的。”文笑寒帶著善意向警衛小唐點點頭。 “好了，我就等許天明出院後看他怎麽講了。” 這時耿介民對彭所長說，“我有個建議，這件事結束吧，隊長們還要領大家勞動，弄得灰溜溜的，他們不好領導了，知道做得不對了，接受教訓就行了，我們還服從他們。” 六 後來，郭大夫又向馮文義傳遞消息：許小隊長主動要求去藍家窯勞教分所工作，郜大隊長沒動，但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很可能覺得他工作不得力，又來一位大隊長協助工作，這位新來的叫邢文海，據說他是市公安局辦公室副主任。 馮文義把這些都和班裏人說了，大夥認為這都是彭所長深思熟慮的結果。彭所長已經認識到勞教所能否辦好，關鍵就在於提高幹部的素質。管人的人沒有較好素質，怎麽可能改造好別人？管人不需要恐嚇，當然更不需要拳頭，任何地方都應有文明的存在，包括監獄，自然也包括勞教所。不能社會越進步，而我們越不文明。至於是否能如所長所期望，大家還是覺得沒有多少可能，因為政體專製了，人性成為一種反動，但人性不會滅絕！也就是說，任何體製下總有好人，就像任何時代總有見義勇為之人一樣。 孫科長從鎮安回來有幾天了，他隻告訴馮文義，“宮小芬同意分手。”馮文義也清楚宮小芬絕不會就這麽簡單一句話。一定是領導怕自己太受刺激，太傷心，才多一句也不說了；不過這也好，總算了卻了一件心事。就讓自己在心裏給小芬一個遙遠的祝福吧 …… 其實，宮小芬和孫科長說了很多，孫科長回來向彭所長匯報後，所長囑咐孫科長，“就說一句吧，長痛不如短痛。”之後，彭所長又看宮小芬的信，信好像是詩： … 你失去了生命的自由，我失去了生命的愛情，你活不起你酷愛的事業，我活不起剛剛燃起的理想。但，我是女人，我得嫁人，我要當母親；隻是我要嫁給一個啞巴，我的生活，才有平安的保證，有了兒子，我就履行女人的天職——恪盡母親的責任。到那時，我不怕生活的殘忍，更不怕人們的陌生！更任憑夏變冬，還是秋變春。 …… 彭所長很難過地望著窗外，也許他在想，若是自己女兒有此遭遇怎麽辦呢？毫無辦法，無能為力，救不了啊，人都是鐵石心腸了，怎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一個年輕的職業女性寧肯嫁一個文盲，也不敢嫁給文化人，不可理喻啊，誰能回答這是為什麽？ …… 孫科長是笑嗬嗬地走進耿介民班的住處。一進屋就說，“你們和另一個班把蒲草塘最難幹的活兒，幹完了，而且幹得很出色，咱們的稻田區沒死角了，隻要下大雨，幹渠水一混，那片草塘就可淤成稻田了。這是你們和另一個班的貢獻。這是我說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彭所長讓我來宣布的：勞教所組織通訊組，通訊組由五人組成，文笑寒、寧慎、潘星輝、費德福和鬱大千。組長是費德福，通訊組要出一張油印小報，小報要和各地勞教所交換，所以咱們的小報，內容既要真實，又要寫得生動和有文采；既要咱們內部愛看，也要與外地比起來毫不遜色，因此我們決定：文笑寒和鬱大千負責各工地采訪，寧慎負責排印，潘星輝和費德福負責審稿、改稿，爾後送管教科審核簽發。咱們的小報叫《勞教周報》，每周出一期，至於誰去藍家窯采訪，由管教科臨時決定。” 臨了，孫科長告訴耿介民：“你是五個班的總負責人，每天一早到大隊部，領受大隊長分配的勞作區和勞動任務，然後由你把任務分到各班；收工前，你要去各勞作區檢查各班勞動任務的完成情況，完不成任務要說明原因。鑒於這個檢查任務量大，由丁惠誌和鍾謙協助，他們兩人的勞動沒有定額限製。” 這樣一來，耿介民班沒有原來熱鬧了，一屋子人幾乎走了一半，馮文義到晚上才從醫務室回來，耿介民一早就出去，讓其他人總有些落寞的感覺，好像一家人不大工夫就給拆散了。不過，不知從那兒又拉來不少右派，可能是原先是候補的剛剛轉正就給送來了，給耿介民班送來五位。看不出新來者有什麽沮喪的情緒，有的還調侃說，這是到了有中國特色的招待所，比在單位沒完沒了地交代美乎多了，就在這安營紮寨了…… 耿介民對他們說，“我們比你們先來了半年，你們看看，我們也沒少了什麽，我們的身體比以前結實多了，什麽風雨嚴寒酷暑和不堪重負的勞動，我們都領受過了。心理上也有了變化，這個變化的核心就是把什麽都想開了，具體說，從孰是孰非中掙紮出來了。有一句話說得非常好：正視現實，認準我們所存在的現實環境需要我們做什麽，這一點特別需要我們必須認識到，這裏絕對不允許你想說什麽就說什麽，更絕對不允許你想做什麽就做什麽！這是我這半年來的體會，我說這些，因為我是班長，是希望你們能有個精神準備，怕大家今後有個意外。時代把我們集合到這裏，這是我們誰都沒想到的。不是還有句話麽，既來之、則安之。何況我們都能勞動，苦就苦點、累就累點，農民世世代代就是臉朝黃土、背朝天，青春在地壟裏漸漸消失了，老了，死了，還是黃土裏收留了。我不是悲觀主義者，我隻是說我們的青春不再有明亮的色彩，我們必須扔掉一切幻想。但我們不是最糟糕的，因為這裏有飯吃。我說過了，我是這個班的班長，有什麽需要我做的，盡管提出。” “這裏折騰人麽？” “我不知你指的折騰是什麽？” “就是不管黑天白日，有時是幾個人，有時是一群人，吼得連屋瓦都跟著呼應，不是叫你交代，就是讓你寫檢查，老熬著你，時不時地向你喊叫：‘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仿佛非把你喊得不是七竅流血、也得讓你靈魂出竅。” “這種情況我們大家都經曆過，不過在這裏沒有了，這裏需要勞動力，有生產任務，當然這個生產任務就由我們來完成了；還應該告訴你們，這裏勞動強度大，短時難以適應，隻要堅持，勞動關肯定能闖過去。” “這裏能吃飽嗎？” “我很負責地告訴各位，我們背磚時經過很多村子，了解農民沒有我們吃的飽。” “基本上能吃個七八成飽，比俺們村子好，俺們村子幾乎常年吃不飽；所以在鳴放時我鳴放了一句‘吃不飽’，就跟大夥平等了，我也是右派，嘻嘻。”朱瑞祥對吃飽吃不飽的話題很敏感，他熱情地替耿介民回答了這個問題。 這讓新來的五位同夥都笑了，又好像立馬喜歡上朱瑞祥了。 耿介民有事要去隊部，臨出去時對五位新來者再次誠摯地叮嚀：“這裏是專政機關的一個分支，咱們都不能任性，咱們是失敗者，因此得認輸，萬萬不能理直氣壯，咱們必須學會尊重專政機關裏的每一個人，要在乎他們，特別是麵對隊長時，他們特別注意你是否在乎他們。” 晚飯後，耿介民授命吹響了哨子，所有班馬上在大院裏集合，他又跑到大院外吆喝女勞教，回頭又跑去通訊組，要文笑寒和潘星輝準備好筆紙，擔當大會紀錄。 文笑寒和潘星輝一走出房門就感到有種恐怖氣氛，看見每排屋頂上都有持槍警衛，文笑寒拉拉潘星輝小聲說，“是不是要抓人？不會吧？” “怎麽不會？從來沒這麽森嚴壁壘過！你沒見兩盞汽燈都掛起來了？四角的探照燈都亮了，我有體會，生活場景一反常，準有大動作。” 他倆剛走到隊列前，耿介民指著側邊兩個方凳，示意他們坐下。 這時，勞教所司法科科長陪同一位沒見過麵的幹部先走進大院，隨後是郜大隊長和邢大隊長還有兩個警衛走進來。人們頓時明白今晚肯定要抓人了，會場當中的每一個人都在彌漫著的緊張氣氛裏猜測：真的要抓人嗎？抓誰呢？ 郜大隊長站到前麵，臉色似乎沒有半年前第一次講話時好看，但，嗓門還是很明亮、很高亢，他說：“除了新來的，大家來這裏有半年天氣了，我們看到了你們的進步，這個進步，表現在你們已不懼怕勞動，有不少人還表現出熱愛勞動，這讓我們感到非常高興。但，我們必須嚴正指出，你們中有極個別的人，至今半年一天也沒出工，他拒絕勞動。我曾說過拒絕勞動就是拒絕改造。小隊、大隊直到所部領導多次和他談話，但一律無效，他聲稱自己是好人。他認為勞動教養所無權對他進行管教，我們沒有別的選擇，隻能報請司法當局懲辦。現在把駱發奇帶進會場！” 人們看到駱發奇毫無懼色，並且呈現一臉莊重。好像他知道自己要“就義”了。 司法科科長告訴駱發奇，彭所長希望你說出究竟說了那些言論定你為右派。 駱發奇麵對大院全體，聲音琅琅地，他說：“其實我什麽都沒說，隻是同意了林希翎的下列言論：‘ 胡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致。’‘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裏是不民主的，我把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主義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 ’ ” “你現在怎麽認識這兩段話？” “我現在替未來的曆史回答：這兩段話是正確的！”駱發奇說到這兒側身對領導問，“我還能說幾句嗎？我知道我的下場，能讓我再說幾句，我就非常感謝柳家寨的勞動教養所。” 被允許後，駱發奇說，“自古以來，以言定罪，是曆朝明君都視為大忌的，我從來沒有反黨 , 僅僅同意別人說的話 , 就視為我反動 , 這樣我就糊塗了，我們不是人民民主專政麽？這樣的專政是專製還是民主？我不知道還需要多久才能認識國計民生的這個大問題，我隻能問：我們的社會有民主嗎 ? 我們有言論自由嗎 ? 我想最後告訴大家，有一位高層領導人說： 沒有言論自由，民主隻能是空談！ 我祝大家保重 , 我希望現場每位領導健康長壽 , 你們總有一天會聽到曆史向你們大聲高喊：反右運動是錯誤的 , 整人是不人道的 ! 是反馬克思的！我的話完了。” 接著那位麵生的幹部宣布：“經查右派分子駱發奇拒絕改造，反動氣焰囂張，繼續猖狂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不嚴厲打擊，難以維護法紀，現在我宣布：經上級司法機關批準，馬上逮捕駱發奇！他的話音剛落，見有一警察啪啪兩腳踹駱發奇後腿腕部，駱發奇當即跪倒，又一警察像表演捆綁技巧似的，三把兩下就把已反剪雙臂的駱發奇捆個結結實實。” 現場一片死寂，所有的包括新來的右派都目瞪口呆了，似乎誰都沒想到勞教所居然出現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場麵，稍稍冷靜下來後，人們也明白了，雖然抓的是駱發奇，目的卻是對這裏的右派群體的精神鎮壓：再一次證明從勞教所到勞改隊其間的距離僅僅一步。散會後，沒人在院子裏閑蕩悠了，都回到自己班裏，沒有了往日山南海北的瞎聊，有的抽煙，有的呆呆地看著窗外。 而隊部卻讓耿介民向大院各班傳達：不讓討論駱發奇，自由活動（勞教所有一點寬鬆了，晚飯後準許人們可以串班聊天，還允許下下象棋）。 耿介民一邊傳達一邊在心裏嘀咕：不讓討論駱發奇，不可思議。一定是彭所長考慮到，對駱發奇的被捕可能會有不同看法，每個人都有家庭，每個家庭和社會都有千絲萬縷的聯係，社會上怎麽認識駱發奇的被捕，怕也是各有一見。拒絕改造就逮捕，似乎也沒有多少法律依據。因此讓大家討論，未見得就有多少積極意義，甚或可能引起思想混亂。耿介民在心裏斷定：這隻能是彭所長才有如此地深思熟慮：若按郜大隊長的意圖，隻有大討論，才能達到嚴厲警告的效果，才能讓人們認識什麽叫專政。 通訊組的幾位卻自由論說起來。寧慎說，“右派都是大傻子，駱發奇不僅傻而且太蠢。你和誰較勁？你當你是誰呀，是夏明翰呐，人家那叫英勇就義，所以才有‘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我夏明翰，還有後來人。’你駱發奇也太不識火色了，幹嘛非弄到這一步？” 文笑寒說，“當時我的心情沉重極了，一坐板凳上就和星輝說，壞了，今晚肯定逮捕駱發奇，星輝悄悄說，拒絕改造就得逮捕嗎？我用胳膊肘子撞了一下星輝，說了一句：你書呆子你呀！特別在記錄駱發奇交代時，我的手都快拿不住筆了，而眼裏竟有了淚，我嚇死了，真流出眼淚我會有什麽下場！也怪了，就在那個時候，我竟認為駱發奇是我的朋友、是我的親兄弟！他的聲音毫不顫抖，真有一種為真理而就義的氣度，骨硬筋直，寧死也在捍衛自己不屈的意誌和信仰，難得，難得！我想起列寧的一句經典：‘真理多走一步就會變成荒謬。’但駱發奇隻向真理走，連半步也沒多走！於是我們覺得堅守真理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無疑是一種具有時代特征的愚蠢。因為，在堅守過程發現：越堅守真理越有背離現實政體的危險性，而這個危險性隨時變成大災大難！” “我們的真理是失守了，但我們的妥協也拯救了真理。這個真理就是我們為自己贏得了未來，也就是說曆史有機會等待我們，盡管那時候我們可能都會蒼老，但現代史上必然會赫然寫明：在 50 年代被打成右派的，那是在政治專製和文化暴力的鎮壓下，最講真話、最愛國的知識分子中的優秀代表，甚至會說我們是民主精英！”費德福的這個預言讓人們很興奮。 “不過對我來說，我可不敢說自己是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因為我曾經是國民黨員，盡管我什麽都沒做過。要按說，對人的評價得依據他做了什麽，就現在見諸於報刊的，共產黨員也有叛變分子。看來光看一個符號而不了解行為的本質，應該說這不是馬克思的觀點。”潘星輝因曾是國民黨員老有“原罪感”。好像讓他當右派已是很寬大了。 “我曾是黨員，可也沒擋住我不成為右派，我無愧地說，我一直在為黨兢兢業業地工作，充其量是和支部書記有矛盾，這就不能容忍，非讓我當右派、讓那位當左派。曆史已經告訴我們星星點點，黨內的權力角逐的鬥爭幾乎從來沒有停止過，代價非常慘重，而且由來已久；曆史反複述說，勝利者的背後，絕對有一群冤魂！不拍馬、不奉承、不膜拜、不讚頌，你就是異已分子！今天他右傾，明天你左傾，誰知道自己後天是什麽？”鬱大千說出了他的看法和擔憂。 後天是什麽？毛澤東已經告訴人們了，就運動規模講：三年小運動，五年大運動…… 那就讓中國人做好迎接的準備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