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士風 --＂清談＂和＂清議＂

“清談誤國”這句話現代人都很熟悉了。那麽那麽，什麽是＂清談＂？ 為什麽古代知識份子，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階層，會喜歡＂清談＂呢？

清談涵蓋的意思比較廣，在漫漫的曆史長長河中，也因時因地而常有變化。但是有兩個特征是不變的，一是清談對應於俗談，它談的一定是高尚話題。象我們平時愛討論的哪裏開了個新館子啦，王老五又泡了哪個馬子啦，這種庸俗的東西是要排除在清談之外的。

二是清談的人，必須是文化人。象工農兵的關心的都是四時農桑啦，國土防禦啦，這些也都是俗務，不能參與清談的。

清談的內容開始主要是談學術。因為中國古代學術沒有自然科學，也不講實驗，那麽學術的增進主要是靠談來交流。象大學者鄭玄的很多學術思想就是在談的過程中被記錄下來的。

這種情況到兩晉時期發生了變化。因為那時候門閥壟斷了進身之階，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第一不不需要看工作成績，第二那時候不用考科舉。隻要是士家大族子弟，天生就有了當大官的本錢。

這樣子，自然沒有必要關心實際的東西，再加上門閥子弟天生就有高人一等的優越感，所以更不願意談論世俗的話題。有關國計民生，自然物理，軍事政治等等一概視為降低身份的東西。反而誰要是能"談"，能把人侃暈，誰就被視為水平高。

所以那時候是在朝也談，在野也談, 誰也不管正經事。甚至有州縣官一到任就關起門來喝酒清談，在任數年都不知道本地人口多少，賦稅幾何的。這在當時被視為“清高脫俗”，以此為榮。大家是要爭相仿效的。即使是很久後，還有人不斷的仰慕，有“可憐東晉最風流”的詩句。

這就是後人所說“清談誤國”的由來。

知識分子愛琢磨，一旦脫離實際，琢磨什麽呢？拿什麽一比高低呢？不可避免地要往玄虛的方向發展。所以清談者往往好玄學。玄學是一門獨立的學問，清談是一種行為方式。

研究玄學的人，也不是因為怕掉腦袋，恰恰相反，玄學愛好者中大部分是當權者，甚至包括皇帝。魯迅說過那時候的人熱衷於當神仙，很多愛煉丹，結果吃死了不少人。於是另外一撥人覺得參透玄虛也可能成仙。結果玄學大行其道，並為佛教東漸打開了大門。

史書上確實記載有三國到晉初有些文化人不願與當權者合作，又怕殺身之禍，所以他們。。。 不是搞玄學。。所以他們象阮籍那樣裝瘋賣傻。但是這樣發顛弄不好就觸了哪位大老的黴頭，結果被殺了的也不少。而清談，玄學，正是當時上下熱衷，而且還是上流社會的專利。

清談還有一位形影不離的兄弟，就是清議。

南北朝時期外族對中原的掃蕩和軍閥混戰, 摧毀了門閥士族的社會基礎. 隋唐始創科舉, 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對人事的壟斷. 寒門出身的知識份子可以參政, 官員定期要考核, 清談也隻好壽終正寢. 取而代之的, 是清議.

與清談不同， 清議在於論政，針對當時的政治和人物。清議是清談的孿生兄弟。古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總是與政治息息相關, 所以談著談著，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時事，品評人物。早在漢末, 閹宦當道，官場成了買賣場。在野文士無由仕進, 又痛恨政局腐敗, 所以就“匹夫激揚，處士橫議”。由是可知, 清議一開始是在野人士的專利。因為既關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隻有“議”。

清議當然也不是誰都能議。這些"議員"都是所謂的清流，也就是純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賈再有錢也是沒有資格議的, 後來甚至不靠科舉而登入仕途, 或在戰場上一刀一槍爬上來的武官, 都算不得清流。

清議是一種政治輿論。到明代, 已經成了不可忽視的力量。它的背後是整個封建官僚的土壤 -- 士大夫階層。如果晉代時還有不同的學派和學說, 那麽自宋以後到明, 學人們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已經高度統一。他們的清議，往往眾口同聲，其利斷金。在以名節為重的當時社會，文士階層出身的官僚不論在朝在野，都為其所左右。

正如一位朋友所說： “文人風尚，曆來影響仕宦階層”， 明代的帝王為了控製官僚，言官、禦史頗受倚重，於是他們也成了清議影響國策的主要渠道。

所以，兩廠錦衣衛，也堵不住他們的嘴，魏忠賢卡住他們的官路，在野的人反而嗓門更大，就連皇帝，也奈何他們不得。象萬曆帝，在婚姻家庭問題遭到士大夫們的堅決抵製, 竟毫無辦法。隻好耍賴躲起來, 幾十年不理朝政，頗像“竹林七賢”出世的作風，隻是這次雙方的角色卻完全顛倒了過來。

清議比起清談, 顯然進了一大步. 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學。由於清流士風使然，他們不畏權貴，倡導廉潔正義，揭露貪官汙吏。象海瑞那樣抬棺死諫，就是清議的一種極端形式，在明代發生過很多次。所以，清議積極的一麵是不能抹殺的。

但是清議之風如此盛行，它對國家人民到底有什麽幫助，就很難說了。且不說終有明一代，大小農民起義從未間斷。明中葉鼎盛時期，小小的倭寇就橫行沿海長達近一世紀。數十個倭寇就可以攻占一座縣城，這樣的奇聞怪事，居然屢見不鮮。

何也？ 因為從清談到清議， 一個“清”字的魂還是沒有變。封建文人士子，很自覺的和農工商區分開來，他們對經濟，國防，民生之類的實際課題，仍然是不屑於動手實踐的。這是舊時代知識分子的致命弱點，很難想象畢生之力用在背誦四書五經上的這個群體，能提出什麽有效的解決。

黃仁宇先生在研究中國曆史的時候，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中國古代人對待政事和人物，總是從道德角度出發。政務的討論論，也首先搶占道德至高點，而不注重量化標準。這不奇怪，儒家學說本來就是道德哲學。

由此，我們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把這些清議變成國會上的討論，結果會跟紅衛兵的大辯論一樣，議員們的主要話題都會變成，痛斥對方是“一貫反黨反革命”，或是“暴君！反民主！種族清洗！ ” 等等之類的大話虛話上去了。

我們千萬不能誤會，清議跟現代的民主風氣實際是完全兩碼事。清議的特點，就在於“議”而不必管後果。而且，文士階級天生就是封建王權的奴仆，“議”則可也，想做主是不行的。

就這樣，清議之風成事寡，敗事多。後來崇禎皇帝但凡想做點改革，每每遇到清議的強大阻力。許多加強國防， 改進民生的改革都無法實施。晚明人才倍出，然而都在王權和清議的夾縫裏擠得粉碎。例如袁崇煥的悲劇命運，可以說清流士大夫要負一大半的責任。無怪乎崇禎上吊的時候長歎：“群臣誤我”。

彪悍的滿清入主中原以後，不買傳統的賬，把清流文人狠狠殺了一批。卻並沒有使清議銷聲匿跡，反而當滿族也出現了士大夫階層以後，就更加不得了。清議的性質越來越走向了腐朽和反動，成為曆史前進的思想阻力。維新的失敗，革命的艱難，到處可見它的影子。

明末清初，在經曆了亡國之痛以後，一部分學者回頭看看前明士大夫的那套作派，這樣評價道：＂平時論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以辛辣的口吻，嘲諷了明代知識分子那種以清高相尚，恥於務實的風氣。

然而，任何時代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的文化之分。清議在另一方麵，激發了一部分知識分子關心時事，以天下為己任的熱情。揉合著古代玄學，南宋理學中深究事物本源的因素。自明代開始，一部分人開始從實踐中尋找答案，逐漸行成了崇尚“經世致用，格物致知”的學派。從《天演論》，《海國圖誌》，到洋務，維新，民主革命。這批知識分子不斷演變，在黎明前的漫漫長夜裏，不斷探索著救國救民的濟世良方。

[水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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