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章 一 在囚車裏的文笑寒意識到自己是“囚犯”了。盡管囚車不是古時候那種馬拉的“木籠子”，但囚犯的“罪行”是一致的。在古時是對朝廷王法的冒犯，在今天自然是對時政的冒犯。最易解的就是一個“反”字。古時候，犯了“反”自當問斬，偶而得以開脫的也必流放於幾千裏外沒有人煙的荒野絕塞。如此聯想，文笑寒認為自己是個被“開脫”了的，也就是未獲死罪！大卡車究竟走了多長時間或走了多長的路，似乎沒人關心。車裏的胡凱（拿文笑寒檔案的人）迷迷糊糊地隨著車的顛簸而擺動著腦袋。文笑寒歸納自己的“罪行”： 一、對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政治標準第一”有異議； 二、反對“肅反擴大化是難免論”； 三、汙蔑市委書記不懂文藝； 四、欣賞右派的詩特別是欣賞王蒙的小說。 重點是《講話》。毛主席在《講話》中要求評價藝術作品要遵照“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原則，文笑寒對“這個原則”僅僅覺得有些不妥，根本沒有任何反對！他覺得不妥是因為那可能導致作品的公式化和概念化。事實上這類作品人物形象大都不夠豐滿，隻要我們認真一些，隻要我們與一些經典作品做個參照就會清楚。僅以小說為例，它們中的人物或事件的所有糾葛和衝突，所有矛盾的解決都是黨的官員，所有的錯誤都屬於單位的非黨副手，或是知識分子或是背景不大好的群眾，作品一律要有“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因此必須要有一個或幾個反動透頂的階級敵人在搗亂在破壞。鑒於此，他提出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學標準來衡量藝術作品。有人責問說，若作品中沒有了政治，還談什麽作品的思想性？ 文笑寒的災難正式開始了，他帶有詰問的口氣說，可是作品的思想性不等於政治呀，對藝術作品的鑒賞和評判，是審情、審美過程，而不是“政審”過程。在特殊時代，比如在抗戰和國內戰爭時期，通過藝術去鼓舞人們團結一致地為我們最後勝利而戰鬥，藝術家自然要為此而全力以赴，這是責無旁貸的。但就藝術本質來說，它不是政治的股肱。在中外古今的經典著作中，就譬如中國的四大名著，我確實孤陋寡聞，知識淺薄，個中看不出什麽是政治標準。中外文學史告訴我們：“情是所有藝術形態的根本，藝術是人的情感世界最忠誠的載體，它深刻地富有人性地反映人的心靈所承載的境遇和命運。” 回憶自己對諸多“罪行”的答辯。如，文笑寒對市委書記說的“肅反擴大化是難免論”所持的反對態度。他說，如果我們國家沒有《憲法》，如果我們宣布任何時候不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整人”就是政治運動的根本。那麽，我們沒話說；但我們知道“肅反”就是肅清反革命，把人定成反革命，這是多麽嚴重的事情！一個冤案就可能毀掉一個家庭！因此，“肅反”理所當然地要遵循法律程序，就是應該先有材料和證據才可以立案而不是相反。要知道，這個《難免論》必然導致冤假錯案的更加擴大化！《難免論》的確認，等於“肅反”的隨意性。其危險在於誰都可能在沒有任何證據情況下被打成反革命！ 文笑寒還有一個罪名是說過“市委書記不懂文藝”。不管批鬥時怎樣上綱上線，文笑寒還是說，這有什麽呢？我就是覺得他不懂文藝，怎麽了？即便他懂文藝，我說錯了，就因為他是市委書記，就要治我的罪嗎？更何況他就是不懂文藝！我何罪之有！ 更有讓他哭笑不得的罪名，他覺得那些打手幾乎黔驢技窮，連他喜歡看什麽人的什麽樣的作品也能羅織出罪名，竟讓文笑寒感到那些批判者居然毫無文化素養。文笑寒欣賞《草木篇》、《電影的鑼鼓》和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這有什麽可非議的？文笑寒說，我不明白，欣賞作家的作品也是犯罪嗎？如果說凡是欣賞右派作品的就是右派，按這個邏輯，豈不是欣賞胡風早年的理論著作，就成了反革命？而如果要欣賞被斯大林批判過的蘇聯詩人葉賽寧的作品，那是不是就成為通敵犯了？要讀《我的奮鬥》呢，就變成納粹分子啦？ 文笑寒回憶到這兒，心裏倒輕鬆了，似乎還有幾分得意。因為經過一整個夏天的數十次批鬥，他文笑寒孤軍奮戰，其意誌具有某種和生命同在的頑強性。他無所畏懼地著文抗辯！ 這個城市的有關黨政領導，還有各個文化口，參與數十次批鬥一個 27 歲的青年，就人的總數大約萬人次，時間長達四個月，就為了打倒文笑寒，這個成本是不是太大了？ 當大卡車疲憊地停下來，人們好像從惡夢中醒過來，也疲憊不堪地跳下車，雖然腿腳都麻木了，一個陌生的所在不得不讓他們打起精神，瞪大眼睛，似乎要好好看看它的輪廓。他們都清楚，不管它是什麽樣，也都是他們即將開始而又無從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最終離開的家園。不過有一點還是清晰的，文學點說，這裏定然類似但丁寫的煉獄，隻是曆史彼岸在哪兒就沒人清楚了。 二 胡凱們被領進另一個小院，之前沒和文笑寒再說什麽，在和他分手時也沒有握手，他明白，在大庭廣眾之下，若握手，就非常可能被懷疑沒有劃清界限；若那樣，萬一有哪位以告密得寵之徒真的告密了，胡凱也照樣會有麻煩。因為，運動中最活躍的就是告密分子！ 這個高牆大院的大門旁有一個寫著“新生農場”的大牌子，還沒來得及換掉。文笑寒一下子就明白了，這裏曾是勞改隊，騰出這裏，讓右派分子在依然滿是勞改氣氛裏各就各位；從節約觀點，勞改隊留在這裏的防範設備，如大院四角矗立的監視樓和大院牆上的電網，足夠對付右派們的了。 院裏東西兩麵有一排排平房，牆是磚的，頂子是灰泥的。北麵有一排房子，是大夥房，南麵也有一排房子，隻看到後牆，後牆的東邊有一條過道，過道上有一個大鐵門。每排房子的前麵有一個很大的圓木桶，為夜裏小便用，在西麵房的最北邊有一排廁所。 女右派的住處比男右派的好些，因為以前沒有女犯，也就沒有現成的房子，為給女右派一個住處，這裏把原是幹部家屬的夥房騰出來了，現砌了一堵牆與家屬院隔開。就大院說，雖然房子很多很多，文笑寒盤算，充其量能容納七、八百人。於是他斷定，在大堡市管轄區，象這樣的院子至少還得有五六處，因為地、富、反、壞、右太多了；尤其是右派。 第一步是把幾百號人分隊分班。文笑寒們都進了被編了號碼的房子。一間十五平米，住 14 個人。鐮刀把形的木板鋪，鋪上鋪了一層稻草 , 這層稻草可視為人道待遇。屋當間有一磚砌的土爐子，屋角戳著好幾節新舊爐筒子，還有幾個“拐脖”，還有劈材，這時候人們才感到屋裏冷冰冰的，才知道現如今的寒冬臘月，還有半個來月就過大年了。一看對麵牆根堆著煤，很麻利地弄好了爐子，生著了火，添好了煤，頓時屋裏暖和了，趁熱乎勁，人們紛紛鋪好了床鋪，人們你看我我看你，也許是共同命運，讓他們有種“海內存知己”的感覺。 有通知下來：可以好好休息，但不準“串房”，晚六點開飯，各班派人準備打飯。 夜裏 9 點熄燈。爐火依然，隆冬數九，能有如此暖融融之夜，是出人們意外的。有幾個已經打出了酣聲，但文笑寒，腦子裏翻江倒海，心頭湧出了聲音：“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莫非當今還不如北宋開明嗎？我文笑寒不就是以言語獲罪的嗎？而自己在 6 、 7 年裏還遞過三次入黨申請，這是誰在嘲笑誰呢？他突然想起蘇格拉底的一句話：“與其做一個受害者還不如作惡。”文笑寒心底說，不管我被害得通體鮮血淋漓，乃至死亡，我也不會作惡！無非是精神的奴役，靈魂的洗劫！ 凡來到這裏的“牛鬼蛇神”，都是經過了對人格尊嚴的輪番掃蕩；來這裏，自然不能奢望做人的任何權利，盡管“勞動教養”是行政最高處分。別忘了，我們的政治話語都具有陽謀色彩。隻要看看那高牆、電網、高牆四角圓形監視樓持槍來回巡看的警察，以及夜裏每排房頂上警察的來回走動，讓人立馬聯想到電影中恐怖森嚴的集中營。 文笑寒不寒而栗。古人說有理走遍天下，那是古代士大夫的一廂情願。而今天的知識分子，要是自己訓練有素，盡快地使自己成為斯大林所倡導的馴服工具。同時盡快地掌握活命的技巧。古時，孫臏如不以“豬屎泥塊取之而進”，他還能有機會活下來麽？“留得青山在”這才是最有價值的信念。學會裝孫子，也可能是一種智慧！ 他出去尿尿，重新躺進被窩，他覺得生活有點魔化：早晨還在大堡，白天剛過，夜裏就進這屋了，不由得回想早晨和早晨所聯想到的一切。 三 文笑寒指的早晨是公曆 1958 年 1 月 31 日 的淩晨四點多鍾，他從噩夢中驚醒。他慌忙下地，很快穿好衣服，整理了要帶的東西，他知道今天開始上路了。他來到這個城市時新中國還沒誕生，他才 19 歲。他是自願來的，他和組織要求要到最窮困的地方。當時熱血沸騰，自覺重任在肩。現在他 27 歲，戴著右派帽子要離開這個城市。他沒想到會有今天這樣的早晨，竟覺得一切都好像是胡鬧！ 他還清楚 1945 年 8 月 9 日早上 ，人們一天的生活剛開始的時候，齊齊哈爾上空出現蘇聯的轟炸機，在隆隆巨大的轟炸聲中，到處是一片火海，硝煙遮天蔽日。文笑寒隨著逃難的人群，告別了他童年時代的故土，開始了他的漂泊生活。沒有目標，沒有歸屬，也沒有未來，因為腳下的大地，沒給他準備好他要走的路，或者說他真的是走投無路。不過有一把恩師送給他的小提琴（恩師教他拉琴整整 10 年）能幫助他暫時活命，可以到舞廳拉琴混幾天。但得念書呀，小小的文笑寒決定：一邊拉琴掙錢一邊念書。他漂泊到北平，考上了一所中學，生活費和學雜費依然來自他的拉琴。但他不願意讓任何人知道他在北平舞廳拉琴，因為國人無不認為舞廳是下三爛的地方，他非常怕人恥笑；但為了吃飯還得念書，沒錢不行呀。於是他每個星期六一放學就坐火車趕去天津，在勸業商場對麵的“鳳凰”舞廳拉琴，第二天再拉一個日場，不等太陽落就又回到北平了。 後來發生一件事讓他終生不忘，而且常常追念；每次追念都讓他十分傷感，不由得潸然淚下。他記得清清楚楚，地點是在天津的舞廳，時間是舞廳夜場結束。一個有 25 、 6 歲的舞女請他去吃夜宵，可是這位舞女並不吃，讓他自己吃，他吃了一碗牛肉麵兩個“火燒”。舞女看他吃飽了，才親切地說：我不希望你再來舞廳拉琴了，這不是好地界兒，天長日久會毀了你的！小提琴能拉到這個程度，太不容易了，你是有前途的呀，至於吃飯念書你不用發愁，我這裏有 100 塊銀元，夠你念完高中。她說到這兒，從食指上捋下很晶亮的藍色鑽戒，像姐姐心疼小弟弟，把鑽戒交到文笑寒手裏，她深情地說，這個留你準備特殊用場，如果能保存下來就留作紀念吧。然後她說，跟我來。文笑寒跟她走到街上，她喊一聲“膠皮”（當時人力車在天津稱呼膠皮），過來一輛人力車，說聲“去東站”，她給車夫車費，在車夫抬起車把時，她最後對他說：“好好念書，考上大學來天津告我一聲。”文笑寒自始至終沒說一句話，他完全蒙了，他不明白這位舞女為什麽要這樣，不給他說話的機會，但他明白一點：不能再到舞廳拉琴了，可是這位舞女大姐，“您總得讓我知道您的名字吧？我怎樣報答您呢？”到北平走出前門車站後，他心裏還在問，還在懷疑在這個世道怎麽還有這種大善人呢？她是舞女啊，社會是鄙視她們的呀。他覺得十分不可思議。不過舞女為他送別時說的話，讓他感到是她對生活的一份寄望，而這份寄望對她是多麽大的安慰！文笑寒忽然醒過悶兒來，覺得這位大姐一定很孤獨，一定是沒有愛情也沒有幸福的婚姻，被迫接受現實的折磨，沒有作為一個女人所應有的正常生活，她沒有奢望，僅僅希望不要把她看作是個壞女人；然而這一點社會也不肯贈予，她徹底絕望了。他胡思亂想一通，文笑寒心裏說，那好吧，等我考上大學再來天津，看望您這位大慈大善的恩人。 他高中快畢業那年，因寫“學生運動是新社會的前奏，是舊社會的喪鍾”，校當局給他兩條路：一是自動離校，不宣布開除；二是宣布開除，送華北剿匪總部（在學校東邊 500 米處）。文笑寒很無奈，選擇了自動離校。當然他有小提琴，不存在吃飯問題，但他說什麽也不能再去舞廳拉琴，他不能忘恩負義，背叛那位心靈高尚的大姐。更何況他有了莫名其妙的“共匪”身份，危險隨時存在。他找到華北學聯，經研究他轉到清華，又經朱自清教授和馮友蘭教授同意，文笑寒進了中文係。可是有關同學告訴他不要輕易外出，他也就沒有機會再到天津了，去看望那位在社會糜爛的角落堅守自己人格尊嚴的大姐。 那以後，清華同學還是擔心他出事，經周密安排，文笑寒去了東北解放區， 1949 年 6 月，他進關後還特意去了天津，經再三打聽，那位大姐已在兩年前跳海河自殺了。原因是：她的丈夫經常逼迫她在家賣淫，她從舞廳回來已是午夜過後，已經是筋疲力盡，但她丈夫已招來兩個嫖客在家等她，並且已經把錢交給了丈夫，嫖客一見到她，不容分說就把她剝光了。她丈夫要求她，每周必須接客三次，如不答應，就對她百般摧殘…… 又聽說，她是先殺死她的丈夫（誰都不知道她是怎樣殺死他的）爾後投河的。又據說是她雇了兩個人殺了她的丈夫，不過這種說法又被現場情況推翻了，說是現場看到男的是赤裸裸趴在床上，鋒利的匕首是從左肩刺進去的，連刺了四、五下，死者身旁有幾件濺著血的衣服，那正是死者妻子穿的衣服。這就不難推斷，妻子脫下滿身濺血的衣服，清洗了身子，換上她平素喜愛的衣服。可以想見，她很認真地地對鏡梳妝，似乎她覺得自己的仇恨已解，報仇的心願已得到滿足，她該對這個世界作最後交代了。能以自己柔弱的手，刺死蹂躪她的惡魔，她的委屈和不幸，最終還是得到補償，所以某種無名的快意讓她反複地看著鏡中的自己，當她發現自己還很漂亮的時候，才關上了房門，悄悄地款款地走進海河…… 文笑寒又來到那個舞廳，也許是天津解放不久，整體的社會改革還沒有開始，舞廳還照樣營業，隻是在舞廳門口立一告示牌，上寫著：“國家幹部和軍人以及未成年的少男少女不得入內。”文笑寒在那條街上徘徊了很長時間，回想自己還不到 16 歲就為了吃飯更為了念書而在這裏賣藝的情景，當然也想到對他恩情深重的大姐，他非常後悔自己竟然沒和大姐說一句話，自己小是原因，但小，也該知道個好壞吧。他在回想，當時也許這位大姐的慈善舉動讓自己驚慌失措，他回答不了這位大姐究竟為了什麽。現在他也許真的明白了：她沒有親人，這個世界沒有一個人能了解她是在絕望掙紮，她不能再忍受蹂躪和摧殘，生活無路，生命也就到了盡頭，讓一個有前程的小弟弟來思念吧…… 文笑寒緩緩地向海河走去，向已經走了的大姐懺悔，憑吊不幸的大姐…… 四 第一次漂泊的終點，文笑寒投奔革命，在參加革命 10 年之後，卻被革命拋棄了。不期然地又走投無路了。第一次漂泊有時也感到很淒涼，但自由依然屬於自己；那麽這次呢？決然不是什麽漂泊，而是名符其實的流放，盡管“流放”早已是塵封曆史的詞匯，但活學活用於今天還是有它的價值，試想，百八十萬右派不能都血濺荒野吧，但能讓右派白白鳴放麽？（在政治範疇鳴放就是反黨）新中國不講人道主義，對右派，不施仁政，隻有懲處，所以重新啟用流放也就沒必要大驚小怪，何況新中國新或不新不在於有沒有流放。 他沒想到在他要離開這個城市的前一天，他的助理編輯韓冬偷偷來看他，這讓文笑寒非常感動，覺得這個時候韓冬還珍重往日的情誼，真是人生有一知已足矣。他想起在批鬥會上有人聲色俱厲地問韓冬：你是文笑寒的助理編輯，你當然最了解他的反動言論，你應該站穩立場，可是你幾乎一言不發，更談不到揭發，你應該向那位業餘作者高中學生馬貴學習，盡管文笑寒幫助他修改和發表作品，馬貴得了稿費交了夥食費、學雜費，馬貴還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批判文笑寒，說這是文笑寒拉攏青年的手段，為他反黨尋找同盟。而你呐，就真沒得說？就真忘了你們家世代受地主階級的盤剝和壓迫？ 韓冬終於發言了，他說，在座的，有不知道文笑寒以自己有學問而看不起人的麽？大概沒有吧？是，我是他的助理編輯，但他從來不和我閑扯蛋，一說就是俄國的托爾斯泰、英國的莎士比亞、法國的巴爾紮克等等一串串記不住的名字，他反黨，還需要我這個半文盲幫他反麽？你們說他能告訴我什麽？就我這點水平能成為他的反黨同盟？ 文笑寒緊緊握住韓冬的手，哽咽著。韓冬說，我隻能在這兒和你說幾句，事情弄到這一步，誰都沒想到。可是已經這樣了，什麽樣的路也得走啊，心得往明處想，往開了想，就當自己赴湯蹈火了，你知道嗎？人們暗中說你是這個城市真正的男子漢，是文化藝術界骨頭最硬的人。就我個人看，你的答辯文章很精彩。好好活著，你年輕啊，這就是本錢，你不是說過麽，沒有坎坷就沒有人生。我還記得你說，漂泊有漂泊的風景，那好讓我接著說，趁你青春依在，我確信，你在流放歲月肯定也有風景。有時候我總覺得我們的政策有了毛病。政策一旦有變，沒準這個城市的未來，你照樣還能歌唱！ 文笑寒一臉苦笑，點點頭，我謝謝你，真是千金有價，友情無價。讓我接著漂泊的話題說幾句，美麗的風景可以賞心悅目，衰敗的風景能讓人記住衰敗的曆史，或者說衰敗會給人思考。韓冬的送別，給他極大的鼓勵和勇氣。 在走向囚車的路上，他想到自己已要求與妻子離婚，三歲的女兒自然由妻子撫養。好像這個事情一解決，他就一無所有，也就一無牽掛。至於對反右過程的那些大左派如何栽贓陷害、顛倒黑白、落井下石等等卑劣惡毒行徑，他不懷恨了，因為他們是被造就出來的！如果他們不卑鄙，也可能是右派。 他意識到自己走的可能是末路，他突然覺得自己還不如阿 Q ，阿 Q 在臨死前還有幾句“豪言壯語”，自己呢？正是風華正茂的青春時期，好像一下子就成了一片枯萎的落葉，被獵獵勁風席卷它去，落在社會主義大路旁的溝渠裏。他當然非常沮喪，他覺得自己還不如一隻受傷的鳥兒。因為它周圍的同類還能真情地為它覓食，乃至為它梳理羽毛，監護她不再受到傷害，耐心地等候她重新和同伴在藍天一塊自由飛翔。 他對自己的鳴放曾非常後悔，其實，不鳴不放也逃不掉，因為機關有右派指標的。後來的事實印證了一種宿命觀，命中注定的，在劫者難逃，你就是拍馬屁的老手，你的劫數到了，也得讓你戴上右派帽子。這已經讓很多很多人認為不是迷信，也不僅僅看作是經驗談，應該看成是“認識論”中的一句經典。 五 走著走著，此時的文笑寒有種生命的背叛、而自己全身血淋淋的感覺，似乎生命的墓地離自己並不遙遠，他沒再回頭，茫然地向被指定的地點走去。 雖說是寒風刺骨，在接近公安局的路段旁，街兩旁站滿了人，其人數可比舊時的廟會；但沒有廟會人群中的那種擁擠、推推搡搡、相互叫喊、相互逗樂等等情趣，更沒有打把式、賣大力丸、拉洋片和賣糖葫蘆等等喜慶氣氛。而這裏幾乎所有的人都異乎尋常地一臉凝重，注視著這裏將要出現的一切。讓人感到這些將被押走的群體中或許也有他們的親人。而“牛鬼蛇神”們也出人意外地表現出有教養的神態。當然，還是有幾個表示要頑抗到底的態度。要在這群人裏做個比較的話，倒還是右派們循規蹈矩，按次序一個一個的簽名畫押，完成了“報到的手續”。幾個不聽話的當眾給帶上了手銬。 “囚犯”們陸陸續續上了大卡車，車裏有男有女，他們之間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但此時誰都不認識誰。文笑寒和身旁的胡凱有過一麵之識。胡凱進城後就在公安局工作，文笑寒認識胡凱是在職工乒乓球聯賽上，有過幾個回合的乒乓球的來往。因文可能是個大右派，特由老黨員胡凱拿他的檔案，好親自把檔案交給收留他的單位。文看出，胡凱和押車的兩個警察很熟悉，不知他給他們遞上什麽眼神，隻見兩個警察向胡點點頭，胡凱神秘地捅了文一下，小聲說，別灰心，你這麽年輕，又有文化，沒什麽可怕的，我看過你的檔案，全是幾次運動的資料和檢查，包括三查、肅反、文藝整風、反胡風和反右派。你曆史上就是個學生，又早早地投奔解放區，政治上沒有汙點，隻是這場運動讓你趕上了，也沒想到動靜弄得這麽大。所以，今後你可不能掉以輕心，你應該有認識了，階級鬥爭是翻臉不認人的！你要特別關注社會的風向，千萬別轉了向，一轉向，有多大本事也會把自己弄得一塌糊塗。他看了看周圍，又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有一個認識你的老領導讓我轉告你：任何時候決不放棄生命！他說你很有才華。文笑寒猛地一愣，向胡凱點點頭，轉過頭去，擦了擦眼淚，小聲說，謝謝！我不知道有沒有報答他的機會了，但，我想天不會絕我之路吧 ?! 這個時候能聽到這麽深情的話，文笑寒的心靈像被春風吹過，淚眼蒙蒙了。當時他簡直不敢相信這時候還能有老領導以這樣的叮囑來為自己送行，是誰呢？想了半路，終於想到中共地委一位部長。那還是 1951 年元月從大同調來以後，在那年的秋天，到壩上的張北縣采集民歌，察北地委就在張北縣。部長和他的秘書梁啟順要他去欣賞當地的“二人台”，並將風靡整個壩上的民間藝人、笛子演奏家馮子存介紹給他，而關於馮子存的演奏水平，他們一時不好表態，希望文笑寒給他個評價。因為部長知道他是負責察哈爾全省音樂工作的，對音樂定然是行家，如果得到讚賞，部長想讓馮子存去地區宣傳隊。馮子存演奏了幾隻曲子後，文笑寒是讚不絕口。 部長說，“馮子存的綽號叫‘吹破天’，小文同誌，你看呢？” 他很鄭重地回答：“名副其實。” 自那以後，馮子存果真去了宣傳隊，再以後，他成了全國聞名的笛子演奏家。而文笑寒每次去張北，部長都讓他的秘書梁啟順陪著他去壩上 5 縣，深入民間生活和采集民歌。也許是文笑寒太年輕，性情活潑又有文化，也許是部長向地委的其他領導介紹了他，所以不管是哪位領導，一見到他就先問一聲：這回去哪個縣、哪個鄉呀？有什麽困難沒有？有什麽要求沒有？可以想見，當時的地委領導都很喜愛文笑寒。當部長知道他還不是黨員時，還告訴他，別放鬆這方麵的努力，爭取早點解決組織問題。 察哈爾省撤銷後，察北地委改為大堡地委後回到大堡。 1954 年著名作家丁玲和她的丈夫陳明來到大堡，由地委接待。部長讓他去和丁玲見麵，意思是讓他當麵向丁玲請教。他後來把丁玲的話講給業餘作者以及本單位的同誌。丁玲說，“搞創作是件很不容易做好的事，創作是一種很艱苦的勞動，要有豐厚的生活積累，要有文化的堅實準備；得耐得住寂寞，不要急於求成，要對讀者負責，不求數量而重視質量；哪怕你隻寫一本書，也一定要把這本書寫好！” 丁玲的這個“質量要求”在兩三年後被文化總管解讀為“一本書主義”。 可是在當時文笑寒向業餘作者傳達時，所有的業餘作者一致認為丁玲說的非常好，非常合乎實際，都同聲讚賞，還對文笑寒表示感謝。可是風雲突變，到了 1957 年的 8 月，北京揪出“丁玲、陳企霞反黨聯盟”，這把火瞬間燒到大堡時，已經成為反右鬥爭眾矢之的的文笑寒有了一個新罪名：為反黨分子丁玲宣揚“一本書主義”，毒害青年作者。於是 3 年前為丁玲講話而拍手稱讚的那群人，齊刷刷地舉起批判的武器，再次對文笑寒吼聲陣陣，對他怒氣衝天：文笑寒，你用心何其毒也！ 文笑寒實在是忍無可忍了，針尖對麥芒地吼起來：曹雪芹一生隻寫了一本《紅樓夢》，他的一本書是不是“一本書主義”！毒了你們誰啦？正是曹雪芹讓中國的文學走向世界。 文笑寒如此乖張，自然又是犯了眾怒，除了加班加點地批判，報紙上第一次出現了醜化他的漫畫：一個胖乎乎的老太太端坐在上方，前麵有一張供桌，桌上香爐裏插著一根香，香頭的煙嫋嫋隱隱可見，供桌前文笑寒跪在地上，扛著一支大筆，筆尖上掛著一條像“孝子幡”的飄帶，上寫著“一本書主義”，為了形象更加醜化，更讓人惡心，在文笑寒的大腳趾上畫了一隻蒼蠅，一隻拖鞋甩在一旁。標題是《丁玲的孝子賢孫》。 文笑寒看到這張漫畫反而笑了，他毫不膽怯地說，我能為一位在 1932 年就入黨的前輩當孝子賢孫感到光榮；能與這位老作家同當右派感到很踏實。但是，他冷靜下來卻覺得人心怎麽會變成這麽惡劣！這麽可恨！莫非真的是好心沒好報，好人更沒有好報？ 大卡車在不平坦的路上顛簸著，一車心思都是災難的內容，大都回想或是問自己怎麽坐進這輛車裏？文笑寒反複問自己：我瘋了還是傻了？我偷了還是搶了？可是耳邊聽到文聯主席念報，是《大堡日報》的社論。“…徹底打倒文笑寒是我市反右鬥爭的偉大勝利。我們希望所有的右派分子洗心革麵，徹底改變反動立場，否則，決沒有任何出路。”念了幾段社論，文聯主席說了幾句類似“送別辭”：報上的社論已經講得很透徹了。我也不想說什麽了，不過咱們在一起工作了這麽多年，回想起來，還是我對你幫助的不夠，特別是沒有嚴格地督促你好好改造思想，這是我的失職啊，是我對不住你。 今後，你一定要牢記教訓，全身心地脫胎換骨，特別是像你這樣的知識分子再不好好改造，的的確確是非常危險的。事實不已經證明了嗎？ 別擔心吃飯問題，社會主義不會餓著你，改造好了重新做人、重新革命那還是可能的。有一句“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的話，那是有道理的。拒絕改造，確實未來渺茫啊！ 這就是當年熱血沸騰的選擇！文笑寒呼出一口氣，連連說，晚了，太晚了！ 六 在戊戌年（狗年）除夕的上午八點半，終於被告知，要召開勞教人員全體大會，這是他們來這裏半個多月第一次開大會。天可憐見，這個上午竟是從進入臘月以來首次有如此燦爛的陽光，這讓人們的心多少有被撫慰的感覺。 曾是國家幹部、曾是大中學校的學者和教師、還有曾是工程師、作家、畫家、音樂家、歌唱家、各類戲劇的表演藝術家還有編輯、記者和曾是被團結、利用、改造的各民主黨派有影響的一些人物，大概總有五、六百人，一臉冷漠或是一臉無奈，但還是規規距距地站在這個非常陌生、能把人們的呼吸鎖住的院子裏。 一位濃眉大眼、身材魁梧穿著軍大衣的中年人站在他們麵前。他第一句話是：“我先要說明”。這讓人們可能有點緊張。他說，“我是大老粗，沒文化，但我是按毛主席的講話精神講的。所以，你們聽下去最好，說句你們不愛聽的話，不願聽也得聽！因為這與你們今後一切有密切關係。重點是：你們是有罪的，不認識這點改造就無從談起。我告訴你們，你們屬於中國人的 5 ％。這個 5 ，就是牛鬼蛇神。在你們中間地、富、反、壞並不多，絕大多數是右派。偉大領袖毛主席說，右派就是資產階級反動派。毛主席指示我們，出於寬大為懷，對你們不予辦罪。而且，在真心改造中和在重新做人方麵有表現積極、表現進步的，我們不僅繼續給予幫助，還要根據具體情況給予一定的獎勵。我要提醒你們，你們萬萬不能以為自己是知識分子，就采取抵觸改造的態度。那樣，的確是、絕對是沒有出路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曾多次警告過你們：‘知識分子是最沒有知識的。’你們嘴上不說，但你們心裏不服氣，這我知道。 我年輕時，給地主當長工當了十多年，腳上幾乎天天有牛屎，但我能認出韭菜和麥子，毛主席說你們不行，行不行咱們地裏見！話說得有點糙，就說到這兒。” 正在等大隊長說散會，一個女右派尖聲問，我們還不知道大隊長姓氏名誰呢，今後有事見您光叫大隊長成嗎？ “哦，你問得好，我說過了，我是大老粗，也包括粗心大意。我姓郜，名叫三娃，平素就叫我郜隊長，把‘大’字去了！” 女隊裏不知誰先笑了，弄得不少人也跟著笑起來。沒想到這位郜大隊長自個也笑了。他忙說，“我又忘了，告訴你們兩個好消息，過除夕就得有過除夕的樣子，晚飯吃餃子，但各班把餡兒拿回去，包好後送到大夥房去；另一個是，飯後可以自由聯歡，相互認識認識，允許你們彼此再‘鳴放鳴放’，但女隊不許進大院，這是必須遵守的清規戒律。你們自個兒在前院熱鬧熱鬧吧。最後還有一點，趁著你們這陣子有點時間，給你們家裏寫封信，報個平安，免得家裏人掛記。告訴他們，你們會決心改造自己，這裏的領導也非常關心你們，讓家裏人放心，你們在這裏一切一切都很好。信寫好了，送小隊部，但不要封口。又羅嗦了半天，讓大家受凍了，好吧，散會！” 奇怪的是，大隊長的話音落下，沒有掌聲迎接。其實，這裏的人們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鼓掌的資格，萬一鼓錯了，豈不又有了是非？豈不又是路線和立場問題？還是小心為是。若問起來，可以回答，我們已經是敵人，敢給管敵人的人鼓掌嗎？若允許，今後保證一定鼓就是了。 在大院裏的人群中，能看到在外麵看不到的場景。聽到晚飯吃餃子而興高采烈的人，大都是所謂地、富、反、壞，他們的哲學是：即使隻吃一頓餃子，總比吃不上好，而且餃子總比窩頭好。所以他們就有了關於吃的豪言壯語。而對吃餃子表現出情緒索然的，一看就知道是右派群體了。好像他們的心境沒有對吃餃子的關注，此時的他們，心境如此沮喪，近乎絕望。哪裏有心思為吃頓餃子就忘卻了現實是何等的殘酷！餃子固然好吃，可好消化嗎？能把被揉碎的靈魂用餃子拚湊或重新整合起來嗎？再說，過除夕吃餃子，自古以來，不管你是達官貴人，街頭小販乃至流浪漢乃至監牢囚犯，都是要吃餃子的，因為這是在中國！ 對文笑寒來說，走到這步，他沒怨言。腳上泡是自己走的，也就是說，是自己一步步走到這裏的。但應該給這“一步步”一個注釋，一步是：錯把“陽謀”當作幽默；一步是：堅信事物總會回複原有的麵目；一步是：影影忽忽覺得上當受騙還堅信未必是；一步是：不相信，堅持真理必上絞架；一步是：特別相信，馬克思沒有說過政黨領袖的一字一言都是真理；最後一步是：對時政隻能說好，隻能歌功頌德，這是最不能商量的中國特色。 文笑寒偶爾也後悔，在當年漂泊的最後時刻，幹嘛非得念書？在舞廳裏拉琴就一定墮落嗎？就算是墮落，讓人罵你是小癟三，無非是讓人看不起，但沒人因為你沒出息給送到集中營吧？我革命了，出息了麽？你和人家辯呀辯呀，辯得領導對你咬牙切齒，小小的年紀給你戴上一頂極右分子的大帽子，這比在舞廳拉琴出息了？ 在這 14 人中，包括文笑寒在內 7 、 8 個人上過報紙。當然，上報紙最多的是文笑寒。所以，他們的大多數都知道他，這自然是輿論的強大功能所起的作用。人們還記得，那時候幾乎每天，文笑寒的名字都在報紙上出現，有冒牌的專業評論家和造謠生事者的批判，也有孤軍奮戰的文笑寒親自反駁的，把個平素不太被人重視的《市報》，居然發行量和零售量都空前地猛增。一時有點“洛陽紙貴”。所以，文笑寒真的是臭名昭著了。不過有時候想起來，雖還有驚心動魄的一幕幕，卻讓自己也讓別人不會輕易忘卻！不能忘卻的東西曆史自然會忠實地收藏。全屋 10 幾個人幾乎都說他這個右派當的值，因為他敢於抗爭，敢於反駁！ 而在偏遠縣城的“鳴放”中被打成右派的，相比之下難免就有些窩囊。 七 有兩個右派就來自偏遠縣城，與文笑寒同室，他們是朱瑞祥和費德福。朱在村裏小學當老師，這個小學就他一個老師，他一個人教四個年級，在一個房子裏有十幾個學生，他兼管上下課搖鈴，還管采購，不僅管學生吃，還管接送學生。村裏老百姓稱他是聖人。說他每時每刻都在積德行善。費德福是縣教育局局長，是教育局黨總支書記。他們被打成右派的過程，具有曆史的經典性。在吃餃子時，班長耿介民開玩笑說，大隊長讓咱們聯歡還可以“鳴放”，咱們把它提前，一邊吃一邊聯歡、鳴放。老朱，你先說說你的故事，然後老費你接著鳴放。經大夥一哄，兩位高高興興地答應了。 朱先咳嗽一聲，他的故事開講了：大鳴大放開始不久，不知什麽原因，教育局派人到朱的村子裏找到他，說是讓他到縣上開會，傳達一個重要文件。朱說，我去不了，我若去，這十幾個孩子怎麽辦？來人說，讓孩子們回家。老朱一想覺得也是的，人家大老遠來通知咱，這說明縣裏還沒忘了咱，再則說，去聽重要文件的傳達，這是對咱老朱的信任。這樣，他覺得不去，實在是說不過去了，於是老朱上縣了。 在會上有人笑嗬嗬地問他，老朱，現在得參加鳴放，你鳴放點什麽？“鳴放”就是隨便說，也就是想說什麽就說什麽，說了，就等於幫助黨整風。 老朱問，不說不行麽？ 不行！你不想幫助黨整風嗎？村支書說你遞上入黨申請了，這是說對黨的整風你得有個正確態度。老朱考慮到已經寫了入黨申請，再不鳴放人家會說你對黨沒感情。那能不能入黨可就兩說了。既然鳴放是對黨忠誠的表現，那就鳴放吧。於是，老朱先說，就說一點吧，我們村裏大人孩子都吃不飽，孩子聽課都沒有精神。看看這算不算鳴放？ 一個人問：“你能吃飽嗎？” 朱答：“一樣樣的，吃不飽。” “你們村吃不飽的人多嗎？” “一樣樣的，都吃不飽。” 散會後，老朱心裏可痛快了，覺得自己幫助黨了，加快了腳步回到村裏，想挨門挨戶給他的學生補補課去。沒過幾天，老朱又得到通知，讓他把學生都送回家，帶上行李和日用品按時到縣裏集合。老朱想，可能是要培訓農村教師啥的，要培訓的話，總得十天半月的，老朱先買了一條新毛巾和牙膏牙刷，他是怕住集體宿舍自己髒拉巴嘰地讓人笑話。老朱是興衝衝地走上去縣之路。到縣裏才知道自己被定為右派，他不明不白地問，右派是什麽？在它身邊的教育局局長費德福告訴他，右派是資產階級反動派，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費局長看老朱犯迷糊，一下子像得了癡呆症似的。他對老朱說：“別奇怪，我也是。” “你？” “嗯！” “這是為什麽？老費拍拍老朱的肩膀，冷冷說，這是政治需要。” 老朱此時好像才明白點，磨磨嘰嘰在嘟囔：“我鳴放了吃不飽，政治需要這個幹什麽？” “對！你應該說吃得很飽，糧食多得沒地方放，右派就沒你的事了。” “那不是扯蛋麽？俺村裏有的老人餓得都直不起腰了，有的餓得就剩那口氣了。” “扯蛋也得扯，就是不能說吃不飽！” “為什麽？” “政治需要。” “什麽？可那是撒謊呀！” “撒謊也是政治需要。” “這麽說，你也政治需要了？” “沒有！我的良心，我的黨性不允許我撒謊。” “我明白了，撒謊是政治需要，那你說什麽真話了？” “我說朱瑞祥說的是真話。” “對呀！毛主席不是讓人們講真話麽？” “記不清了；現在可以說，誰說真話，誰就是右派！” 朱瑞祥和費德福這一問一答，雖說大家都是過來人，聽起來依然有毛骨悚然的感覺。 費德福對老朱扼要地介紹了自己當右派的過程。他說，“我和他們辯論，老朱怎麽是右派了？我們還講不講點良心，還要不要實事求是？想沒想到若把老朱打成右派全村會有什麽反映？他們要到縣上質問你們，你們誰能說明白？你們就不怕老百姓罵你們陷害好人？你們能不能派個人到村裏打聽打聽老朱的口碑？我為老朱的辯護突然被一種很蠻橫的聲音打斷了：‘你在包庇右派分子朱瑞祥，你費德福就是右派。我現在就宣布，經反右三人領導小組決定，決定如下：對費德福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開除公職。’我說了幾句公道話，就當上了右派，我沒想到當右派是如此地容易。” 老朱和老費就這樣都成了右派，而且當右派的過程就這麽簡單。就是最膽小怕事的人，也想問一聲，這種可以說是最野蠻的做法，或則說是讓人心裏流血的做法，還能把人心收攏麽？已經有人餓死了，而老朱僅僅說吃不飽就要領罪，他若實話實說是有人餓死了，豈不要老朱的人頭落地麽？老百姓常說，欺負老實人是有罪的，如果全社會把欺騙當作正經事做，再漂亮的建設社會主義宏偉藍圖怕也沒多大用場了！ 而老朱覺得這輩子也沒辦法對得起費德福書記了。 雖然在座的都是右派，但與其說大多數赤膽忠心者被定為右派具有殘酷性，老朱老費的被定為右派，不僅有傳奇色彩，更多的是太多的荒唐，甚至是更為殘酷。 屋裏是一片唏噓，餃子是咽不下去了。似乎每個人都想起自己被打成右派的過程。他們真的是不明白，不就是搞階級鬥爭麽？階級鬥爭不會把一個老實巴交的人也要打翻在地吧？不是提倡革命同誌要聞過則喜嗎？是這樣了麽？就是不喜也罷、也不該惱怒吧，不能把好端端的人治成罪人呐！再說，曾幾何時，好像就擔心人們什麽也不說，《紅頭文件》反複絮叨著：大膽鳴放，不要有任何顧慮，要相信政策，即便說錯了，也不打棍子，不揪辮子，黨一貫主張，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為鳴放者壯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表明領導的胸懷大度），暢所欲言，決不打擊報複（地地道道的彌天大謊）。 正這時，走進兩個人，來人自我介紹，我叫彭光磊，是這裏的所長。我叫孫大同，是勞教所的管教科長。這餃子吃了半截，進來兩位這裏的高官，一時弄得人們手足無措，既吃不得，也不知怎樣讓得。班長耿介民雖然不卑不亢，但也是畢恭畢敬地問了一聲：我是這裏的班長，你們來了，我真不知道該怎樣表示，說老實話，我和大家都還不清楚這裏的禮儀，請領導告訴我們。 彭所長看了看身邊的孫科長笑了笑，“你們吃你們的餃子，繼續說你們的，有時回憶往事，往事也有值得留住的東西。你們覺得有我們在，會影響你們暢所欲言，若這樣我們可以退出。”彭所長拿眼神問耿介民。 “哪裏哪裏，在除夕之夜能和領導在一起，我們真是感到太榮幸了。” “別這麽說！見著我們算什麽榮幸，過年了嘛，我們來看看大家是應該的。” “可是這裏總有個界限，刺耳一點說，我們已是資產階級右派了。” “那就先把這個放到一邊。你們放心，我和孫科長就是想看看你們，沒有任何別的意思。過年了，心情還是輕鬆一點兒好。若幹年後，回憶起今天的除夕，也許會有些感慨，也許會有很多很多聯想。我和孫科長來呢，既想認識認識你們，也希望你們認識認識我們。彼此都認識了，會方便以後的交談。這是我們要說的第一件事，第二呢，過年、過節時你們不要老背著那個處分，應當把自己當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不要隨便丟掉做人的尊嚴；接受現實，勞動就是了。 ” 彭所長突然說，“文笑寒你能說說麽？” “我？”文笑寒一愣，心生疑竇。 “是。我認識你，我聽你講過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說實話，當時我很佩服你，一百多萬字的長篇小說，你不到兩個小時就給介紹完了，真的，挺不簡單。還有一次市裏為招待在飛機場工作的波蘭女專家，特意舉辦規格較高的舞會，你拉小提琴，人們在你的琴聲中跳得很盡興。我記得很清楚在舞會中場休息時，波蘭女專家還去和你握手、最後還擁抱你。那時讓很多人羨慕你。這些你還記得不？” “讓人批鬥光了。”文笑寒想了想說，“所長既然點到我了，那我就再鳴放一次！我後悔我根本不應該來大堡，既給這個城市添亂，也給自己帶來了災難。彭所長孫科長，我本來可以留在北京工作，北京那地兒還需要我鳴放麽？顯得著我麽？當初就是熱血沸騰唄。主動要求到最窮的地方做些貢獻。方才您還提到那兩件事，那已經是太遙遠的事了，沒有任何意義了，可是很多事就是忘不幹淨； 1952 年領導若準許我去音樂學院工作（調函已經來了），我今天會在哪兒？也許不一定選上右派。也不知道是哪步走差了。” 彭所長說，“過去的事就過去吧，說起來心裏挺不是滋味的。我給大家一個建議，一定要麵對現實，你們都是受過很好教育的人，你們會明白我說的意思。你們中有些人在過去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美好的經曆，把它藏在記憶裏吧。我要補充一點，麵對現實，並不是要求你們隻看眼皮底下，重要的是把目光往遠了看，才能更清楚如何麵對現實。是是非非是個很頑固的存在，隻有曆史地關照才能認識是是非非的真麵目。我曾看過文笑寒一篇散文，裏麵有一句話給我深刻印象，他說：‘知識才能拯救你的靈魂’，現在修改一下吧：隻有勞動才能拯救大家的靈魂。你們切記，不管別人在大會小會上說什麽，你們認真聽就行了，千萬不要說三道四。” 孫科長這時才插話，“我覺得彭所長在這個除夕給大家說的話，大家好好想想，所長是希望大家放下包袱，有勇氣麵對現實；怨天尤人或憋著一肚子冤屈，一點用都沒有。美好的東西不存在了，那就讓苦澀的東西來吧。丟掉幻想，換一個自己，會更現實些。彭所長說往長遠了看，就是希望大家都奮力走出一個追悔莫及的圈子——不要問怎麽會是這樣？又為什麽是這樣？你們這個班有四位曾是中共黨員，有三位曾申請入黨，這在一些機關裏占的比例也是大的。你們會問這還有什麽用？當然有用。我不好具體說究竟有什麽用，但我至少相信你們知道自己該如何麵對現實。我有個很宿命的觀念，不該來的不期然地來了，就善待它吧，也許呆久了，有一天沒有蹤影了；要相信，事情既已開始了，就會有結束的時候。” 彭所長向孫科長笑了笑，“我們本來是和大家湊個熱鬧，聽聽你們聊點過大年的事兒，可倒好讓我和孫科長給攪和了，還耽誤你們吃餃子。這樣吧，你們若是希望我們在，你們就邊吃邊聊你們的。我們旁聽，有感觸了就說幾句。說真話，我和孫科長是想認識認識你們，你們不要有顧慮，我們希望能聽到真情實感的心裏話。能這樣，對我們每個人，這個除夕就可以永遠留住了。” 文笑寒說，“二位領導跟我們一塊吃吧。” “我們吃過了才來看你們。” “那讓我們先給您們拜年吧，”文笑寒開口說：“祝彭所長和孫科長過年好。”大家跟著重說一遍。 兩位領導笑笑說：“希望你們心情愉快，過個好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