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世家

《靈魂的陷落》是一部描寫1957年“反右運動”的長篇小說。“反右運動”已過去半個世紀,但其凶殘、野蠻、瘋狂、毫無人性,一直在記憶深處,揮之不去!
正文

《靈魂的陷落》 第 六 章

(2011-03-20 19:35:52) 下一個
《靈魂的陷落》 第 六 章

  

隨著“深入挖掘”,右派人數急劇猛增,若按現在運動的發展速度和定性標準,到年底將有可能達到百萬,這樣,戰果輝煌是輝煌了,可是知識分子階層從一個角度看,可能出現癱瘓跡象。當然逃過這一劫的知識分子,僥幸之餘,心驚肉跳的情緒怕還很難短時間消除;知識分子曾把知識看得跟生命一樣重要,現在他們才明白生命比知識重要,因為,保爾·柯察金說過“生命屬於人隻有一次”,可是這麽一個常識之見,中國知識分子經曆政治運動才有所感悟,沒有命,包括知識在內的一切 , 都等於零!所以,知識分子暗中發誓:什麽也不說,而且必須放棄追求和奮鬥。他們也是實在太愚蠢,還不知道什麽都晚了。

據說,國外有評論,中國知識分子大軍全軍覆沒了。對此曆史沉默了很久很久。重要的是,這對人民共和國的形象是否會有所傷害?似乎沒人關注;倒是知識分子的存在,不大讓人放心,雖然他們的頭麵人物紛紛在報上發表《認罪書》、《投降書》、《檢討書》等等,但他們的骨子裏未必心悅誠服,讓他們夾尾巴做人未必就心甘情願。

因此,反右運動在取得輝煌戰果的同時,必須“宜將勝勇追窮寇”。隻是有小道消息,又有文件規定說:“深入挖掘期間,必須實事求是,有些單位右派少或者確無右派,就不要主觀主義地勉強去找右派。”當百八十萬右派已進入毛澤東張開的大“口袋”時,如果這個小道消息是真的,人們也不會感激涕零,隻不過感到這又是一個“深挖”的策略,隻是這個策略會讓人欲哭無淚。“反右派鬥爭必須堅持辯論方式,擺事實,講道理。而且事實要的是準確的事實,不是虛構的‘事實’,講道理要講得使大多數人心服,切不可強詞奪理。”這當然是特製的障眼法!而這決不是什麽小道消息,僅就說辭的語言鋪排,一聽就知道是誰說的,目的是讓人們知道反右是有章法的,不是隨隨便便的。然而依然是讓人感到稀寡無味,因為這類香餌,人們吃過了,吃夠了。有人說的好,對有些書,從反麵看就看懂了;對有些話,從反麵聽就明白了。

如果說與過去的文件有什麽新鮮的,恐怕就是“極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間偏右分子的界限”一定要劃清,“以免泛濫無歸,陷入被動,喪失同情。”

這真是讓人無可奈何了,說它是“好經”讓小和尚念歪了,小和尚未必心服口服;把它和實際情況對照,幾乎會讓稍微有點良知者覺得是南轅北轍;對當事者一定會認為:不要再說講理了,更不要再玩弄什麽實事求是了。一言以蔽之,在中國的現實體製,若允許講理,若真的要講實事求是,中國知識分子還有當右派的嗎?如果說一次運動人們犯糊塗,兩次運動人們犯疑乎,三次、四次呢?不是說“聽其言、見其行”麽,言,聽得多了,行,也見得不少了,一個個結局都擺在那兒了,人們既明白其用心,也大略了解其目的。似乎有一個悖論,任何善意,必要時就變成惡毒攻擊,任何為國分憂的舉動,眨眼間就變成居心叵測。

中國沒理可講,因為,與人鬥其樂無窮!

有一個小插曲,它是一個真事,反胡風運動中,某文化單位打成一個胡風反革命三人小集團。一位是和胡風的畫家朋友有一兩次關於出版年畫的聯係,一位是和胡風的詩人朋友有過一次通信,另一位是在上海聽過胡風在一次文化集會上的講話,“反胡風運動”一來,此三人就成了“胡風反革命反子”。

經過半年多的機關臨時審判,見證了三人領導小組的確是苦心孤詣,然而打誰是胡風分子畢竟不是劃成分那樣簡單——爺爺是地主,他兒子、孫子自然就是地主出身。總不能某某偶然和×××壞人碰過麵、點過頭就認定某某也是壞人。沒有點真憑實據,不著邊際的生拉硬扯,就定誰是胡風反革命分子,這也太超前了,這當然不是革命的要求,加之《文件》也有原則規定和具體指示,於是這個機關打成的胡風分子的三個人最終又坐到辦公室的椅子上。其中有一位去市委要求給予正式平反,一位領導很幽默說,你們又從機關大門出來進去,這不就是給你們平反了?另一位終歸年輕無知,居然對當時三人小組的一個成員表示不滿。他完全忘了,不管大小單位,凡領導運動的都是大左派,你一個任嘛不懂的毛孩子,竟給人家以顏色,豈不是太不知天高地厚,居然不知道敢和他們叫板,那叫玩火!難怪對方把一牙咬說,“你等著,下次運動見!”果然讓人等著了。他萬萬沒想到,反右運動一來,人家又是三人小組成員,這就是說,他的手可以隨時扼住你的喉嚨。

凡稱為知識分子的,特別是大大小小都有點成就的知識分子,都有兩大致命傷:一是個性,二是見解。個性的表現是率真和坦誠,見解的表現是既獨到又較深刻。兩大致命傷的同一形態就是習慣於“推心置腹”。所以中國知識分子必然是特定時代悲劇的扮演者,因為這個特定時代對個性和個人見解不僅是“深惡痛絕”的,而且認定其中就有“反”的東西。有批判者說那是反骨。

萬魁元去聽《文件》的傳達,散會後,他發現很多人都各走各的路,不像往常散會後,人們有說有笑的;他自己也是走自己的路,但心裏覺得堵得慌,竟覺得文件好像是風雨一陣,迷霧一片,讓你一身濕透,雙眼迷蒙,瞬間,又有一堆亂麻一縷一縷地纏過來,總之,心亂如麻,什麽也理不清,什麽也不明白。

其實不僅他萬魁元心上像被糨子糊了厚厚一層,參加聽傳達《文件》的也有不少暈暈糊糊的,因為直到現在上邊還要求“深挖”,策略還是“誘敵、鳴放”還是“引蛇出洞”。《文件》依然是人們早已熟知的屬於整人的有效策略。什麽“必須堅持辯論方式”呀,“擺事實”呀,“講道理”呀,據一些參加過“延安整風”的老同誌講,當時的整風文件也是這麽反複說的,不過,在整風過程那些指示根本沒用,後來不知怎麽就變成“搶救運動”了!天哪,這一搶救不要緊,革命聖地的延安幾乎人人既檢舉也被檢舉,很多單位都有了特務,有特務就得上刑,於是沒有一個能扛得住的,自殺的,還有槍決的,細情細節卻隨著歲月不是消逝就是塵封了。

整人、整知識分子幹嘛還要這樣安排呢?沒必要擺出冠冕堂皇的政策。人們倒是有了太多的體驗,所謂運動的政策,都被不斷變化的策略隨意更改、隨意衍生更隨意的策略運作。所以什麽“擺事實”、“講道理”呀等等,僅僅是表明“君子治人不出惡言”而已;真要是“擺事實”、“講道理”,政治運動就根本喪失了運動條件,也就無法進行!更談不到在什麽地方挖出多少右派!“擺事實”“講道理”是某種政治真實需要的掩蓋,是欺世盜名之談”!其實中國政治的真實早被埋葬了。

應該看到,人們雖然不敢遊離《文件》絲毫,但人們的良知還沒徹底泯滅。當領導也有難處!難在沒人敢說真話,更談不到仗義執言!泱泱大國的《憲法》都患了失語症,其子民說什麽都可能被當作反黨。為什麽《憲法》無作為?權大於法!而這一點,在人類世界唯獨我們這樣顛倒!所以民主呀、自由呀、人權呀、理想呀等等等等,擺在那兒,僅供讓人們知道這一切我們國家都有,盡管這類似“癡人說夢”,但也必須如此看、如此說。

也許正是這種情況,從政者討厭別人說真話,自己對真話又噤若寒蟬;從政者都非常聰明,知道什麽叫“飛蛾投火”!人們才想起更現實更實在的民間一個經典諺語:“好漢不吃眼前虧”。

萬魁元剛回到廠,連口水還沒喝,市醫院重病科來電話,說武誌峰急需轉院,目前市醫院沒把握進行開顱手術等等。

他當然得向市委匯報。武書記論級別與市委書記同級,轉院的大事自然得由市委作出決定,所以他又騎上自己的那輛破自行車匆匆趕到市委。市委書記馬上指示,轉北京搶救!在搶救期間不用向市委請示,一切聽從醫院安排。

萬魁元為難了,他知道北京的醫院也決不是你一去醫院就收下,特別是大醫院能不能掛上號都沒有任何把握,他一時亂了方寸。在屋裏轉悠了老半天,還是一腦子黑乎乎,沒一絲陽光,忽然想到蘇敬山的女兒蘇雨亭,她剛剛畢業又在協和醫院實習了一年,她門口熟,人臉熱;能請她幫幫忙或許行,但她若要說我幹不了這個差事兒,能怪得著人家麽?不過萬魁元倒是相信老領導蘇敬山,因為他和武書記在延安就是知心朋友,還同時被“搶救”過,這個時候他絕不會袖手旁觀。於是他馬不停蹄地來到職工醫院。

他把情況和老領導說完,蘇敬山立時感到這事十萬火急,而且隻有他女兒才有可能辦這件事,於是打發一個護士把女兒找來。亭亭了解了情況當即表示,“救人要緊!萬叔,您馬上做好各種準備工作,越快越好。”

萬魁元忽然想到市委書記的囑咐,他心頭一震,說,光小蘇一個人也不方便,就讓小寧也跟著去,市醫院也要去人,一旦武書記住進協和醫院,市醫院的人又不熟悉北京,辦什麽事兒也會找不著門徑,於是這位廠黨委負責人決定,讓小蘇小寧一塊留在北京一些時候,小寧陪床,小蘇上下聯絡。他自己又不能離廠,再說醫院總得有人和自己聯係啊。

蘇敬山一聽讓小寧也去,覺得很不妥,他看了看女兒,不知道女兒要說什麽。她說,“萬叔,咱不作交易,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就是我的仇人病在我的麵前,我照碼會千方百計地盡力去做,而武書記和我爸在延安時就是戰友,現在理所當然地去請協和醫院最棒的醫生給武書記治好病,別忘了我也是個醫生,我有責任!如果主治醫生需要我,我當然會盡全力配合。隻是我丈夫去,怕不合適,他的身份怎麽有資格給武書記陪床?那很可能給您招致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煩和抖落不掉的是非。我們不能再把好事弄得一塌糊塗。如果萬叔執意讓寧慎去,不怕任何風險,我無權拒絕。現在的關鍵是必須抓緊時間,分秒必爭!隻要到北京,所有的事都由我辦,我求我的導師搶救武書記。”

亭亭父母倒是希望小寧陪著女兒一塊去北京,他們知道女兒已經懷孕了,她身邊得有人照顧,可是也不好說什麽,萬一去了,有人發現了,舉報了,怪罪下來了,也是了不得的大事,不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麽 ?!

但萬魁元自有他的理由,而且認為理由很充分。他解釋說,“我決定讓小寧去,決不是為了自己良心得到某種補償,而確實是小寧去最合適,如果小寧不去,勢必還得派一個女同誌去,有合適的麽,能跑裏跑外操勞麽,要她去這兒去那兒,她能分辨東西南北麽;再說,小蘇若有個身體不適,不是小寧在她身邊最方便麽。”

“老萬,你說的也在理,閨女去北京也確實身邊需要有個人照顧——”

“我知道老領導要說什麽,不就是小寧的事兒麽?這你放心,市委書記囑咐我,關於老書記治病的事一律不需要再請示,隻有一條,隻要能治好老書記的病,一切讓我安排。即便沒有這把‘尚方寶劍’,我也有權這樣做。如果真有不測,我也能頂得住,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老書記,我的責任我擔承,我不怕有什麽意外的後果,即便有人無縫也下蛆,也無所謂;不怕老領導笑話,近些日子我好像才真正懂得:做任何事不能與自己的良心背道而馳,受良心的責備常常是致命的;所以我想開了,大不了開除黨籍,再大不了我也當右派,把我攆回家去種地;我現在才體會到追求名利實在是人生最大的危險。人不能老‘假’活著,盡管‘真’活著不易,也該真活幾年呀。”

萬魁元這麽一解釋,蘇家父女也就同意了萬魁元的安排,立刻準備好一切。這樣,給小蘇小寧婚後的最初生活平添了幾分喜劇色彩。但對亭亭來說,這份責任給她的壓力也是很大的。她父親卻反複囑咐:“你們一定要謹慎,所有花費一定要一筆一筆清清楚楚,更要多照顧病人,除非醫生允許,你們一定自始至終守在武書記身邊。”

到了北京之後,還別說,若不是蘇雨亭人熟臉熟,還真是連號也掛不上。來協和醫院掛號的患者,幾乎都是天還沒亮就在醫院大門外排起長隊了,若真是排隊挨個兒,按護送來的醫生說,武書記的命,真是沒救了。搶救這種病人必須搶到時間,否則,隻有一個結果。護送來的醫生握著亭亭的手激動地說,老書記的命是你給搶回來的,我回去一定向上級建議,請上級把你調到我們醫院,我們醫院太需要有大本事的外科醫生了。

蘇雨亭到協和醫院找的是腦外科專家、協和醫學院教授、她實習的導師嶽劍。嶽劍教授馬上讓人給安排病房,親自給武書記檢查,並抽血化驗。檢驗結果是良性腫瘤,但還不能馬上手術,因為病人身體太弱,得恢複幾天,暫時用藥控製。這樣,幾個人才鬆了口氣。

而嶽劍教授就有了時間想起第一次見到亭亭的情景。一晃兒就是 12 年前的事了,那時她媽陪著一位母親來院為自己兒子景小毛做手術,那時,才十歲的蘇雨亭叫林燕,每次見到她,嶽教授就摸摸她的小腦袋。時間快的真是讓人不可思議,轉眼工夫(過了七年)亭亭考上了協和醫院,入學的第一堂課就是嶽教授講的,教授看著她麵熟,下課時教授突然叫了一聲林燕,亭亭本能地說聲:到!嶽教授非常高興地拍拍她的肩膀,往窗外一看,自言自語的,時光太快了,好像你昨天還是個小毛丫頭,今天就成了大學生了,厲害厲害,沒人能擋住時間的飛逝啊。亭亭把和母親的經曆簡單地說了說,嶽教授長歎一聲說,我們祖國的災難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亭亭曾說一位教授到清華找他的教哲學的老朋友,聊完後老朋友送他上車,再三囑咐他“一定要夾著尾巴做人”,那個表示“一定一定”的就是嶽教授。他最喜歡亭亭的勤奮和聰明,其實不光是嶽教授,凡教過亭亭的教授就沒有不喜歡她的,在她畢業實習期間,嶽教授主動當亭亭的實習導師。不到一年時間,她參加三十多次開顱手術,而且都當嶽教授的助手。嶽教授在亭亭畢業前,曾建議:一是留校當他的助教,二是到醫院外科當他的助醫。

她都婉拒了,她當時很委婉地解釋,“我舍不得在我們第二故鄉生活的父親母親,他們那代人不是舍生忘死就是東躲西藏,根本享受不到家庭的溫暖和夫妻的恩愛;我的父母結婚十四年,竟有十三年在萬水千山的阻隔中相互守望,這真是中國獨有的婚姻宿命,從我生下來直到十三年後才見到我的父親。您想我能離開他們麽,何況我的丈夫就是為我才來到大堡。真的,我並不覺得自己如何優秀,再說啦,就是真的優秀也未必就是好事,就像一個人一旦被人們欣賞了,往往倒黴的事兒也就跟上來了。我沒有那麽高的覺悟,我得守住家、我得守住愛人。我覺得在這世界上沒有自己必有的保留,也是很悲哀的。”亭亭說了這麽多,就沒敢說丈夫的遭遇。

正是亭亭與嶽教授那種師生情誼甚篤的關係,才使得武誌峰一到協和醫院就立刻住院,而且經過會診,很快就決定了手術日期,而且主刀的正是亭亭的導師,導師居然讓亭亭做他助手。在手術前一天,萬魁元來到北京,在手術通知單上簽了“同意手術”。那天一大早,萬魁元看到小寧直盯盯地看著手術室的兩扇門。他對寧慎連說“謝謝,謝謝!你們太辛苦了。”這時才發現小蘇沒在他身邊,有點兒驚詫,小聲問,“小蘇出去啦?”“沒有,她參加武書記的手術,是她的導師嶽劍教授指名要她當助手的。”

萬魁元噢、噢、噢了幾聲,緊緊握住了小寧的手,但似乎沒敢看小寧的臉,隻是讓小寧聽到了很輕微的歎息。大約五個小時,手術室的門敞開了,先出來的護士帶著笑意告訴他們,手術完全成功。接著,武書記被推出來,萬魁元剛要去看,被護士攔住了,示意不要驚擾。隨後是亭亭由一位護士攙扶著緩慢地走出,寧慎和萬魁元幾乎同時疾步迎去,嶽教授對他們說,“這次手術的主刀不是我而是蘇亭亭,我是她的助手。”

“什麽?亭亭主刀?”寧慎和萬魁元一下子愣住了;嶽教授很不高興地甚至有點責問地對寧慎說,“你是亭亭的愛人吧?”

“我是她愛人。”此時他才發現亭亭快站不住了。

“你妻子懷孕了,你應該告訴我!怎麽瞞著我?”臉色煞白的亭亭,搖搖頭,費力地說,“他也不知道”。嶽教授語氣才緩和些,說,“小蘇主要是太累了,你們想吧,懷孕的身子一站就是五個鍾頭,好在沒動胎氣,隻要好好休息,不會有大礙,但一定要營養跟得上,這麽說吧,什麽也別幹,就是休息,讓心完全靜下來,能這樣就不會有影響;但要切忌,不能坐火車,車的啟動和驟停對胎兒有影響。”嶽教授最後問:“北京有親戚嗎?”

萬魁元當即說,“小蘇的婆婆家就在北京。”

“那好,我讓救護車送去。”

亭亭有氣無力地搖搖頭。寧慎說,“武書記這兒得有人陪床。”

“陪床的事兒不用你們操心了,我們有辦法。”

“要不我陪幾天,行嗎?”萬魁元說。寧慎介紹:“他是我們廠黨委負責人。”

嶽劍想了想,“您一定很忙,再則,也不是幾天的事兒,一個大廠的負責人怎麽可以扔下廠子來陪床!先由我們解決陪床問題吧。”一回頭看到寧慎,“當然寧慎同誌能來陪床,最好了,也方便聯係。”嶽教授又對萬魁元說,“順便拜托,您可以向市委匯報,蘇亭亭這次對武誌峰同誌的開顱手術做的相當成功!我很早就認為亭亭是個難得的人才。遺憾的是,我們沒有留住她。如果大堡不好安排,請對亭亭放行。”

“好的,我會向市委書記匯報,至於他能否放行那絕對不在我了。”

當時協和醫院好像沒設置特殊的高幹病房,要說有特殊,那就是一人間的病房,而且大都根據病情的需要。大概協和醫院認為病人都是平等的。武誌峰在單人間病房。萬魁元走在軟木地板又鋪著特質地毯的樓道上,沒有半點腳步聲,他深有感觸,醫院的全部設置和全部所為,必須從病人出發,即,有利於病人恢複健康。相比之下,我們那邊的醫院就有很大的差距了。過些日子,萬魁元再次來到醫院想看武書記,走到病房前,一位很年輕的女護士很有禮貌地問,同誌,您想看的是哪位病人?

“武誌峰同誌,他是我們廠的黨委書記,我是貴院嶽劍教授允許我來的。”萬魁元說到這兒,有一位外國中年女人向護士問詢什麽,護士用一口流利的英語回答那位外國女人,對方非常滿意的但很生硬地說出一句中國話:謝謝!這讓萬魁元十分驚訝,似乎讓他知道這裏的護士必須具有外語能力,而大堡的護士有個“衛校”畢業就很不錯了。

在沒進病房前,那位護士對他說,“您有什麽話可以說,但不要要求病人回答什麽。”

萬魁元小聲問護士,“怕他激動嗎?”

“怕。最好什麽也別說。這樣吧,我去看看,如果他在睡,您就不必看了。”護士進屋看了一眼,出來對萬魁元說他睡了,待他什麽時候清醒了,我可以轉告說你來看過了。”

武誌峰在“三反五反”後,身體狀況還是相當不錯的,批判俞平伯的時候,按說這個批判與他毫無關係,他隻是覺得不應該讓所有的學術觀點都必須一致,什麽都一致了,也就沒有學者了,何況學術的進步必須在不同觀點相互碰撞中才有可能,他真不清楚一部《紅樓夢》就掀起那麽一場大風暴!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麽在這同時,竟聯係到延安時期的王實味。如若俞平伯在延安,很難估計他會有怎樣的命運。武誌峰是在“ 12 · 9 運動”後與好幾位同學走出清華園來到延安的。

12 年後即 1947 年,他在行軍途中聽說在同一行軍隊列的王實味被殺害了,他不大相信,沒聽說在他們的隊伍裏有王實味,不過,後來他知道王實味確實被殺害了。這給武誌峰極大的震撼!但他不會忘記自己也險些“說不清楚”。革命怎麽會是這樣啊?由一本《野百合花》的深挖和開掘,居然論定王實味是反革命奸細和托洛茨基分子。他 16 歲就進入北京大學,從事文學創作和翻譯馬列著作,在抗戰前夕去了延安,誰敢想、誰能相信他竟是革命的敵人!竟然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奸細分子!他竟會死得這樣不明不白!武誌峰非常懷疑:我們真的認識托洛茨基是什麽人嗎?人的生命可以如此隨意殺掉嗎?而且在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居然以革命名義殺人!

武誌峰在清華學的是土木工程,但從參加革命就與“土木”沒有關係了,延安時期各類書籍奇缺,蘇聯小說還是有一些,也就是蘇聯的小說讓他喜歡上文學;進城後由於他是學“土木”出身,便當上那個大型國營機械廠的黨委書記,還是市委委員。當然,他有好幾次機會可以提升,都因自己感到心力不足,不能勝任高職。來工廠相對寬鬆些,市委書記告訴他,能看文件就行,別的事不管,閑心不操,到車間看看,到家屬院走走,和小青年聊聊,了解了解老工人的生活有什麽困難。一切一切必須量力而行!

但他的整個業餘生活卻是讀文學和欣賞藝術。也許正是文學保衛了他的良知,堅守了道德倫常,為俞平伯教授飛來的橫禍,既有幾分同情也有幾分不平,但他無可奈何,心裏難過了一陣子就過去了(後來有消息,俞平伯老先生沒被批判死,風平浪靜之後,還得以升職晉級,萬幸);沒過多久,“反胡風運動”突然暴發,幾乎一開始就定性胡風是反革命。這讓關注文化界的武誌峰更百思不得其解。盡管他沒讀過胡風的多少著作和詩文,但在清華大學時就知道胡風,因為胡風早年就是清華的學生。當時人們都認為他是最關心民族命運的詩人、文藝理論家,是清華一個口碑很好的校友;政治上沒有任何劣跡,就清華人來說,他是崇拜魯迅的第一人。武誌峰幾乎被這個“大案”嚇得傻乎乎的了,這讓他不得不在內心發問:如果這樣的運動一直搞下去,用不了 10 年 20 年,至少在建國前的作家和藝術家都可能打成反革命!不過還是保住了共產主義者魯迅!(毛澤東贈予的稱號)

凡與胡風認識的、有點來往的、讀過他的著作表示讚賞的,這都認為是有了瓜葛,於是全國性的大搜查轟轟烈烈地開始了:迫於無法抗拒的政治鎮壓,胡風的朋友不少為了活命而“背叛”了,良心難在,道德堪存!《七月詩人》肝膽俱裂了,就這樣,絕大多數的誌同道合者,自然在劫難逃。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清華老同學、老戰友寫信告訴他,受胡風一案而吃“掛落兒”的人數多達兩千餘人!誰信在共和國天空之下,竟出現如此驚天大案!冤案!

武誌峰有了疑問,這讓人們拍手稱快呢,還是把人們向往民主自由的衝動給震懾住了?牢獄中的胡風是否還記得自己,從 1945 年重返上海後,致力於革命文學活動的日日夜夜!大概知情者隻能啞言藏匿於世,或許海外朋友等待時機寫出真相。

盡管“三反五反”前後,武誌峰偶爾也覺得身體不適,住幾天醫院也就好了。可是從胡風判了重刑之後不久,武誌峰在當年的秋末冬初感覺身體特疲乏,有懶洋洋的樣子,而且讀書看報也看不在心上,好像迷迷糊糊的,偶爾還見他神思恍惚。但沒人敢設想武書記的這種病灶,是受了“反胡風運動”的刺激。

顯然,武書記得住院了。沒想到一住就住了一年半,身上不疼不癢,有時精神還不錯,和病友們還能談點記憶中的事兒;大夫也告訴他,如果你能把最小的事情從記憶中挖出來,你就完全健康了。於是他真的試著在大腦裏搜尋起來了,但不靈。

後來醫院發現有點不對勁,他老愣神兒,連動也不想動一下,老是昏昏欲睡的樣子,可五髒六腑又沒有問題,那可能就是腦子裏有毛病了。這就非得去北京了。

手術後的武誌峰雖然清廋些,精神卻相當好,寧慎陪床也已兩個多月,因亭亭懷孕之後,行走多有不便,偶爾亭亭由婆婆陪著也來過幾次,多是向嶽教授打聽武書記手術後的恢複情況,或是想了解還要住多久才能出院。而寧慎一直陪護著武書記。武書記有時催寧慎回家看看,可是協和醫院在東城,自己家卻在西城,一個來回至少也得一個多鍾頭,寧慎很怕在離開的這個時間裏,武書記有什麽情況發生,自己就不好交代了。他非常清楚,這個時候若有什麽差錯,絕對是政治事件,其後果那比當右派還要慘重。

所以來京兩月回家兩次,亭亭也讓他把心思放在書記身上,把責任盡到了,對大家都好。亭亭還告訴他,她每天都能充分地休息,隻在院裏由母親陪著散散步或做些輕微活動,母親對我那算是無微不至啊,把我當個小孩子嗬護呀,叮囑呀,該躺一會去啦,該到院子裏散步啦,她的心讓我和胎兒給占滿了。飲食方麵那就更不用說了,自然是著重有豐富營養的,所以咱的小東西發育良好,就等一朝分娩啦。

亭亭和丈夫說的這些自然是實情,但寧慎也隻說,寶寶能健健康康地來到世上,這是咱家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福份了。亭亭了解丈夫心裏的痛楚,一句話,寧家被運動摧垮了。哥哥離婚了,姐姐和男友分手,僥幸的是,小妹寧馨和男友小提琴家呂聰利用出國演出機會不回來了。若不,也就是右派帽子等著呐。按說,亭亭與寧馨那不用說了,亭亭與呂聰那也是情同兄妹呀,而且現在都成了親戚。亭亭還是在協和醫學院學習時曾在假日或節日去拜望過呂家一家人,那時呂靈姐姐已留學美國,今年春呂聰也走了(寧馨通過關係作為隨團醫生跟著走了)。呂家的爺爺奶奶還都健在,呂爺爺不能坐診了,診所由侄輩呂大有和他媳婦高秀雲操勞,收入不錯,街麵上的口碑依然非常之好。可現在寧慎和寧家的這種情況,亭亭和丈夫怎麽去!不要說他們自己缺少勇氣,就是呂家看此情景,那不是把清靜的小院給攪合的太煩心了!運動,把一切都肢解了。更嚴重的是呂家還出了一個“叛國分子”,親家還出了兩個右派,這種情況,兩家還敢有來往麽?

寧慎的父親寧莊之定右派之後,還算得到關照,雖說丟官罷職降級,總算還沒給流放邊陲,不但允許留在家裏,每月還有 2 、 3 百來元的薪水;他的精神似乎毫無消沉跡象,正在編修舊稿。對亭亭說,寧家的希望就指望你了。說罷老淚縱橫。

亭亭語出驚人,“爸,咱不要希望,咱就要命!希望,是靠施舍的,命,是靠自己支撐的。隻要活著,我們不要別的了。”亭亭抱住父親,“明年您就當爺爺了,您該高興,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不是嗎?”此時的寧莊之,居然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表示對兒媳婦的讚賞。亭亭不忍看公公擦眼淚,安慰著說,“爸,如果您還迷信我們這個國度有什麽民主呀、自由呀,您就會痛苦得難以自拔,怎麽辦呢?我想隻能順其自然,愛咋咋的!活該它!您什麽都沒少,硬要說少,倒也有,那就是:沒資格與共產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長期共存’、‘相互監督’。”

“可我是替你們年輕人懸著心哪,你都看見了,老的,就這樣了,也確實無所謂;再則,也不是我一個人落難,在我們那群人裏對我還是夠客氣的了,我是想開了,不把你當人看,你還要什麽人格尊嚴?所以,後來我不再費心思和他們辯駁了,請隨便吧,我就一個想法,國無法,必無天,我們百十萬書呆子從來是對他老人家畢恭畢敬呀,沒招惹什麽呀。人有旦夕禍福,這我信,但總得先有不測風雲吧?可是你和寧慎今後怎辦呢?”

“爸,您千萬別為我們操心,我們畢竟很年輕,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會一輩子倒運!請爸放心,我和寧慎生死相依,我非常讚賞他在會上為佟正平義正辭嚴地大鳴大放!”。

在一旁的婆婆掉眼淚,亭亭又勸婆婆,“媽,您甭傷心,用不著傷心,受大苦大難的中國知識分子無計其數,政治運動就是清洗,我父親告訴我,這是跟斯大林學的!非常殘酷,有很多人扛不住了,以各種方式了斷自己的不在少數。其實毫無價值!咱們不做蠢事,大不了受點罪,咱們隻要往寬了想,就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更重要的是咱不要什麽信仰和理想,對什麽都木然了,大家也就都放心了。再說,沒人把絞刑架立在家門口吧,這就行,咱們活咱們的!”

“多虧你有這些話,讓我聽得好痛快。前些日子,我們一天連吃什麽、做什麽都不想了,好像有一院子黴氣吹不掉!”

有一次亭亭來看武書記,武書記還問她是誰。亭亭讓他再好好看看,笑笑說,“我是蘇敬山的獨生女蘇雨亭。”

“誰的女兒?”武誌峰怕聽錯了。

“就是擔任職工醫院院長的蘇敬山。”

“你是蘇敬山的女兒?”

“是啊,這還能錯嗎?”

武書記閉上眼睛,沉思片刻,連連說了好幾句,“我想起來了,我想起來了。我記得清清楚楚,是 1940 年我得了傷寒,還是你父親給治好的;那時你父親在延安中央醫院,院長傅連暲稱讚你父親是他得力的助手。後來,在 1942 年冬我和你爸給扔進破窯洞,等候‘搶救’——你懂得什麽叫‘搶救’嗎?”

“不懂。大概像您剛來協和醫院嶽教授搶救您一樣吧?”

“不是不是!搶救就是已定你是特務或是反革命,把你從特務或反革命的罪惡中搶救出來,給你重新做人的機會;若不搶救,就是死路一條啦。”

“這是說,您和我爸都因搶救才活下來了?”

“是,搶救過來了。”

“有沒有沒搶救過來的?”

“多了去了。那時你爸爸沒少鼓勵我。在延安,你爸爸的口碑最好。醫道好,人性好,對上不奉承,對下不小瞧,這麽說吧,是難得的大好人。你父親今年多大歲數啦?”

“四十九歲。”

“噢,比我大八歲。沒想到進城不久我們又碰麵了,你父親這個人有句口頭禪,能治好一個病人就積一分德。他最不想幹的就是所謂當官。你父親的性格也是常人不好理解的,你讓他回家種地他沒意見,但讓他當市長當什麽官的,他會和組織部門吵起來;有一次我倆下相棋,我問過他,你為什麽不想當官?你猜你父親怎麽回答(亭亭沒說話,但很專注)。你父親這樣說,當醫生的是最珍愛生命,所以不忘病人。他這句話我這輩子是忘不了了。論級別你父親大概比我至少高兩級吧,不,可能高三級,可他就是心甘情願在那個小醫院為病人盡心盡情,他從沒有閃過所謂高官厚祿的念頭。這樣的老黨員、老革命才是人們所敬佩的。說到這兒我問你,你知道你爸爸什麽時候入黨的?你絕對想不到!”

“我光知道我爸很早就入黨了,但不確切知道什麽時候,因為他從不談這件事。”

“告給你吧, 1932 年 12 月末就入黨了,介紹你爸入黨的是劉誌丹部隊一個叫熊雲閣的團長。地點就在你姥爺的‘同濟堂’藥鋪。”

武書記說到這兒,嶽教授走進來。看見亭亭在,他急問:“這麽遠的路你跑什麽呀,身體行麽?跟你說幾次了,老是不當回事!”

“不礙的,我坐三輪來的。”

嶽教授示意寧慎得管著點亭亭。

隨後他看了看武書記的氣色,對武書記說,“恢複得很好,我放心了。”

“這是說我可以出院了?”武書記非常高興地問了一句。

“那是你說的,我可沒說你可以出院。”嶽教授一臉調侃後的微笑,又說,“你什麽時候不想問題了,就可以出院了,因為一想問題就要找答案,而任何答案必須有邏輯、有推敲、有理論、有其無可辯駁性;你想想為某個答案的成立有多少腦細胞犧牲了,現在可告訴你,你這個開顱手術是個大手術(亭亭用手勢告訴教授別說是她主刀),你不知道你腦子裏長了多少瘤子,反正多得讓我們震驚。因此對健康的恢複千萬不可掉以輕心。對!你可以想些有趣的往事,聊聊開心的話題。總之,聊些能讓你輕鬆讓你快活的‘瑣事’而絕不是‘大事’。一句話:養病不需要政治更不需要哲學;要心靜如水。好,我和你聊點別的。”

“你認識她嗎?”嶽教授指著亭亭。武書記說,“方才她告訴我了。”

“你了解她是學什麽的麽?”

武書記搖搖頭。

嶽教授笑嗬嗬地說,“你這個書記官僚啦,蘇雨亭跟我學了四年跟我實習了一年,她是我們協和醫院的高材生,是她找到我,你才住了院;她為我當助手給你做了開顱大手術。”嶽教授說到這兒,覺得老說手術事兒怕露了餡兒,便把話頭一調,“就我個人來說,能認識你這位在‘ 12 · 9 ’運動後就參加革命的老同誌,我很光榮,這也是緣分。隻是現在,我是從你身體健康的長遠考慮——”

“怎麽,讓我練太極拳,還是讓我無所事事成一個二流子。”武誌峰的急性子沒變。

“不是不是!我想建議你最好暫時放棄那種‘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鴻圖大誌;具體說,作為醫生我不能不建議,你最好請辭你這個書記職位。”

“什麽?不讓我革命到底啦?在延安‘搶救運動’時有過不幹革命的想法,也隻是一閃念。我剛過不惑之年就讓我當甩手掌櫃的,你不要說了,這辦不到!”

“你這個老革命呀,我怎麽是讓你不革命呢?讓你有健康就是讓你能革命。再說,你得容我把話說完,這裏不是你的辦公室,你可以盡情發揮,這是醫院,我是你的主治醫生,你就得聽我的。”

“對對對,我忘了自己的角色變了,我是病人,病人就得聽大夫的!對不起,嶽教授,下不為例!”

“武書記,我非常尊敬你,我對你沒有半點輕慢的意思,我是擔心你的急性子對你的健康不利,你不能以為手術非常成功就萬事大吉,這讓我非常擔心。先放下沉重的政治責任,譬如,到田園或鄉間過清閑的生活,你的大腦再也經受不住各種事務無盡無休地纏繞,更不要說某種衝撞。過一種‘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的生活,你將萬壽無疆。武書記,我說的可不是笑談。”

武書記竟爽朗地笑了,很愜意的樣子,“我何嚐不想呀,早想過了,跟你說點心裏話,身不由己啊,我總不能不打個招呼就走吧,領導會說,你才 41 歲,怎麽要告老還家!”

“這不是告老還家!這僅僅是為了你能繼續革命,但沒有恢複健康的這個過程,所謂為革命奉獻就絕對是一句空話。”

“你說的太好了,我打算出院後先回廠子看看,自己心力、體力究竟能適應多少工作,我總不能一回廠就提出休養報告吧,那絕對不行!譬如,市委書記說了,老武啊,你一天到廠子走一趟,也就是打個照麵,你說我能說什麽?我能說不行麽?我能說我什麽也幹不了,就得馬上去療養院?”

嶽教授很同情地說,“也是的,不是有那麽一句話:官差不由己啊。但不管怎麽說,當醫生的對病人的忠告那是責任,你提到療養院,我倒覺得你既然有這個資格,可千萬別浪費了!隻是現在你還得聽我的,也就是我認為你什麽時候出院你才能出院,當醫生的也就是有這點權威。”

武書記連同寧慎和亭亭都大笑了。嶽教授改變了話題,先笑後說,開口叫了一聲武書記,這一叫,倒把武誌峰叫愣了,“你有什麽話說?”

嶽教授一下子好像把要說的話咽回去了。武書記提醒他,“別著急,慢慢想、慢慢說,我聽著呐。”嶽教授說,“我的意思趁你有權說了算,能給小蘇的父親遞個話,請他允許他女兒回協和醫院,我們太需要小蘇了。”

武書記當即回答,“我先告訴你,就是蘇敬山給我這個麵子,你問問小蘇她願意不?他們一家是太怕分離了,你想想,一家人居然十三年沒見麵,而且,是死是活誰都不知道,誰的心裏能承受住這種思念的沉重!我告訴你實底兒吧,他們寧可死,也不再天各一方了。這是其一,其二,你已經知道為我陪床的寧慎是小蘇的丈夫。說實話,他要不說我還真不知道他是我們廠技術科的,我們廠你見過的那個萬魁元告訴我,說小寧 1955 年畢業後分到我們廠的,是廠子的技術骨幹,給我陪床這些日子讓我覺得寧慎這個小年輕太好了,認真負責,讓我非常感動的是,我一睜眼,他絕對就在我床旁的馬紮上。我回去就和黨委溝通,發展寧慎入黨。教授同誌,我卡住了寧慎,你還能要走小蘇麽?你還能讓小兩口兩地分居呀,不行吧?當醫生的,更得講人道主義。”

“武書記,你說的我都明白了,我是太愛才了,而且像小蘇這樣的青年人,在大醫院幾年工夫就可以成為心胸外科專家;在市級醫院就不好說了,因為那裏臨床實驗幾乎是零。”

武誌峰直截了當地對嶽教授說:“我們市委書記若聽到你這一說,蘇雨亭就是插翅也飛不出大堡了。所以說,就是蘇敬山同意他女兒來北京,市委書記會對蘇敬山說,老領導呀,從打大堡解放您就來啦,您也知道要讓大堡有個好模樣,就得有各行各業的拔尖人才,您不能光疼閨女,就不疼咱大堡了,老領導,您支持支持我,行不行?把閨女留給大堡。”

一直沒說話的亭亭,因為談到她,她總得有個態度,她說,“我先感謝我的導師嶽教授對我的厚愛,我還要說聲對導師的對不起,我已經決定就在大堡了,武書記說得對,我們家不能在這個世界上再流離失所了。”

“我還要說一句,總得學有所用吧,且不說你的學醫成績,就是你的英、西(西班牙)、俄三種外語的修養,在大堡能有用場麽?”

“請導師原諒,有沒有用場對我不重要了,何況,我們國家不太需要你會多少東西,這個話題我不想再說什麽。對我們一家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能在一起過日子;我父親曾在閻錫山的土牢裏,就幻想有一天能過上平安無事的日子,那是 1935 年的幻想,迄今已過去 22 年,我當女兒的應該讓老爸的幻想變成現實。所以我的理想、希望和用場都在這裏了,更何況我的丈夫所以放棄留在複旦和在上海工作,就是為幫助我實現老爸的幻想才來到大堡的,我怎麽可以把丈夫留在大堡一個人去到別處呢!”

在一旁的寧慎保持沉默,他不能表示什麽,因為武書記和嶽教授還不知道他已經打成右派,所以他還必須保持平素的樣子,亭亭叮囑過他,趕走右派的影子,一切都要正常!

嶽劍教授一聽寧慎是複旦大學的畢業生,不由得親切地打量寧慎,“在複旦學什麽 ? ”

“機械。”寧慎有些靦腆地回答。

“北方的生活過得慣麽?我有機會去上海幾次講學,覺得不怎麽習慣,太繁華了。”

“的確是這樣,而大堡倒是談不上繁華,可是風沙很厲害,而且城市太髒太亂,相對說,城市的文化結構似乎還需要調整和完善;就整體文化程度看,我覺得還是比較低些,這對城市的建設和發展會有影響。不過,我都能適應,我喜歡過簡樸的生活,那裏,不管是幹部還是市民都非常樸實,不像在上海,哪一個角落都能看到奢華。”

寧慎的幾句話幾乎同時引起武書記和嶽教授的注意。好像出他們意外,不怎麽愛說的寧慎,居然簡短地幾句話中,既有建議、批評和讚賞,還把一個最大城市和一個中等偏小的城市,給予恰當的比較,這太可愛了,這樣的人,心裏一定是很幹淨的。

武書記當麵說,“等我出院回到大堡,我領你去見市委書記,你先好好準備準備,把你對城市建設的設想和應該怎樣建設的具體意見,直接向市委書記談出,我陪著你,你不要有顧慮,能坦誠相告,這是好品質。”

“我既欣賞小寧對城市建設的熱愛和執著,也讚賞武書記的伯樂情懷,能彼此這樣,什麽事情都不會太難辦了。我什麽也不說了,大堡有你們這三位,大堡也可愛了。”

“讓我也坦誠說幾句。”還擔心丈夫說走嘴的亭亭,這會兒也想說幾句對應一下,“我聽到武書記和我的導師對我丈夫的稱讚,我真是很感謝也非常感動。可是,現在的大環境正在深挖右派,已經被公布的右派,他們昨天還是同誌同誌的,怎麽現在就成了右派?隻舉一例:被定為右派的漫畫家李濱聲,不就是畫了一副《無嘴獎》嗎?很多被打成右派的無一例外地不都是禍從口出嗎?反右運動進一步讓人們明白,話是萬萬說不得的,可是不說話,那需要多麽強的意誌力,多麽大的自我控製力!但人們也盡量爭取做到有個叫雷海宗說的那樣: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在這樣的現實環境,能自食其力地生活也就心安了,我們不敢奢望有什麽貢獻,或者說我們也根本沒想過自己有多麽出色。”

武書記在沉思,嶽教授卻覺得亭亭的話有點不可思議,幾乎沒加思考就問,“我怎麽覺得現在的蘇雨亭和那時候完全不一樣了?有什麽不開心的事了?”嶽教授疑疑乎乎地。

“沒事兒,我爸拋家棄業地幹革命,也算是老革命了,能有啥事兒。真的,我倒挺替您擔心的,您想啊,您方才讓武書記‘卸甲歸田’,萬一有哪位大人揭發您別有用心…”

“什麽?我別有用心!我用心在哪兒,豈有此理!我是根據病人的健康狀況,建議他走進田園,避免政務的操心費力。站在那裏指手畫腳,既誤了自己的健康也耽誤了正事兒!”嶽教授說的沒錯。

亭亭輕輕呼出一口氣,稍稍搖搖頭、輕輕點點頭,“請兩位長輩別誤會,我下麵的話是胡說八道:馬寅初校長的《新人口論》錯了麽?快八十高齡的老人,不就是擔心咱們的窮家底兒,迎接不了人口高峰的到來!不為名也不是為利吧,結果呢?不也領了一頂右派帽子?僅就理論之說,愛對、愛錯,也不屬於我這個小輩應該說三道四的。但若把很多事兒很多話兒,放進反右派的大環境,恕我大膽,聽起來或看起來都是無可非議的話,都可以使它麵目皆非,進而會得出嚇人的結論。”亭亭在講這些時,沒有半點情緒化地流露。好象很隨意的樣子。她意猶未盡,又對嶽教授說,“大概您早忘了,我給您提個‘台詞’吧,您有一次去清華,可能是在批判俞平伯以後,您和在清華教哲學的老朋友聊了幾個鍾頭的唯心論和唯物論——”

“小蘇,你還記得這事兒?我完全想起來了,咱不談了不談了,現在的情況比那時嚴峻得多了,謝謝你,小蘇,對、對、對,好話也不能多說啊。”

你們師徒在說什麽哪,讓人迷了馬虎的,怎麽好話也不能說,什麽意思?誰規定的?武誌峰不解地問

“我規定的,你得聽我的,不許參加任何討論!要心靜如水,健康是你的唯一。”

“我也該走了,再晚了,婆婆就急得不得了,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火急火燎的。”亭亭羞赧一笑。

亭亭走後,武誌峰的病房又歸於平靜了。依然是寧慎陪著武書記,讓人擔心的是,一旦武書記知道寧慎已經是右派了,他會怎樣?寧慎一家為此懸著心。

武誌峰是一位知識分子型的老革命,是從清華走出的共產黨員,似乎他總能讓人感到有種親和的氣質,即便在脾氣不怎麽好的時候,也很少見到他盛氣淩人,他從來沒有粗暴地批評任何人,更不要說懲處誰。他總認為大家真的是來自五湖四海,都是想為自己的祖國出份力,能為祖國做些貢獻誰都覺得是光榮的。而一旦覺得自己有用,生活就踏實,心裏就舒服。人們又提到反右,他立時明白又開始整人了,但他依然不明白,中國知識分子隔個幾年就挨整,怎麽啦?好象不對知識分子用點手段,無產階級政權就會受到威脅。可是我們畢竟要建設社會主義,毫無疑義,建設得有人才,這是我們應有的最基本的認識;但我們做什麽了呢?我們既不保護人才,也不培養人才,反而通過頻繁運動造就奴才!這樣,國家還能發展麽!我們正事不做,總疑神疑鬼地覺得有人要顛覆政權。為此我們浪費了多少時間,我們真的前進了麽?從江西到延安,從延安到北京, 20 多年我們喪失了多少好同誌、好朋友和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

蘇敬山勸過他,多次說革命不喜歡你這種性格。武誌峰承認,說了,有時也後悔,可是一遇到事兒就拿捏不住自己。真是江山易改,稟性難移。

一次,上邊派來一個工作組,而工作組成員大都有優越感,覺得自己使命神聖,到什麽單位都有盛氣淩人的態勢,而武誌峰一見心就煩。他認為我們這裏有黨委,長年累月地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這裏的人、這裏的物,我們都了如指掌,我們什麽問題解決不了!你工作組來個十天半月,那種金剛怒目的架勢,那種不苟言笑的氣氛,那種讓人必須畢恭畢敬的眼神兒,真讓人不由的想到什麽時候我們又有了封建王朝的欽定欽差呢。特別是“三反五反”時來廠的那個工作組,把他煩得去找蘇敬山“大放厥詞”。他說,“工作組的能耐就是黨的真傳?他們一來一切都能迎刃而解?而我們就是在那兒擺擺樣子,好像我們當一天和尚連鍾都撞不響了,我們豈不成了占著茅坑不拉屎的廢物!”

蘇敬山聽完老戰友的這番話,覺得讓武誌峰當順民是根本做不到的。他甚至想武誌峰當年就不該去延安,留在清華畢業,當個工程師不也能立業麽!進而他覺得中國知識分子的那種強烈的正義感和正直的本性,是知識分子的致命弱點。這就說明儒家學說中的“俠義觀”對老武類的知識分子影響太大了。就人性觀點,老武太可愛了,就現實觀點,他也確實迂腐透頂了。蘇敬山知道,這種性體是長就的,更可悲的是,有這種性體的人,認為做人就該這樣,正義和正直就是“性本善”的基本內涵。他們完全忘記了,無產階級革命綱領恰恰沒有“性本善”這一條!

人們不由得想,革命是人幹的,人若不善了,革命的正義還有嗎?

蘇敬山當然不可能把這些東西講給老朋友,但也不能對老朋友的“牢騷”無動於衷,規勸規勸,老朋友還是能聽上去的。於是蘇敬山語氣溫和地說了他:從醫學觀點說,老武啊,氣大傷身呀,毛主席怎麽說了?噢“牢騷太盛防腸斷”,說得好啊。我是覺得你我幹革命都 20 多年了,風浪經過,冤情熬過,卻養成一種很不好的心態,就是太強調自己的存在。

我們有時候不順心、有時候看不慣,心裏就不痛快甚至生氣或發脾氣,沒想到受到傷害的卻是我們自己的身體。所以,你我要活明白,抗日時期,你我被“搶救”過來,那等於我們揀條命,咱們親眼看到有的給“搶救”死了,我們能去控告,去打抱不平麽?

那時咱們還是隻要革命,生死置之度外。

現在完全不一樣了,咱還要什麽?咱隻要這樣一種心境,即這世界上,你、我,可有可無!咱就沒必要對人、對事較真了,有個“咱不行”“咱沒用”什麽都過去了。比如說,覺得你這個書記當的不稱職,那就很坦然地讓位,領導相中誰就讓誰來替你。你我 20 多年的經曆還看不透這點,那就真是太沒水平了。就說我吧,我不說肚皮外的話,一旦我感到或我發現,真的幹得沒勁了,真不被需要了,真被認為是障礙了,我絕對高高興興地走開,這才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呀。老夥計,你知道我從不說虛妄的話,一旦病人不需要我了,我一定離開,幹嘛要死乞白賴呢?自問無愧於人,無疚於己,這才敢說咱活得心安理得!真的,咱們應該學會放棄,這種意識我女兒比我鮮明,爭長論短這是做人的軟肋啊。

應該承認,蘇敬山提出這個“軟肋概念”還是值得人們去思考的。其實,人都有軟肋,軟肋無論從生理學的觀點還是從抽象的哲學觀點,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就是說軟肋的存在是必然的,是絕對的;但從政治觀點,它的存在無疑是一種危險的存在。有例為證:武誌峰的軟肋就是愛擺事實,愛講道理,說死他也不相信我們的現實社會既無“道”也無“理”;而武誌峰沒成為右派自然是他的僥幸。正是這次對他的開顱手術,讓他堂而皇之地躲開了反右!

蘇敬山的肺腑之言,武誌峰自然心存感激,這勿庸置疑,因為他們平素也是推心置腹,何況他們共過患難!

從建國以來的所有運動,武誌峰隻參加過兩次“肅反”和“三反五反”,而且常因身體原因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地不能出勤。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到這位武書記根本不了解為什麽反右。盡管早在 15 年前被搶救時曾認為“整風類似死亡之旅”,但今天的反右對百萬知識分子的圍剿,他還沒認識到同樣是“死亡之旅”。

因其開顱,他需要充分地休息,像政論文章、大塊的評論以及國內外熱點、焦點的時政要聞,都不允許他看。當然所有見報的“攻擊黨的大鳴大放”和下令“對右派總反擊”後所取得的輝煌戰果,武誌峰一概不知。現在倒是允許他看點安徒生童話、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的詩。有時候護士看他情緒很好時,給他低聲誦讀冰心的《寄小讀者》。寧慎找來一本《天方夜譚》,挑著給他念,如果他自己想看,那也有限製,看二十分鍾,就必須休息二十分鍾,而且一天隻允許看三次。可是窗外世界是桃花綻放,還是雨驟風狂,他無從知曉。

那以後好些天,他琢磨著那天亭亭給嶽教授說的話,話的中心意思是,現在這個反右大環境隻要政治需要什麽話都可能被扭曲,是非顛倒也就沒什麽奇怪了。武誌峰這個老革命隻是歎了口氣,好象隻要聯係到“延安整風”,從政治運動角度,他也能意識到反右的暴力性和殘忍性。隻是無奈而已。客觀看,他也隻能無奈,他太認識運動所使用的各種招數,可謂千方百計讓你低頭認罪,加在你身上的“犯罪事實”要多少就有多少,誰能逃得出去!鐵案如山!盡管如此,武誌峰還不能想象,當今反右鬥爭的廣度和深度;他甚至不敢相信 , 毛主席真把知識分子當敵人了 ? 毛主席多次說過,知識分子是國家的財富,沒有知識分子我們是建不成社會主義的!現在的知識分子是變壞了,還是反對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不是吧,舉世公認中國知識分子是最愛國的!武誌峰的猜想,構成了對現實社會最大的錯覺。

人們不敢想,就在 7 、 8 年前,當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時,人們的幸福感是多麽強烈啊,怎麽這麽快就成了昨日黃花?

武誌峰還想起亭亭說到嶽教授在批判俞平伯之後去清華的事,但是說得含含糊糊,也許是對我這個老黨員有所防範吧,若真是這樣也難怪了,運動一來誰不膽戰心驚!但如果要把像嶽教授這樣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這個社會的所有理想都會自生自滅了。但現實是多麽嘲笑這個老革命!因為遠比嶽教授更有才能更有聲譽的知識分子,已經給推進煉獄中了,還有很多很多知識分子在指定地點排隊等候處理,有小道消息,據說,發配邊陲或流放原始森林的處理措施,已經分步驟、分批地開始了。

現實的中國,可以說沒有任何人敢站出來主持正義!而且隻要給誰定性了,那就沒人能救得了,不過根據曆史經驗,幾乎每次政治運動之後的若幹時候,也有冤假錯案得到甄別、得到平反的實例;盡管可能給留點尾巴或是某些結論尚有出入,但這也讓人們表示感恩戴德。對此還有一個很形象的形容:母親打錯了孩子,孩子就不認母親了?

對這種比喻,武誌峰卻非常反感,他認為誰有罪、誰犯法,就該由法院審理,有罪的,就判;無罪的,就放!幹嘛要把全國弄得人喊馬嘶、雞犬不寧的?社會秩序經常處於動蕩和混亂,這個社會還能穩定發展麽?隻要運動一來,不管機關、學校、廠礦、企業,眨眼工夫好像就變成了公、檢、法的派出機構,甚至還動用刑具。嫌疑人當即受審,對不招不認者,當然不像在舊時的日本憲兵隊那裏——上老虎凳、灌辣椒水,但棍棒加身那就很平常了。至於熬鷹般地輪番審訊和威脅恫嚇,不過是“逼供信”中慣用的手段。讓武誌峰非常擔心的是,長久地這樣搞下去,長久地人心惶惶,國家是往哪兒走呢?有一點值得懷疑:長期搞運動,人心呢?是越來越團結了,還是越來越四分五裂了?社會是文明了還是進步了?國家是繁榮了還是富強了?最根本的是人民的生活是不是越來越好了?

武誌峰有點鬱悶了,竟責備自己,我想什麽哪,犯得著“先天下之憂而憂麽”?我是什麽?我曾是長滿了一腦子瘤子的差點沒死的病人,沒有嶽劍教授這個知識分子的搶救,不就是一個骨灰盒嗎!不是說過要尊重知識、要愛護人才,怎麽說變就變呢?說忘就忘呢?我們把這一切留給曆史,讓後人怎樣評說呢?難道這就是我們必須走的路?

寧慎看出武書記的情緒有點不對,笑微微地說,“武書記,嶽教授囑咐過了,您千萬不能想得太多,心一定靜下來,您的腦血管不太理想,您也知道呀,不能腦子疲勞,您一鬱悶,我心裏特別難受,就跟我自己犯了錯誤似的。”

“我倒是有點犯了錯誤的感覺,有很多話,咱們回廠再說。咱們不能去陽台了吧?”

“不能去了,國慶節早就過了,十一月也快過去了,現在是初冬季節。”

“嶽教授沒談到我什麽時候出院?也該出院了,是吧?老這麽住下去,會變成養尊處優的官僚啦,豈不是要樂不思蜀了?”

“您別這麽想,腦子裏的病不像別處,真得認真將養,不能大意,聽醫生的吧,不急,也不該急。好利索了,您能長壽,大家也高興呀。再則,看嶽教授的意思,目前不可能同意您出院,也就是他不會在出院單上簽字——”

“為什麽?能出院不讓出院,有這樣的道理麽?”

“就是因為您很重視‘道理’,嶽教授才不放您出院的。”

“我不懂,我不知道協和醫院還有這樣的道理!小寧,嶽教授和你說我什麽了?”

寧慎心裏很矛盾,不知道該不該把嶽教授說的話告訴武書記。他很為難,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最後決定,泛泛地說說吧。於是寧慎說,“現在社會上的反右運動正處在全麵‘收網’的關鍵時期,這麽說吧,凡有知識分子的單位幾乎都有右派分子,嶽教授希望您不要想反右運動,因為您的腦子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不操分外的心,不要老琢磨是非問題,與您有關係的就是自己的健康!一旦失去了健康,大家的所有努力都毫無意義了。”

“謝謝嶽教授,想得周到啊。”

“既然這樣,您就當作自己不是書記而是正在恢複健康的人,把自己完全放鬆,要想什麽,就想美好的愜意的,我還會給您講《天方夜譚》。”

“你先別講了,我給你隨便聊聊清華吧。不談清華學堂怎麽成為清華大學,就從我現在還有印象的聊點兒吧。我先問一聲,你去過清華嗎?”

“沒有,我有機會去的,那時我姐在燕京大學,兩校離得很近,她曾要陪我去清華看看,而我偶爾回北京就想在家陪母親,沒幾天就又回上海了。”

“清華園是很讓人留戀的,我留戀那座拱形羅馬建築風格的大禮堂,那座像張開雙臂的大圖書館,留戀水木清華周圍的一些典雅的樓堂館舍,還有最北邊的東西排列的紅磚樓房,還有大廣場和它西邊的醫務室和體育館。就是生物館的那群白鴿、灰鴿,有時想起來就在眼前的天空飛來飛去。更讓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是靜齋(女生宿舍)後麵的那片森林,月光飄進來,就會讓人明白什麽是光怪陸離,好像平添了一些審美情趣,原來明暗參差,才有曲徑通幽之美。想起來好像那裏每一株樹幹都認識我,而我對那裏的落葉也很熟悉。”

“老書記,不知該不該問,當年是您一個人在森林裏欣賞月光麽?”

“我正要告訴你,你倒先問起了。看來你們年輕人對那樣的環境總有幾分‘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的興致。好,我回答你。我和女友一起在斑斑駁駁的樹影中,傾吐心靈的愛,但,分手了;那以後我又經曆一次,如果說前次是生離,後一次當真是死別了。我不敢再愛了,我無權再愛了,所以我發誓獨身到底。”

老書記說時,淚花在眼裏轉著,好像有種沉重的追念,似乎他的青春和他的愛情都有過傷害。寧慎估計到了,老書記的青春隻閃了幾下就不閃了,不閃之後的青春,傷痕累累。這是因為,差不多將近一年時間,青春在交代和批鬥中被完全摧垮了,而留在記憶中的愛,讓你不敢去碰它,心裏流血啊……

“請您不要傷感,我不希望您再講了。”

“我得講!講講,我心裏舒服點兒。在單位我能和誰講?現成的兩頂帽子擺在那兒了:一是資產階級小情調,一是資產階級意識根深蒂固,最後找補一句:還當書記呢!”

“隻要您心裏痛快、心裏舒服、心裏亮堂,您就講!”

“我隻能跟你講我的初戀,而且你要答應回廠不和任何人說,但小蘇例外。”

“絕對!我雖非君子,但擲地有聲。”

“好,我相信你,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武書記高興地拍著寧慎的肩膀,“你成了我的戰友啦”,調侃地說了這麽一句,隨後說,“下麵要說的是關於我的初戀。”

是在 1935 年春天,是“大一”後半年開始不久,在圖書館遇到物理係一年級的邱韻,開頭隻是碰麵點點頭,還有幾分不太自然的笑,沒多久就想和邱韻能散散步或是說點什麽,但我絲毫不了解邱韻的心思。那時候,幾乎每一個男生都絕對不敢在女生麵前唐突,萬一女生對你沒有一點感覺,你卻不知深淺地窮追不舍,她會撂給你一句警告:請你放尊重點兒!就這麽一句話,能讓你無地自容。

可是我好像真的得了相思病,見不著她就有百無聊賴的感覺。也是天助之,那天圖書館座無虛席,裏麵又沒見邱韻,估計她有事沒來,我剛要走開,忽然來了靈感:萬一她也來晚了呢,我運籌帷幄了幾秒鍾,決定在圖書館的台階上等她!果然她姍姍來遲,一見我站在台階上,有點驚訝地問,“是不是等誰哪?”

“我等誰呀?”

“不等誰,咱們進去吧。”

“沒座位了。”

沒座位了?掃興!邱韻剛說完,忽地又一笑,若不,咱們去燕京大學遛達遛達,看看石塔和未名湖,燕大的樓堂館所給人一種很典雅的印象,真是古香古色,但它又很現代,你參加過燕大的周末舞會沒有?邱韻的聲音像歌唱。

沒有。我覺得清華就夠漂亮的了。清華漂亮,它的魅力在於宏偉和壯麗,從另一個角度,清華出名人,出天才,讓人高山仰止。武誌峰講到這兒像孩子似地笑了起來。

寧慎聽得挺著迷,眼神裏好像在問:老書記,您別笑話我,我想刨根問底,您們去燕京了麽?我很想了解您那代人的愛情過程。

武誌峰當然熟悉年輕人的這種眼神,於是他講了,去燕京了,還體驗到浪漫的滋味:從燕京回清華,一進西校門她就說,“我想周末你陪我再去燕京跳舞,閣下心意如何?”

“邱韻,你怎麽文縐縐的了?”

“逗你高興唄,你怎麽對女大學生這麽陌生?你知道麽,如果你能說邱韻,你周末陪我去燕京跳舞,我會多麽激動,我會感到極大的欣慰和愉悅!”

“真對不起,你一定要原諒了,我很謹慎是怕我的語無倫次傷害了你,其實我是在尋尋覓覓一扇透明的窗戶,能讓我看清自己能不能打開這扇窗戶。”

“現在你尋覓到了麽?”

“尋覓到了。”

“你有勇氣打開這扇窗戶麽?”

“邱韻問得好,老書記,您有勇氣麽?”

“小夥子,你都快當爸爸了,你怎麽也學會窮追不舍了。每個男人在那樣的氛圍裏,都是有所作為的。人生難以割舍的怕就是初戀的甜蜜和幸福。”

“老書記,您們那麽好,為什麽不結婚?”

“因為有比結婚更重要的事,再說我們還是個學生。”

“非得分手嗎?不是很好的麽。”

“好也得分手。”武誌峰歎口氣,好像有很多話可以說,但不知哪些話可以說明白。

“老書記,我覺得這個故事太沉重了,到此為止吧。”

“話說到此,‘止’不了呀,人常常在某種悖論中掙紮,尤其在年輕的時候。”

老書記微微閉上眼睛,回憶著二十二年前的分手。那是在一九三五年的秋天,他和邱韻都上大二了,兩人的愛情正向成熟邁進,也許是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們在戀愛,隔三岔五地去燕京牽手踱步,幾乎是用詩的語言傾吐彼此心中的愛慕,坐在未明湖岸邊的厚厚落葉上,欣賞湖中他倆相偎相依的倒影,情深意濃的《獻給愛麗絲》的鋼琴曲,從不遠的琴房飄過來,他們吻罷,邱韻甜甜地在武誌峰耳邊說,愛情就是藝術。

武卻說,“偉大的貝多芬卻在愛情上始終沒有得到廝守終生的伴侶。”

“你有所暗示麽?”

武的一絲苦笑掛在嘴邊,“你看我是個會暗示的人麽?”

“你若是,我能讓你吻我嗎?”邱韻緊緊抱住武,她的頭發有些蓬亂,武細心地為她梳理。也不知為什麽一向樂觀的邱韻竟流出眼淚,好像有些委屈,她說,“作家們寫道,愛情有三部曲,我不知道咱們倆的愛情是在哪一曲上。”

“咱不是說好了麽,畢業就結婚,而且咱倆同時畢業呀,今後是留在北平還是去你老家廣州,一切隨你,這就是我倆愛情的首要主題。”

在“ 12 · 9 ”運動爆發前的十一月,武誌峰被批準為共產黨員,介紹他入黨的是蔣南翔,蔣是清華大學的黨支部書記。當時黨的最嚴厲地規定就是保守秘密,隻能與聯係你的或被你聯係的接觸,當然不能讓其他人知道你是共產黨員。沒過幾天就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愛國的“ 12 · 9 ”運動。運動過後敵偽相互勾結,反動勢力異常囂張,上級黨組織決定,讓一些共產黨員和愛國進步的大、中學生奔赴陝北,參加劉誌丹和高崗組織的工農紅軍,在那裏迎接毛主席和他的長征隊伍。

武誌峰真真是舉步維艱了,他絕對不能說我不能去陝北,又不能告訴邱韻自己決定去,更不敢告訴組織,他想帶邱韻一塊去;即便組織同意,他還不知道邱韻是不是想去,更何況她的中產階級出身能被革命接受嗎?但他總不能悄悄就走了呀,他對邱韻總得有個交待吧。躊躇再三,還是冒著受處分的危險對邱韻說了。

邱韻當即就蒙了,好半天才意識到他倆之間有變故了,而且誰也沒能力把這種變故改變一絲一毫。邱韻是太愛武誌峰了,可以說打從第一天見到就愛上了,她現在看到自己心上人,此刻因無法抉擇而深深痛苦的樣子,她的心都快碎了;但她非常清醒地認識到,她倆的愛情走到終點了。她不忍折磨她曾擁有的愛。

邱韻很理性地說,“你奔赴你的理想去吧,這時候的愛情是非常脆弱的,打補丁的愛情會讓人心酸一輩子,我接受不了;但我倆真的是愛過,這在我倆青春的記憶裏是永恒的。你走吧,我永遠祝福你。 ”

“ 你有什麽打算麽?

“還沒有,不過你可以放心地走,因我不可能知道你們走的時間和怎樣地走法,更不能讓你的同誌和領導知道你曾有一個出身不好的戀人;所以我不能送你了。你可能走進戰場,而戰爭對人來說,隻有勝利和失敗或者生與死;而這是在瞬間就見分曉的!我將為你——我深深愛著的人祈禱勝利、平安。”

武誌峰抱住邱韻,眼淚簌簌地流出來,邱韻的手有些顫抖地撫摸著武的臉頰,邱韻喃喃說,天若有情,也許即便天各一方,你我的心上也會托著曾經的擁有。

“邱韻,你真的不想告訴我你是怎麽打算的麽?”

“不是!我有什麽不能告訴你的,你難道不知道我已準備好嫁給你麽!我怎麽會對我愛著的人藏著掖著呢!隻是我怕你掃興,現在我真得說了。對共產黨我不認識,對國民黨我不了解,我就知道我應該勤奮學習,我還認識一點,不管社會如何天翻地覆地變化,也不管黎民百姓命運的大印由誰掌握,沒有任何一個統治者會拋棄科學。所以我不愁沒前途。

至於我是否也想去延安,說真話,我曾想隨你去,但是太匆忙了,這麽大事兒不和家裏商量怎麽行!再說我身體柔弱,從小就嬌生慣養,我怕吃苦,更怕生活的不舒服,這樣一個小姐身份,去了,不是給革命現眼麽?如果別人對我這也看不慣,那也是一堆不堪造就地指責,你將怎樣和我劃清界線,我豈不是成了你的累贅!而那時我卻沒有退路了。”

“我也這樣為你想過,就說行軍走路吧,你能走多遠?在北平,走哪兒走累了,很簡單,歇會兒,實在不想走了,坐三輪、坐電車,在那兒,可真就是個大問題了。”

“咱倆也是有情無緣呐,沒辦法,很明顯,你我將在兩條不同的路上打發著青春歲月,如果曆史真給作證,那就讓你我各自奮鬥吧。”

就這樣,邱韻在清華實在忍受不了看不見戀人的日子,還沒等武誌峰等一群革命大學生啟程,多情的邱韻已經悄悄離校南下了。她委托“靜齋”(女生宿舍)的一位女看門人,把一封短信轉給武誌峰。他現在還記得信中的大意: 今後,我在清華因為沒有你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我倆曾經走過的每一條小徑,我都不敢再去走,我的痛苦是我沒理由阻擋你去革命。你我的分手不是你我的背叛,是你我理想內容的不同,不容你我從容協調;你為公,我為私,這就是你我的宿命。你的走,幾乎讓我都沒有勇氣在祖國呆下去,幸好父親同意我去美國,究竟在美國能學習多久,我現在不清楚,但,你一定要相信愛過你的邱韻,學無成就決不回國!你一定要多多保重,盡可能地不要勉強自己,也不要為難自己,既去革命了,一切就在現實中了。親愛的,在夢中擁抱你,靈魂也在提醒我,該吻你了。

你的韻,於匆匆別離清華園前夕。

武誌峰回憶到這兒,寧慎見他側過臉,像怕被寧慎看見淚水盈眶的樣子,其實寧慎也是趁老書記側過臉時,他自己很快擦完了眼淚。寧慎想到亭亭,想到自己給她的傷害。同時他猛地想到那位多情的邱韻,她現在在哪兒?如果她當初也去了延安,命運賞賜給她的會是幸福還是災難?寧慎給老書記送來一杯水,老書記笑笑,我還真是口渴了,接過杯子一邊喝一邊還在回憶邱韻。寧慎很小聲地說,“有消息麽?”

“沒有,一點也沒有!但她決不會恨我,主要是我倆誰都不知道誰在哪兒,不過偶爾我也閃過一個念頭,不會是緣份盡了吧?”

屋裏頓時靜了。寧慎走到窗前,看見漫天大雪飛舞,心頭不由一驚,原來 1958 年開始了,他還無法估計這個 1958 年他將在哪兒。

他當然不知道萬魁元此刻正在他的家裏,正在告訴他的父母妻子,寧慎要回廠等候最後的處理,而且一兩天就得回去。出萬魁元的意外,一家人聽到這個通告相當鎮靜,好像他們已經等候多時了。更讓他感到驚詫的是蘇雨亭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早在一個月前,亭亭背著人找到她的導師嶽劍教授,把寧慎父子都打成右派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導師。嶽教授狠狠地拍著桌子,“這是為什麽?為什麽絞殺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老鼠麽?非得人人喊打,才讓全世界了解我們的革命無往而不勝!”嶽劍怒氣衝衝地。

請導師諒解我的不敬,我知道您隻讀書不看報,大概還有一個消息您可能不知道,我告訴您吧,您在清華的老朋友——

“你說馮友蘭?他怎麽啦?莫非——”

“對,是哲學家馮友蘭教授,還有他的女兒作家宗璞都打成右派了。”

嶽教授不可遏製地揮著拳頭。怒視亭亭,好像是亭亭把馮友蘭父女打成右派似的。

“老師,您別氣著了,搞運動這是專政的需要,這是社會主義強大的體現。而其它,那是後話了,錯就錯了,冤就冤了,押就押了,殺就殺了。誰敢翻案?翻案就是造反,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那還能活得了麽?好在這是在今天,盡管它有時也常陰雨連綿,但畢竟陽光有時也很燦爛。曆史告訴我們,若在當年江西蘇維埃,一個區委書記就可以把所謂嫌犯活埋!比較起來,光讓當個右派,幸運多了!我常說,有命就行!”

“老師,我今兒來是有事兒的,寧慎廠子來了人,要寧慎回廠等候處理,對這個我們都有思想準備,無所謂,人得絕症,必死;人冒犯了時政至少脫層皮!現在的關鍵問題是武書記,您一定讓他再住下去,等寧慎處理完了我告訴您。我是擔心武書記鬧起來。因為他和寧慎有了感情,您沒聽到武書記回廠還要介紹寧慎入黨呢,他一點也不知道寧慎 56 年 2 月入黨, 57 年 2 月轉正, 57 年 7 又給開除了,現在還不知道把寧慎往哪兒打發呢。”

“這一切你都清楚嗎?”

“清楚,清楚之後,我才決定馬上和寧慎結婚。”

“你的父母同意你這個決定嗎?”

“非常同意。我父親有過親身經曆,他認為別說把你打成右派了,打成反革命也根本不需要有什麽證據,隻有一個政治需要就足夠了。至於結局,得看你的造化。”

“這麽說來,我真得小心了。”

“什麽也不說是最好辦法,裝傻裝得跟真傻一樣就能比較安全了。還得說說陪床的事。”

“我派人陪床沒問題,怕武書記不讓小寧走,而且他肯定不讓!”

“我和廠黨委的萬魁元定好了,就說我父親身體不適,我又腆個大肚子,急需寧慎回去照應和守護。老書記一聽我父親身體不適,他絕對放行,他們是患難至交。”

果然一切順利,亭亭隨著丈夫一起回到大堡。夜裏,寧慎聽妻子肚子裏的動靜,辨別不出是胎兒的腿動還是手動,他的幾滴眼淚落下來,也許胎兒覺察到有人偷聽了。

在 1958 年 1 月 31 日清晨 ,寧慎在妻子的陪同下,迎著寒風向公安局走去。起初一家人都不同意亭亭陪著丈夫去,可是亭亭說,你們都怎麽了?這個場景還有第二次嗎?像河水一樣,這波過去了,再也看不到它了,亭亭認為,在這個寒冷的清晨,一定要留下妻子為丈夫壯行的紀念,也是為這個城市的未來留下曆史的風景。

當寧慎上了大卡車,亭亭向丈夫笑著揮揮手,還輕輕拍著肚子,最後向丈夫伸出大拇指。但青春深處,獵獵朔風凶惡地撲過來!

寧慎走後一個月,武誌峰很健康地回到廠子,回廠後第一次黨委會的議題是他提出寧慎入黨問題。還向蘇敬山老戰友眯眯笑了幾眼,其他黨委委員才知道武書記還不了解寧慎的情況。萬魁元不得不和盤托出。

武誌峰一下子猛地站起,一邊使勁拍桌子,一邊連聲大吼:你們還是共產黨員嗎?連個好賴人都看不出,把好人往地獄裏推!你們還配建設共產主義!又吼了幾聲,武誌峰突然栽倒……腦溢血搶救無效,逝世了……

有 23 年黨齡的武誌峰就這樣死在黨委會上。他的死如何評定?是為正義、公正、理想還是真理?至少蘇敬山這樣估斷:大概沒人認為武誌峰是為社會主義奮鬥而死!不過曆史也有它冷靜的時候,也許若幹年後,將重新評價共產黨員武誌峰……

[ 打印 ]
閱讀 ()評論 (0)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