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帝王－－ 5. 真的傻嗎?

5. 真的傻嗎?

公平的來說, 漢文帝劉恒是一個資曆和才智都算平庸的人. 沒有經過開國皇帝那樣波瀾壯闊的革命來改朝換代, 也沒有象李世民那樣經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家暴來競爭上崗. 當然了, 他肯定也不是那塊料.

比起唐宗宋祖,秦皇漢武,他的個人形象是那樣渺小, 甚至在與匈奴和諸侯的周旋之中還顯得有幾分窩囊. 假如不是呂後把劉大戶的兒子整得七零八落,不是呂氏家族一夜之間蕩盡, 不是朝中大臣們更想要一個好對付的上級領導, 估計劉恒也就一輩子窩在山西支邊,不可能輪到他當這個皇上.

這個人能力雖然不強，但很能抓住關鍵， 所謂大事不糊塗 。劉恒當知青的時候讀書， 是真正讀通了。再加上有一個好母親的作用。他很明白物欲妨害心智的道理。

以帝王的尊貴，他終身沒有興建任何宮殿建築，穿的也是布料普通的衣服，即使最寵幸的慎夫人，也一反時尚，衣服下擺都不能跩地。有趣的是，他自己生活節儉，並不要求臣下效仿自己，相反他對人卻很大方，對有功的人和皇族的賞賜總是很豐厚。

但是“你我皆凡人”。他沒有象後世的王莽那樣虛偽，從不唱“克己複禮”的高調。我們知道，古代帝王如果熱愛田獵出遊，或者飲宴歌舞，往往會作為罪行被寫在史書上。文帝也喜歡這些，據說還經常到臣下的家裏去吃酒串門。

有一份奏章中卻提到，這位皇帝雖然也愛玩，也寵幸弄臣如鄧通等，但尺度把握的很好，從來沒有因為這些影響朝政。所謂公私分明，工作娛樂兩不誤。

文帝所繼承這份家業的時候，內憂外患是十分嚴峻的。政局不穩，大權旁落。內有諸候坐大，外有匈奴虎視。命運把一個不平凡的挑戰,交給了一個平凡的人. 劉恒沒有辦法幹得更漂亮，所以隻有專心作兩件很簡單的事。一是勤奮學習管理業務，二是琢磨怎麽樣改進民生。

他對管理業務的掌握之快，之精，使得周勃的壓力與日俱增，最後不得不主動退居二線。掌握了管理業務的原理, 就懂得任用得人, 而不會瞎指揮。改善了民生, 則民心思定. 隻要老百姓不亂, 其他的事情就好辦.

結果也確實如此. 文帝在位的時候出過幾次諸侯的叛亂, 但都迅速被撲滅, 後來景帝的時候有"七王之亂" , 在叛軍有充足的財政和軍事實力, 中央軍處於明顯劣勢的情況下, 周亞夫仍以持久戰的策略取得了最後勝利.
 
這與民心向背有相當大的關係. 反觀後來朱明王朝從洪武到永樂的三十年間, 大小農民和會道門起義不下七八十起. 足證武功的作用並不強於文治.

古往今來, 身處權力旋渦則往往導致人性的扭曲. 而劉恒卻對人以誠相待。取超然的態度, 淩駕於權力鬥爭之上。即使是對那些敢於冒犯他, 威脅他的人, 也是以讓為先, 以靜製動.

老子曰:" 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就是這個意思。

漢文帝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很腳踏實地. 他在位的時候所作出的一係列的改革, 都完全沒有激進的色彩,但又容易落到實處. 比如他減輕了由秦朝遺留下來的殘酷肉刑, 以及從法律條文中去除"誹謗" 和"妖言"兩種罪.

這兩件事看似微小, 但影響其實非常深遠. 首先在對勞動力需求極大的農耕社會, 廢除肉刑，就大量減少了因刑致殘而無法從事生產的人數. 同時，減少了恐懼，也就減少了促人挺而走險的因素。

而"誹謗" 和"妖言"又是兩種很難界定的行為，終文帝一朝， 在史書上都找不到因言獲罪的人和事。 這就使得言路暢通，下情容易上達，從而就不容易受蒙蔽。

聯想到朱元璋要專門設立錦衣衛來監視群臣得一舉一動， 還曾經感歎道：“我這麽辛勤工作，累得頭昏眼花， 還總有人蒙我。”不由得讓人懷疑明太祖這一代英傑， 比起山西劉小憨到底誰更聰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