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 章 一 寧慎於 1957 年 5 月作為共產黨員參加黨的整風運動。其實他腦子裏掛記的是亭亭，她還有一個來月就回大堡了，回來他們就準備結婚，組建自己的小家庭，這當然是寧慎心上最甜美的事，是他人生最大的事。 至於“整風文件”的學習，說實話他並沒有多大興趣；但文件中的一些很重要的“說明和指示”倒引起了他的注意。“幾年以來，在我們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客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寧慎在心裏說，中央知道黨的現實形象，這確實是相當明智的，就是這幾句話讓他很感動，並且再一次認識到黨就是英明。再看：“ 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 還特別強 調這次整風“ 是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 ”。而對民主黨派也有原則指示：“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 雖然有這些有關整風的原則和指示，人們好像曾受過什麽驚嚇似的，在會上人們的發言既不踴躍也不熱烈，這似乎很是出人意外；寧慎對這種“不踴躍不熱烈”感到很陌生也很不理解。他根本不了解這是普遍現象，因為他是新來乍到，還沒有機會了解、更談不到體驗這種現象的生成過程。對這種現象，偉大領袖當然很敏感，同時他絕對有辦法讓你踴躍地熱烈“鳴放”。不管你是不是對運動仍然心有餘悸，也不管批判俞平伯給人心裏造成多大的壓力，更不考慮反胡風的鎮壓風暴，曾讓人怎樣地膽戰心驚，也盡管這兩次具有全國規模的運動剛剛過去不到兩年，甚至有些來自延安的老同誌對 1942 年的“延安整風”記憶猶新，這一切都不會影響整風運動的各項部署。總之，絕對是讓你怎樣你就得怎樣！ 偉大領袖絕對有辦法打消人們對運動的疑慮，讓人們相信黨的整風就是整黨。然而輿論界沒有緊緊跟上，對黨的整風不僅缺乏熱情還表現出不能容忍的冷漠。而且在這之前，因有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被權威人士認為：“黨內還有不少同誌對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實際上是不同意的。”毛澤東是注意到這點的。 一些很有資格的老黨員都接受不了整風中的“鳴放”，竟敢發表另類文章從中作梗，於是毛澤東質問：“《人民日報》到底是誰家的報紙？是《人民日報》還是《國民日報》？”這一質問當然震撼了整個輿論界，特別是震撼了《人民日報》，它匆忙地發表了一篇社論：“目前的問題不是放得太寬而是放得不夠。黨的任務是要繼續放手，堅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人們根據過去經驗，總怕運動在中途轉軌，看樣子這次不會。 知識分子不必怕了，因為既有了《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又有《全黨必須認真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文件要求；民主黨派更不必怕了，因為有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會談。人們還看到一些大報的社論：《我們讚成“放”》；《隻能“放”不能“收”》。有的報紙對“放”給予了精彩地注釋：“隻是因為我們在‘放’這個問題上還沒有很多經驗，還沒有在各方麵吃到‘放’的甜頭，‘放’的勁頭也就沒有那麽足。……隻有‘放’隻有在‘放’的過程中，謙虛謹慎，勤勤懇懇，我們才能受到鍛煉，學到處理新問題的經驗。” 人們似信非信，暗中悄悄說，領袖的辯證法，神秘莫測、變化多端，誰能說得準“鳴放”的內涵究竟有多少非屬初衷的東西。可是就在這個節骨眼，有一個很令人吃驚的事發生了：偉大領袖居然肯定了鍾惦棐的《電影的鑼鼓》。他說：“這次對電影的批評，很有益。但是電影局開門不夠，他們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傾向。”其實這篇文章早在提出“鳴放”之前的 1956 年 12 月 15 日 就在《文匯報》和《文藝報》同時發表了。當時大家覺得文章講出了真話，讓人挺佩服的，認為此公有膽有識，但還是有很多人替他捏把汗。 毛澤東對此文的欣賞，對那些有話不敢說的人等於給壯了膽子，“鳴放”的高潮很快地掀起來了。自然，《電影的鑼鼓》成了發動“鳴放”的“由頭”，而毛澤東又補充說：“非黨員自願參加，自由退出。”“有意見就說，黨內外打成一片。”加上對“說話無罪”的認知，近則有《電影的鑼鼓》的鼓勵；也趁輿論界的高溫和毛澤東關於整黨的每次講話，都讓人能感到其誠其真，自然沒人會想到“其思有反”。在這當口，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發表了《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 其實，人們估計錯了，真正激勵費教授寫出《早春天氣》的，不是毛澤東信誓旦旦地講話，而是他被周恩來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受到極大的鼓舞，不寫出他的感想就覺得對不起總理對知識分子的關愛。而若幹年以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位世紀領袖早都辭世了）的上世紀 80 年代，我們才有幸讀到周總理對《早春天氣》的評價：“有一次我來杭州，回去時在飛機上看了費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把知識分子心靈深處的一些想法都說出來了。共產黨內也有不少寫文章的知識分子，但這樣的文章我看是寫不出的，就是有這種想法也是不寫的。”對知識分子這樣地赤誠相待，在中共領導人中周恩來公認是第一人。 在整風初始階段，也沒有引起人們多大的注意，不要說大企業機關，就是文化、藝術、教育界也沒多少人就知道整風的“風”是多少“級”，甚至一向慣於“看風使舵”的某些中層領導人也不見得就知道“風向”。可以想見，寧慎所在的大型機械廠的“鳴放”會上自然有點冷清。但架不住“鳴放”文件一個勁地發到各級黨委，到後來的文件中，明晃晃地提出“大鳴大放”，而且加以注釋： 有話就說，不打棍子，不揪辮子 。更何況有那麽多《社論》一再交代政策，看樣子這次黨的整風是真的整黨，人們沒有任何顧慮了，誰真想幫助黨整風，誰就該“大鳴大放”，以表示你真正關心黨的整風。 不知從什麽地方得到的經驗，要想“大鳴大放”最好邀請些黨外人士參加。寧慎在“鳴放”會上看到曾是佟正平的兩個助手，共青團員肖方毅和李大年。李大年鳴放說，我覺得佟工程師曾表示黨委不重視知識分子，我想這方麵的情況寧慎同誌比我們更了解佟工。 寧慎倍感突然，既不明白李大年點他有什麽意思，也沒想到“鳴放”會上從佟工問題開始。寧慎一時還沒有反應過來，佟工另一個助手肖方毅馬上說，有一次我去辦公室偶爾聽到佟工和寧慎在談論關於哪個國家月亮圓的問題，我覺得那話裏有崇洋媚外的意思，同時讓我感到他們都認為廠領導外行，在那裏瞎指揮。 李大年和肖方毅的發言一下子語驚四座，寧慎剛想答辯，一位廠領導一邊看了看寧慎一邊說，“小寧，你是黨員，得鍛煉自己什麽話都能聽下去，‘鳴放’會嘛，特別是對黨外群眾的發言，我們不僅要好好聽取還應給以尊重，暢所欲言嘛，咱們還是先‘放’，有不同意見不同看法，以後有的是時間，什麽問題都能說清楚。” 寧慎說，“我什麽都沒說呀，隻是覺得雖說是‘大鳴大放’，總得實事求是吧，暢所欲言不是信口開河吧？” “小寧同誌，這就是你的不對了，黨外同誌的積極發言，怎麽能說成是信口開河呢？我們應該重視黨外同誌幫助黨整風的積極性，小寧同誌，你需要好好端正態度。” 寧慎氣得臉都白了，讓他十分不解的是領導的這種立場和態度，究竟意味著什麽？是愛護自己呢，還是別有用心地庇護什麽人？或許更惡劣地在掩蓋什麽？他也在警告自己，先冷冷，得警惕意外。這時候他特別希望亭亭能馬上回來，他知道亭亭在應對這方麵，遠遠勝過自己。他還想到，春節時在家曾和亭亭一同跟父親談了很多關於知識分子的話題，父親還很誠摯地讓他們談談他的迂腐；父親的迂腐的特點是以為自己一向潔身自好，行為端正，又在地下黨的關懷下，毅然決然地去了東北解放區，有了這些，就決不會有一天會落到俞平伯的悲慘境地；父親沒有認識到，難道俞平伯就有什麽行為的不軌才有那份非人的遭遇？換句話說，曆來被整、被批的知識分子，都是因為他們有什麽過錯或是曆史上有什麽肮髒嗎？ 現在似乎輪到寧慎開始“迂腐”了，不過他還是堅信，我又沒礙著誰，整我什麽，何況我還是共產黨員！黨整風的目的非常明確，根本不是整普通黨員，而是整那些說話管事的黨的各級官員。我又沒脫離群眾，我的機械設計那必須按科學要求，設計一項工程能在圖紙上隨意亂畫嗎？寧慎這樣一想就覺得自己有何懼哉！ 其實，別說你一個剛走出大學校門的寧慎，就是那些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員，你問問他們誰具有認識各種運動的能力？毛澤東是以戰爭思維來運籌帷幄政治運動的，自然是決勝當下！小小的寧慎你不就是一個大學生的那點認知水平！應該說，在理論上、在引經據典上還可能說個 A 、 B 、 C ，但在現實的“風”刮過來時，一切一切都被“風”所旋轉，讓其飄零則飄零，讓其落地則落地，讓其陷入泥溝則泥溝，沒有換位的任何餘地。再經過人們的踐踏之後，給予輕蔑的一瞥，於是命運也就旋轉進不可知不能識的歸宿。 遺憾的是，寧慎在“風”麵前，依然是天真，依然是一臉無所謂的幼稚，依然是太嫩而無所察覺，因而不僅不可能有什麽作為，連自己的位置也很難找到。更糟糕的是，寧慎對李大年和肖方毅在會上的發言已經忍無可忍，內心決定，對得勢小人一定給以還擊！他竟氣憤地表示，在我們的新社會怎麽能容忍勢利小人發威發狂！如果小人得勢，這個社會還能有真理的聲音嗎？他卻根本不知道中國的小人曆來在其背後有強大的後盾；小人是最現實的功利主義者，一有號令，眼前就仿佛有一堆黃金，誘惑他們展轉騰挪大顯不凡身手。 二 其實寧慎也是讓真理弄迷糊了。 他不懂得社會也是離不開荒謬的；有些人的命運或可說有些人的成敗也常有小人所起的作用。因此必須認識到所有的活動中都有真真假假的東西，看誰需要什麽就到其中去選擇，有時盡管你並不情願，但有極高明的政治手段會驅使你不得不按別人的需要，去選擇你根本不需要的東西。這樣，所謂理想呀，真理呀等等大概很難沒有虛假和欺騙。當然寧慎還未從現實過程認識到，政治就是最大功利的占有。這樣看政治，也不應認為是對政治不恭不敬，平心靜氣一點兒，就應該承認政治窩藏著“真真假假”，而且“真真假假”一有行動便在需要的時間真變假、假變真；這樣，在政治包裝後，沒人還能準確地認識誰是君子誰是小人。換句話說，誰是君子誰是小人得由政治說了算。 當“鳴放”進入 57 年的 6 月，一位叫林希翎的女大學生在大學生集會上發表演講：“胡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致。”她還說，“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裏是不民主的，我把這個社會叫做封建主義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 寧慎的一個在北京工作的同學，把林希翎的《講話》寄給了他，寧慎讀後很是激動，竟覺得這才是知識分子說的真心話，他才明白，這才叫真正的“鳴放”。於是，他在廠一次的“鳴放”會上第一次發言，他站著說，在 5 月時的“鳴放”會上，我曾對別人的發言表示過不滿，現在我向李大年和肖方毅道歉，是我沒懂“鳴放”的方針政策。我作為一個剛剛入黨的青年人，今後一定好好學習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現在就黨是否重視知識分子的問題提出我的看法。他一口氣說下去。 我不知道佟工程師是否對這個問題有過什麽看法，我的看法是，黨對知識分子是重視不夠的，我的根據是：“應該對於所使用的知識分子有充分的重視，給他們以應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們能夠積極地進行工作。”我想如果黨對知識分子很重視了，周恩來總理就決不可能講我引用的那些話，而且還講了另外兩點。隻是我不便全部引用。我想，就咱們廠來說，我同樣認為黨委也不夠重視知識分子。 廠黨委負責人很認真地聽寧慎發言。和藹可親的樣子，對寧慎說，“小寧，我希望你能稍微具體點兒，也就是最好舉幾個例子，這能讓黨委更好地了解實際，也便於改進工作嘛。比如，你覺得自己受到黨的重視沒有？” 黨委負責人的這一問，讓寧慎感到冷不防挨了一悶棍，一時還真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而且一屋子人的眼睛好像都盯著自己。寧慎從小到大還從沒有這麽多眼睛盯著自己。寧慎立時有個疑問：負責人這樣問自己是有意的安排，還是屬於會上的即興發言？他這樣想的瞬間裏，覺得脊梁一股冷氣從下往上直衝後腦，但他得回答，這不是裝聾作啞的會。 寧慎回答說，“我覺得廠黨委對我非常重視，我剛來廠不久就培養我入黨，滿打滿算我來廠才兩年，這就說明廠黨委對我的培養和重視。” “可是你剛剛還說‘我認為黨對知識分子重視的不夠’，還引用周恩來總理的講話，就廠黨委說，這是否意味除了對你這個知識分子重視而對其他知識分子重視不夠呢？” “我沒這樣想過，我是看了報紙上有很多這類說法，在‘鳴放’會上什麽也不說又覺得與黨的步調不一致，所以我是根據報上登載的，做了上麵的發言。” 寧慎的解釋就看這位負責人怎樣理解了，如果真的就事論事，報上怎麽說咱就怎麽說，這應看做是人們的普遍心態，而且長時間以來，就在領導層也認為是很有價值的經驗；如果認為別有所指，說寧慎的發言是“言不由衷”、是某種搪塞，那寧慎也就沒能力說清楚了。 讓人佩服的是領導就是不一般，負責人放下對寧慎的追問，他依然溫文爾雅的樣子，說，“請大家對佟正平的不辭而別談談看法。”負責人提出這個問題，讓人們感到有點意外，覺得人都走了好幾個月了，走得對也好、不對也罷，再論個是非沒啥意思。當然這是書呆子的看法。也出一些人的意外，對這個問題的發言莫名其妙地特別熱烈。 有的質問，黨委為什麽讓這個與祖國貌合神離的知識分子當上廠標兵？佟正平從到廠第一天起就看不起工人群眾，說這也不合標準那也違反科學，總之，在他眼裏咱們廠一無是處。有的竟問，我懷疑佟正平的回國有什麽政治背景沒有？ 這些發言極大地激怒了寧慎，他不能容忍對祖國非常熱愛的佟正平的中傷和誣蔑，作為他的摯愛朋友，他必須義無反顧地捍衛佟正平的人格尊嚴；在這種情況下，再不站出來，怎麽對得起朋友，怎麽對得起朋友給他留下的那封每一行都能看見淚痕的長信！寧慎先屏息了一下呼吸，站起來，無所畏懼地質問： “我請問黨委，咱們這是為黨整風的‘鳴放’會，還是帶有聲討意味的批判佟工程師的批判會？這也算幫助黨整風嗎？他有沒有所謂什麽政治背景是我們這裏每個人都需要知道的嗎？這種直接關係到黨的政策的原則大事，能允許我們隨便猜測、隨意高談闊論的嗎？我認為允許並且支持這樣的發言，就不能算是對知識分子的尊重，正相反，是名副其實地人身攻擊；這與我們黨的整風的精神和方向，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我覺得通過佟工程師的不辭而別，談談廠黨委是否對他不夠重視，這也涉及到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問題，我認為也是‘鳴放’的內容，倒是小寧同誌把問題說大了，提到上綱的高度，其效果是不讓人們‘鳴放’，這是很不妥的，也讓我們的黨外群眾不好接受。” 果然，領導的話音未落，兩位非黨青年有態度了：既然這樣，我和小李退出“鳴放”會。肖方毅說罷和李大年同時站起來準備離會。一時與會者中有些人茫然不知所措，怎麽剛“鳴放”出一個問題就要掐起來，“鳴放”不是這個意思吧？那就看領導什麽態度了。這一屋子人，不管是黨員還是非黨群眾，遇到什麽事兒一般說，都沒有主見，一切看領導，沒錯！ 負責人既冷靜又深思的樣子，不緊不慢地說，“請同誌們遵守會議秩序，我要批評兩位共青團員，小肖和小李，怎麽能以這種態度對待這麽嚴肅的‘鳴放’會？別忘了這是廠黨委請你們來參加‘鳴放’會的；黨委再三表明，在會上不僅誰都可以暢所欲言、還鼓勵發表不同意見；我現在再次強調，不能聽到自己的意見被反駁了就沉不住氣了，就感情用事了，甚至要求離會，這是很不嚴肅的，是非常情緒化的做法。好，小李、小肖回到座位上。請大家繼續發言，我明確表示，希望大家把意見即使是很尖銳的意見都擺到桌麵上，我們一向反對當麵不說背後亂說的壞毛病、壞習氣，讓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態都健康些，正常些。” 負責人的幾句剛柔結合的話，似乎給會場注入了活力，人們有種更加意氣風發的神態，這就激活了整個會場。從人們的表情看，也都準備好要發言的樣子。不過寧慎好像在琢磨負責人那幾句“剛柔結合”的話，覺得表麵看是在批評小李、小肖，實際上讓寧慎感覺是對自己旁敲側擊。但他還是想再沉沉，再聽聽是否還有對佟工的中傷，得知道這個葫蘆裏還有什麽。等一切都清清楚楚了，再為朋友一搏也不晚。古時還有為朋友兩肋插刀，我寧慎難道麵對自己的朋友受到誣蔑而無所作為嗎？寧慎知道這時候誰講理，誰就受到懲罰；而很多很多說假話的人，在現實生活中有了得天獨厚的優勢。他想到這裏，等待會上還會出現甚樣的花絮。其實，花絮中藏著人們對他的嘲笑；稍微聰明一點兒，就能感覺到，這個說為社會主義，那個說為共產主義，在麵對是非的時候，竟讓人看不到一點道義！你就是熱血沸騰了，那就自我燃燒吧，幹嘛為朋友鳴不平而去赴湯蹈火？現在不時興為朋友兩肋插刀的故事了。 他很謹慎地看了幾眼小李、小肖，發現他們的眉宇間藏著某種得意，而負責人倒更沉著的樣子，給人的感覺，他是在耐心地等待他所希望的足以溶進鳴放內涵的言論。但負責人忽然靈機一動，好像很隨便的樣子。目光在每個人臉上掃視了一遍，最後在寧慎的臉上停住。 以很平和的口氣問寧慎：“我記得還是你向黨委推薦佟正平為標兵的，我沒記錯吧？” 寧慎當即回答：“您沒記錯，是我推薦的。當時黨委是要把標兵的榮譽給我的，因為我有病住院一個來月，按規定，不是全勤的就沒有資格當標兵，而讓一個不夠條件的我來當標兵，群眾會怎麽說？至少會說那標兵是給黨員準備的，同時會讓群眾感到當標兵的條件是虛設的，是一種冠冕堂皇的擺設，誰當標兵並不以條件來定，就看領導一句話。我擔心的就是這個，所以我為了維護這件事情的嚴肅性，才向黨委表明了我的態度。” “小寧，咱們就事說事，當時你推薦的理由，一是他全勤，二是他工作認真，三是他任勞任怨，四是他聯係群眾，五是他謙虛謹慎等等。你現在怎麽看？” “不變！我仍然認為佟工程師就具有那些優秀品質。” “可是他來找黨委幾乎是質問，說廠黨委關於評定標兵，是非常不民主的，是不應該脫離群眾的，他和你說過嗎？” “說過。” “還記得他怎麽說的？” “記得。” “能向大家說說嗎？” “能。” “你說吧，也好讓大家能夠了解清楚。” 寧慎沒有馬上回答。他不明白為什麽黨的整風“鳴放”會的話題，倒圍繞起佟工說事了；這有點某種韜略的味道，是意在言外 ?! 但話說到此停住，顯然不行，索性說下去，到底看看能飛出什麽鳥來。寧慎說出自己的看法：關於標兵這件事，他認為黨委有責任下發指示，即製定當標兵的條件，也應該把各車間和科室的標兵分配數額講清楚，以及時間要求等等，但黨委不應指定誰是標兵！佟工對自己當標兵十分惱火，對我也很不客氣，他說，你能代表群眾嗎？你的推薦黨委就點頭，這是體製決定的、還是我們的領導人習慣於自己說了算？特別是他的兩個助手也當了標兵，他認為這不僅不可思議，這也是很少見的荒唐。佟工認為，讓我的兩個助手當標兵，至少也得聽聽我的意見吧，但沒有。他不知道這是為什麽。他認為，標兵，顧名思義，應該是群眾認為他們是作榜樣的人，具體說，工作有成績，學習有進步和生活正派；更重要的一點是，必須是大到全廠、中到車間、小到科室的絕大多數人所認可的模範或先進人物。做這種事必須公平、必須民主才能讓群眾信服，才能得到群眾的信任和擁護，才能達到樹立標兵的目的，既保護群眾的工作熱情，也能進一步調動為超額完成生產任務的積極性。而現在指定誰是標兵的做法，隻會走到願望的反麵。 “小寧，他的這些看法你認為怎樣？” “我認為完全正確！” “那麽，他的‘不辭而別’是否與這些看法有關係？” “這是我不能回答的問題。按說，像他這樣有很好教養的人是不應該‘不辭而別’的，我也不大相信他怎麽會這樣，連個招呼都不打就走了，不可理喻！” 三 看來鳴放會要繼續開下去。但讓寧慎不明白，為什麽鳴放中心就是談佟正平。對這點，那位黨委負責人解釋說，就是想通過佟正平的一些看法，來審視我們黨委這方麵的思想工作還有哪些差距。還表示對寧慎的發言很欣賞，說對黨委有很多啟發，使黨委認識到過去對知識分子的思想工作，做得還不夠細致，今後一定有所改進。同時，號召大家都能像寧慎同誌那樣坦率地談出自己的觀點，毫無顧忌地講心裏話，認為這是完全合乎“鳴放”的精神。 會議室裏稍稍靜了一會，肖方毅發言了，“我想談談佟工在技校給我們講課時常常談到的一個觀點，看看是否需要大家認識。佟工說，‘我們國家要想改變落後狀況，必須掌握先進技術，必須加快學習科學；不能有一點進步就沾沾自喜，要有憂患意識，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比歐、美國家落後至少 30 年’。他還說，‘時間給每一個人或是給每一個國家都是一樣的，任何一個有追求的人或是任何一個有追求的國家，都會把時間當作他們的最愛，而我們這裏似乎浪費了太多太多的時間。這方麵我覺得應該學習歐、美’。什麽叫憂患意識？我理解，在我們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應該想到會有挫折、會有災難！不讓我們想有美好前景。” 有一個寧慎想不起名字的、也在技校聽過課的青年人開始發言，令他頗感不快的是那種發言，幾乎就是通常所說的無中生有地揭發，而且完全歪曲原意。 到現在寧慎才咂出味來了。他疑惑了，怎麽都在談佟工？是否要把佟工當作導火索，以引爆出更大的煙火便於從中獵取？ 那位年輕人的臉上露出氣憤的情緒，這讓寧慎真就不明白了，佟工究竟怎麽了？他聽過佟工的講課，講得深入淺出，唯恐怕學生聽不懂，有關術語的解讀從不夾雜外語，處處都照顧到學生的實際水平，各種公式他都想盡辦法做到最通俗地解釋。是佟工把學生教錯了？還是他在什麽地方得罪了學生？寧慎注視著第一位發言的年輕人，想聽聽他到底還要說什麽。這時寧慎已然意識到這種情況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一時拿不定自己該如何麵對。 那位年輕人說，“當我聽到佟正平要我們學習歐、美時，我簡直氣炸肺了！我問，您一方麵說我們落後於歐、美 30 年，一方麵又讓我們學習歐、美，這不就是說我們不如歐、美嗎？也就是你們這類知識分子常說的：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這不是典型的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說到這兒，他在描寫當時的場景時，這位年輕人既有幾分義憤又有幾分顛狂，接著他這樣說，“沒想到佟工聽到這兒幾乎要發火了，他居然打斷我的話，並說：‘若按你的邏輯，如果誰要不想當洋奴就得認為中國的月亮才是最圓的，是不是這樣？’我當即提出另一個問題，您說，‘不管是我們每個人還是我們國家，凡有所追求必然珍惜時間’。孤立看，這句話當然沒錯，可是您接下來說的是，‘我們中國浪費了太多太多的時間，這就等於說我們沒有追求’。這是中國的現實嗎？偉大領袖毛主席說，‘我們一天等於 20 年’！” 黨委負責人很有興趣地問年輕人，“聽了你的答辯，佟工有什麽反應？” “佟工看了看我，還搖了搖頭，好像歎了口氣，他說，‘我很慚愧，我對祖國了解的太少了，真對不起各位，浪費了你們很多寶貴時間來聽我胡說八道，我向你們道歉。然後他說了一聲‘再見’就走了，再以後，他沒有再來技校。” 黨委負責人說，“佟工找過我，隻說他太忙了，沒有備課時間，堅決辭去兼職技校授課工作。原來還有這麽一個過節。” 年輕人有點不摸底，看著黨委負責人問，“我對佟工的反駁錯了嗎？” “請大家表表態，就對他們各自的說法發表你們的意見。” 情緒“一邊倒”意見也“一邊倒”。給寧慎的印象類似“缺席審判”。也把他逼進這樣一種心境：“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這個節骨眼兒，李大年一招火上澆油，更加激怒了寧慎。 李說，“佟正平老是說我們沒有技術、沒有科學我們就會永遠落後，我們繁榮富強的理想就可能落空，老百姓想擺脫貧困也就非常困難了。你們聽聽，多麽駭人聽聞！多麽惡毒詆毀！小孩子都知道，‘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而他從來不說‘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全靠毛主席’，很明顯，他所說的國家大事，與我們黨，與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沒有關係，這豈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一個細節似乎沒人注意到，那就是在幾位年輕人發言過程中，負責人以不被察覺的目光審視寧慎，當寧慎完全被激怒了，負責人卻聲色溫和的樣子，問寧慎：“你怎麽看？” 寧慎壓了壓心頭怒火，隻長歎一聲：“有點撥弄是非了，我們不該如此惡劣地對待佟工啊！他若知道該多麽寒心哪！做人得正派，做事得公正，說話得講良心。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操守。哪能為投其所好而顛倒是非！” “這麽說，寧慎同誌，你覺得幾位年輕人，對佟工的看法和意見是偏激了，還是不正確了？”負責人好像有點驚詫地注視著寧慎。 “您覺得呢？” 寧慎這一問是出乎黨委負責人的意外，不過，讓人相信，凡當領導的幾乎都有非同尋常的本事，隻是各自火候的不同，或說各領風騷的手法有所差異。 “我當然有我的看法，不過現在不是我表態的時候。上級黨委明確地指示我們，在發動鳴放期間，領導不要表態，要充分發揚民主，要耐下心來聽群眾發言。我想，寧慎同誌，這樣你該了解我為什麽隻聽意見而不發表意見了吧？” 看來我必須回答了。寧慎心想，黨委花這麽長時間來主持對佟正平的批判會，顯然別有用心，自己和佟工共事一年多，有責任談出我的看法，盡管非常可能遭到非議，但為了公正也為了良知，我必須為佟工說幾句公道話！寧慎剛要說出心裏話，立時又告誡自己，不可莽撞！於是說：“我想再考慮考慮，既然黨委如此重視佟工的言論，我不能輕率地表態。” “還是你有顧慮了，”黨委負責人依然坦誠說。“這次黨的整風，首要的就是讓大家暢所欲言。這不是我要求的，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一貫的要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方針政策如此明確，如若再有什麽顧慮，我看很不必要了。”負責人的這次煽動，很有效，哪怕“明知山有虎、也得虎山行”，寧慎非說不可了，他終於走上了某些人所希望的路上來。此時寧慎心裏對佟工還有點埋怨：你幹嘛要回來表示你愛國呀，看看，現在惹出多少是非，讓所有的勢利小人都有所作為了，讓人們喪心病狂地隨便汙蔑和鄙視，也讓我的良心跟著受煎熬。這是何苦啊！ 寧慎站起來發言。他說，“我從幾位年輕同誌對佟工的發言中，最直接的感覺是歪曲了佟工所講的話的本意，從根本上把原意顛倒了；譬如，一個國家要發展、要改變落後的麵貌，就必須掌握先進技術，就必須發展現代科學，這不僅是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共識，也是他們現實社會取得的發展和進步的印證，中國能例外嗎？這怎麽能和否定共產黨的領導聯係起來？他的人生經驗也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他早不回來、晚不回來，為什麽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他就放棄了在德國優越的工作條件，毅然決然地回到祖國，不就是為奉獻自己的一點才學麽！對佟工此舉，我的解釋就是熱愛新中國，我認為沒有任何別的解釋！這還有什麽必要猜疑呢？再譬如，佟工說我們浪費了太多的時間，這有什麽呀，實事求是地捫心自問，咱們珍惜時間了麽？再則說，就說一句浪費了時間，怎麽和‘別有用心’扯到一塊了？我們自己不也常常說，把很多寶貴的時間都浪費在各種大小會議上了？怎麽佟工一說就等於否定‘一天等於 20 年’？” 寧慎竟有不吐不快的感覺，因而就有破釜沉舟的氣勢，不是開弓沒有回頭箭嘛，既走了第一步，就得走到最後；人，隻要問心無愧了，就該勇往直前。他繼續說： “佟工的每句話，幾乎都被認為有嚴重的政治問題。我真的不知道這是從何說起，讓我很不懂，甚至讓我感到莫名其妙！從另一個角度看，很可能我們和他在‘時間概念’的理解上有所不同，佟工認為每個小時都要有工作質量，如果讀書，那就每個小時都要有心得。如果我們真的是實事求是，佟工的時間觀念有什麽值得我們如此氣急敗壞的呢？即使我們從沒有浪費時間，而他以他的‘時間觀念’錯誤地解釋了我們的時間現實，我們有必要把一盆髒水潑給佟工嗎？至於他說我國與歐美國家相比落後有 30 年，這個估計是否準確，我沒資格作出判斷，但我相信一點，佟工不可能信口胡說。他去過歐、美很多國家，隻要是真正的科學家，看某一個機械構件、或是看某一工程的科學含量，就能初步判斷一個國家在這個領域所達到的水平。從一個理性視角，即便把我們落後方麵說得不準確了，和歐、美的差距不是 30 年而是 20 年，或是 10 年，或根本沒差距，我們有必要對佟工如此興師問罪麽？我們的正確態度，也應該是心平氣和地反思自己，多做一些‘知己知彼’地調查了解，而不應頤指氣使地說人家‘心術不正’，無中生有地詆毀人家；最後我想說，做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做人，要‘將心比心’！” 沒想到寧慎發完言，一屋子人都陷於無作為狀態，好像要反駁，也想要回擊，可是，一時又沒有殺傷力很強的詞語；說一些不鹹不淡的話，又怕領導懷疑你是否和寧慎是一個戰壕的戰友。這好像棋局上的搏殺，一方舉棋不定了。大家不約而同地看著領導。 黨委負責人也沒想到會出現這種尷尬局麵。他曾相信自己發動“鳴放”是輕而易舉的事，特別是那次“三反五反”自己被打成大老虎，對“運動”有了常人沒有的悟性。通過“運動”才能顯現領導水平的高低。他現在下定決心轉變角色——領導曾把我打成大老虎，我今天就能把誰誰打成什麽什麽，也就是“運動”要什麽我就能給什麽。 按說，這位廠黨委負責人應該回憶在“三反五反”自己遭遇死神恫嚇的悲慘經曆，應該在這次黨的整風中，盡可能地讓同誌們避免當年自己的遭遇。但他有個獨到的見解：自己被整那是極左的結果，是錯誤的；錯就錯了，沒人為整錯了人來負什麽責任。現在他領導廠的整風，他將怎樣整人他不明確。就緊跟毛主席的指示，讓怎麽整就得怎麽整，這是不允許有半點含糊的，從大局來看必須如此。而他自己的內心還有一個隱秘的角落，他親眼所見，平素很不起眼的人，在運動期間忽然變成出類拔萃的人物，既然是出類拔萃，理所當然地被提拔被重用。而自己呢？廠黨委書記因病一直住院，全廠黨內外一切都由自己處理，可是連個副書記的名份都沒有，給個黨委負責人稱號，稱號是什麽級？廠黨委任何一位委員都有資格得到這個稱號，他心裏當然為此感到上級疏於對他的發現，也許認為自己政績平平，於是他本人好象也有幾分自怨自艾。他認為運動有壞事的同時自然也有好事，這就不難理解，他對這次“運動”有所期待。 他心裏也鬥爭過，但扛不住向上爬的欲望。他對“運動”有過親身體驗，之後，他曾對老朋友偷偷說過：過去有句話是，對事不對人，運動一來就變成了對人，爾後沒事兒找事兒，那事兒呢，也就要多少就有多少；所以他認為運動的本質就是整人。 應該說這位負責人對“運動”還是有見地的。但他有另一套邏輯，過去被整，現在整別人這是辯證法所闡明的“質量突變”；當領導是幹什麽吃的？一言以蔽之，就是按毛主席要求辦，粗俗一點說，讓你做事你做事，讓你整人你整人，哪怕讓你挨整你也得接受，最後給你一句，這是對你的考驗。對這一整個“程序”，別看每一個當領導的嘴上都不說，卻是爛熟於胸的。讓你確信：標誌領導才能的，就是有堅定地領導運動的經驗，麵對任何局麵，都能駕馭得可謂得心應手、遊刃有餘。盡管這個廠黨委負責人還不一定很老辣，但也會千方百計地用心思把“鳴放”搞得有點聲色。他心裏說：就是整錯了人，你們也怨不得我；因為我必須遵照號令：指哪兒打哪兒！否則，別說想當副書記了，就是保住黨員的稱號也不易。 寧慎發完言一下子鳴放不起來了，大家都在看他的顏色，這位負責人居然有種喜上眉梢的樣子，他說，今天的鳴放會，大家的發言都很熱烈，這證明同誌們對“鳴放”都有了深刻地認識。隻是我覺得時間很長了，大家回去再多想問題，大事小情和領導應注意的事情都說出來，這會幫助領導能看清問題的本質。好，今天的“鳴放”就到這裏。散會！ 四 在走到門口時，有人拍了一下寧慎的肩膀，寧慎側臉一看，竟是主持會議的負責人，兩人四目瞬間一碰，寧慎看到負責人向他微笑。 負責人既拍寧慎的肩膀又向他微笑，這讓寧慎感到有點不尋常了，而且往常的鳴放會沒有這麽早結束的，今兒個突然結束了，為什麽？寧慎畢竟不是笨腦瓜子，事兒在腦子轉了幾圈兒也就明白了個大概其；明白的同時，他又不得不佩服負責人綿裏藏針的功夫。他之所以提前結束鳴放會，他一定是擔心，如果人們萬一同意寧慎的觀點，就等於支持寧慎，就等於“鳴放”未到終點就回到了起點，那，下一次會“鳴放”什麽？ 寧慎對負責人會上的言談及會下的舉止當然非常敏感，竟覺得有些曖昧。他忽然感到這位黨委負責人在玩弄手段，他有不可告人的個人目的。這樣的共產黨人能為革命做什麽呢？如果黨員是一個旗號，嘴裏喊出動人心魄的口號，而心裏全是自我設計，這樣的共產黨員能為共產主義走多遠呢？ 其實，從一個特定角度，各級領導人大都經過“政治運動”的洗禮，而其中深得要領或是卓有突出建樹者被提拔當了領導，他們再領導運動自然是輕車熟路，所以這樣的領導，一有運動，他們就必須而且一定要抓住幾個知識分子作為鳴鑼開道的先鋒（從沒見文盲或文化淺陋者成為重點人物），然後才可能把運動向廣度擴展、向深度開掘，這就是曆來的政治運動給予後人的曆史回顧；這自然是綱，“綱舉目張”，這正是給予現實的當政者最有價值的經驗和原則啟示。 寧慎倒吸了一口涼氣，似乎他突然大徹大悟了，但已騎虎難下！不過他倒覺得人生既然充滿各式各樣的搏鬥，你總得在搏鬥中作出正確地選擇，選擇的要旨，在於其價值的質量；因而搏勝搏敗就無所謂了。寧慎不能容忍人們，對一位愛國者幾乎喪心病狂地攻擊和誣陷，這實質上恰恰是對黨的政策極嚴重的破壞，甚至是直接背離了整風的正確方向。固然，“人難得一輩子做好事”，寧慎則說，“人一輩子總得做幾件好事”，那就讓曆史作證吧，為佟正平正名，就是我的人生中做的第一件好事。他這樣決定了，自然也就義無反顧了。 但是，寧慎作為一個年輕黨員，經過幾次“鳴放”一下子變得十分迂腐了。他竟完全忘記，政治運動是不講什麽道義呀，良心呀，情操呀等等，所有這些都是資產階級的反動人性論；幾乎就在昨天，他還提醒自己的父親在政治風雲中不可天真迂腐，而今天他自己卻在眨眼功夫就變得愚不可及了。與其說幾代知識分子因其有文化有良知，而毫不設防地受到政治的偷襲和殘忍的虐待，不如說政治的導演家們的政治手段，實在是無與倫比的高超而又十分巧妙的把你變成迂腐卑微的可憐蟲。 就在這時有聰明者說了，毛澤東“不費吹灰之力誘敵深入”了。這不單是聰明者這樣說，國內外各種派別的政治代表人物都毫不掩飾地說，毛澤東政治上的誘敵深入像他在軍事戰略上一樣運用的得心應手。後來（在幾十年後）人們才知道在 1957 年的 5 月，毛澤東已張開口袋靜候右派進入。也許是因為還有很多很多應該定為右派的還未走到口袋邊兒上，所以尚需等待時日，方可下達反右總攻擊令。就在 6 月 8 日 ，《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麽？》，與社論發表的同時，僅僅幾天，毛澤東的“口袋”就裝進了幾十萬所謂猖狂進攻黨中央的右派。 還是毛澤東自己說得明白：“我們主張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毛澤東如此直言不諱，讓黨內外各級官員乃至普通幹部都大驚失色！因為黨的整風宗旨不搞“反脫離群眾、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已變為對資產階級右派的全麵反擊！”這不得不讓人深信不疑，所有的忠誠、正直、道德、信仰、憨厚、樸實等等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在中國大地上被掃蕩得不留半點痕跡了。其來勢之凶猛猶如千軍萬馬馳騁敵陣，誰能想到一個“匈牙利事件”，一個波蘭“波茲南騷動”，經由領袖的大手一揮，就轉變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滅頂之災！和風細雨的整風精神沒有了，這才讓人認識到策略的最佳形態就是欺騙！世界上從來沒有不變的策略。調動起工人群眾和左派人士的大聯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對右派和右派嫌疑者群體進行空前大圍剿；無疑等於汪洋大海滾滾而來，知識分子的生死被無情地扔進怒吼的波濤之中了。 可以想見，寧慎所在的機械廠呼啦啦地響起打倒右派的怒吼聲。而廠黨委出人意外地公布了首批右派分子的名單，這份名單所有的名字上都“打叉”，這就等於另類了。在名字上打叉的有寧慎，還有兩個曾認為是積極分子的、自己感覺良好的肖方毅和李大年的名字也打上叉了，當然還有其他人，不過，這讓那兩位積極分子太傷感了，像被五雷轟著了，覺得事兒怎麽會是這樣呢，不是黨委安排我們從寧慎身上打開突破口嗎？我們聽黨的話了，每次會都是我們先發言呀，而且言之所及都在寧慎身上啊，難道我們對領導的意圖領會錯了嗎？ 畢竟他們太淺薄，不懂得“卸磨殺驢”也是某種要求的必然。 寧慎感到定他為右派是他的恥辱，這個恥辱是一種政治暴力對善良人的淩虐。曆史遲早會有回應的，這個恥辱被一隻大手扣在頭上，會有另一隻大手把這個恥辱給扔進曆史的垃圾堆；他確信，唯有這樣才合乎“唯物辯證法”，否則，就是“主觀唯心論”；他更相信曆史是最有耐心等候各種“客觀實在”進入它的篇章的。而在新中國發生的所有運動，總有一天會被認為是這個時代的恥辱、野蠻和殘忍，都證明我們的文明已喪失殆盡了。所以，寧慎認為這決不是自己做人的失敗，正相反，是在理性完全迷失的時代悍衛了朋友和自己的人格尊嚴。 因此種種，他的精神狀態好像比往常更好，而肖方毅、李大年、郭明遠（當時寧慎沒想起他的名字）三個右派，他們的精神可以說完全垮了，主要特征是他們誰都不認識了，別人也想不起他們曾經是什麽樣子。顯然他們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啊。不過在監督勞動中，寧慎看到他們時，並沒有對他們表示仇恨，倒是覺得他們似乎比自己更可憐些，看來任何時代都有奴才的角色，奴才的悲劇在於：絕對得不到包括其主子在內的任何人的絲毫尊重，因為他們毫無做人的境界。寧慎為他們的未來感到幾分擔憂，一旦被廠子扔出去了，他們還能幹什麽！有誰還會要他們！論文化，他們連初中都沒念好，家長的願望，無非是讓他們學點手藝爭取將來能養活自己，看來，家長的非常樸實的願望很難實現了。他們不知道，佟工在國外的助手，其最低學位得是碩士，他身邊的助手有博士學位的並不少見，而我們這裏隻派給他兩個沒念好中專的年輕人，說是請他帶徒弟，幫助廠子培養人才。難怪佟工報怨，莫非我從德國回來就是為機械廠帶徒弟嗎？ 寧慎這樣想時，自己也難以解脫悲哀，自己命運的一切也是他的亭亭的一切呀，自己命運未卜，亭亭怎麽辦？不是吃飯問題而是他倆的幸福生活還能否存在？如果存在，那將在哪裏開始？到現在，他之所以依然相信有未來，就因為亭亭在他的心中依然亭亭玉立！他絕對相信亭亭不會因他是右派而與他分手，甚至正因為當了右派，更證明了他心中一片陽光下的忠誠、正直、堅持正義等優秀品質，她會更愛自己。 在寧慎被定為右派並參加被監督勞動的半月後，即 1957 年 7 月上旬，亭亭實習完畢，帶著畢業證和安置意向的建議等材料匆匆回到大堡。回到家後，看到老人的憂鬱眼神，亭亭倒先問起，“是小寧出事了吧？爸，媽，沒必要瞞著，在北京有太多太多敢於提意見、提建議、指出黨在某些方麵的方針政策有瑕疵的人，都一律打成右派。”亭亭說到這兒，稍稍猶豫一下，小聲說，“小寧的父親也打成右派了。” “什麽？他不是副部級嗎？他不是一個民主黨派的副主席嗎？”母親大吃一驚，連連問女兒，父親一下子愣在那裏，喃喃自語，又是一次大災難降臨了，從“延安整風”直到現在，還沒有讓我們黨認識到，每一次運動都是對民生的摧殘和對社會秩序的破壞；不要說有多少熱愛祖國的知識分子蒙受屈辱或無謂死去，就是黨內高級幹部甚至是一個時期的領導人，不明不白的罷職、驅逐乃至被迫抹脖子上吊的，那是一個不便說清的數字啊。 亭亭知道父親又聯係到過去了，怕老人傷感，便問，“爸，您不是廠黨組成員麽，在定小寧右派的會上，他們征求您的意見了嗎？定誰右派不能拋開黨組的意見吧？” “那當然，黨組和黨委同時舉手表決的。有權表決的都舉手了，如果我不舉，不但改變不了小寧的命運，而且還會給他們一個機會，質疑我和小寧的關係；到現在廠子黨內外還沒人知道小寧和咱家的關係，現在小寧隨全廠 30 多人一塊監督勞動，其中有右派 10 人，另外 20 人是壞分子和國民黨時期的幾個留用人員，理由是他們有交代不清的海外關係，這不算處理，處理將在運動的後期，怎麽處理現在不清楚，我估計廠子是不讓呆下去了。” “爸，我有兩件事要盡快定下來，一是和小寧的結婚，二是我的工作定在哪裏。” “乖，媽想聽聽你的打算，你爸自從小寧打成右派一直就擔心你這兩件事。” “爸，您不必太惦記，我愛小寧這絕不變，媽，您也別不放心，當右派怎麽啦，中央各民主黨派的正副主席幾乎都打成右派，沒聽說章羅聯盟麽？慘極了！此外，很多著名專家、學者、作家、藝術家成千上萬都是右派，連老資格的一群群共產黨員也打成右派。當右派就當右派吧，我想還不至於丟了命。有命在就行，大概還能餓死不成？再說，這是國家定你是右派，那是躲不過的，這是中國現代史很重要一章。我們沒必要想得太多，爸的革命經曆不也是差點兒成了革命的敵人，中國的情況特殊，有時愛國也有危險！這樣也好，我們對社會也沒什麽責任了，什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讓顧炎武複活吧！與我何幹！” 亭亭媽說：“時代和社會愛怎麽變就隨它怎麽變吧，不對它抱期望，倒也利索。隻是媽心疼呐，我閨女的命也要跟媽一樣，為自己的男人受煎熬！” “媽，別說這個！天又塌不了，我比媽那時候好多了，媽那時是九死一生，我和小寧僅僅是換個活法。媽，不說別的了，您和爸商量，我和小寧什麽時候結婚，婚禮舉不舉辦？” “這總得和小寧商量呀，”看得出亭亭爸有些惆悵了，他說，“現在小寧在哪兒勞動都不清楚，真愁人！聽說窯廠和郊區來廠聯係，希望這類人去他們那裏勞動，因為那裏既不用管飯也不用付給工錢。他們表示，至於這些人表現好壞，我們負責寫出鑒定材料。” “愁啥呢！小寧就是改造 10 年，他不過才 34 歲，不老吧，完全可以預言，將來，隻要有能耐的人，絕對會站在生活的前麵！因為從長遠觀點，社會的進步不是靠什麽所謂政治覺悟，而是靠技術手段，靠科學手段；再說，我是外科大夫，我的手術刀會讓我過不好日子 ?! ” 亭亭爸心裏說，理是這個理，可是眼下—— “我隻問一聲，爸爸媽媽要認為小寧人品惡劣，女兒馬上和小寧分手；若不是，僅僅因為被打成右派，女兒絕不背叛婚約，女兒決不做趁人之危而落井下石的卑鄙勾當！” “要論小寧的人品那是沒挑的，乖，你做的對，什麽時候對你愛的人，都不能三心二意！媽和你爸支持你的決定。做人嘛，就該這樣！” “女兒謝謝爸爸媽媽，隻是我求爸爸媽媽，臉上別愁得像過不了日子的樣子，您要是在北京就知道了，有很多念了一輩子書，在講台上認認真真給大學生講課的老教授，都六七十歲了，他們想到自己用一輩子的勤奮換來一頂右派帽子麽 ?! 所以我說我們的情況不是最糟糕的！現在談我的第二件事。原本我打算就在爸的小醫院工作，然而廠黨委卻把小寧打成了右派，我還有什麽必要為它奉獻我的才能呢！但我也不回北京，我不能離開大堡，因為我的親人都在大堡。而且我在大堡守候小寧也方便些。” “這也好，咱們這個家，團聚的日子實在太少了，又趕上小寧的事兒，咱不能離他遠了。乖，媽還真是怕你有別的想法呢。”又對亭亭爸說，“咱得先想辦法把孩子的婚事辦了。” 五 寧慎和亭亭的婚事還真是不怎麽好辦，總得有結婚證吧，寧慎的右派身份，怎麽能領下來，自然是關鍵。蘇敬山決定先不用閨女出麵，萬一說崩了下一步就難走了。他覺得廠黨委負責人萬魁元把寧慎打成右派，現在還要去找他想辦法給開出結婚證，心裏有點別扭。別扭是別扭，還得求他給辦，因為蘇敬山認為萬魁元辦這事有把握。他對萬魁元是太了解了，無論從哪麵講，他萬魁元也得給麵子。 回溯往事。老書記武誌峰住院養病期間，市委組織部部長讓蘇敬山代理書記，他不想幹，建議當時是黨委委員的萬魁元來當書記。部長說他行嗎？蘇說先看看，不行再說；部長還是沒答應他當書記，連副書記也不讓他當，可能是部長對他有看法。最後還是部長接受了蘇的建議，讓他暫時負責黨委工作，他也就成為黨委負責人。後來，萬魁元不知怎麽聽到的，知道沒有蘇敬山的建議，他萬魁元肯定還是黨委委員。這件事讓萬魁元很是感動，他還當麵向蘇表示感謝。萬魁元就是想當官，他覺得當官能管人，而管人心裏舒服。他現在搞“運動”如此賣力，很可能就是想當書記。這是一點，第二點，蘇對他還有救命之情，“三反五反”時，他那條命是蘇給搶救回來的，他不能忘吧？此外，蘇敬山對家人說，我為他保守一個可怕的秘密，他心知肚明。我有求於他，他不可能默然不動，萬魁元會知道該怎樣做。 “我想找他先給小寧放幾天假，然後說明閨女和小寧的婚事，接著就是讓他答應給開個證明，明白地告訴他咱閨女要結婚。我估計萬魁元可能給個順水人情，他很敏感，就在一般情況他也不敢輕易得罪我，何況我若是讓他不自在的話，他再想當官，這輩子怕是沒啥指望了。他這一說讓母女一時懵懵愣愣的，竟不明白他在說什麽。他冷笑一聲，不過我不那麽做就是了。隻是我想，這一來他豈不也知道寧慎是咱女婿了，他怎麽麵對咱們呢？” “那就更沒必要為他過去的破事兒遮著蓋著的了，你那吞吞吐吐有半句沒一句的，好像是怕我們娘倆知道饒不了他似的。這時候你還是敬神呀還是怕鬼呀？他有什麽把柄你得說說呀，你看他把小寧禍害成什麽樣了，你還為他人道主義呀，犯不著！” “不是不是。情況比較複雜。去年的事兒了，他把車間副主任的老婆給禍害了，女人不到 30 歲，她原想忍，他害怕事兒若鬧起來，後果誰也難以預料；這事兒一旦揚開了，她丈夫絕對敢殺死萬魁元，那樣女人還能活得了？她丈夫還不得去殺人償命！但是沒想到女人懷孕了，她都快要嚇死了，才偷偷地來找我，把經過原原本本地講了：這個萬魁元早就看中她了，她也不敢不答應，因為她丈夫還在車間當副主任，沒準萬魁元一怒把她丈夫弄到翻砂車間當翻砂工人，這不是萬魁元的一句話嗎？沒過多久，她丈夫當上了車間主任。就這樣，萬魁元這事兒就不了了之。” “那，女人的孩子呢？” “我為保護這個女人，我給她吃了打胎的藥，並給她開出患子宮炎、卵巢炎需要治療的證明。這樣，這個女人一家避免了一場災難。當然萬魁元也就依然“人五人六”地當他的黨委負責人。我就是看不得女人受可憐、受欺負，可我隻能醫她病，隻能為她保密，我做不了別的，不過還是保住了她的家；若不的，後果就沒法收拾了。” “我爸做的太對了，特別是這種事，首先就得保護弱者，弄不好肯定出大事。對萬魁元咱也不能揭發告官，那是他自己的事，盡管品質惡劣、道德敗壞、行為無恥、以權誘奸的齷齪卑鄙，但這不是我們所應管的事。不過從他把小寧打成右派這點來看，我也是有一口氣憋的慌，看情況吧，他若能給點方便，咱也不必把打成右派的這筆賬算在他身上。如果他沒有一絲同情，那就要看我當時的心情了。” 那以後沒幾天，蘇敬山幾個回合的言來語去就把萬魁元說服了。 他允許寧慎以養病的名義住進職工醫院，結婚證明信也已開出了，還再三為把寧慎打成右派表示 100 個對不起。可沒辦法挽回了，名單已經報上去了，據說所有單位報來的右派名單，匯攏在市委三人反右領導小組的特別保險櫃裏封存。 夜深人靜時，蘇敬山一家四口密商計議。寧慎總覺得沒法麵對，但亭亭依然叫他二哥，而且語氣更溫柔更甜蜜。她說，“二哥，你不要有任何精神負擔，你我第一次見麵後你就借元好問的詞說，‘問人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怎麽，當右派就不知情是何物了？當右派與生死毫無關係！現在我當著我的父母之麵，真真實實地告訴你，二哥，你必須娶我，我這輩子認定了，隻有二哥配當我的丈夫！而且，我的父母完全讚同。不許你胡思亂想，什麽耽誤了我的青春，拖累了我的父母等等，這都是廢話！” “可是——” “沒有可是！”亭亭一把抓住寧慎的肩膀，熱烈地說，“咱倆能在這種情況下喜結良緣，這就是驚天動地，讓人們刮目相看，讓人們隨意品評，讓人們茶餘飯後有說有道。這就是咱倆最大的勝利！歲月的每一天，曆史都有記錄。讓後人讚美我倆吧，在反右的高潮中蘇雨亭和寧慎迎來自己的洞房花燭，讓他們把反右鬥爭進行到底吧，而讓我倆歡度蜜月！” “閨女，你得讓小寧說說呀！畢竟，他的處境讓他心煩，究竟對右派往哪兒打發現在誰也不知道，有什麽話說說，別憋在心裏。咳，這運動的樣兒五花八門，其實就是整人唄！” “乖，你爸說的對，是得聽小寧說說，還得聽聽小寧有什麽要求，結婚是大事。” “我沒有要求，隻是我想他們要是把我發配了，亭亭和爸媽，你們的日子多窩心啊！我什麽都不能幹了，隻能去贖罪！我說心裏話，我一看到亭亭立馬就想到我這不是把亭亭毀了嗎？亭亭會因我是右派一定會受到牽連，亭亭的前程肯定會受到嚴重影響。現在還有人相信我們的時代不搞株連嗎？” “誰想株連？我還什麽也不幹了，我叫他們株連，怎麽啦，在家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是什麽派？——右派？左派？反革命派？退一萬步說，他們有千百種伎倆，盡管使出來，株連是有傳統的。但沒犯死罪吧，我倒希望我的生活能增加幾分壯烈呢！沒聽說過麽，沒有磨難的經曆，腦子會生鏽的！二哥，我也說心裏話，正因為你是右派了，我必須馬上嫁給你，我決不讓你孤單！政治無情人有情；怎麽啦，這礙社會主義啦，還是礙‘趕超英美’啦？二哥，咱們得學會自我欣賞，自我接納，用政治的觀點，咱得自己統治自己。麵對任何暴力都要更深刻地展示你的人格魅力！你無罪！誰有罪？老天有眼看不見嗎？” 蘇敬山怕出萬一，連忙給他們的結婚證領下來。亭亭媽希望他倆到北京家裏辦，反正有了結婚證，誰也無權禁止右派結婚，誰也無權把跟右派結婚的人也打成右派。何況北京人見的右派多了，他們的心裏未必都鄙視右派，沒準還可能贏得意外的讚譽——瞧人家不在乎什麽右派不右派的，該幹什麽還幹什麽，無所謂！甚至還會給人們一個深刻的記憶。 但，亭亭到現在還沒有把寧慎的父親也打成右派的事告訴寧慎，這婚怎麽能到北京去結？她也清楚寧慎早晚也會知道，但亭亭決不讓自己說出，就想一直瞞著寧慎。所以她堅持就在大堡辦。就婚俗來看，確實有點反常，但也沒辦法。亭亭既不想讓寧慎的父親不好麵對，也不想讓寧慎家的周圍四鄰看熱鬧傳笑話。 蘇敬山兩口子見女兒執意不去北京辦，經女兒反複說，兩個老人終算醒過悶兒來，覺得親家那邊也不知道他們決定結婚的事兒，當然，也不可能有任何準備；再則，老親家又受到那麽大的打擊，一家人的心都為老親家的命運懸著，怎麽能高興起來呢？這是一方麵，寧慎這方麵呢，他這時候回北京結婚，萬一讓人們知道，沒準還以為小寧逃跑了呢！索性，就在咱這兒，咱也不請任何人，既不張燈結彩也不敲鑼打鼓，這叫什麽？這叫沒有中國氣派但有時代特色的獨創的成婚大典。 就這樣，寧慎和蘇雨亭洞房花燭了，蜜月十天剛過，想不到萬魁元登門祝賀來了。剛坐下萬魁元就說，“我也是讓雜事纏得脫不開身，還不知小寧、小蘇倆人辦事沒有？可是，我一想到寧慎，我真的有種犯罪感，心裏非常不是滋味，覺得太對不住老領導對我的恩情。我直罵自己昏了頭，對你們這種關係一點都不知道，若是哪怕知道一點兒，我說什麽也不能讓寧慎落到這種地步。沒辦法挽救了。我忘恩負義了。” “就是我們也不知道閨女早和寧慎相愛了，還是這次閨女回來，才把他們的關係和我們講了。事兒出了也怨不得你。原來寧慎的妹妹寧馨和閨女是在協和醫院的同學，又是住一個宿舍，由寧馨介紹，就成了，我和閨女媽也是一直蒙在鼓裏。若根本沒有這個運動，你能定誰是右派！你就別放在心上了，女婿將來會怎樣，就看他個人的運氣和造化了。” “我不知該說不該說，以亭亭的人品和才貌，又是協和醫學院畢業的高材生，幹嘛非得要嫁給右派呢？”萬魁元也是想在這種時候討個好，就順嘴說出來。但他的話音未落，門咣的一聲猛地被撞開，進來的正是蘇雨亭。 她父親一看頓覺要出麻煩，但也不好阻攔。一進屋亭亭氣咻咻地說，“本來我們不想跟你說什麽，總算你給我們的婚事還幫了大忙，小寧成了右派，我們也不和你計較，可是你偏偏說出我幹嘛嫁給右派？你有什麽資格說！你以為沒有你我們就不能結婚了？沒有你，寧慎打不成右派這倒是真的。你是誰？你知道我要說什麽嗎？我告訴你，盡管你是大左派，你知不知道你的靈魂有多麽肮髒！你還想往上爬，你還想爬多高？你知道不知道你應該進監獄？我對你的無恥行徑都難以說出口，你還覺得自己高舉紅旗了！明明白白告訴你，我們不願看到任何人有難堪的下場，自然也包括你。我爸一再教育我，什麽時候也不告狀！也就是你說了幾百次的揭發。這麽說吧，不要因為我們，而讓你倒黴！” 萬魁元做夢也沒想到會有這一場，臉色一會兒白一會兒又紫了，走也不是、坐也不是，他心裏一個勁兒打鼓，他知道亭亭不是嚇唬更不是詐唬；一旦暴露，不管是官方還是私方，對他都是災難。他一時語塞，心想，她怎麽知道的？心又想，自己怎麽就鬼使神差地把寧慎打成右派呢？他已經意識到這個婁子捅大了。在這種情況，類似萬魁元之輩一旦捅了婁子，一般說都六神無主。萬魁元現在想到的，絕對不是什麽時候能當上副書記，而是千萬不能進監獄，真要撤職查辦，萬魁元的全部希望，必然是流水落花春去也。他好像覺得自己的命運在蘇雨亭手裏，他的希望在蘇敬山的眼神裏。現在的萬魁元隻有求助蘇敬山了。 但是亭亭沒容爸爸說，她看了看萬魁元說，“寧慎不怕當右派，所以我們也不計較在運動中你玩兒的什麽鬼把戲，我爸對你是很寬宏的，說沒有‘運動’，你也不敢整人。這話說的沒錯，但我讓你心裏明白，在運動中我的丈夫依然五官端正，大義凜然，這點你親眼所見，照樣不亢不卑，照樣不愧不怍，照樣敢直麵任何人！而你這位廠黨委負責人幾乎挖盡心思，蠅營狗苟，唯恐整不出右派而影響你的前程。” 亭亭憋在心裏的氣雖說也撒出點了，但還是覺得胸悶，接著又說了不少。 “盡管你的作為有這個時代的特點，可以不必大驚小怪，但，我還是為你設身處地想過，因為運動的領導者在運動中必然調動或變化各種手段。而所謂人性，所謂良心，那都是運動的障礙。事情已經有了結果，我還說這些有什麽意思呢？我是想請你回憶某些是非，以便醫治自己的靈魂。你說我丈夫怎麽就當上了右派，他不就是為佟正平工程師想找回公道麽？你再重新想一想佟工程師的形象，這樣一位品格高尚、學識淵博、熱愛祖國、從海外歸來參加建設的愛國者，你瞧瞧你和你的同夥把他汙蔑成了什麽樣子了，就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幾乎忍辱求全地工作了 7 年，我丈夫就是為證明中國還是有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才在所謂“鳴放”會上，義正辭嚴地大鳴大放。你和我丈夫站在一起，你拍拍你的胸脯，你說你們誰高尚，誰才算得上真正的中國人？誰才是真正有黨性的共產黨員？然而你卻跑到我父親這兒，說什麽我幹嘛非嫁給右派！我挑明了說，你若沒這句話，我憑什麽生這麽大的氣，還給你講這一堆大道理！我可沒有閑情逸致，隻是出於某種不平，說這些讓你心裏非常不痛快的話！” 亭亭的一番話，不僅使萬魁元又驚又怕，連她老爸都覺得話鋒太尖刻、太讓“來客”掛不住臉了。萬魁元總算還是良知未泯，往日的身段不見了，倒像是一個犯了錯誤接受訓斥的人。亭亭看出他的這種心理狀態，自己的語勢也就緩下來，她說，“其實從我爸這方麵我也不該這樣不恭不敬地冒犯您，還應該叫您一聲萬叔，就是有口氣，要為我丈夫和佟工鳴放不平而說些過頭話。我們往日無怨無仇，我何必讓您過不去！這不都是運動鬧的麽。現在我的氣也消了，我向萬叔保證，不管我和丈夫今後有多大災難，我們一家誰都不會傷害您，這一點請您放心；另一點，我請您善待被你傷害過的人，這點非常重要，您不能認為弱者永遠是弱者。共產黨員應該深明大義，我還得說一句：早早晚晚，人們一定會厭惡名義上是整風，而實際上是整人的政治運動。我說的是心裏話，但多有得罪，請萬叔原諒。”說罷走出。 六 萬魁元真的是被感動了，抓住老領導的手，一臉愧色，說，“謝謝，謝謝！亭亭給我上了一堂做人的課。開頭我還後悔不該來，現在我慶幸我來對了，不怕老領導笑話，不是小蘇的這堂課，我今後指不定要栽多大跟頭！是小蘇及時警告，讓我才有機會反省自己，否則，倚官仗勢下去，遲早會身敗名裂，太可怕了！真是小蘇的警告，震我猛醒：亡羊補牢吧，隻是對寧慎我追悔莫及呀！人若一利令智昏，就絕對看不清什麽是非了。對上，就剩下唯上是聽；對下，就會發號施令，重要時刻就會導致對無辜者的嚴重傷害。真的，我還怎麽麵對寧慎呢！” “老萬，你不必為這件事覺得思想壓力太大，當然你也有一定責任。客觀看，假定是另外一個人管這個事兒，寧慎也未必就打不成右派；運動方向越來越清楚是對準知識分子的，而知識分子在漫長的革命征程中常常被視為異己分子，因為其階級屬性被認為是屬於資產階級。技術科裏都是知識分子，顯而易見，就是要在知識分子群裏找其拔尖的代表人物當右派，你想想看，在技術科裏誰優秀呢？” “當然是寧慎，而最有影響的當然是佟工程師。” “這就準確無誤了。各行各業的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這次都難逃一劫，這麽說吧，不管是縣、市級的，省部級的乃至國家級的，凡是名聲和影響越大的知識分子，會有很多人必得被鬥垮搞臭，這是既定方針。今天不搞明天搞，今年不搞明年必搞，因為顧炎武（知識分子）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儒家經典，被當代領導者認為，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不穩定因素。所以小寧當右派我們不能完全推罪於你，你也不必過於內疚。隻是我們都有很多教訓是不該忘記的，我不說自己了，你有過的親身經曆也能幫助你認識‘運動’的”。 也許，萬魁元現在才認識到蘇敬山的境界，過去僅僅把蘇敬山當作一位“老革命”，今天在他麵前，才感到自己太無知了，對社會的各種現象的了解和認識真是太膚淺了，才發現自己原來想的、說的都是屬於上級的指示，自己的主體意識早就不存在了。現在才真明白，就以最普通的常識看，“整人”這不是人身侵害麽，在一個國家裏，特別在一個倡導文明的國度裏，誰有這麽大的權力一紙令下，就要把好端端的人整得死去活來！一個人的有罪、無罪不是由法律來裁定的麽，那我國的法呢，如果有哪一個大膽狂徒敢說中國無法，僅此就可定成大罪，那麽搞“運動”這是合法的嗎？黨員確實違反了黨紀，那當然可以根據黨章規定給予處罰；國家幹部犯了行政法規，而且屢教不改的當然可以記過甚至開除。但，沒有經由任何法律程序的裁定，便剝奪國家幹部的行動自由、監督改造或軟禁或人身傷害，這就證明，這個社會不保障任何個人應有的權利和必有的自由，這也證明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真正保護人民的法律。雖然有《憲法》，它隻讓人們高興了一陣子，現在還有誰相信那曾經魅力四射、現在已變成蒼白謊言的《憲法》 ? 其實萬魁元也是親身有所體驗的。“三反五反”時，他以廠黨委委員的身份對全廠的基建項目負總則，運動一來人們忽然想到，掌握基建大權的萬魁元，他的手腳能幹淨？這是人們經過運動養成的慣性思維。其實關於運動，毛澤東就很明確地說過，不管有沒有 , 都要先“反”起來！於是，“運動”就衝他轟轟烈烈開展起來，把他當大老虎折騰了好幾個月，總算戰果輝煌，萬魁元“貪汙”的款數竟是全廠三年的總收入。當即把他一擼到底，押進小屋裏給反鎖上了，就等公安局抓和法院判了。萬萬沒想到真就把他逮捕了，任憑他尋死覓活地喊冤叫屈，招來的是更慘烈的“逼、供、信”。後來，中央可能發現“運動”出偏了，下令組織工作組認真複查，並強調“實事求是”和嚴禁“逼、供、信”。這就有了轉機，上級工作組對萬魁元複查的結果，才見真相的水落石出，隨後，萬魁元的“貪汙案”定為純屬冤假錯案。工作組負責人對廠黨委一把手說，運動怎麽能這種搞法呢？萬魁元有多大的神通，能把廠子三年的總收入據為己有，你們廠這三年是怎麽活的？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中央三令五申不許搞“逼、供、信”，你們可倒好，不搞“逼、供、信”就找不到“老虎”似的。 廠黨委書記武誌峰是從延安來到大堡的，不僅在延河邊看到中央領導人漫步的情景，還親自聽到毛主席關於“延安整風”的報告， 1935 年入黨的，就這個資曆，誰不看重、誰不羨慕，工作組的負責人還想奚落奚落他！他接待工作組負責人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當真是聽你指手畫腳！武誌峰說，“你說的對，我無能，我真的不知道我們廠的‘老虎’在哪兒？哪場運動離開了‘逼、供、信’？你參加過‘延安整風’麽？你要有興趣我給你講講。我的意思，錯就錯了，有個平反就夠了，在延安時就是這樣子的。” 工作組複查的工作結束了，也就是完成了使命。沒必要再說什麽。誰都知道所謂工作組都是臨時抽調一些幹部組織起來的，事情完了就又各回各的單位，因此工作組的權威是很短暫的。盡管如此，在工作組撤走時，武誌峰還熱情地說，歡迎你們常來指導工作。 這之前，知道工作組要來廠子了解所謂打老虎的情況，加之很多單位把打出來的“老虎”都放了。一個打虎隊的大頭目就有點沉不住氣，怕被追查他凶惡打人的事，便沒好臉子地對一群小打手埋怨個沒完沒了，小頭目們更是什麽也不摸底，都是大眼對小眼，一個個目瞪口呆，有的還磨磨嘰嘰，怪得著我們麽？我們隻管打，我們知道誰是老虎？還不是由上邊定！真難為了，小打手說的是實情。這戲唱好唱壞還真不能怪跑龍套的不是！ 最冤的就是萬魁元了，不到一年的時間，老婆孩子一見他都認不出來了，全身都是傷，要再耽擱半月二十天的，說不定命就沒啦。好在萬魁元“無罪釋放”了。工作組負責人對他說，萬魁元同誌，沒事兒啦，你上班吧，原來幹什麽現在還幹什麽。萬魁元好像要問，就這麽啦？負責人看出了他的心思，怎麽？你想問，就白整啦？是呀，差點沒整死我，我身體給打成了這個樣子，將近一年的工資就這麽也給打沒啦？身體有傷到醫院好好治治，你們有職工醫院嘛，職工醫院治不了就到市醫院，也可跟你們武書記談談，多休息些日子；至於補發工資問題我們沒得到政策，有或沒有最好去問問武書記。受些委屈也不應該埋怨組織，希望你還得振作起來，你是共產黨員，難道讓黨還給你賠禮道歉！ 萬魁元回想自己在“三反五反”的遭遇，又聽老領導蘇敬山和他女兒深明大義的講話，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動，讓他不得不審視未來的路該怎麽走。他不糊塗，他知道人的意誌也常常被功利吞噬得幹幹淨淨。真正的強者就在於從不追逐功利。看來萬魁元還必須慎重選擇。但，臨走時他這樣說，“先讓小兩口踏踏實實地過好蜜月，沒有我的打招呼就讓小寧在你這裏住著，廠子那邊我想辦法對付。我說過，上邊怎麽統一處理我隻能聽從，但沒處理之前我盡力對小寧做出補償。這點請老領導放心，也請轉告小兩口，我做錯了，請他們寬恕。” 萬魁元正起身要走時，門推開了，小寧和亭亭進來，寧慎激動地給萬魁元鞠了一躬，亭亭跟過來誠心誠意地說了好幾聲謝謝。原來他倆在門外聽清了萬魁元的每句話，一個當領導的，能真誠地反省自己，並且還要做些努力來彌補，這讓他們有些感動了，人家畢竟是領導，能知錯就改，應該得到諒解，纏住別人的短處不放也算不得是君子。 沒想到萬魁元抱住小寧，“真是沒臉見你呀小寧，什麽都晚了，隻說兩句 , 祝你們小兩口永遠幸福、永遠恩愛，我會永遠記住小蘇的話，也請小寧謹防外人看見。” 萬魁元走後，蘇敬山在家人麵前歎了口氣，讓妻子和兩個孩子有點摸不清。他說，“我是想到，做人難，認識人也難。就說萬魁元吧，閨女那時候恨不得把他痛斥得體無完膚，因為他的品質讓人討厭，讓人覺得他可惡，其實這隻是他的一麵，我最了解他，你們應該相信他的許諾，他是說到哪兒就會做到哪兒，在誠信方麵從不打折扣；在領導崗位上他是公認最廉潔的，那麽多的基建項目，有那麽多的錢從他手上過，是分分角角清清楚楚，其賬目可謂一目了然，僅這一點也讓人敬佩。還有一點，心裏老掛著廠子，‘三反五反’期間，先是讓他交代，他說我一分也沒拿過公家的錢，打虎隊長說，那好，你在裏屋當間兒站著，也不知站了幾天幾夜，兩腿腫得像小桶似的。後來為了保命，按照要求的貪汙數字他都承認了。你們沒見他當時的慘相，有人說這人還能活嗎？真的，萬魁元差一點沒被心黑手狠的打虎隊打死，還是我把他的命給搶回來啦。就在身體剛剛好一點兒就躺不住了，說什麽也要出院，他說，這麽大的廠子我能不牽掛麽？要是出點事兒，咱算是幹什麽的！是我硬讓他好好養病，又養了四五個月我才讓他出院。你們看這個人有點複雜吧，要我說，這‘運動’就是把好人往壞了整，把人整得半瘋、半傻、半呆、半苶了，人們都修練到無我境界了，‘運動’也就沒啥名堂搞下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