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在一個由六名教師組成的同事閑聊群裏，有人提到一則傳言——浙江台州天台縣一所中學有年輕教師賣淫被抓。
幾個同事鼓動群裏的李淑去打聽情況，因為知道她有朋友此前在相關學校任教。
李淑在天台縣另一所中學工作。當時，當地教育係統裏流傳著幾件官方沒有證實的“醜聞”，這是其中的一件。這則傳言，在傳入上述六人群之前的當天上午，已有教師在辦公室說起。
李淑通過微信找朋友林青青打聽，林青青表示幾小時前對此也有所耳聞，她告訴李淑一些流傳的細節，李淑再搬入六人群裏，大家揣測，賣淫的是年輕女教師梁芝。
幾天之後，在派出所裏，民警告訴李淑：這是一則 “黃謠”，給梁芝造成了極大精神傷害，對方報了警，而民警要追溯這一謠言的源頭。李淑回憶，自己當時感到確實做錯了，向警方交出了自己的手機。
約一個月後，李淑、林青青等人被當地派出所認為構成誹謗，遭行政拘留。林青青對處罰不服，提起了行政訴訟。
這則“黃謠”掀起的波瀾尚未完全平息，背後值得深思的是，謠言是如何傳起的？如何及時阻斷謠言傳播可能造成的傷害？對於熟人社會裏出現的“辦公室黃謠”，當事人如何擦除“汙點”，有關部門又該如何治理？
傳謠
警方的《行政處罰決定書》稱，林青青先後將“女老師賣淫”的不實信息發在兩個微信群中，其間將該信息傳播給李淑，後該不實信息擴散。
回到謠言散開的那天。去年11月26日下午，林青青打開微信中的“仙女下凡”三人群，聽朋友王歌發的語音：“青青，天台中學有個老師賣淫啊。”
過了一會兒，王歌私信林青青說，她出門散步聽熟人說起，賣淫的女教師是梁芝。
林青青對澎湃新聞回憶，她一陣恐慌：“天台中學的名聲要毀了。”
她這時已從天台中學（簡稱“天中”）離職，去了另一所學校。但對老單位還是有感情。在她看來，這是一所教師生活很清苦的學校。清晨六點半到校盯早自習，晚間九點半結束晚自習，她過了幾年“工作日回家隻是睡覺”的生活。老師看著學生，家長也把老師看得很緊。按她理解，“天中”的教師工作夠飽和了：“哪有時間搞桃色？”
但那段時間天台當地流言很多。有朋友之前對林青青提起，有些學校在搞“排查”， 沒有情況通報，隻是請全體教師就特定問題自糾自查。教師們會私底下傳究竟發生了什麽。
澎湃新聞從相關渠道確認，在“梁芝賣淫”這一謠言出現前後，也有其他流言在天台中學內部流傳。
對此，林青青感到憤怒，覺得一些人傷害了全體老師的名譽。
這一日，王歌給林青青傳話的同時，這些似真非真的說法也在震撼李淑和她的群友們。他們在另一所學校任教，“隔岸觀火”的感覺重一些。
一個不符合日常邏輯的故事出現，聽到的人忍不住演繹它，使它合理化，或者拿自己與故事中的人物對照。
李淑對澎湃新聞解釋，她所在的六人同事群平時會敞開分享一些家庭瑣事。群裏有人發言：“聽說天台中學有老師被帶走了。”過一會兒，這人補充道，聽說是女老師賣淫。有人便猜：也許是因為窮？
縣城裏流傳的一種說法是“年輕的女教師被抓”。 大家推李淑找林青青打聽，都知道林青青以前是“天中”的，李淑和她關係好。林青青對李淑說，好像有這回事，女老師年紀很小。李淑把這信息搬入六人群聊。群友開始翻看公開的學校會議報道，研究有哪些剛入職的女教師。有人說，這個梁芝很年輕，是她？
李淑問林青青，真是這人？林青青回複“嗯”。
李淑也感到一陣恐慌。與林青青擔憂學校名譽被毀不同，她隱約覺得這不真實，而且危險。麵對林青青肯定的回複，李淑繼續閑聊：也許是小姑娘談戀愛分手，男的放謠言毀她。林青青說，不知道。
李淑在六人聊天群裏轉發了一張梁芝的圖片，似乎是確認了傳言的真實性。
之後，林青青聽說了更多流傳的細節。她表示，自己一直沒在“仙女下凡”閨蜜群裏多說，而是在與父母拉的三人群裏傾吐，含有一些細節，比如梁老師“靠賣淫一個月掙好幾萬”。
警方後來在答辯狀中稱，王歌向林青青確認梁芝的身份時，後者獲知關於梁芝賣淫的虛假信息。在未核實信息真實性的情況下，林青青將該不實信息發至和父母的三人群，並通過微信將該信息傳播給李淑。後來，林青青又將該不實信息發在“仙女下凡”三人群。
大約是去年12月初，李淑不記得具體日期，她所在的六人微信群裏，所有老師都被找談話。
去年12月3日深夜，公安民警到林青青的住處找她。“我是被驚醒的，手足無措。”林青青回憶，警方也對她表示，“梁芝賣淫”是謠言，他們正在尋訪謠言的源頭。
到去年12月24日，李淑、林青青與告訴林青青這一謠言的王歌，分別被處以行政拘留四天、兩天、兩天的處罰。
“反噬”
在與記者的簡短交流中，被造了“黃謠”的梁芝稱自己遭遇的是“平庸的惡”。
想起這次遭遇，她至今感到十分受傷。她覺得自己沒有被當作一個具體的人來對待，在別人的嘴裏，被輕易地想象成沒人格、沒下限的形象。傳播謠言的人不願意來找她本人求證，直到這種髒話傳到八竿子打不著的其他單位那兒，再經由朋友傳回她的耳朵裏。
梁芝曾在自己的社交媒體賬號中提起，她家附近的環衛工人不知道她就是梁芝，還想與她說這件事。
一個人的惡名可以被生造出來，梁芝感到：“很魔幻。”
仍然找不到謠言的源頭，令她感到非常遺憾。梁芝一度考慮去旁聽林青青起訴天台縣公安局的行政訴訟庭審，想著也許能獲得更多細節，但最終沒去。梁芝在案卷裏看見過林青青對父母說自己的話，一旦看見就很難忘記。
林青青“在三人微信群聊天因誹謗被行拘”的新聞，一年後在網上發酵。
剛聽說這則謠言時，林青青想過：“為什麽這女孩要這樣？”最近，她也開始被人揣測“傳謠”動機——“有些網友不明就裏，說我和梁老師有競爭關係。”林青青認為這是一種附會，沒有這回事。
李淑的家人翻看了網絡自媒體的評論，很不好受。她給記者展示了一個時事評論博主的短視頻作品，博主介紹了一部分案情之後，指責李淑的朋友林青青 “太不要臉了，在三人閨蜜群裏瘋狂地傳播謠言”“有點兒缺心眼”“竟然狀告公安局”。
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等通過諸多實驗發現，“當謠言傳播時，它的趨勢是變短、變簡潔，越來越易被理解與講述”。這個過程中，大量有助於了解真相的細節被簡化，有助於謠言傳播的內容被強化，傳播者往往隻保留符合自己認知的內容。
林青青覺得，當她被卷入這起“黃謠”案，也遭到有關她的猜測和傳言的“反噬”。
林青青稱，現在身邊的絕大多數同事還不知道自己被行政拘留。她認為，最壞的結果是，一旦被行政拘留的事捅到現單位，她要被停職考察，甚至辭退。她還想過，甚至是現在的領導被約談。不管前因後果在法律上爭議幾何、行拘兩天有多麽輕，領導會被批“識人不清”。
不好說這是多大的一塊汙漬，不知會蹭到幾個人身上去。這份憂慮正在剝奪她的睡眠。
因為怕被反對，林青青沒申請往後一年當班主任，雖然，她被更資深的老師指導：一定要當班主任，這是體製內教師的成長路徑。
林青青感到，如果自己剛嶄露頭角就被攻擊私德問題，她無法開口向領導和同事剖白自我。因此，她要堅持打行政訴訟官司。
溯源
林青青也想知道是誰最初捏造了“年輕女教師賣淫”的謠言，用她的話說，“訴求和梁老師是一樣的”。按她理解，要是能找著“源頭”，那對梁老師造成精神傷害、讓天台縣教育係統蒙羞的，法律上可能會認定為其他人。
林青青說，她感到委屈，不僅僅是對於因汙點遭到職場攻訐的恐懼。警方筆錄顯示，包括王歌出門散步時遇到的熟人在內，有其他教師承認在校內、校外交頭接耳，一對一地傳播謠言。那兩天，有當地人在一個有幾百人的大群裏公然議論這件事，發了梁芝的圖片，但沒人因此被行政拘留。
同樣的客觀現實，代入梁芝的立場去看：警方從幾個教師的手機裏找出這些人、這些“閑話”，那麽，在找不著的地方還有多少？
她對記者形容，自己麵對的是模糊而沉重的壓力。
梁芝希望對謠言溯源，希望造謠的人獲得教訓。但“溯源”很難完成。拿李淑來講，她向記者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但不願意再“供認”六人群聊裏的同事們，想要保護他們。
她給澎湃新聞出示聊天記錄，想說明自己在群裏隻是“八卦”哪個女教師賣淫，沒有帶有侮辱性的言論，甚至提醒過群友這麽“八卦”可能是在造謠——當記者看見她群友的網名時，她非常輕聲地提醒道：“不要寫他們。”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趙宏對澎湃新聞表示，根據一般經驗，一個人在三人群聊裏發言時，往往懷有對私密性的期待，也就是私下對話內容不會被轉述給其他人。
她認為，嚴謹地看這種私下討論，群裏的人有一定的提示義務，即提醒他人這一則信息不一定真實，要謹慎傳播。但這不是硬性規定。
對於類似案件，趙宏認為，誹謗作為一種治安違法行為由“捏造事實”與“公然散布”兩個要件所構成。如果當事人確實有把不同信息渠道獲得的消息整理後再發給其他人，其行為屬於“捏造事實”；但考慮到微信三人群和私聊的傳播範圍，相關行為很難說屬於“公然散布”。
天台縣公安局則在答辯狀中論述道，原告林青青曾與第三人梁芝同單位，其“對不實信息內容的‘知情性’更具殺傷力，更容易被其他人聽信”。“原告未審視自身，未核實信息真假，主觀上存在明顯過錯……原告這種點對點的散布，基於特定的熟知關係，往往會讓信息接受者造成可信度極高的假象。”
警方在答辯狀中還稱，林青青的行為“大大提高二次傳播的風險”，而其閨蜜李淑實施了二次傳播行為，“基於網絡快速傳遞的特性，該不實信息被大量傳播”。
對此，林青青的代理律師在代理詞中稱，對於“大大提高傳播風險”的說法，該案並無證據能證明。
目前，林青青起訴天台縣公安局的行政訴訟還在審理當中。就治理謠言而言，處罰之外，還可以采取那些措施？
王敏遠、王革在論文《網絡暴力治理的法律一體化研究》中提出，相關案件可考慮“前置行政程序”：如立即停止侵權行為、刪除不良信息、公開賠禮道歉、賠償等方式，迅速修複受損的法益。
王敏遠向澎湃新聞記者補充道：如果當事人有所要求，發警情通報也是一種行政程序前置，如果已查實，可發相關信息，如果還在調查中，可發“正在調查”。
梁芝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提到過，自己曾向當地警方提出，希望發通報還自己清白，但沒有獲得支持。
代價
如果這起案件當時真發了警方通報，指涉到自己，林青青推測，自己為了那些打出的字，要付的代價是——在學校裏被重點關注，無法當班主任，進而斷送各種提拔機會；甚至於老師收到了行政拘留處罰決定，一旦被教育係統注意到，可能影響整個學校的年度考核，拉低很多同事的收入。
在一些特定範圍和語境中，被警方提及身份是一件非常丟臉的事，存在一些學術爭議：有學者認為，警情通報隻是對警方行為的公開，是中性的行政程序；也有學者認為通報不僅是陳述事實，還是對違法行為人進行否定性評價，本身屬於一種懲罰。
被造“黃謠”，除了求助公安部門，還有哪些救濟渠道？
2022年，一篇題為《小學校園職場欺淩治理研究》的碩士論文，曾記錄了一些教師群體內出現的謠言。有教師對論文作者回憶：“平時下班都是男朋友開電單車接我，有幾次我爸開車來接我下班，學校裏就流傳了‘我剛畢業就換男朋友傍老男人大款’的謠言。”
論文作者認為，出現教師被造謠中傷等“職場欺淩”現象的原因，包括教職工代表大會與當地教育部門的監督、救濟職能沒有充分體現，遭到欺淩的教師對投訴渠道缺乏信任，以及小學校園職場中的一部分人倫理淡漠等。
一些學者認為，應當在法律中體現用人單位防止包括造謠等職場欺淩現象的義務。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教授肖永平與博士生彭碩曾撰文建議，在法律中明確，用人單位應該保證員工工作環境的健康和安全（尤其是心理上），盡量消滅可能產生職場欺淩的負麵因素。
與此同時，對員工可以定期進行職業欺淩的相關教育培訓，對遭遇職場欺淩風險較大的員工給予更多關注，必要時采取相應的調整措施；對職場欺淩的加害人，應該及時給予降職、降薪等企業內部處分作為懲罰；最後，還應該建立合理的員工申訴機製，適時調查並回應受害員工的情況。
據澎湃新聞了解，涉及到及時識別、阻止“黃謠”傳播，“性別友好”方麵的職場培訓在我國尚待普及。曾在互聯網企業人力部門參與這項工作的從業人士王笑哲表示，根據行業不同，增進“性別友好”對社會單位有不同的實際益處。而總體缺乏相關意識的職場環境，職工心理安全匱乏，會削弱其對工作的投入，降低其歸屬感和責任感。
雖然林青青一再表示不想因 “汙點”影響現領導、其他提攜自己的前輩，但她說，打官司的動機還是說服自己繼續執教。
林青青說，自己特別用功的教研活動中，討論重點之一是“抵抗虛無”，即反對一些年輕人心裏那些犬儒的東西，他們認為世界上的人是表麵一套、背地一套。作為教師想抵抗虛無，首先得 “以身作則”，經得起學生審視。
被行政拘留之後，隻有幾位老師給她發過表示同情的短信，也都沒有直接提及那件事，隻隱晦表態：“喜歡你的人會永遠喜歡你。”
梁芝則仍在重建對周遭環境的信任。她想要得到公開道歉，一直沒有等來。
李淑對記者說， “隻要是一個女孩，被造謠一定是很難過的，警察也該給她一個說法。”但她不認為自己存在“誹謗”主觀惡意：那是一個“社會麵”上已有的傳聞。她當時發了一張梁芝的圖片，沒有前後文，想表達的隻是：“這個看上去和群聊裏的其他圖片不像，真是這個人嗎？”
她說，她和同事後來另拉了一個群，整個關於謠言的事，再沒有人說起過。
應受訪者要求，梁芝、林青青、李淑、王歌 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