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6. 守＂法＂模範
我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這批人，自幼根深蒂固的認識， 是關於‘儒道黃老’的相反麵 －－‘法家’。自建國後，‘法家’這一稱呼曾經紅極一時。他們銳意改革，提倡以法製國，總是被當作進步的象征。而’黃老之學‘則長期以來被稱作麻痹人民的工具。給人一種腐朽沒落的感覺。
其實，隻要看看商鞅，韓非，李斯， 乃至王安石，這些所謂法家的代表人物的人生背景。’法家’這個東西本身是否作為一個思想體係而存在，都是很成問題的。而且法家之”法“的特點，是繁瑣的條文和嚴酷的刑罰，類似法西斯的高壓政策。從商鞅來看，他確打擊了秦國的舊貴族和豪強勢力，對秦國的崛起起了相當的作用, 但他同時又是中國特色的君主集權製的奠基人。
商鞅之變法，細致到把人民日常生活方式都限製在同一軌道之下，不允許有任何自由的行為和言論。仔細看看《商君書》，他所製定的各類恐怖刑法，絕大多數還是針對普通老百姓的。因為那個時代的慣例，許多刑罰不用於貴族和士大夫，秦國也不例外。
商鞅秉政之初，為了樹立威信，有一次在渭水河邊”秋決“。一天之內砍頭的，剁手的，挖膝蓋的，斬腳的多達數千人。”渭水盡赤，哭聲震天“。這些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商鞅雖最後掛在貴族勢力之手，但”秦人不憐“。這裏”秦人“指的就是平民，根本就不是什麽豪強貴族。
漢初的‘清靜無為’之中，改革的痕跡隨處可見。劉邦和他的追隨者都是平民出身的土八路，缺乏法製和政治的專業知識，所以改朝換代的當時隻能大量繼承”秦法“。真正為改變做出努力，首先是從漢文帝劉恒開始，而被他兒子景帝繼續完成的。文景法製，“務在寬簡”。強調以道德倫理維持社會秩序，量刑能寬則寬。所謂“道可道，非常道”，文帝的思維，與所謂“法家”幾乎完全相反，但是他對於法律的尊重，幾乎到了一絲不苟的地步。
劉恒於法不苟，但要是以為他總是一副馬列主義麵孔就錯了。這個人幽默感很強。前麵說過因周勃冤獄案，薄大媽揍兒子的時候。文帝還要一本正經搬出案卷說：”高檢審調結束，查無實據，已經放人。”這就是告訴家裏的親戚: 抓人是依法抓的，放人是依法放的，並非我一個人說了算。
劉恒從小離開長安，他的親舅舅薄昭，在山西就一直照顧他們母子倆，就象他的父親一樣。不合一念之差殺了政府的使者，坐律當死。不知道薄大媽當時心情如何，有沒有幹預這件事，總之文帝的決定是法律不可以更改。但是可以不用受刑，喝藥自盡吧。
可是薄舅公覺得P大個事至於嗎？我就不喝，看你怎麽樣。
文帝確實夠文的，一點也不動粗，叫了一批大臣貴戚到舅公家門口去哭喪。哭得大街小巷都聽見了。薄昭一看，得，這以後我也甭出門了。沒辦法，隻好乖乖喝藥。
還有一件事是關於文帝寵幸的弄臣鄧通。野史有說鄧通是文帝的同性戀伴侶，不知真假。古代在朝廷裏麵，穿戴，排位，站坐的等級製度非常嚴格。違反了有時是要殺頭的。鄧通因為”寵幸無比“，有的時候就不在乎，亂搞一氣，所謂”越製“。
當時新近提拔到中央當總理的申屠嘉，也是個硬貨。他對文帝說：”陛下要寵幸誰，讓他發財就好了，朝堂規矩不能亂，否則對您對他都不好。“ 文帝說：”您打住別再說，‘吾私之’“。申屠嘉心領神會。
第二天，申屠嘉突然派人緊急傳喚鄧通到丞相府，說來晚了就殺頭。鄧通嚇得夠嗆，來找文帝尋求保護。文帝安慰他說：”莫關係莫關係，你盡管去，過一會我把你召回來就是了。我是皇帝，丞相還敢不給麵子？“ 鄧通失魂落魄的來到丞相府，一進門就披散發，脫了鞋，伏地謝罪。
申屠嘉不為所動，一拍桌子：”代表人民代表黨，判處你的死刑！來人，立即執行！“ 鄧通磕頭求饒，頭都磕出了血。執法隊把他往外拖，他抱住柱子死活不鬆手。一時間，隻聽申屠嘉大喊”殺殺殺！“，鄧通嗥叫”No No No!" 鬧了個雞飛狗跳。
文帝估摸著時間差不多了，才派人去丞相府，客客氣氣的給申屠嘉陪不是，把人給領了回來。以後，鄧通老老實實不敢再調皮，而他感激文帝的救命之恩，和文帝的感情反而更深了。此之所謂“雙贏”乎？
漢文帝經過袁盎的舉薦，提拔了一個低微的騎兵衛隊長，這個人叫張釋之。文帝對他非常器重，半年內把他連升三次，進如中央高層。但是看史書的記載，這兩個人為了執法的問題經常激烈爭吵，而最後讓步的總是皇帝。
有一次文帝出行經過中渭橋，有一個過路的（估計是外省民工之類）不懂規矩。由於害怕就從橋下走出來，一下子驚了文帝的馬。當場逮捕，交最高檢察院處理。張釋之後來報告說，依法判了罰款。
文帝當場氣的要發瘋，怒斥道：”幸虧我的馬是奔馳600，要是換了象EGG的寶馬３２０，那不就傷到我了嗎？ 開玩笑，我是皇帝耶！ 怎麽能罰點錢就算了？不行，砍了他，給我砍了他！“
張釋之堅決阻攔說：“ 法者申信於民也。律令上該怎麽判，就不能隨意改。高檢是中央最高的法律機關，天下都在看著，牽一發而動全身。” 文帝思考良久，還是承認判決是對的。
象這樣的故事還記載了很多。古代的天子生殺予奪，是正當的權力。自古偉大帝王，殺個把草民百姓，更是雞毛蒜皮的事，史書都不會浪費筆墨記載。
文帝務求將標準放寬，但是有法必依, 不超過，也不苟且。在他眼裏, 用對待自然法則的態度來對待已經頒布的法律，因循而治。從不因個人一時喜怒另做一套。這在曆史上有帝王身份的人中間非常難得, 其與“所謂”法家“相比，誰更具備理性是顯然易見的。
其實，隻要看看商鞅，韓非，李斯， 乃至王安石，這些所謂法家的代表人物的人生背景。’法家’這個東西本身是否作為一個思想體係而存在，都是很成問題的。而且法家之”法“的特點，是繁瑣的條文和嚴酷的刑罰，類似法西斯的高壓政策。從商鞅來看，他確打擊了秦國的舊貴族和豪強勢力，對秦國的崛起起了相當的作用, 但他同時又是中國特色的君主集權製的奠基人。
商鞅之變法，細致到把人民日常生活方式都限製在同一軌道之下，不允許有任何自由的行為和言論。仔細看看《商君書》，他所製定的各類恐怖刑法，絕大多數還是針對普通老百姓的。因為那個時代的慣例，許多刑罰不用於貴族和士大夫，秦國也不例外。
商鞅秉政之初，為了樹立威信，有一次在渭水河邊”秋決“。一天之內砍頭的，剁手的，挖膝蓋的，斬腳的多達數千人。”渭水盡赤，哭聲震天“。這些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商鞅雖最後掛在貴族勢力之手，但”秦人不憐“。這裏”秦人“指的就是平民，根本就不是什麽豪強貴族。
漢初的‘清靜無為’之中，改革的痕跡隨處可見。劉邦和他的追隨者都是平民出身的土八路，缺乏法製和政治的專業知識，所以改朝換代的當時隻能大量繼承”秦法“。真正為改變做出努力，首先是從漢文帝劉恒開始，而被他兒子景帝繼續完成的。文景法製，“務在寬簡”。強調以道德倫理維持社會秩序，量刑能寬則寬。所謂“道可道，非常道”，文帝的思維，與所謂“法家”幾乎完全相反，但是他對於法律的尊重，幾乎到了一絲不苟的地步。
劉恒於法不苟，但要是以為他總是一副馬列主義麵孔就錯了。這個人幽默感很強。前麵說過因周勃冤獄案，薄大媽揍兒子的時候。文帝還要一本正經搬出案卷說：”高檢審調結束，查無實據，已經放人。”這就是告訴家裏的親戚: 抓人是依法抓的，放人是依法放的，並非我一個人說了算。
劉恒從小離開長安，他的親舅舅薄昭，在山西就一直照顧他們母子倆，就象他的父親一樣。不合一念之差殺了政府的使者，坐律當死。不知道薄大媽當時心情如何，有沒有幹預這件事，總之文帝的決定是法律不可以更改。但是可以不用受刑，喝藥自盡吧。
可是薄舅公覺得P大個事至於嗎？我就不喝，看你怎麽樣。
文帝確實夠文的，一點也不動粗，叫了一批大臣貴戚到舅公家門口去哭喪。哭得大街小巷都聽見了。薄昭一看，得，這以後我也甭出門了。沒辦法，隻好乖乖喝藥。
還有一件事是關於文帝寵幸的弄臣鄧通。野史有說鄧通是文帝的同性戀伴侶，不知真假。古代在朝廷裏麵，穿戴，排位，站坐的等級製度非常嚴格。違反了有時是要殺頭的。鄧通因為”寵幸無比“，有的時候就不在乎，亂搞一氣，所謂”越製“。
當時新近提拔到中央當總理的申屠嘉，也是個硬貨。他對文帝說：”陛下要寵幸誰，讓他發財就好了，朝堂規矩不能亂，否則對您對他都不好。“ 文帝說：”您打住別再說，‘吾私之’“。申屠嘉心領神會。
第二天，申屠嘉突然派人緊急傳喚鄧通到丞相府，說來晚了就殺頭。鄧通嚇得夠嗆，來找文帝尋求保護。文帝安慰他說：”莫關係莫關係，你盡管去，過一會我把你召回來就是了。我是皇帝，丞相還敢不給麵子？“ 鄧通失魂落魄的來到丞相府，一進門就披散發，脫了鞋，伏地謝罪。
申屠嘉不為所動，一拍桌子：”代表人民代表黨，判處你的死刑！來人，立即執行！“ 鄧通磕頭求饒，頭都磕出了血。執法隊把他往外拖，他抱住柱子死活不鬆手。一時間，隻聽申屠嘉大喊”殺殺殺！“，鄧通嗥叫”No No No!" 鬧了個雞飛狗跳。
文帝估摸著時間差不多了，才派人去丞相府，客客氣氣的給申屠嘉陪不是，把人給領了回來。以後，鄧通老老實實不敢再調皮，而他感激文帝的救命之恩，和文帝的感情反而更深了。此之所謂“雙贏”乎？
漢文帝經過袁盎的舉薦，提拔了一個低微的騎兵衛隊長，這個人叫張釋之。文帝對他非常器重，半年內把他連升三次，進如中央高層。但是看史書的記載，這兩個人為了執法的問題經常激烈爭吵，而最後讓步的總是皇帝。
有一次文帝出行經過中渭橋，有一個過路的（估計是外省民工之類）不懂規矩。由於害怕就從橋下走出來，一下子驚了文帝的馬。當場逮捕，交最高檢察院處理。張釋之後來報告說，依法判了罰款。
文帝當場氣的要發瘋，怒斥道：”幸虧我的馬是奔馳600，要是換了象EGG的寶馬３２０，那不就傷到我了嗎？ 開玩笑，我是皇帝耶！ 怎麽能罰點錢就算了？不行，砍了他，給我砍了他！“
張釋之堅決阻攔說：“ 法者申信於民也。律令上該怎麽判，就不能隨意改。高檢是中央最高的法律機關，天下都在看著，牽一發而動全身。” 文帝思考良久，還是承認判決是對的。
象這樣的故事還記載了很多。古代的天子生殺予奪，是正當的權力。自古偉大帝王，殺個把草民百姓，更是雞毛蒜皮的事，史書都不會浪費筆墨記載。
文帝務求將標準放寬，但是有法必依, 不超過，也不苟且。在他眼裏, 用對待自然法則的態度來對待已經頒布的法律，因循而治。從不因個人一時喜怒另做一套。這在曆史上有帝王身份的人中間非常難得, 其與“所謂”法家“相比，誰更具備理性是顯然易見的。
特別喜歡這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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