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來的人：兩名香港青年的獄後心聲

在《香港國安法》與《基本法》23條重塑這座城市之後，兩名出獄不久的香港年輕人發現，如今“自由”意味著更多的沉默，但他們不約而同選擇了留在這座城市。

“當初我想做出一些改變，就已經想到了自己會進去（監獄）, 但來到的時候，我發現代價比想像中大。”

郭文希2021年被捕時年僅18歲。她被指控“串謀煽動他人實施顛復國家政權罪”與“串謀導致爆炸罪”，是香港“光城者案”的多名年輕被告之一。這個案件也是《香港國安法》下首宗判處未成年人的案例。

在被關了將近4年之後，她在今年4月終於重獲自由，但迎接她的是一座令她感到麵目全非的城市。

“所有東西都變得很陌生。”郭文希告訴DW：“很多以前的店鋪都沒有了，現在變成了中資企業。很多以前會去的店鋪，很舊式的都已經倒閉了，整個大環境或經濟環境都變了，跟認識中的香港很不同，覺得好像不太適合居住。”

郭文希的獄後人生比以往更加沈默。今年22歲的她在咖啡店打工，每個月看一次精神科醫生，試著在夜裏好好睡一覺，試著不要半夜驚醒、渾身是汗。“有時候我夢到有人追我、在屋頂開槍。醒來時我會檢查門、檢查窗戶——隻是為了確定他們不在。”

香港街頭人聲鼎沸，如同那些無法遺忘的記憶一樣，撲麵而來。“隻要人一多，我就喘不過氣。”她說，許多舊朋友已經離開，有些則躲著她。“有些人不知道該說什麽，有些人隻是害怕。”她保持低調——避開那些口號、避開舊識、避開任何可能引起注意的事。她學會少說話，仔細斟酌每一句，連笑聲都變得不一樣了。

這份她學會與之共存的沉默，似乎也是如今這座城市的沉默。2025 年，當政府紀念《國安法》實施5週年時，警方的逮捕行動雖減少，但控製卻更深入了。新的教育方針鼓勵學校加強國家安全意識，並更密切地關注學生的網上活動；區議會候選人必須是“愛國者”；出獄者名義上自由了，但卻形容自己活在無形的監視之下。

今年10月，香港政府更宣布強化“銳眼”計畫，要在2028年前，在全港安裝數以萬計、搭載人工智能的監控鏡頭。官方稱此舉將提升公共安全，但對許多人來說，這卻像是將監禁的圍牆延伸到牆外。

對 Joker Chan而言，壓力更是“肉眼可見”。他因為被指控在網絡發布煽動性言論——那些曾經被認為在香港還說得出口的字句、包含反修例運動期間廣為流傳的那八字口號——服刑5個月。2022年出獄後，他已被警方截查搜身數百次。

“你以為出來後就還清了代價，但社會每天都在向你收利息。彷佛每天都提醒你——你永遠不會有真正的自由。”他說。

他身上的刺青寫著：“煽動罪”、“香港人”，以及一串數字——代表著他在獄中的編號。這些刺青既是他信念的印記，卻也是過往被定罪的痕跡，如今讓他在街上格外顯眼。“有時他們隻是盯著我看，有時候問一些完全無關的問題。”Joker告訴DW，這種持續的審視逐漸讓人麻木——恐懼變成疲憊，焦慮變成日常。

郭文希和Joker的經曆不同，但他們的人生軌跡卻因為入獄而有了相似的輪廓。一個被記憶拖著前行，另一個置身於監視之下。對他們兩人來說，出獄不是結束，而是另一種延續——“自由”意味著他們得更加謹慎與沉默，才能夠在“注視與被注視”之間生存下來。

在判處“光城者案”時，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寫道：“隻要有一小撮人被煽動，也足以危害社會穩定。”他承認無直接證據顯示，有人在“光城者”煽動之下犯罪，但仍認為真實風險已足以構成入罪的理由。

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有了新的秩序，打壓也未因入獄而停止，而是換了一種形式。在一座越來越多監視器和各式“維護國家安全措施”的城市裏，人們更難分清何為安全，何為控製。他們重新學會如何行動、如何說話，也學會了沉默。

有些人選擇離開，開始新的生活——但對郭文希和Joker 而言，留下本身就是一種微小卻堅定、對曆史的無聲的見證。

“離開就像把我們經曆的一切抹掉。”郭文希說，她留在香港是為了家人、為了仍被囚禁的人，也為了那座她曾經屬於、如今隻剩碎片的城市。

Joker 也選擇留下來。他的過去刻印在皮膚上，是負擔，也是記錄一段無法說出口的曆史。他說：“這裏是我的家，我的街道，我的故事。”