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靈魂的陷落》是一部描寫 1957 年“反右運動”的長篇小說。 “反右運動”已過去半個世紀，但其凶殘、野蠻、瘋狂、毫無人性，一直在記憶深處，揮之不去！而我發現，人們可以毫無顧忌地談論和譴責“文化大革命”，但對“反右運動”我們的社會卻格外地沉默，實在是耐人尋味，似乎“反右運動”根本不存在。所以不管你如何陳述、如何訴求都沒有任何反應。這不能不讓人懷疑，是不是希望人們忘記這段曆史？也許是讓今後世世代代都不知道在共和國的曆史上有過慘絕人寰的“反右運動”！或許，有人會說中央已經作出了政治結論，難道還有再甄別、再複查的必要麽？大概這就是官方的基本態度。但，就“反右運動”這個曆史事件，我們並沒有很認真、很負責、更沒有實事求是地徹底解決。我們不能忘記“反右運動”是我國政治生活的一次大地震，傷亡之多，破壞之大，影響之深，是中國現代史絕無僅有！ 為了不忘卻，我寫了這部小說。 寫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所經受的精神奴役和肉體摧殘，寫他們九死一生的人生曆程，也以此憑吊那些累死的、餓死的、折磨死的乃至被槍斃的亡靈。我是那場血淋淋反右運動的直接受害者。五十年前的一切一切，都曆曆在目，印象最深的是，除了至少有五六十萬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給圈進各省市匆忙創建的勞動教養所外（準確說就是有中國特色的集中營），還有難以了解準確數目的右派給流放到荒野絕塞，邊陲原始森林，複製了曆朝曆代對直諫者的懲罰模式。 我在這個寫作過程，不可避免地觸及到其它的政治運動。而這些運動都是不同曆史時期以革命名義發動的。這個革命名義，我覺得好像與馬克思沒關係，與列寧有點關係，與斯大林大有關係。我想躲開，但不管我怎麽挖空心思就是繞不過去。感受實在是太深了，那是人類生活獨有的曆史真相！ 我相信：正視曆史、直抒曆史真相是一個公民的權利。我引幾位領導人關於 這 方麵的講話，我想會保證我“言者無罪”！ 第一、鄧小平挑戰“兩個凡是”，讚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二、當時總書記胡耀邦的講話，他針對“兩個凡是”，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兩個不管”：“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講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麽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鄧小平說：“毛澤東同誌劃了圈，不等於說裏麵就沒有是非問題了。我們不能簡單地處理……‘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麽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們現在的人才，大部分還不是前 17 年培養出來的？有人問胡耀邦，“有些人是毛主席點了名的。”胡耀邦說：“毛主席說錯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實事求是？” 對 1957 年反右，當時是國家副主席的宋慶齡致信黨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麽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八百萬國民黨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麽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麽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麽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麵？要推翻中國共產黨？”⑴ 反右的真相早已大白於天下，很多人認識到“反右”就是對知識分子從精神到生命的毀滅性摧殘，並且折磨和淩虐長達 20 多年，一個“改正”就全擺平了，連個“平反”都得不到？不但如此，居然還有這樣的結論：“反右是必要的，擴大化錯了”。還是用事實說話吧！請看一組數字：據中共中央公布的材料， 1957 ～ 1958 年共劃右派 552973 人， 1978 年以後“改正” 552877 人，不予改正的包括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 96 人（這 96 人中後來也有改正的），錯劃 9 ⒐ 99 ％，擴大化 575 ⒐ 1354 倍。而所謂必要性是萬分之⒈ 736 。又據解密的中央檔案，全國右派為 3178470 人，還有 1437562 人被劃中右；戴帽右派不是 55 萬，而是 55 萬的⒌ 6 倍。⑵這不難看出，所謂擴大化竟擴大了 5000 倍！居然還有一筆更重要的結論：反右“是一場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麵對那組數字，麵對這樣的結論，請問：百萬知識分子的冤假錯案，居然是“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 ?! 如此說來，冤假錯案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必然！馬克思從來沒有把知識分子列入階級鬥爭的對象。在《共產黨宣言》中，反複闡釋的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根本沒有鬥爭知識分子的任何言論。不錯，列寧有過，但那是蘇維埃，蘇維埃的政治體製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是嗎？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從政體角度，給各級黨委提意見無論怎麽上綱上線絕對構不成犯罪！ 然而知識分子所認同的言論自由遭到滅頂之災，致多少人死於非命和家破人亡，有關這方麵的若幹決議中，在主流政治話語中，沒有人道主義的詞匯；倒覺得給右派們改正已經是很寬大了，人們私下說，不給你改正你找誰講理去？你就是把牢底坐穿了，那也是活該 ! 話說的沒錯；但知識分子的迂腐老是想把事情問明白： 20 多年的流放、坐監，就法律條文，到底需要什麽罪？遺憾的是我們的法律沒有回應。可是事實已經走入曆史：現代社會最酷烈的文字獄，就發生在新中國的五星紅旗下！很多很多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已給折磨得致殘致疾致死。如此草菅人命，我們卻看到輕輕淡淡地一筆勾掉了！ 不管人們對一紙“改正”有多少質疑，一律石沉大海。革命的新中國應該是這樣麽 ?! 遙想當年，全國上下各級黨委和政府都積極貫徹毛澤東的“陽謀”，並千方百計地無限擴大地完成“陽謀”政治指標的要求。而且無一不是以革命的名義！ 讓人難以釋疑的是，社會本無右派（就是那 93 位不摘帽的，到頭來也不是右派了），突然整出了百萬右派，怎麽就發生了這種情況？一言以蔽之，政治需要！這可認定是偉大領袖他老人家戰爭思維的繼續，就是腦子裏先有敵人，而後撒出人馬尋找敵人，尋找有困難，就地製造敵人！ 若幹年後（ 1978 年）我們才知道中央有一個《關於安置問題》的文件，開頭寫道：“必須認真做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實黨的政策。搞革命，搞建設，實現四個現代化，總是人多一點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安置工作不僅僅是為了解決他們的生活出路，更重要的是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為社會主義服務。”（此外還有五項細則，省略）我不知道有這個文件，我周圍的“摘帽右派”們也沒人知道有 1978 年的那個《文件》，事實證明，我們這裏沒有任何人得到這個《文件》所要給的待遇。這就有兩個可能，一是這個文件壓根沒發，一是被地方官員扣押。 那麽右派們倒底都說了什麽？如此大罪不赦！盡管從上麵引證的數字，可以證明中國的所謂右派，純係子虛烏有，但也應該讓世人了解說什麽話能打成右派。我覺得這很有意義，於是我曾希望把被認為“最反動的右派言論”結集成冊，給當代和後人提供“舊聞新說”一些文化資料。至少對了解那段曆史，不無裨益。比如說，我的《改正書》就有幾條：說“政治標準第一”容易導致作品的公式化和概念化，不如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學（其實我也隻懂點皮毛），這應屬學術範疇；說市委書記不懂文藝不能視為反黨；欣賞王蒙作品但王蒙已改正，故沒錯（幸虧王蒙改正）；說“肅反運動擴大化難免論”是錯誤的，不是反黨。就這麽幾條我就被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 23 年後，我 50 歲回到機關。主要就是這四條，平均每一條領罪五年九個月。 隻要政治需要，什麽情況都會發生！ 我們不是無禮較真，我們總想在活著的時候，了解為什麽不給我們應得的平反？右派冤案隻一個改正，公正說這不能算是最後的終結！如果認為就這樣了，我就不得不認為這是強權政治，也就是專製政治！ 在 1978 年 4 月 5 日 中央下達了救右派於水火的《 55 號文件》。然而文件到市裏，著手辦理已是一年以後的事，決定我回單位已經是又一年開始了。 我一直在想什麽是“實事求是”。因為，我常常看到我們的實事求是，隨時隨地變異為政治欺詐！曆史真的可以隨政治風向標而給彌天大謊賦予曆史品格 ?! 我雖有質疑，但我不得不信以為真。 “擺事實、講道理”的話我們聽過無數次了。關於是否有罪的定性，也有非常明確的規定，即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應該說這無可置疑，但是，我們那時候好象什麽也沒有，也就是憑偉大領袖一句話。有重要一例：有人製造“章羅聯盟”並以此為契機，全麵展開對各民主黨派圍剿所謂右派分子，使很多部級幹部紛紛落馬，成為階下囚，到水落石出之日，令人悲憤欲絕，原來根本就不存在什麽“章羅聯盟”！純係子虛烏有地栽贓陷害！（羅隆基和章伯鈞都沒有“摘帽”先後走了，不過都分別給他們開了隆重的追悼會，曆數他們如何愛國、如何與共產黨合作、如何對新中國的建設有很大貢獻等等）。而這種肆無忌憚地置友人於死地的作為，讓人不得不問，這不是曆史上“莫須有”在反右的再版嗎？因此我們的看法：“反右運動”不是什麽“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地地道道地對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無情鎮壓。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既然是首要問題，就不該如此輕率！說的鄭重其事，輕率起來那就看什麽時候得心應手了！不要說別人了，還說章、羅二人，從追悼會上人們相信他們自然是共產黨的朋友，但運動一開始他們就變成陰謀家，是妄想顛覆無產階級政權的敵人！他們是朋友還是敵人？這讓曆史都張口結舌！在這裏我們明白了什麽是顛倒黑白！這種黑白顛倒也是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 ?! 為證明他們是朋友（指章、羅），我引一段當年在“紀念民盟創建人、著名愛國主義戰士和政治活動家羅隆基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中央統戰部長閻明複的講話：“……緬懷他對我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作出的貢獻。我代表中共中央統戰部向今天座談會的主辦者——中國民主同盟中央致意，並向羅隆基先生的親屬表示親切問候。”之後，閻明複曆數羅隆基一生的功績。⑶ 有史可查，當年因羅隆基執著親共，蔣介石精心布局要羅隆基的人頭。 還有一個我國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至死也不承認自己是右派的章乃器，一再向黨重申：“我對黨披肝瀝膽，希望黨對我推心置腹。”他死後三年，右派問題給予改正，又兩年，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冥壽 85 歲。⑷ 對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這麽重大的問題，我們是太草率從事了？至少也應把事實弄清楚，掌握充分地證據。人雲亦雲，不行；隨心所欲，不行！當然政治需要，更不行！實際上這也是一廂情願，眾所周知我們是有憲法的，但隻要一搞政治運動，首先拋棄的就是憲法。 曆次運動的矛頭所指，毫無疑義，基本上都是知識分子。這當然不是偶然，特別是建國以來，偉大領袖對中國知識分子不僅越來越不信任，（對搞自然科學的某些知識分子有些例外）而且稱其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周恩來稱勞動者知識分子），他有過警告，讓知識分子夾尾巴做人，但遺憾的是對領袖這個警告沒有引起知識分子的足夠重視。從根本上說，他老人家不僅看不起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似乎越來越不放心。曆史有這樣的記載，他說：“曆來的狀元，出色的沒有幾個。”“明朝僅有兩個明君，一個一字不識，一個是半文盲。”“以後到了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行了，國家就管不好了，書讀多了……是害人的事。”⑸ 這讓人想起列寧在一次發言中警告全黨說：“對參加革命黨的知識分子必須提高警惕。”“對知識分子必須永遠嚴加管束！”⑹ 這讓我們知道， 偉大領袖對知識分子的成見是有曆史淵源的，隻不過他對中國知識分子在懲罰方麵似乎名目更多，常常也是不擇手段；令人倍感驚詫的是竟把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充滿激情的奉獻精神，居然視為心懷叵測、陰謀複辟資本主義！因此他決定：“無情地給他們以殲滅性打擊。”（此話出於 1957 · 6 · 26 日中央一個《指示》。前一句是“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要實行內外夾擊”） 就我個人，我從來不知道我給劃入資產階級，我想很多很多知識分子也未必清楚，但舉世公認中國知識分子是最愛國的。我們都是懷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誌向，努力學習勤懇工作，情願鞠躬盡瘁乃至死而後已。其中有很多很多人為社會主義建功立業，還有為數很多的為追求共產主義而加入中國共產黨。怎麽就把知識分子劃入資產階級？後來也終於有些明白：隻有把你納入資產階級，才能證明你有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這就與無產階級專政有了敵我矛盾。也就不奇怪在領袖心上有一行非常鮮明的文字：在階級革命完成之後，思想領域內革命的主要對象就是知識分子。長期以來人們老是嘀咕：不信任就不信任吧，也不能打成敵人啊，也不能迫使知識分子家敗人亡啊 ! 尤其是在斯大林被俄羅斯人指控是專製暴君以後，直接引發了共產主義世界的大動蕩、大變化，更分外地激怒了我們的領袖，特別是他擔心東歐政局的顛覆，是否會引發中國的動亂？於是他強化了對知識分子的打壓政策；他不能讓中國知識分子趁機煽風點火，他必須先下手為強！於是原定的黨的整風立馬變為“反右運動”！ 對斯大林問題和東歐（主要是匈牙利和波蘭）的動蕩，毛澤東有非常經典的見解，他認為，蘇聯、東歐之所以出問題全是因為沒有實行民主，而是一味強調專政，終致循著（當時世界上唯一與共產黨合作的）意大利社會黨領袖南尼的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走向一黨專政，一黨專政必然走向個人專政（即獨裁）。”同時，“毛主席說我們現在實行的是愚民政策”，“毛主席說我們的問題不止是官僚主義，而且是專製主義”。⑺（毛主席的這兩句話，是吳冷西親自轉述給李慎之的） 我們這裏沒規矩也成方圓，偉大領袖確信：隻要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共產主義曙光，就會很快在東方升起；無產階級要想解決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必須通過階級鬥爭來實現，這是綱，綱舉目張。對人，他不承認社會的人，隻承認階級的人。他有一句名言：在階級社會，凡人的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烙印。一代一代人接受了這個觀點。 但中國有一個學者王元化，卻另有提法：“認識到斷言隻有階級的人性而沒有一般人性的存在，是違反馬克思論人性觀點的。馬克思認為人身上存在著‘不同曆史時期變化了的人性’，也同時存在著‘人的一般本性’；——認識到凡人的思想莫不打上階級的烙印這一命題，正如否定一般人性存在的觀點一樣。 ”⑻ 我的長篇裏正是按照人的一般本性來塑造人物形象的。也就是說我承認人的社會性。我沒有給我的人物打上階級符號，隻有他們在社會上的真實身份。 上麵的陳述就是這部長篇小說的大背景，小說的人物在這個背景下演繹著他們的生生死死，隻是該生的生了，不該死的卻死了。 由於我們的民主還不夠充分（“真話不全講”季羨林語），我們的法製還不健全（司法的行政化），本序所表述的是那個特定時代所獨有的曆史品質，與今天“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毫無關係。 ⑴沈存步《周末》2009·4·23日（著名作家） ⑵郭道琿《陽謀背後的權謀…》（郭是教授、博導，高檢谘詢專家） ⑶葉永烈《反右派始末》590頁（著名作家、文化學者） ⑷同上書，599頁 ⑸費正清《中華人民共和國史》507頁（著名中國學專家） ⑹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三次代表大會的發言 ⑺李慎之《大民主與小民主》牛漢、鄧九平主編《荊棘路》116頁（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 ⑻王元化《書摘》2005·6 期《我的三次反思曆程》17～20頁（著名理論家、學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