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 章 一 突然，佟正平在 1956 年 12 月 23 日 ，請假和妻子兒女去了北京，說是回大使館過聖誕節。寧慎心裏有點不快，還有些失落感，不管怎麽說，咱們是忘年交的好朋友呀，哪能連個招呼也不打就走了！其實他根本不了解佟在德國已定居 10 多年了，不僅加入了德國國籍，而且在德國與一位德國姑娘結婚，現在有一兒一女。早在 1935 年他在燕京大學畢業後，就去了德國留學，並在德國安家落戶，他自己在大學當教授，妻子在法蘭克福音樂學院教鋼琴。佟正平早想偕妻子兒女回來祖國，但是專製獨裁者的希特勒，嚴禁外國人特別是有雙重國籍的人出境，加之抗戰勝利後，國內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一時難以決定何時回國，但他十分關注國內形勢的發展。終於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佟正平回國效忠的機會到了。 但寧慎有一個疑問，他回國也有 7 個年頭了，當然他不願意讓別人知道他在德國定居的事，似乎也沒人知道他已經有了德國國籍；但他並不是每年都回北京過聖誕節，而且全家都走，走得幹淨利索，沒和任何人說一聲再見。這裏是不是有些外在因素？寧慎猛一驚——他是否想到俞平伯和胡風的悲慘遭遇？於是，覺得有海外關係的人，被懷疑或是被指控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 盡管寧慎想到這兒，但又覺得不會吧；若真是這樣，他全家此一去還能回來嗎？他心中有某種不安，但莫衷一是。 使他捉摸不透的是，佟正平怎麽會絲毫未有半點流露呐？我們曾有過約定要相互溝通、相互交流呀，真的就是這麽頭也不回地一走了之？不可能！他絕對不是那種冷漠人生、不珍惜人與人之間友情的高級知識分子；他是執著的愛國主義者，他既風塵仆仆地回來，為什麽還要飄然離去？ 寧慎一臉絕望的情緒——他沒辦法走進佟正平的內心世界。經過反複思考，有一點漸漸清晰起來，他認定佟正平不會再回來，盡管他沒有確鑿的依據。他打算回北京，想想辦法打聽打聽佟的走向。他需要深思熟慮的是，什麽時候回北京？元旦隻有一天假，時間太緊了，何況還可能引起注意：佟正平前腳走，寧慎後腳就跟上來，以此能伸展出各種枝枝杈杈，再采用《天方夜譚》的手法，讓人先是眼花繚亂，接著讓誰都真假難辨，豈不是一下子就閃進溝裏了？ 寧慎決定春節回去。春節誰不回家？再說他也特想家，他已經有一年多沒見到父親母親大哥大姐小妹了。他當然想家裏人，但如果有人問他你最想誰？他會毫不隱諱地說，我最想的是亭亭。也許一家人都清楚他心裏所想，他的父母也希望他能和女友在一起；如果女友願意能一塊在北京過年，那當然是最好了。許是寧慎也想到這一層，他去信告訴亭亭，說他馬上回北京過年，讓亭亭等他。 他心裏依然因佟正平突然離去而悵然若失，若真的不回來了，那一定是讓他感到他實在是忍受不了那個環境。如果這個認定解開了佟工離去的“結”，對寧慎來說既是一個提醒也是一個警告。對知識分子來自現實的沉重一擊，那是隨時可感、處處可見！寧慎隻好把所有的疑問或是翻騰不定的情緒，都必須深深地壓在心底，而不敢與任何人擺出自己的疑問，更不敢走進黨委會企圖問個明白。其實他非但不敢去黨委，還真擔心有一天黨委某位領導問他：佟工來信了沒有？他當然說沒有，或許還會說，有信的話，他會寄給黨委的。但問題是，如果真有人問他佟工有沒有信的事，寧慎不得不想，他們還問別人了嗎？而如果就是“信”，他們從任何渠道都能打聽清楚，幹嘛單單那麽認真地問我？但願所有疑問都子虛烏有。 寧慎有時也一再嘲笑自己，覺得有點庸人自擾，他問自己：是不是把簡單的問題往複雜方麵想了？這可能是一般知識分子的通病，隻是這種思維習慣幾乎伴隨人的一生；何況我們的現實生活，經常曝出不僅讓人始料不及的、涉及人的命運的種種實例，更嚴重的是直接有關人的生死的大問題也不鮮見。寧慎也明白，必須把自己的心態調整到跟往常一樣，萬萬不能讓任何人覺察自己情緒的任何變化。 果然不出寧慎的判斷，直到 1957 年 1 月 20 幾號佟正平還沒回來，這就是說他離廠已經 1 個月了。而讓寧慎感到不可思議的是誰也沒有到技術科問問或是打聽打聽，好像佟正平已向廠部續了假似的，又好像超假不歸對廠子來說是司空見慣的常事。寧慎卻整理好要帶的東西，在心裏嘟囔幾句，管它呢，愛咋咋的，我可不是千人昏睡唯我獨醒的愛國憂民之士，我隻能做到對得起良心，別的我什麽也做不到！走人！回家過年。 二 過了正月初五，寧慎才把佟正平的情況說了一遍。書房立時陷入沉寂。寧慎和亭亭似乎屏住了呼吸，有些不安地等待。 寧莊之想了好一陣子，他說：“這事很棘手，因為必須去駐華大使館才可能了解。如果真是像你想象的那樣，這對海外華人會有很大影響，而我們絕不能向任何人講這件事，也萬萬不能張揚出去，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涉外事件。讓我想想。” 他在屋裏來回走了幾步，到櫥櫃翻找，找到一本記事簿，在一頁上看到了他要找的人。他說，“有一位老同事，他的女兒在這個大使館當翻譯，看看他女兒能不能幫上這個忙。要順利的話，很快就能有信。我馬上去找他，你們在家等著。”說罷，他坐部裏配備的汽車走了。這讓寧慎和亭亭 既焦急又有一點希望，等待的時間忽然變得極其漫長。 正在他們等得心神不定時，寧慎父親一下汽車就往家裏跑，告訴兒子，“大使館有你一封信，已經很長時間了，讓你快去。坐我的車，讓亭亭陪你。”倆人二話沒說上了汽車，汽車向東城大使館區疾馳。 一位會講華語的德國人接待了他們，沒怎麽說話，看了看一張小卡上的照片，便把一封很厚的信連同那個小卡一塊交給了寧慎，大使館人對寧慎說，佟正平回德國去了，他回國的原因信裏寫得很清楚。我要告訴你的是，他在大堡市國營大型機械製造廠工作了 7 年，每月工資 130 多元，大概總共約有 10000 零幾百塊錢，他已經把這些錢，全部捐給你們廠的幼兒園。我問他為什麽？他隻說孩子太可愛了，希望孩子們都能健康成長。這件事他不讓我告訴你，但他又說他最信任你，說你是他最值得信賴的好人；我一看到你跟佟正平的感覺一樣，你很重情義的，所以我就全告訴你了。大使館的人又想起一件事，接著說，那個小卡是你的借書證，就是為了讓我們有機會認識你，他是怕把信給錯了人。 寧慎和亭亭對他謝了又謝之後，走出大使館。在車上寧慎直看自己的借書證，他想起一個多月前，佟正平問他有沒有書要還圖書館的，寧慎正好剛看完俄國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麽辦？》，還沒來得及歸還，就讓他代自己還去。寧慎對亭亭說，這事兒我早忘了，沒想到他有這一番設計，這說明他早有離開的打算，他看到了什麽，他有什麽感受了？真的是回來得後悔了？所以一有機會就走。為什麽非要走呢？太不可思議！ 這正是他的過人之處，亭亭接過寧慎的話表示自己的看法。他的這番設計，恰恰說明他非常信任你，把你當為唯一的朋友；但他決不能把他一去不歸的想法和計劃告訴你。從一個角度看，他雖然把你當作他的知己，但他覺得你並不清楚他回國以來的全部感受，如若他告訴你他決定離開，他覺得你會勸他還是不要離開，他自然會舉出很多事例表示他必須離開的理由；而一旦別人看見他和你長談，萬一引起意外事端，豈不節外生枝，後果便是走沒走了還弄出不少麻煩。我以為他不和你說一聲就走了，一是為了平安出走，一是怕萬一不慎而傷害了你。這才是真正的君子！留下你的借書證就因為那上麵有你的照片，現在我們才明白，這是你能把他給你的信取回來唯一的重要依據。 他們回到家立時把信交給他父親，寧慎說，“爸，您先看吧，我現在心裏特亂。” “給你的信，我看什麽？” “我想，信裏一定談到有關國內某些方麵的重大問題，爸爸看後可能會有些思考，或許有些聯想，我和亭亭估計，這封信至少會對爸爸今後的工作應該注意什麽會有所提醒。” “那好，你們去看小妹在不在，在的話讓她約男朋友來家，你們都認識認識，再好好欣賞小提琴家的演奏。再者說，你們年輕人在一塊兒有的是話題，談著談著，你們就走近了，也沒有見外的事，你們會成為非常好的朋友。” 寧慎和亭亭拉著手走出書房。 寧莊之凝神而細心地看信，越看越覺得有個很沉重的東西壓在心上。 親愛的小弟，我走了，我知道你一定怪我，因為我沒有向你辭行；你會想到你我忘年之交竟這樣分手還有什麽情誼可談？我有苦衷啊，我直言：我越來越適應不了我的工作環境，而所謂的大環境，卻讓我覺察到知識分子群體的奉獻精神，出人意料地衰退了，遠遠不如建國初期的那種升騰景象，沒有了，完全消失了。我發現 30 、 40 年代的知識分子都在擔心俞平伯的命運離他們還有多遠，更為胡風的下場時時提心吊膽。大家都小心翼翼，很怕招惹自己的頂頭上司，擔心在自己的靈魂引爆革命，認識到最安全的辦法就是無所作為；事實表明，官方的要求十分明確：各行各業的知識分子必須先好好改造思想，爾後再必須和工農打成一片，最終才有知識分子的出路。顯然若不這樣，知識分子隻能接受改造。太可怕了！而且論說一個人是好是壞，完全取決於領導的好惡！這當然沒有公道。 一個有關民生的大問題必須擺上議事日程，即工農大眾到如今的生活質量依然很低很低，物質生活處於艱難維持狀態，精神生活幾乎驚人的匱乏，在這種現實我無能為力，我發現我的所有毫無用場。 另有些事讓我很頭疼，我太太畢業於德國德累斯頓音樂學院鋼琴係，畢業後在法蘭克福任教。她隨我來到大堡，讓她在藝校教鋼琴。但卻多次讓她帶領學生到稻田去拔草，說是體驗農民的生活，從而爭取學生思想感情的大眾化，可是學生每次回來好幾天都不能彈琴了。 我太太實在接受不了這種體驗，她說，這樣不但教不出學鋼琴的好學生，連自己有一天也彈不了鋼琴了，我們不是責怪，是我們不能適應這裏的工作方式。 親愛的小弟，我回祖國多年了，我沒聽到人們談論科學，而是整天學政治，這樣我何不回德國讀讀馬克思原著，而從蘇聯過來的馬克思主義好像與馬克思沒多少關係。 這裏就是天天搞運動，人們也是樂此不疲，為運動可以把社會一切都停下！我在祖國還有用嗎？ 我不是預言家，但我想做一次推斷：今後的祖國如果不斷地經受各種“運動”的衝擊，國家必然有明顯的倒退，權力必然更集中，而權力一旦絕對化，不可避免地導致專製。民生問題就必然更無法解決，我們的所有希望就非常可能完全落空了。 親愛的小弟，我寫了這麽多是因為這是我 7 年來，要說而未敢說的話都寫在這封給你的信裏，我敢如此大膽，實在是我既信任你又非常敬重你，但你看完後一定銷毀，因為當政者會認為這裏寫的都是“反動言論”，因而，你也逃不掉裏通外國的罪名；你萬萬不可大意，那不僅會毀了你也會牽連你的家人。 如你有機會去德國，一定去找我，若從波蘭去德國，你直接到法蘭克福大學找我；若從捷克去德國，你直接到德累斯頓大學找我。我實在是太想你了，因此我多麽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在德國相見！我太太讓我代她祝福你，她祝你事業有成，愛情和婚姻美滿幸福。請你代我向你的父母和家人問好。我等待“他鄉遇故知”，你一定要保重，謹防天公震怒，雷雨不期而至。有事可到大使館聯係，萬萬不可來信，以防“通敵”之嫌。 你的忘年之交 正平 謹拜 1956 · 12 · 25 聖誕節 三 寧莊之讓寧慎和亭亭過來，他們一進書房就發現父親眼裏的眼淚還沒擦幹淨。父親說，你們先把信好好看看，然後咱們再談談，之前不要和小妹說什麽，她知道又要義憤填膺了，她沒有亭亭成熟，小妹眼前全是文藝複興以來各種流派的風景畫，耳邊流動的是莫紮特和肖邦的音樂；她的所有幻想全是五彩斑斕的浪漫，她以為她向往什麽就有什麽。所以這封信別讓她看，她絕對接受不了。對這封信我們不能無動於衷。應該從我們的現實角度聯係信中所寫的一切。 寧莊之說了這麽幾句之後，便到院中踱起步子來。他眉宇間隱現出類似鬱悶的情緒，臉上又是一臉的沉思，他想這封信如果是任何一位中國人寫的，將會有怎樣的結局！這封信遠比胡風的三十萬言更有震撼性，因而罪名也會更大。他激靈一下，如果是自己寫的，那就意味著這個家會很快毀滅。但，這封信寫錯什麽了麽？佟正平很尖銳地指出：一個人是好是壞不是這個人真的是好是壞，而是取決於領導的好惡。寧莊之搖搖頭，自言自語，這還了得！“唯意誌論”我們批判過了，可是在中國真正的“唯意誌論”者是掌握大權的人；唯領導正確、“唯上”英名，這是“唯意誌論”的一個基本表征。如此看來，提倡學習“辯證唯物論”原是虛晃一招。若按領導說好就好說壞就壞的邏輯，那麽群眾還有智慧麽？向群眾學習還有必要麽？不是什麽都得由領導圈定才算數麽？ 寧莊之不禁大吃一驚，我們國家的“造神運動”真的是已經開始了？ 他回到書房，原打算和兩個孩子交換些看法，見他們坐那裏有些神魂不定的樣子，他也不知該先說什麽。 寧慎隻是說，“爸，我們都看過了，心情挺沉重的。 ” “亭亭，你說說。” “伯父，佟工的這封信印證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有問題，我說‘有問題’是我看到我們國家沒有認識到知識分子是建設國家的人才，反而越來越認為是政權鞏固方麵的不穩定因素。這方麵文化藝術界和教育界尤為明顯。我是很關注這方麵的情況的。我上高中時的文藝界就有了對文藝方麵的批判，最先批判的是電影《關連長》，接著是電影《武訓傳》，又聽說在高層對《清宮秘史》也發生了愛國或賣國的爭論，規模並不大，看來也是考慮到環境和當時的條件。 1954 年以後運動規模突然擴大，表麵上是唯物論和唯心論的鬥爭，實質上卻是階級鬥爭以文化形態地激烈反映。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就連很多有名望的知識分子卻依然在雲裏霧裏，覺得這種鬥爭與己無關，竟不知道自己也在局裏，真是‘當局者迷’。 對《紅樓夢》學術研究中的唯心思潮的批判，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可是很多知識分子的頭腦幾乎都沒有發問，怎麽一部《紅樓夢》就掀起這麽大的風浪？緊隨其後就是所謂徹底清算‘胡風反革命集團 ’的鬥爭，正是這以後，針對知識分子的階級鬥爭才正式以敵我的鬥爭形態開始了。就說《紅樓夢》吧，你說是這樣，他說是那樣，至於把所有的正統的和非正統的評論家、哲學家、史學家等等學者專家發動起來對付一個俞平伯，好象俞平伯犯了彌天大罪！那是學術研究麽？我覺得那是讓人們相互種下仇恨，互相鬥！相互掐！” “看來我們的亭亭確實旁觀者清”。寧莊之不由得心中十分讚賞。 “這一切對佟工來講都是很清楚的，因為他在 1950 年就來到中國，他雖然沒親曆其中，但局外人有時比我們看得更清楚。因此他不可能沒看法、沒認識。我推斷，佟工這裏的生活環境，工作環境、人文環境，社會環境（包括政治）乃至領導的一些方麵，乃至知識分子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條件以及他們的地位待遇等等，我想他都會有個概略地了解。” 寧慎剛想接過亭亭的話，他父親製止了他，“讓亭亭說，她很有見解，”他問亭亭，“你認為佟工決定走的根本原因是什麽？” 亭亭想了想，“首要的在於廠領導不重視佟工程師，這與大環境的知識分子政策有直接關係。即使有開明的領導，即明知道事業的發展離不開知識分子，他也不敢啟用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必須首先接受改造。不光是這一個廠子，所有部門都一樣，清一色的政治領導，政治領導的核心就是抓人的思想和政治覺悟，而且外行領導內行成為法定的規定。廠子沒有主動地向人家請教，更談不到關心和溝通，佟工自然覺得自己在那裏可有可無，而知識分子最掃興的就是無用武之地，也就是佟工沒有施展他的才能的空間。” “但他已經在這裏呆了 7 年， 7 年都過去了， 8 年不能開始嗎？”寧莊之很嚴肅地問。 “伯父，恕我妄言，這是一個很無奈的量變過程，他再也忍不下去了。” “為什麽？”亭亭的回答讓她的伯父倍感興趣，他認真聽。 “因為他怕有一天自己也被打得落花流水。” “你對中國知識分子有什麽評價？” “伯父，您讓我太放肆了，我不敢。”亭亭看寧慎一眼，意思讓他回答。 “不！寧慎沒有資格回答，你比他認識深刻，我就聽你的回答。” “那好，我就信口開河了，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有兩個傳統…”亭亭有些猶豫。 “你說，你說什麽咱家都沒有棍子。” “一個是愛國，一個是迂腐。”亭亭話語剛落，寧莊之竟站起來走到亭亭身邊，以父輩的深情拍拍亭亭的肩膀，以敬佩的語氣說，“你是個有膽有識、出類拔萃的好姑娘。” 這時候寧慎想和亭亭呼應一下，說道，“爸爸，我有發言權沒有？兼聽則明嘛。” “好好好，我也希望你說出真正是你自己的見解，像亭亭那樣，對問題要有獨見。” “那好，我來給亭亭指出的兩個傳統作一點注釋。從先秦開始，文人的思想核心就是愛國，直到明末清初的顧炎武，他倡導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已成為知識分子道德、思想、行動的信條；隻要為國為民，可以赴湯蹈火，可以粉身碎骨，至少可以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們把‘責任’把‘義’看得重於泰山。從民國到現在，知識分子更是鐵肩擔道義，隨先驅者們前赴後繼地衝鋒陷陣，在這個過程，他們個人的一切都置於身外，都義無反顧的奉獻出去了。而另一點，亭亭說的真好——知識分子還相當迂腐。 與其說孔夫子周遊列國，不如說他遊說列國。他到處宣傳自己的主張，讓人家按他的治國方略治理國家，可是誰也不買他的賬，最後還是回到自己的故裏，帶著幾分鬱悶走了。曆朝曆代都有深深愛國的知識分子，向朝廷、向皇上遞上所謂‘文諫’，極少人能被賞識，大多數人的結局不妙，有很多很多人則未逃過‘文死諫’的宿命。知識分子的迂腐意識，主要表現在沒從根本上認識自己是誰。總以為什麽什麽事不可以沒有我，我的建議、我的意見是很重要的；弄不清在政權中自己的位置在哪兒，有句俗話叫‘別拿自己不當外人’，所謂‘團結改造’政策，這就是知識分子的位置，但不要忘了，在風和日麗時‘團結’還是有的，一旦情況有變，‘改造’自然提升首位。更何況還有一個雖然不全是針對知識分子的，但也經常在知識分子範圍使用，那就是‘限製’和‘利用’。而知識分子居然對這些不僅不敏感，甚至幾乎木然，甚至認為這與自己毫無關係，實在太迂腐了，而迂腐的根源就是認為自己有知識；豈不知最高層最討厭的就是你的知識；甚至羞辱知識分子最無知識。迂腐麽，就是愚蠢、就是腐朽。一位哲學教授向他的老朋友保證，一定夾著尾巴做人！這就是智慧，有這個智慧，生活有可能給予青睞。” 四 寧莊之突然有種老而無用的感覺，他萬萬沒想到兩個年輕人，竟如此犀利地解讀了“愛國”和“迂腐”的內涵，令他感到最欣慰的是孩子們給他一個定位，即，自己既愛國也迂腐。這就不得不好好想想了，他問自己：你承認自己迂腐嗎？他想先聽聽孩子們如何評價，然後再聯係自己。於是問：“你們對佟工有何評價？” 亭亭示意寧慎說，理由很簡單，他和佟工在一個辦公室共事一年多，倆人還是忘年交，對佟工的性格、脾性各個方麵都比較了解。而她自己僅僅從這封長信中了解個大概。 其實寧慎不用亭亭示意也會說的，這很自然，寧慎開始了長話短說。 佟工是最敬業、最安分、最謙虛的高級知識分子，長時間沒人知道他是德國的大學教授，他的夫人也從沒有到廠子找過他，盡管有不少人知道他的夫人是德國人。他們一家 4 口，過的是非常樸素的生活。佟工幾乎每天都在大食堂吃飯；誰也沒見過他去公園、去山林休閑休閑。他和我說過，咱們國家進步太慢了，我沒有理由去遊山玩水，能做一點是一點，這也是我回國的目的。他的其它方麵我不說什麽了，還是說他不辭而別。佟工的走讓我十分震動，我認為我國的政策有毛病，讓這樣一位一心想為祖國出力的愛國者，居然呆不下去，還怪人家過不了艱苦生活，甚至還可能指責回國的動機本來就不純，如果是這樣，就實在是太不能讓人容忍，這是對人格尊嚴的蔑視。佟工曾悄悄對我說，我們國家視美國為敵國，這，不關你我，但有一點我認為非常重要，美國特別愛惜人才，不管你是哪國人，隻要你有真才實學，就格外地賞識你，尊重你，還要給你優厚待遇；就在戰時的德國，德國的科學家、藝術家，總之所有的專家學者跑到美國，沒有一個受到歧視或冷遇。從一個特定角度看，美國的強大就在於全世界很多傑出的人才都被美國收攏去了。而我們呢？你來啦，總有眼光在懷疑、在猜你是否別有用心是否心懷叵測，佟工的走就證明了這一點。 寧莊之沉默不語，在想他的人生經曆，他在美國呆了五年，拿了英國文學《莎士比亞戲劇論》和《中國先秦哲學論》的兩個博士學位，他親眼看到美國就是尊重知識。一個不可回避的疑問是：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若不尊重知識還有多大希望呢？想到這裏，他的心上被某種東西死死壓住了，竟至讓他感到呼吸都有幾分困難。他也想到自己在東北解放區的戰爭歲月，他沒太注意周圍，也不清楚別人怎樣看自己，不怎麽參加活動，依然是過去當教授的樣子，在一間屋子裏用英文打字機打他的稿子，偶而到院子裏活動活動。他能看到空中的炮火硝煙，而他的房間也不時地被炸彈的爆炸衝擊得幾乎搖搖欲墜。他也隨著隊伍踏在茫茫千裏的雪原，感到當一位戰士的榮耀。他一直認為這是他人生最珍貴的一段經曆。以至他後來麵對國旗第一次升起時，內心有一種驕傲，或許還有可能麵對新生活的那種主人翁的自豪感。但這些他都沒有和孩子們說過，覺得孩子們的這代人，對那樣的人生經曆沒有多大興趣，充其量當作一個故事而已，他們可能認為那樣的經曆，作為個人的紀念，留在心裏還是有必要的，但未必有多大價值。 “你們覺得我有哪些迂腐的表現 ? ”他這一問把亭亭和寧慎弄得手足無措，麵麵相覷。 “我來說，我是您兒子，我說錯了您可以揍我——” “我什麽時候揍過你？亭亭，你聽聽他把老子看成什麽人了。” “他隻是想幽默一下，哪裏是真呢。”亭亭又對寧慎說，“你可別亂說一氣，當心真的要挨揍呢。”她說罷，寧家父子都笑了。 “我認為爸的迂腐，就在於對別人的遭遇不僅不聽不問，更不做任何分析，總覺得他們是他們我是我，沒有任何聯係，殊不知他們中有您、您也在他們之中——” “你說得具體點兒。” “我還是先籠統說一句，知識分子的命運有極大的共性。譬如您去了東北解放區，但這絕不意味您在政治上有了保票。我父親說，很多同誌在敵人刺刀底下出生入死，但若幹年後被打成叛徒、告密分子，結局非常悲慘。幾年前，您在燕京大學的幾位同事怎麽就不見了，您了解情況嗎？連他們的學生也不清楚他們是否有變節、或是通敵、或是賣國？反正他們消失了。而近一年多，俞平伯怎樣？胡風又怎樣？左聯時代有那麽多卓有成就的藝術家，還有幾位活躍於當今文壇？連在國外的一代宗師胡適，也要在他的靈魂裏，插進幾個罪名以示階級鬥爭的不可調和性。好像還定他是戰犯。您的迂腐在於自信一身清白，竟不相信任何罪名都是可以製造的。 寧莊之聽到這裏好像有很多在一起共過事的，一個個都聚在自己的眼前了，他的腦子隨著嗡嗡響起來，難道我們的曆史一點警示作用都沒有嗎？他心裏說，宋太祖趙匡胤還詔告世人：“誓不殺士人”，但他又說，自古以來，“君疑臣，臣必死。”難道難道——他完全不清楚現實的路該怎麽走了。對孩子們說，你們到外麵走走吧，我想靜靜。 寧慎摟著亭亭的肩膀，雙雙走進西屋，一進屋亭亭就說寧慎，“你怎麽說的那麽尖刻，對長輩太不尊敬了，讓老人多沒麵子，何況還有我在。” “你不了解我爸，隻要他讓你對人或對事提看法，他就要求你必須有自己的見解，你若是說的遠離題旨又泛泛然，他當即禁止你繼續說；他有時候還強調，立論立言‘對、錯’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獨見，他最反對人雲亦雲。你沒發現我爸很欣賞你的講話，原因就是因為有你自己的見解並且他認為你講得深刻。” “我倒是覺得自己太信口開河了，真的，我表現的很沒規矩。你父親會不喜歡我呢。” “你可估計錯了，他最喜歡的就是本色，做事做人都要表裏一致，他最厭惡故作姿態。他是寧可喜歡你放肆也不喜歡你拘謹。” “這麽說我表現的還可以嘍？” “當然，老爸曾特喜歡小妹，現在自然是更喜歡你了。” “我在老人麵前說的太多，我擔心言多語失，而且也可能語無倫次，讓老人感到特張揚，一想到這兒我就不踏實，有做錯事的感覺。” “你真的是不了解，若不你現在就嫁給我，在家住久了，你就會認識咱爸了。” “說什麽你？你腦子沒別的啦，沒出息，你沒聽人說，心裏隻裝老婆的人不是真正的男子漢。我瞧你是越來越學壞了，我不理你——” “你們又辯論呐。”寧莊之邊說邊走進來，亭亭馬上迎著，寧慎卻說，“爸，是不是還需要深入地談迂腐？”亭亭推了寧慎一下，說，“你太過分了，不能讓爸清靜清靜？”亭亭張口說出“爸”字，一下子臉紅紅的了，寧慎趁機說，“爸，亭亭都改口了——” “你坦率說，你還想說什麽？” “不用兒子說，當老家兒的應該知道做什麽。”說話的是寧慎的母親。她進屋來說了這麽一句就抱住了亭亭。說，“孩子，我們一家都喜歡你，我們寧慎有你陪伴這是他的福份，也是我們寧家的福份。好吧，”她說罷，把一個長方形的裝璜很精致的小盒子交給亭亭，並讓寧慎給打開。寧慎非常高興地打開盒子，一條金光閃閃的項鏈迎著亭亭羞澀的目光出現了。母親命令兒子，給亭亭帶上。寧慎的父母一臉笑意地端詳著亭亭，寧慎母親解釋說，“結婚鑽戒已經在上海請朋友選購。” 寧慎給亭亭戴上項鏈，亭亭抱住寧慎的母親，親親熱熱地叫了幾聲媽，眼裏流出激動的淚水。“媽媽，謝謝您，這禮物太重了，我沒什麽能力回報您啊，等我有點成績再收下行不？我再有幾個月實習就結束了，緊接著就是畢業，所以那時候我就有作出成績的機會了，再說，現在女孩子誰敢戴項鏈？媽媽，我求您先給保存成不？” “不成！現在不能戴，這我知道，你自個保存行，那裏麵就有我這個當媽的心意了。” “亭亭，你也是的，先就這麽戴著，別讓媽為難好不？今後你好好孝順媽不就行啦。”寧慎給了亭亭一點勇氣，這讓亭亭的臉更紅了。 亭亭給兩位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帶著淚花說，“謝謝，謝謝！希望二老健康長壽。” “希望你和寧慎各個方麵都非常優秀，你倆肯定會美滿和幸福。這事就這樣了。”寧莊之讓夫人先回房去，“給小妹打個電話，問他們晚飯在哪兒，我想再和亭亭他們聊聊。”寧慎母親再次拉著亭亭的手，笑裏全是慈祥和喜悅，“你們隨便聊，他有這個興致話就多了，他今天非常高興。”她又看了一眼丈夫，走出去了。 “爸，您想問什麽？” “還是知識分子問題，關於我的迂腐方麵寧慎說的都很實際；我是想，亭亭你雖然對我不甚了解，但你對知識分子的迂腐問題一定會有你的見解，我想聽聽，這個問題很重要。你敞開了說，要直言快語。我雖然當教授快有 30 年了，但有些時候也相當愚蠢。這愚蠢表現在思路中的條條框框太多，有時也感到某些方麵不太合乎情理，可是思路老在不知不覺中好象還在維護那些限製。而你們的思路空間可以用海闊天空來形容。” “爸，我談點兒感覺吧。我父親的經曆告訴我，我們的生命非常脆弱，因為它不在我們手中，還不單是活著的，就是死了百年千年的，他們曾有過的一切也有些沒能成為曆史定論。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一切一切，所有的是是非非都得按政治標準來蓋棺論定。正因為如此，幾乎所有知識分子特別是上世紀 30 、 40 年代的老知識分子，常常或明或暗地被追查是否愛革命，是否愛黨；如果被懷疑不革命、不愛黨，說你自己愛國就是政治欺騙了。 追查是否有政治方麵的劣跡，這對革命黨來說當然是非常重要；但心懷叵測的人非常巧妙地利用這種追查，來報複、來陷害在不同曆史時期有過摩擦和過節的人。我認為這種人才是真正的異己分子，老百姓說他們是很壞的小人；而這種人無處不在。一有個風吹草動，他們的嗅覺就十分靈敏，身手也相當不凡；於是先下手為強，落井下石，膽大妄為，成為製造冤假錯案的高手。這就是‘上有好之，下必甚焉。’我曾讀過一篇文章，其中記述了海瑞的一段話：‘一仕於人，則製於人，製於人則不得以自由，製於人而望於人者惟祿焉。’可見古往今來通體皆然。” “亭亭，你說的這種小人無處不在？” “對，甚至就在您身邊，甚至他們會表現出對您無微不至地關懷。” “你怎麽說得這麽肯定，你有切身體會嗎？” “沒有。” “讓我感覺你好像很認識這些小人。”寧慎不是恰到好處地搶著說。亭亭隻給他一個眼神，歎了一口氣，回答寧莊之的問話。 “我上高中的時候，我父親告訴我，對你表現特別親熱、特別讓你感到有點莫名其妙的‘熱心人’，一定要警惕，一定保持距離，一定不說心裏話。我父親說，這種‘熱心人’差點兒沒要了父親的命。直到我考上協和醫學院要去北京的頭天夜裏，父親才詳細的講他九死一生的經曆。我請爸原諒，我不想在大過年的時候講這個，隻說其時間背景吧，是在延安‘搶救運動’的時候。” “亭亭，我隻想再問一句，你別駁我麵子，行嗎？” “爸，瞧您說的，亭亭沒有任何隱瞞，隻要爸想知道。” “你父親肯定是位老革命，經曆自然複雜，他對人際關係有什麽自己的看法。” “他說，對國一定要忠誠，對人要學會逢場作戲。” 寧莊之幾乎像被什麽刺了一下，竟自言自語，老人一定是被嚴重摧殘了。 “不過他看不起古時文人所津津樂道的所謂‘士可殺不可辱’。” “為什麽？” “我父親說，人最寶貴的不就是命嗎？你麵對敵人為保持民族氣節死就死了，那叫青山埋忠骨；可是在麵對另一種情況，說不清道不明的死啦，這算什麽？這算‘士可殺不可辱？’父親說在這種情況下，保住命就有曆史的等待。司馬遷偉大就偉大在‘士不可殺而可辱’。留住生命就有機會向民族、向世界申述你的情懷和你對這片土地的忠貞不二。若司馬遷不接受漢武帝的條件，而鐵骨錚錚地表示要殺要砍請便，後人對漢秦以前的曆史就很難有知了。這裏，司馬遷接受了屈辱但絲毫不意味著他意誌的屈服或是被死亡所嚇倒；他感到他此刻的生命才真正重於泰山，而一旦被腰斬，他的死卻真的輕如鴻毛了。人的生死觀必須接受理性的調控而不受任何蠱惑。所以我父親主張，在特殊條件下，忍辱求全是大智大勇的表現。 德國哲學家尼采有一句話說得讓人玩味，‘一個人會在一種既不能勝任、又不能推卸的重負下毀滅嗎？’尼采把生命看得高於一切，所以，他向導致生命死亡的任何宗教的、任何道德形態的發出強硬挑戰。” “亭亭，我十分敬佩你的父親。因為他也重視生命的存在。如果你父親得閑，你一定陪他到家裏來。” “這個任務就交個我吧，我和亭亭父親還相處過一個來月呢。” 五 寧莊之一時不明究竟，眼神在兩個年輕人的臉上掃了幾下。 “去年這個時候他還沒出院呢，是我陪著他的，我父親也給他很多方便。爸，是我的主意讓他住進醫院的，因為廠子請假非常困難，年假也就五天，老讓他作表率，把他調動得去趟廁所也得小跑，所以我就給它來個針鋒相對，至少讓他住院一個月。” “真沒想到你還有這方麵的才華。”寧莊之笑盈盈的樣子，他形容說：“這大概就是很含蓄地報複：‘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爸，您的《禮記》能讓我看看嗎？就那麽幾個字，卻證明古人聰明、智慧。” “我去給你找來。”寧慎跑進書房很快取來《禮記》，卻說，“你有時間學這些老古董？” “想學就有時間，我不管古董不古董的，開卷有益嘛。” “亭亭的治學精神是正確的，寧慎你得向亭亭學習。我感興趣的是，亭亭你怎麽想出那個招兒讓寧慎住院的。”他滿臉帶笑地等亭亭講下去。 亭亭回憶當初。“其實我是靈機一動，我父親是這個廠醫院的院長，是廠黨組成員、黨委委員又是醫院的支部書記，有這些優越條件，我幹嘛不利用！我還能讓二哥沒完沒了地讓他們隨意打發嗎？我沒能力衝撞這種根深蒂固的、鞭打快牛的用人辦法，我隻不過做點微調而已。有時想起來既讓人氣憤又讓人啼笑皆非。所以我就讓二哥以‘患了腦神經疼病’為名，住進了醫院。這是逼出來的，也算是‘有來有往’吧。在廠裏你越是能幹越讓你汗點子摔八瓣兒，還要求你更上一層樓，老百姓就管這叫鞭打快牛；你住院了什麽也不幹了，能得到慰問還有叮嚀還有香蕉、蘋果、大鴨梨放到小櫃上，還要讓你安心養病，別著急出院，要聽大夫的話，健康是第一位的，身體是革命的本錢等等，讓你感到也讓別人感到廠領導多麽關心職工。這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一例。” “廠裏的情況我比亭亭更清楚，亭亭開了個頭，我接著再給您介紹一點，也可能讓您開開眼。您知道嗎？廠裏有的領導一上班就是一張報一杯茶，能到廠院子走走那是好領導了。兩千多人的大型機械廠的領導根本不懂機械製造，有一個懂，但長期病號，我去了一年多，沒見過這位領導。其他領導主要工作就是聽匯報，然後向上級匯報，優哉遊哉，說些不疼不癢的話，什麽大家再加把勁兒，為提前或超額完成任務我們工人階級必須走在最前麵，廠黨委希望同誌們，勁往一處使，汗往一塊流，為敢教日月換新天而奮鬥，等等，再看看他們身上有一點汗水嗎？就是那幾句話，在任何場合都能不厭其煩地說上幾遍；而不能讓人容忍的是，老有一些馬屁精跟在他們身前身後，把阿諛奉承的醜態表演得淋漓盡致。” “工人沒有反映嗎？” “沒用。因為領導的報複絕對不單是穿小鞋，報複的品種多的是，你有事要請假麽，領導說了，任務這麽緊，你的崗位又那麽重要，你走啦，任務怎麽完成？還有一種說法，生產這麽忙，我要批準你休息，別人也要請假，我批不批？再說啦，把個人利益看得這麽重，這是什麽思想根源，不該找找嗎，你應該好好想想你的主人翁自覺性哪裏去了？” “我知道你們說的都是很真實的，但也隻能從一個角度讓我了解社會的一個方麵，如果它成為社會普遍現象，問題當然非常嚴重。麵對這種現象，我和你們一樣既無能參與也無權解決。你們說的很對，我也是被邀請來的客人，主人給我茶或是給我酒，我喝一點就是了，我怎麽敢膽大妄為地品說茶或酒的好壞呢。” 顯然這是一個很讓人心情沉重的話題。寧莊之是國務院副部級高官，又是某民主黨派領導人之一，他作為客人說的話，當然不是什麽謙虛，在打天下的過程中自己也不過有一個“旁聽席”而已。這一點在兩個晚輩開導下，他的這個認識是更堅定了。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無能力挽狂瀾，更不會成為中流砥柱，所以一切隻能任其發展，順其自然。 亭亭想把話題改變，讓老人的心情輕鬆些，她說，“爸，佟工的信放在哪兒合適？” “我看就放在這兒吧，咱們帶回大堡萬一有了閃失，會有麻煩的。”寧慎建議。 “我看不妥。”亭亭不同意寧慎的建議。“因為一旦北京有什麽‘運動’起來了，運動中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抄家，回想‘反胡風運動’的當時，不知有多少人家給搜個底兒朝天；有時你想不到姓李的‘犯了事’，張、王、趙家也給扯上了，於是跟著搜。” 在亭亭說這番話時，寧莊之沒有任何表示。寧慎問亭亭，“那你的意見呢？” “帶回大堡，由我父親保管，一旦有什麽情況，他來銷毀也比較方便，因為他畢竟是老革命，來自延安的老黨員，他們未必就敢冒冒失失地闖進家去翻箱倒櫃。” 那一夜，寧莊之翻來覆去睡不著，這不僅是亭亭和兒子的關於知識分子的各種說法，而是民主黨派的一些朋友坐在一起聊到社會情況時，大家都覺得有一種山雨正在凝聚的氣息，有的甚至竟敏感到有什麽“運動”已經悄悄逼近了。根據過去所見，“運動”的規模和範圍是一次勝於一次。江西蘇維埃時期的情況，當代史學家沒人敢真實地寫進曆史，人們隻知道有人被殺了、有人冤死了、有人是在刀下瞬間被證明是革命者而逃脫了死亡。延安的“整風運動”更是被描述為保證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可是有很多人私下說，“延安整風”是個個過關，在過關過程被整出的特務大約有一萬多人吧，而被整的大多數都是真正的革命者，其中有很多老革命，他們中還有的是在地下工作時期舍死忘生的共產黨員。 這麽說吧，“運動”中誰都可能被當作敵人先整起來，究竟是不是敵人放在所謂後期再定（不在於有沒有證據，凡運動大致先規劃出要整多少人，然後開始整，而且整人整的越多，越見整人者立場的堅定。被整的有兩類表現：經受不住考驗的，自己了斷了；堅決不承認自己是壞人的，結局當然非常糟糕，最典型的就是翻譯家、雜文家王實味了。他在抗戰前夕就去延安了，可是五年後他卻被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等三大罪名，引發這些罪名的就是他寫的《野百合花》，他寫了一些什麽呢？寧莊之的一位上海朋友從國外給他帶回一本英文雜誌，其中就有《野百合花》的英文譯本。他看過後，腦子立刻就被什麽東西塞滿了，但從中擠出一個疑問：就那麽幾句話就為一個人圈定了一塊墓地？話確實說的有點不合時宜，也可說有些尖刻，但若是從革命全局來說，或者從王實味這個人的整體狀況說，難道就不能給點包容和寬容麽 ?! 不就是說“延安生活太單調，太枯燥，缺少娛樂，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隻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麵同誌，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最後王實味寫道：“我們生活裏到底缺少什麽呢？鏡子裏看吧。”就是這樣一個才華橫溢、早年就翻譯馬列著作的王實味在行軍途中被殺害了。我們要問的是，這個托洛茨基是誰的叛徒？是布爾什維克的，還是斯大林的？如果，在若幹年後托洛茨基重新被認定是列寧的最親密的戰友呢，我們有誰去追念王實味？有誰對王實味的死負責？就算王實味嘲諷了延安的生活。或者歪曲了延安的現實，他犯死罪了嗎？生命可以這樣輕如鴻毛嗎？ 還是在那本英文雜誌上，他看到關於斯大林對英國路透社一位記者提問的回答。 記者：如果在克裏姆林宮的一百人中，隱藏一個間諜，而且你們誰也發現不了，而且你們誰都知道這個間諜對你們有極大的威脅，怎麽辦呢？ 斯大林：（斯大林微微一笑，拿開正叼著的煙鬥）我們有最徹底而且是最有效的辦法：把一百人全部殺掉！ 記者：那豈不是有 99 人被錯殺了嗎？ 斯大林：看來記者先生很不了解階級鬥爭，為了全局的勝利，這是必要的手段。如果記者先生有興趣，不妨翻翻我的著作——《論列寧主義》。 寧莊之翻翻身，沒有睡實的夫人碰碰他，“都後半夜了，是什麽讓你翻來覆去的？” “我在想，非得把一些卓有才華的人，弄死或弄得不能思考，這就是革命的需要嗎？” “難怪孩子們說你迂腐，深更半夜的想這個，有必要麽？” “我知道沒必要，我是有疑問呐，革命非得整人？或者說，要革命就得準備好挨整？” “別想太多，走一步看一步吧， 50 多歲的人想這些沒用的！睡吧。” “孩子們讓我別太迂腐，他們暗示：假如有誰恭維你，這就意味某種需要將要到來了。於是我聯想到，本世紀三十年來曆史進程中的一些大事件和大事件中的一些人的人生曆程。我總的感覺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義無反顧地獻出自己了，犧牲的也有很多，但為革命而讓革命莫名其妙置於死地的，誰能說、誰敢說有多少呢 ! ” “跟你說了，別想太多，有什麽用？不是白白耗神麽？若是你覺得不想當這個官，你幹脆找個借口辭官為民，曆朝曆代這種情況都有很多，回家來咱不就安生了！呆得麻煩了，你可以著書立說呀，退一萬步說，著書立說也不安全，那就在家看書，書不能看了，咱就養養花，找個地方種些果樹。” “政治的軌跡萬萬不會讓我們看清楚。我有個預感，暴力文化首先要圍剿的仍然是知識分子的群體，如果說圍剿有其重點，那必然是文化藝術界和教育界。” “你們民主黨派呢？”夫人有點疑惑。 “大概不至於吧，因為總要維護民主黨派參政的形象的。” “我想也不大可能圍剿民主黨派，政協是有條款的，哪能太隨便呢。” 夫人又睡了，寧莊之卻越來越清醒，竟想到肖軍和胡適。有 10 年了，他在哈爾濱時曾與肖軍有一麵之識，那時肖軍可能在《文化報》，他們是在地方黨、政、軍舉行的一次歡迎會上見的麵。肖軍給他的印象是無拘無束、相當灑脫，既有幾分清高也有幾分自負，甚至在眉宇間讓人能覺察出一些俠肝義膽的氣質。後來寧莊之到了遼北，一天得知，要全學院批判肖軍。緣起是：在哈爾濱鬆花江岸，有蘇聯孩子打了中國孩子，中國孩子不僅不敢還手還嚇得直跑，這一場麵可巧讓肖軍看到，他寫了文章發表在《文化報》上，主旨是“來而不往，非禮也。”很明顯，肖軍主張中國孩子理應還手。這種主張的本質就是民族的自尊感。這有錯嗎？因為對方是蘇聯的孩子，他就有優越感，他就可以在中國土地上隨便打中國的孩子，而中國孩子就得像奴隸一樣，不能反抗、不能還手。這裏的是非界限非常清楚，就因為對方是蘇聯，是非就可以完全顛倒；要仗義執言，就是反蘇。於是，肖軍就有了罪名：挑撥中蘇友好關係，是反蘇分子！肖軍當然不服，結果，肖軍調離了哈爾濱，不知打發到什麽地方“體驗生活”去了。這倒從另一方麵讓我們認識：革命營壘中，原來還有主子和奴才之分。 當他想到胡適的時候，他內心卻充滿了思念和敬重，因為在中國現代史中胡適無疑是沒有誰可以替代的傑出人物，無論是知識的淵博，治學的嚴謹，執教的責任感以及中西文化集於一身等等方麵，都讓人慨歎，讓人自愧弗如；中國什麽時候還能有第二個胡適的出現！然而這樣的大學者給予洋奴和戰犯的罪名！ 六 寧莊之起身下床，穿上皮大衣，在院裏輕輕踱著腳步，不時望著滿天寒星，好像在尋找什麽，他又想起王實味被殺的事，還是在哈爾濱時肖軍告訴自己的。突然他心中發問，難道誰都可以以革命的名義，殘殺別人的生命？難怪孩子們對知識分子的話題那麽敏感，甚至很激動，不時還流露出憤懣情緒。他幾次想說情況未必越來越糟，又覺得自己說服不了孩子，似乎他們有很多現實活生生的例子，而且他們還能追溯一個曆史過程。但他還是不大相信，我們的政策真的就是眼睜睜的看著這一切而視而不見嗎？真的是歲歲月月用一個個一群群知識分子的悲慘遭遇來填充我們的現實、來讓我們的曆史散發血腥？雖然知識分子的種種遭遇幾乎構成多發季節，有的是他聽到的，有的則是他親眼見過的呀，可是他，用孩子們的話來形容，他還是在迂腐中徘徊。因為他不僅太相信周恩來總理的講話也更敬佩總理的人格。所以他把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差不多都能背下來。《報告》的核心有三個，第一，應該改善對於他們的使用和安排，使他們能夠發揮他們對於國家有益的專長；第二，應該對於所使用的知識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給他們以應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們能夠積極地進行工作；第三，應該給知識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 這是總理在批俞平伯和反胡風之後於 1956 年 1 月 14 日 至 20 日在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的報告。幾乎是音猶在耳，知識分子的處境非但沒有改變，似乎有更不好的趨勢，莫非總理的話，也僅僅是在特定環境下一種對知識分子的安撫？早在“三反五反”流行的口頭語，現在又流行於世，即，“地主富農打垮了，知識分子就成了地主、富農的代言人”。這就是說必須打垮知識分子。不對吧？總理的話哪能隨便說呢，如果說總理的話沒能得到各級貫徹，那一定是毛澤東另有考慮。 寧莊之回到書房打開燈，在書櫥前愣了一會，翻找著什麽，坐下來，一邊看一邊琢磨，忽然他想到一個人的名字：赫魯曉夫。對！就是他。在周總理的報告之後剛剛過了一個月零幾天，即， 1956 年 2 月 24 日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批判的秘密報告，極意外地震驚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國當然不能例外，毛澤東當然認為，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具有爆炸性的國際大事件。因為毛澤東對斯大林既懷有敬重之情也有同誌之誼。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中，一再譴責斯大林“獨斷專行”、“沽名釣譽”、“心胸狹窄 ” 、“濫用權力 ” 、“殘殺戰友 ” 、“滅絕政敵 ” 。作為蘇聯這樣一個大國的領袖斯大林，卻是一個心理病態的殺人狂——赫魯曉夫報告有一組數字：“蘇共中央委員百分之 70 被殺， 5 個元帥處決 3 個；全部軍區司令員被清洗；海軍和空軍首腦被槍決；所有的艦隊司令員隻有 1 人生還；列寧建立的首屆蘇維埃政府包括列寧、斯大林在內的 15 名人民委員中，有 4 人死於斯大林清洗之前，其餘 9 人全被斯大林殺害。 在斯大林眼中“簡直到處是敵人、叛徒、間諜”，這一點實在是駭人聽聞，至於瘋狂的推崇“個人崇拜”的蘇聯現實，也讓人不敢作出任何判斷。 盡管“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新概念，著實讓人驚詫的是，讓人難能斷言一切災難性的嚴重後果就來源於此。但能讓人感到，斯大林是被赫魯曉夫以獨裁和暴君形象而蓋棺論定的！這不僅對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不可理喻，也使整個人類社會陷入茫茫然。但所有的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必將尋找自己應該找到的東西。 赫魯曉夫報告之後引發了一些國家的大震蕩。波蘭的政局混亂，匈牙利的斯大林百噸重的銅像不僅被推倒還讓群眾砸成碎塊。但是這些嚴重後果，依然沒有根本改變毛澤東對斯大林的評價，毛澤東說，“中央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讓後人不能釋疑的是，毛澤東認為蘇聯和東歐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這些國家沒有搞好階級鬥爭。”這個結論不難讓人們意識到，如果想避免那種動亂，毛澤東當然要繼續搞或許更強化階級鬥爭。如果真是這樣，那麽這次階級鬥爭的特征大致有兩個，一，知識無作為；二，無產階級身上失去的鎖鏈轉贈給知識分子。 果然，沒過多久，階級鬥爭的輿論信號就向全世界吹響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發表了，緊接著是《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發表了。 寧莊之把這前前後後梳理了幾遍，得出結論，自詡擁有很多真理的知識分子，完全忘記了“沒有真理才是最安全的真理”，於是他有了一個預感：大事不好了！ 他躺在床上想睡一會兒，也許是一切都想透了…… 曆史告訴人們，蘇聯的質變最受衝擊的可能就是我們國家。人們有種不安地等待，不知事態的發展是否會影響我們的社會生活。而更為重要的是，蘇聯的赫魯曉夫和中國的毛澤東對斯大林的曆史評價有本質的不同。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中，不僅依然歌頌了斯大林七分的曆史功績，還對斯大林的曆史功績做了扼要地說明：“在列寧逝世之後，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物的斯大林，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保衛列寧主義遺產、反對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其他資產階級代理人的鬥爭中，他表達了人民的意願，不愧為傑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士。” 那以後不久，毛澤東對蘇共“二十大”公然表示憤懣，他說：“關於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掉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我們中國沒有丟。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那篇文章。我們不像有些人那樣，醜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 這樣一來，中蘇關係可能會有變化，至於變到什麽樣，是否還會在同一軌道並肩前進，或是否還會堅守兄弟般的戰友情誼，寧莊之苦笑了一下：這哪裏是我們所應想的事呢！ 其實世間此一時的秘密，用不多久，在彼時就成為婦孺皆知的曆史故事。比如蘇聯的赫魯曉夫在斯大林死後 3 年，以反對“個人崇拜”對已成白骨的斯大林發難，究竟為什麽呢？當然是為了他要掌權，事實證明這點毫無疑義；但有史料揭示，他同時是為了報複斯大林對他兒子的處死，是他為兒子報仇。 事情是這樣的：刪繁就簡說，當時正值蘇、德開戰之初，赫魯曉夫的兒子列昂尼德駕駛的殲擊機因遠離長機，後來被德軍俘虜。他向敵人妥協後，成了納粹德國宣傳戰中的王牌。為此斯大林堅持要判處列昂尼德死刑。 赫魯曉夫跪倒在斯大林麵前，為他兒子求情，淚流滿麵地哀求斯大林法外開恩饒恕他的兒子，但最終赫魯曉夫的兒子仍死於斯大林之手。這讓赫魯曉夫忿恨之極，自己給斯大林卑躬屈膝、不惜尊嚴掃地地為兒子求情，已將自己顏麵盡失。很多史家認為，赫魯曉夫的“下跪事件”成為日後攻擊斯大林的導火線。 當寧莊之把這個赫魯曉夫專有的政治報複的情節，講給兒子和亭亭的時候，他說，那時候赫魯曉夫是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一個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家，怎麽會有如此強烈報複心理，公正說，斯大林毫不動搖地處死列昂尼德是正確的。共產黨人怎麽可以因沒達到徇私目的，就嫉恨、就等待時機給以報複呢？ 權力越大的人，報複心理就越強大，強大到不擇手段。但願中國的權勢人物以國家利益為重，萬萬不可實施政治報複，因為那不僅不能消除積怨，還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隱患。任何一位開明的政治家都十分鄙視政敵之間的報複行為。 報複者即便得逞一時，也不會永駐青史！ 寧莊之許是心亂如麻，竟不知道這些話是寧慎說的還是亭亭說的。 寧莊之不但根本睡不著，反而腦子越來越清晰。他猛然覺得斯大林事件，肯定極大的激怒了毛澤東，他決不會默然視之，但他一定靜觀國際風雲變化；他也可能聯係到自己，在蘇聯有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在中國就沒有中國的赫魯曉夫批判自己麽！他早就表示自己和斯大林是在同一軌道並駕齊驅。現在雖然有幾分擔憂，但他堅信自己，絕對能控製中國共產黨，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蹦出來反我毛澤東！毛澤東的自信是有根據的，就從延安說起吧，他已經對此有所防範，對自己不怎麽貼近、對自己的主張有所異議的，逐步地有效地作了調整。所謂調整，有兩大關鍵：削弱對手權力；調出中央之外。 這就使所有一路走來的誌同道合者，在毛澤東麾下聽命是從！也就出現了共產黨內空前的團結。 建國後，毛澤東雖然不時聽到群眾喊毛主席萬歲，但他卻沒掉以輕心，時刻在洞察黨內的大小動靜。稍有異樣必須追查，不一定要有多少真憑實據，隻要感覺犯疑，毫不客氣，不管資格多老、地位多高，一律罷職罷官，爾後開除黨籍。 在這點上幾乎和斯大林有些相像。斯大林總覺得克裏姆林宮裏有敵人，也覺得身邊有異己分子，於是斯大林就要殺人。當然不必諱言，作為統治者沒有不殺人的。不過像斯大林的殺人也太駭人聽聞了。斯大林三天殺人六千，所以被稱為暴君是恰如其分的。 這不是寧莊之的夢囈，他明明看到斯大林和毛澤東交替地出現在腦際，幾乎能辨別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聲音。隻是一會會兒感到毛骨悚然。 抗戰前，他去美國講學，那時在美國能看到很多很多俄國的逃亡者，幾乎全是各行各界最有成就的高級知識分子。俄國的知識分子在十月革命讓列寧和斯大林殺了很多，有很多逃跑了，有很多被驅逐出境了。這不是秘密，這證明無產階級革命要為知識分子挖掘墳墓。就蘇聯的大屠殺看，除了要消滅知識分子外，就是布爾什克黨員、高層領導人以及各兵種的將帥，僥幸的有一位遠東部隊司令比留可夫將軍逃脫了。 對俄國的了解，美國是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比的，寧莊之也就有機會比別人了解的多。他居然知道斯大林經常和列寧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爭吵，而且吵得很厲害，吵得斯大林警告克魯普斯卡婭，再吵，別怪我對你不客氣！後來，克魯普斯卡婭曾說：幸虧列寧死的早，要活到現在，斯大林會殺列寧 . 這些，對毛澤東來說可能清楚也可能不清楚。但當事情已不再是秘密，也就是說，這裏的是是非非一目了然，而毛澤東卻好像依然固執己見。要知道赫魯曉夫揭密斯大林，不是在下麵和幾個朋友的密語，而是在莊嚴的黨代表大會上的秘密報告。是赫魯曉夫造謠麽？是陰謀詆毀麽？沒人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栽贓陷害，而是曆史的真實，並一致認為斯大林所推行的就是獨裁專製！強迫構建個人崇拜的各種機製。但，當斯大林事件掀起整個共產主義陣營的大震蕩、大混亂時，毛澤東鎮靜自如，但還是匆匆忙忙組織力量為斯大林大聲疾呼，向全世界聲明：斯大林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的楷模。但他沒有引用蘇聯過去對斯大林的稱呼，即斯大林是全世界無產者的父親 ! 也許他覺得這個時候引用不太適宜。 顯而易見，毛澤東並不忌諱在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引爆的叛逆聲浪中，及時表達出對斯大林的讚頌，似乎想用這種讚美來阻擋叛逆聲浪對中國的衝擊！ 斯大林和毛澤東各有各的神壇，都在個人崇拜的簇擁之中。中國人對毛澤東的崇拜遠遠超出曆代對帝王的崇拜，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在中國大地經久地與山河共鳴！ 毛澤東特別自信，他的神壇穩如泰山。他的身邊沒有赫魯曉夫，有大權的人基本上都學會對他畢恭畢敬！但他卻擔心知識分子。這點他 100 ％地接受了列寧的觀點。他曾燒幾把火看個究竟。即對俞平伯的批判，對胡風的定以重刑。其實早在建國初期，他心裏已有了“愚民政策”的雛形。第一個大動作就是大學的所謂院係調整，一下子砍掉了五所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學院和政法學院。他特別對教會所辦的學校，不管是大學還是中學一律視為邪惡。根本不了解燕京和輔仁為中國培養了多少頂尖的人才！ 教育規模縮小了，自然知識分子也必然少了，這樣，愚民政策就可能逐步推行，與此同時專製政體就會隨之建立。 這完全出人意外，但任何人也隻能看之、任之！ 按列寧的觀點，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階級鬥爭。按斯大林的觀點，階級鬥爭就是權力的鬥爭。而這種鬥爭，知識分子是最討厭的，他們認為是不人道的，由於它特別殘忍，高爾基忍無可忍地寫出《不能等待》和《不合時宜的思想》，以求列寧改變那種隻要政權而不顧人民大眾死活的階級鬥爭。 從中國階級鬥爭的實際看，鬥爭的殘忍性有可能與俄國相差無幾。 寧莊之腦海中一束束一碼碼的各種事，讓他驚恐、困惑、傷感、無奈。他想起梁漱溟。 53 年的事，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當麵批判梁漱溟：“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是用筆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毛澤東選集 . 》五卷 108 頁） 聽得人們驚恐萬分！梁漱溟成了殺人犯，私下裏有很多人不理解。隻要沒有證據證明梁漱溟是潛伏的特務，他就不是殺人犯，他是文化學者，他信賴共產黨才願為新中國做事。他不是沒地方可去的，憑他的學識他可以在一些國家的大學裏當教授。他不就是在某些事情或某些問題上有些不同的看法麽！沒有不同的看法是不正常的，有不同的看法才證明我們是有民主的。 但是好像很多很多人才漸漸醒過來，我們的偉大領袖不允許有不同的聲音！這樣，毛澤東才真正與斯大林走在一起！這樣，今後會出現什麽、會發生什麽，也就沒人再奇怪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